一、慎言“30—50年赶上美国”(论文文献综述)
王雨蒙[1](2019)在《民国知识分子对西医的批判与反思——从梁启超割肾事件谈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6年协和医院摘除了梁启超的一枚肾脏,引发了众多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声讨协和乃至西医。本文从这次事件后的舆论出发,以协和医院为例,探讨了民国知识分子对于西医的批判与反思。笔者指出,许多批评西医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本身都是西医的信仰者,他们并非是借否定西医来推崇中医,而是认为中医不可信赖,西医也并非万能。尽管他们认同西医之学理,但实践中的西医却令他们失望。以协和医院为例,民国的知识分子们抨击了该医院不人性的规章制度,医护人员敷衍怠慢的工作和服务态度,以及该院对待不同种族与阶级的患者不平等,并将病人当做试验品等问题。上述看法并非仅仅源自无知和偏见,同时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这类批判不应该被视作对现代化的"反动",其本身即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柴书毓[2](2019)在《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乡贤”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在乡里社会德行高尚、声望远播的人被称为“乡贤”。明清时期乡贤文化发展较为鼎盛,突出表现在各地“乡贤祠”的设置,地方上品学兼优且得到民众推崇者死后祀于其乡,入乡贤祠。“乡贤祠”是褒奖地方贤达人士在乡里社会所作贡献的一种方式,也是统治者对地方社会民众实行教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地方社会的乡贤文化应从传统社会乡贤文化入手,明清时期阳城有着丰富的乡贤文化,乡贤典型代表众多,且多以家族的形式在地方社会发挥作用,乡贤家族中优秀族人如王国光、陈廷敬、张慎言、王重新、田从典等,构成了阳城明清乡贤群体,历史文化望族的身份也是传统乡贤身上的另一标签,贤人名士与文化家族成为明清时期阳城地方社会重要的人文景观,二者也促成阳城崇文重德、耕读传家的地方社会风气。在这背后,是乡贤进行家族建设与地方社会建设的努力,乡贤家族文化中蕴含着修身、齐家、处世、为官的生动内核,由此形成的优良家风浸润在家族成员的血脉中,对地方民众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地方社会的建设上,乡贤群体致力于教化民众,促进地方良风美俗的形成;参与到地方公共建设、地方救济事务和文教事务中;他们还为民请愿,在与官府的互动中构建起规范的地方秩序。乡贤作为地方社会德业、学业较突出者,人们对乡贤的崇尚不仅是用于祭祀的乡贤祠,更多的是对乡贤事迹的书面记录与口头传承,书面记录多以古今乡贤传记、墓志铭、序表以及碑刻等的方式进行,其中包含对乡贤事迹的描述及对乡贤的评价,口头传承主要以乡贤所在的地方社会为传播区域,通常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乡贤的事迹,以此称颂乡里贤达人士,彰显地方社会的乡贤风貌。传统乡贤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在这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得以形成,有为官清廉者、地方守护者,也有乐善好施者、教育传播者等,无论何种形象,均表现出乡贤身上的品质与修养,善行与义举。乡贤文化在阳城是传承着的一种文化现象。传统乡贤文化激励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选择,成为新时期乡贤文化的历史依据。在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等的背景下,阳城县挖掘本地的乡贤文化,依据德行、才能、声望的标准在退休教师、退休干部、普通民众等群体中寻找乡贤,建设“新乡贤文化”。与传统乡贤群体相比,新乡贤的群体具有多元化特征,也突破了性别限制的不足。新乡贤在参与村落事务的方式上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有致力于公益事业、调处矛盾、移风易俗方面的新乡贤,也有致力于地域文化传承、带头致富的新乡贤,在每类下还可细分为更小的类别,呈现出多样化的参与方式。本文在论述新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关系时,以新乡贤个体实践活动为个案进行研究,兼顾新乡贤的口述资料,对于分析新乡贤文化的当代表述具有一定的实证性与客观性,也使新乡贤的村落实践之路更为生动。重新审视由地方政府主持的新乡贤文化建设活动,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民众对于乡贤文化认识度不够、参与度不高,乡贤组织未能很好的发挥其效用等。从政府、民众与乡贤三个层面上进行共建是当下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路径所在。
史汶昕[3](2019)在《山西省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研究(1949年-1990年)》文中研究表明潇河流域的跨行政区管理机构潇河水利委员会/管理局的性质是一个“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以丰补歉,自求平衡”的经济实体。其主要从事灌溉供水,相应开展综合经营工作。虽然组织架构几经变迁,单位名称屡次更改,但其本质属性和主要任务都未曾改变。其通过水费征收、发展副业,潇河水利委员会/管理局实现了运营管理的自给自足;其通过水规制定,水利规划设计,走群众路线,实现了潇河流域的水利治理完善;通过机构内部科室结构调整、人员优化配置,实现了管理上和工程建设上的技术型导向,提升了经济效益。潇委会在波折中不断调整适应时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从单纯“管理”到综合“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经历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证明了民主管理、面向市场、不断改革的正确性。该管理机构为潇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依托建国后行政上的村社大队-村-县-市组织管理体系和其本身兴建农田水利设施、防洪防涝防旱防灾、大力发展生产,其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水利社会秩序——原有因自然区域被行政区划分割而产生的水利水权纠纷、农民负担加重都被彻底解决,由此也实现了新中国地域性水利治理背景下的新的流域水利秩序重构。
曹欣贞[4](2015)在《论在唐新罗平民的地位与境遇 ——以张保皋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唐朝与新罗两国保持了1 7 0年的睦邻关系,是中韩两国数千年关系上最佳时期之一。张保皋被《新唐书》、《三国史记》等记载了下来,同时圆仁也对在唐新罗人有大量记载。这为本论文研究张保皋及在唐新罗平民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通过研究,特别是详尽、全面地梳理了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关新罗人的记载,发现《行记》中,约有十分之一的篇幅写到了在唐新罗人。这是一幅在唐新罗人的历史画卷。这么多文字中,没有看到一处反映在唐新罗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杜牧笔下的张保皋,几乎被比作了中国的周公、邵公、郭汾阳。这说明杜牧并无狭隘的民族主义,反映出唐朝文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想风貌。唐朝朝廷一贯严禁掳掠新罗奴婢,新罗奴婢是海盗非法掠卖的。再说,唐朝的奴婢并非奴隶社会的奴隶。新罗奴婢的终结,主要靠归国后的张保皋,也与唐朝政府的政策和严厉打击有关。本文通过研宄,得出结论:唐朝政府不仅优待来访的新罗官方人员,也优待在唐新罗平民的,而他们的优秀代表就是张保皋。没有唐朝的宽容,就不会造就出张保皋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来。
吕晶[5](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康珍珍[6](2014)在《中国新生代建筑师创新实践的系统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30年,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和一日千里的城镇化进程,培养和成就了一代建筑人,这是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新生代建筑师”的群体。他们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积极思考,勇于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迎来了不绝于耳的争议,终归瑕不掩瑜,在建筑历史的长河中浓墨重彩的渲染了专属于他们神来之笔。本文立足于生态文明转型的时代前沿,着眼于新生代建筑师的教育背景和创作意识,执手建筑的本体和本原,通过环境、文化和技术三个独特视角,系统把脉新生代建筑师的斐然业绩,辩证剖析其缺陷与不足,在时代的经纬网上对新生代建筑师的创新实践进行了科学定位。论文以前瞻性的全局视角,预测了中国建筑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其实施策略,以资时代转型期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借鉴。总论部分(第二章)为背景分析。系统梳理了中国新生代建筑师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教育背景,归纳总结出他们的群体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出他们在面对当下的社会问题时,在环境、文化和技术关注方面表现出不同于前辈建筑师的创作意识。在环境关注方面追求和谐共生,在文化关注方面追求对话融合,在技术关注方面追求多维共进。分论部分(第三、四、五章)为分类综述。分别从环境关注、文化关注和技术关注三个方面展开对新生代建筑师创新实践的总结、梳理和论述。布局谋篇上,根据每章特定的论题,综合解析出中国当代语境中的创作现状,在此基础上,系统性梳理了新生代建筑师在相应方面所采取的创新实践策略和创作态度,通过对和谐共生(环境)、对话融合(文化)、多维共进(技术)的分类论述,对中国新生代建筑师的创作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分类总结。结论部分(第六、七章)为评价与展望。首先以前瞻性视角,统筹建筑全局,总结了新生代建筑师的成就和不足,继而,把握时代脉搏和未来趋向,将中国建筑未来的发展方向引向“形式追随生态”。以此为立足点,指明新生代建筑师在环境、文化和技术三方面需付诸的长足改进:融入环境,兼顾场地协调与建筑节能;立足文化,从细节入手倾注人文关怀;把脉时代,依托新技术追求全面整合。最后,在完善政策法规、改革建筑教育、建构理论体系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张洁[7](2013)在《苏联因素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文中指出任何一国的经济都处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联系中,无法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因此,外部因素是考量一国经济的重要指标。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经济而言,基础起点薄弱、建设经验缺乏、内外环境特殊的现实决定了外部因素的作用将会尤为突出。苏联与中国在地理环境、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复杂联系决定了其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典型代表。从有形物质、无形文化的提供和抽离,到意识形态、苏联模式的输入和强化,再到中苏两国、两党的亲疏远近和恩怨纠葛,诸多贴有苏联标签或与苏联有关的要素成为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将之统称为“苏联因素”。苏联因素以五、六十年代的两极格局为背景、以政治经济的双向互动为依据、以中苏双方的亲疏变化为条件,勾勒出了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清晰路径。循此路径,本文以两国之间重大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事件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苏共二十大、中苏大论战等为切入点,以数据统计、对比分析为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此阶段苏联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的历史、地缘、及意识形态等客观条件以及影响形式和影响方向等现实路径,在客观呈现“苏联资源”、“苏联模式”及“苏联多方面因素”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具体变化的基础上,试图创造性地揭示“中苏经济政治行为的互动关系”、“中苏对苏联因素的受授关系”、“苏联的国际理想及国家理性的关系”等深层实质,进而真正地展现历史脉络、还原历史真实,为当今的经济建设的战略、路线、方向等提供更为有益的借鉴。
刘爱武[8](2012)在《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当代中国发展模式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基于不同立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模式的内涵、性质、特征、价值、缺陷等等,试图探寻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内在原因,以及中国模式对现存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观点,有的比较客观,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学者由于意识形态偏见,或者缺乏对中国现实的深入了解,提出了一些片面甚至错误的观点,造成对中国模式的误导。在国外学者的话语体系中,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因此,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观点,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所以,通过对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性质、特征等问题的观点的梳理和评析,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科学地总结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内涵。通过对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评析,还可以深刻剖析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认识的背景根源、动因与目的,对于我们有效应对“中国威胁论”、“中国模式威胁论”等论调的挑战,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梳理、剖析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观点和方法,为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升当代中国的国际形象,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对国外中国模式研究做出评析,需要明确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话语体系中中国模式的概念及其涵义。本文首先对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以厘清不同时期中国模式的内涵,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本的前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立场及动因,并对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内涵、性质、特征、价值和意义及其研究方法等进行深入评析。中国模式的内涵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一个前提,但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内涵就是“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涵盖了中国模式的基本方面,但北京共识却也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否定,认为北京共识的提出只是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也有学者把“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看作是对中国模式内涵最好的概括,但是,这一概括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因为中国显然并不存在政治压制,并且“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本身就是一个二元悖论,“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政治压制”,“政治压制下”则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自由”。还有学者认为“混合经济”加“一党政治”是中国模式的内涵,这一概括相对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中国经济成功以及保持政治稳定的原因,但“混合经济”、“一党政治”的提法容易误导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中国模式的性质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焦点。一些左翼学者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看作是阶级矛盾,把由于体制不完善所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为中国模式是举社会主义旗帜,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质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也有学者错误地把经济体制改革看作是私有化、市场化的过程,只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忽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只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忽视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的制度前提,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也有学者错误地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看作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抛弃,认为中国模式是实用主义发展模式。关于中国模式的特征。渐进式改革、强势政府、开放包容等被国外学者认为是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特点的概括总体上符合中国实际,但是他们对渐进式改革、强势政府等这些特点的理解又存在不同的问题。他们只是看到了中国模式的表面特征,却没有能够深入挖掘为什么中国模式必然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也有学者从否定中国模式的立场出发,认为缺乏社会公正、生态环境恶化、高昂的行政成本等是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这种观点只是指出了中国模式在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把他们概括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关于中国模式的意义。国外学者主要从对自由资本主义理念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等方面分析了中国模式的意义。在对中国模式意义的分析和研究方面,西方学者更注重中国模式对自由资本主义理念的挑战,包括他们对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的分析,实际上都暗含着对“中国模式”的担忧以及对“中国模式威胁论”的宣扬。一些俄罗斯学者则通过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比较,通过中国改革与苏东国家转型的比较,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推动意义。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特点和方法。从高度赞扬到极力诋毁,呈现出“捧杀”和“棒杀”两个极端,或者有意无意地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等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实地考察法、历史文化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主要方法。国外学者不再局限于阅读和研究中国的报刊资料和文件,也不再拘泥于理论的思辨,而是更多采用实地调查的实证性研究。他们还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积淀的视角探寻中国模式的历史文化底蕴。并通过与苏联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比较,剖析中国模式的特点及其优势。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研究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为我们研究中国模式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启示,包括注重从文化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模式,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三十年联系起来把握中国模式,不要割裂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要从整体性视角研究中国模式,正确看待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等等。同时也应该看到,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也存在正确和错误两种趋向,既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和偏见,国外学者的研究需要我们进行深入评析。
刘鑫渝[9](2011)在《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文中认为本研究以建国后土地制度变迁为着眼点,探讨哈萨克牧区社会在土地变革中的土地实践。由于自然条件、生产资料的差异与技术手段选择的不同,中国游牧地区的土地实践与内地农村存在着较大差异。民主改革以前,牧区牧地公有,即为部落、氏族共有,但实质上草场所有权归部落贵族、头人所有。而牧业民主改革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公营,牲畜私有私营。新疆草原的民族公有制延续了大约6年(1952~1958)。这6年中,牧民对自己的草牧场可以全面地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牧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化阶段未触动草原集体所有和牲畜家庭经营的根基,符合哈萨克族游牧社会互帮互助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侵略的传统,受到了牧民的普遍欢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尽管牧业初级合作社是对互助组的替代,但在初期牧场集体所有,牲畜私有,牧民拥有比较充分的退出权,且退出的自由度与合作社的经营风险呈正相关。牧民不仅可以实施对合作社的监督,使管理者改善制度绩效,还可以参与对合作社的监督,对于社员来说,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意味着有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初级社既成功地分割了部分私有产权,又通过给予社员较完善的退出权,有效化解初级社解散的风险。人民公社化实行草原全民所有,牲畜集体所有。变牲畜家庭个体经营为集体统一经营,加上国家控制商业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牧民没有退社自由,降低了劳动的机会成本以维持牲畜及畜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也迫使牧民放弃了可能的边际生产和可能取得的边际收益。牲畜及畜产品国家征购及诸如关闭集市、限制区域交换等一系列规则,剥夺了牧民对其产品——牧业剩余价值的支配权。草原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牲畜集体所有,牧民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全面侵入农村。对单个牧民来讲,草原和牲畜都是一种公共物品,他不拥有相对于其它成员的对土地和牲畜的排他性使用、转让、收益和处置权,牧民土地和牲畜产权都出现“残缺”。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牧业学大寨、牧民定居是与土地制度相伴生的国家自上而下理性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这些体现了控制与改善逻辑的社会工程通过重新设计力图使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与清晰,以便更加有效地对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治理。这些项目始于官僚知识分子、革命精英作为“立法者”的远大抱负和无限雄心,他们不仅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而且主张通过行动来对自然界或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改造;而在这种雄心的背后,则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知识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以及对自然甚至人类本性的控制能力的超强自信。“致命的自负”注定要走向失败。即使失败了的项目也并非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效。我们是各种现代化项目的受益者,改善的目的本意是良善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是把自然和社会改造为容易被国家识别和控制的清晰而又简单的对象,还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福祉。国家将建基于农耕社会的土地制度实施于牧区是国家强力推行下的简单化实践。在这一实践中牧民成了没有性别、传统和价值、特定个性的异常抽象的可以互换的个体。这种简单化设计因为忽视了牧民的生存传统、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而遭遇失败。草原生态恶化与牧民生计两难困境成为新项目实施的挚肘。为了避免仍然存活着的“国家乌托邦”,需要在牧区现代化现实路径选择的实施中,关注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注重项目谨慎推进、规划要有弹性,利用互助传统建设“新公共性”,建立完善的牧民参与机制。
阎波[10](2011)在《中国建筑师与地域建筑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近百年历史,从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固有式”到50年代“民族形式”的演变,再到80-90年代对地域建筑现代表达的追求,及至21世纪后对本土建筑理性创新的探索,一定程度上是一部中国建筑师群体探索具有中国地域特色建筑的创作史。这期间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由于理论体系的建构不足,“民族性”与“现代化”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建筑师。进入21世纪后,中国建筑师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语境下,仍然在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本土建筑的创新探索。然而在当前建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中国建筑创作在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危机:风格泛滥、特色消失、文化缺失。随着中国建筑市场的日益国际化,中国建筑师在与境外建筑师之间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国建筑师在21世纪如何创新发展中国地域建筑文化?如何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这就是论文尝试回答的问题。论文在纵向上回顾了整个20世纪中国建筑师群体对地域建筑思想的追求历程,在横向上分析比较了不同建筑师的地域建筑创作观念及作品,从地域建筑创作的视角对近百年来中国建筑师群体发展中国建筑的思想进行了整体的梳理,对中国特色的地域建筑创作方法进行了归类分析整理,期望为当代中国建筑师从事地域建筑创作指明方向。论文首先界定了中国建筑师、地域建筑的概念,对中国建筑师与地域建筑创作研究的意义、目的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论文研究的结构框架,并对当前国内研究现状作了简要的回顾。论文主干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中国建筑师与地域建筑创作的整体概述、中国建筑师群体在各个时期对中国地域建筑创作的思想与实践、当代中国建筑师在地域建筑创作上的困境和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主干第一部分。论文第二章对中国建筑师与地域建筑创作进行了整体概述。首先对中国建筑师群体的构成与特点进行了简述;其次论文对中国建筑师地域建筑创作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历史分期;第三,论文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辩证地阐述了影响中国建筑师进行地域建筑创作的主要因素并理清了各项影响因子与地域建筑创作的关系。其中内因有建筑师的主体特征,包括教育背景、年龄层次、学识修养等;外因有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历史文脉、技术特征等几个重要方面。主干第二部分。第三~七章以建筑师为主体,对中国建筑师地域建筑创作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解析,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建筑师对地域建筑创作不懈追求的思想历程及他们卓越的理论和实践建树。这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回顾,而是带着当代人的眼光,带着今天对地域建筑思考的问题,来寻找推进中国当代地域建筑创作的思想资源和人文智慧。中国建筑师对地域建筑创作的各种思想探索在文中分别独立成章,详细研究了不同时期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及建筑师的教育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各自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主干第三部分。第八章在前几章的基础上,从当代建筑师自身的局限性、教育教学体系、市场化的创作环境等方面对当代中国建筑师在地域建筑创作上的困境作了分析。为了促进中国地域建筑创作的发展,论文对当代中国建筑师在地域建筑创作上的发展方向作出了探索研究。期望中国建筑界从自身修养的提高、教学体系的完善、传统文化的灌输等多方面培养中国建筑师的地域主义创作观。最后,论文作了总结性的论述,总结了研究成果,并对当代中国建筑师地域建筑创作前景进行了展望。
二、慎言“30—50年赶上美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慎言“30—50年赶上美国”(论文提纲范文)
(2)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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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1.1.1 选题的目的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2.1 关于乡绅的研究 |
1.2.2 关于乡贤的研究 |
1.2.3 关于村落精英的研究 |
1.2.4 关于晋东南区域社会的研究 |
1.3 本文相关概念术语的界定 |
1.3.1 乡绅 |
1.3.2 乡贤 |
1.3.3 村落精英 |
1.3.4 乡村能人 |
1.4 论文创新点 |
1.5 研究方法与实施方案 |
2 阳城区域环境:乡贤文化产生的基质 |
2.1 阳城自然生态环境 |
2.2 阳城人文历史环境 |
2.2.1 明清商业繁荣 |
2.2.2 晋商家族众多 |
2.2.3 村社制度完备 |
2.2.4 文化环境优越 |
2.3 本章小结 |
3 传统社会阳城地区乡贤群体及乡贤文化 |
3.1 阳城明清乡贤典型代表 |
3.1.1 科考入仕的士绅家族 |
3.1.2 经商立家的商绅家族 |
3.1.3 亦商亦宦的商宦家族 |
3.2 地方传说故事和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乡贤形象 |
3.2.1 恪尽职守与为官清廉者形象 |
3.2.2 灾荒战乱下的地方守护者形象 |
3.2.3 日常生活中的乐善好施者形象 |
3.2.4 助学兴儒、传播教育者形象 |
3.2.5 地方文化的书写者与记录者形象 |
3.3 阳城明清乡贤家族文化建设 |
3.3.1 家规家训规范成员为人处世 |
3.3.2 楹联匾额彰显家族优良传统 |
3.3.3 良好家风促进家族文化建设 |
3.4 明清时期乡贤影响下的阳城地方社会 |
3.4.1 乡贤示范下的地方良风美俗 |
3.4.2 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 |
3.4.3 与官府互动中构建起合理的地方秩序 |
3.4.4 联姻与结社中形成阳城地方社会文人团体 |
3.5 本章小结 |
4 阳城新乡贤群体与乡贤文化的重塑 |
4.1 一种文化现象的重现:阳城的新乡贤文化建设 |
4.1.1 官方推动下地方乡贤文化的回归 |
4.1.2 阳城新乡贤文化内涵分析 |
4.1.3 阳城新乡贤群体类型与特征 |
4.1.4 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体系 |
4.2 新乡贤在地方社会的角色定位与实践之路 |
4.2.1 文化认同与自觉观念下对村落文化的整合 |
4.2.2 自我价值追求下新乡贤弥补村落公共建设缺失 |
4.2.3 调和治理中促进乡风文明 |
4.2.4 新乡贤个体对优良家风的传承与实践 |
4.3 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反思 |
4.3.1 成效:新乡贤群体在村落社会功能最大化 |
4.3.2 问题:民众对乡贤的认知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原子化趋势 |
4.3.3 路径:从不同群体中完善与提升 |
4.4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附录 B |
附录 C |
附录 D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3)山西省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研究(1949年-1990年)(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现状综述 |
三、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潇河流域环境概况 |
一、潇河流域的自然环境 |
(一)水文地貌 |
(二)气象及水旱灾害 |
(三)河道变迁 |
二、潇河流域的人文环境 |
(一)流域内行政区划沿革 |
(二)流域内社会经济概况 |
第二章 1949 年前潇河流域水利建设及管理规则 |
一、明清时期潇河流域水利建设及管理规程 |
(一)水利建设 |
(二)管理规则 |
二、民国时期潇河流域水利建设与管理规程 |
第三章 潇河流域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
一、1949 年—1961年 |
(一)组织的筹备及建立 |
(二)组织架构 |
(三)人员情况 |
二、1962 年—1990年 |
(一)组织架构 |
(二)人员情况 |
第四章 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经费来源及支出 |
一、机构经费来源 |
(一)财政拨款 |
(二)贷款及利息 |
(三)水费征收 |
(四)买卖及副业收入 |
(五)接收经费及杂项 |
二、机构经费支出 |
(一)水利工程费用 |
(二)办公经费(含工资) |
(三)杂费 |
三、机构经费收支情况与财务改革 |
第五章 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的运行管理 |
一、管理的具体内容 |
(一)水利规划及建设 |
(二)水规的制定 |
(三)水利纠纷的处理 |
二、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
(一)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二)与群众的关系 |
(三)水利纠纷的处理与地方利益 |
三、管理效果 |
(一)历时性对比 |
(二)共时性对比 |
第六章 结语 |
附录 |
一、山西省水利事业水费收支办法(1950 年) |
二、潇河水利委员会灌溉制度规则(1950 年) |
三、潇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方案(1951 年) |
参考文献 |
后记 |
(4)论在唐新罗平民的地位与境遇 ——以张保皋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论文研究课题的确立 |
第一节 研究课题的源起 |
第二节 当今中国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概述 |
附录:韩国方面研究简况 |
第三节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地方及我的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二章 九世纪前后唐朝与新罗关系研究 |
第一节 新罗王朝与唐王朝年代的简述 |
第二节 九世纪前后唐罗关系 |
第三节 在唐新罗平民聚居区 |
第四节 在唐新罗平民空间个案分析--张保皋和杜牧时代的扬州概况 |
第五节 小结 |
第三章 根据圆仁第一手资料研究在唐新罗人 |
第一节 圆仁其人 |
第二节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价值 |
第三节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关新罗人、新罗坊(村)的全面记载 |
第四节 对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关新罗人、新罗坊(村)记载的论述 |
第五节 中秋节起源于新罗人研究 |
第六节 在唐新罗人最终归宿的推测 |
第七节 小结 |
第四章 在唐新罗平民的代表人物张保皋 |
第一节 中韩两国关于张保皋的史书记载 |
第二节 杜牧《张保皋郑年传》与杜牧其人 |
第三节 张保皋其人 |
第四节 张保皋的悲剧(小结) |
第五章 关于贩卖新罗奴婢的研究 |
第一节 对《唐会要》中“奴婢”一节的解读 |
第二节 对《唐会要》“奴婢”一节中有关新罗奴婢的分析 |
第三节 新罗奴婢来唐原因分析 |
第四节 韩国磐、姜清波的分析 |
第五节 当时的僧尼也蓄奴婢的 |
第六节 张保皋的功劳 |
第七节 对《王道》有关奴婢谬误的分析(小结) |
第六章 张保皋时代唐朝对新罗平民是开放和优待的 |
第一节 聚焦张保皋时代 |
第二节 九世纪唐罗关系睦邻友好 |
第三节 圆仁亲自见证了新罗人的处境 |
第四节 杜牧记载张保皋的意义 |
第五节 新罗奴婢的来龙去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第三节 谢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6)中国新生代建筑师创新实践的系统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缘起及研究背景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概念界定 |
1.3.1 中国新生代建筑师 |
1.3.2 创新实践 |
1.4 研究现状 |
1.4.1 国内相关研究 |
1.4.2 国外相关研究 |
1.4.3 存在的问题 |
1.5 论文框架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方法 |
1.5.3 研究框架 |
1.6 论文创新点 |
第二章 中国新生代建筑师的背景分析及创作意识 |
2.1 中国新生代建筑师的社会背景 |
2.1.1 时代机遇 |
2.1.2 现实挑战 |
2.2 中国新生代建筑师的教育背景 |
2.2.1 一脉相承的本土教育 |
2.2.2 中西融贯的海归教育 |
2.2.3 两大阵营的交汇融合 |
2.3 中国新生代建筑师的特征 |
2.3.1 跨界整合的创作特质 |
2.3.2 个性纷呈的建筑表达 |
2.3.3 “实验性”的营造特征 |
2.3.4 回归本原的内在追求 |
2.4 中国新生代建筑师的创作意识 |
2.4.1 和谐共生的环境意识 |
2.4.2 对话融合的文化意识 |
2.4.3 多维共进的技术意识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环境关注下的创新实践:和谐共生 |
3.1 环境视角下的现状解析 |
3.1.1 缺乏与环境协调融合 |
3.1.2 忽视建筑的节能生态 |
3.1.3 绿色技术的生硬添加 |
3.2 新生代建筑师的诉求:对场地环境的回应 |
3.2.1 统筹建成环境 |
3.2.2 尊重自然环境 |
3.3 新生代建筑师的诉求: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
3.3.1 传统生态智慧的挖掘 |
3.3.2 当代绿色理念的探索 |
3.3.3 旧建筑的生态改造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文化关注下的创新实践:对话融合 |
4.1 文化视角下的现状解析 |
4.1.1 缺少文化品位的视觉表演 |
4.1.2 对传统文化的肤浅表达 |
4.1.3 追求符号拼贴的形式表现 |
4.2 新生代建筑师的思考:当代文化的真实呈现 |
4.2.1 当代生活的关怀 |
4.2.2 顺应时代的更新 |
4.3 新生代建筑师的思考:传统文化的内在彰显 |
4.3.1 借鉴传统艺术 |
4.3.2 融合“新”“旧”元素 |
4.3.3 延续历史文脉 |
4.4 新生代建筑师的思考:地域文化的多维表达 |
4.4.1 创新建筑形式 |
4.4.2 继承空间结构 |
4.4.3 革新材料语言 |
4.4.4 关注乡土建造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技术关注下的创新实践:多维共进 |
5.1 技术视角下的现状解析 |
5.1.1 缺乏对高新技术的应用探索 |
5.1.2 节能技术应用处于初级阶段 |
5.1.3 不同层次技术缺乏系统整合 |
5.2 新生代建筑师的探索:高技策略的得体应用 |
5.2.1 先进技术的未来表达 |
5.2.2 数字技术的深层思考 |
5.2.3 节能技术的生态目标 |
5.3 新生代建筑师的探索:低技策略的艺术表达 |
5.4 新生代建筑师的探索:中间技术的权宜整合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基于前瞻性思考的新生代建筑师实践总结及未来展望 |
6.1 新生代建筑师的创新实践总结 |
6.1.1 取得的成就 |
6.1.2 存在的不足 |
6.2 中国建筑未来的发展方向——形式追随生态 |
6.2.1 第三次工业革命 |
6.2.2 绿色建筑战略 |
6.2.3 形式追随生态 |
6.3 新生代建筑师的努力方向 |
6.3.1 融入环境:兼顾场地协调与建筑节能 |
6.3.2 立足文化:从细节入手倾注人文关怀 |
6.3.3 把脉时代:依托新技术追求全面整合 |
6.4 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 |
6.4.1 完善政策法规 |
6.4.2 改革建筑教育 |
6.4.3 建构理论体系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附录 1 |
致谢 |
(7)苏联因素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导论 |
一、选题理由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三、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之处 |
五、概念界定 |
第一章 苏联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的条件和路径 |
一、苏联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的客观条件 |
(一) 历史因素 |
(二) 地缘因素 |
(三) 意识形态因素 |
二、苏联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的现实路径 |
(一) 形式: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交叉发挥作用 |
(二) 方向:正负走向与两国关系波动基本一致 |
第二章 苏联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的多重表现 |
一、从“雪中送炭”到“釜底抽薪”:苏联资源在中国 |
(一) 经济、物质资源 |
(二) 文化、人才资源 |
二、从“唯一的榜样”到“走不出的怪圈”:苏联经济模式在中国 |
(一) 以俄为师: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全面学习 |
(二) 以苏为鉴:对苏联经济模式的有限反思 |
(三) 反修防修:对苏联经济模式的片面修正 |
三、从“正确的航向”到“‘左’倾的泥潭”:苏联因素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作用 |
(一) 苏联对中国财政投入的影响 |
(二) 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影响 |
(三) 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速度的影响 |
(四) 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纠“左”过程的影响 |
第三章 苏联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的深层思考 |
一、经济与政治的权衡:中苏行为背后的真实目的 |
(一) 苏联的政治动因与经济援助 |
(二) 中国的经济利益与对苏外交 |
二、外因与内因的较量:中苏双方的责任界定 |
(一) 苏方对影响因素的施加 |
(二) 中方对影响因素的内化 |
三、理想与理性的碰撞:对苏联影响的客观评价 |
(一) 国际主义的美好理想 |
(二) 国家利益的现实理性 |
第四章 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启示 |
一、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应始终保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
(一) 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 |
(二) 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内外政治变化的辩证关系 |
(三) 合理避让、转化外部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干扰 |
二、保持经济战略热情和经济规划理性的协调与统一 |
(一) 认清差距,确立赶超发达国家的理想、热情 |
(二) 科学规划,确定经济赶超战略的合理目标、速度、步骤 |
三、合理有效利用经济发展的外部资源和环境 |
(一) 对待外部援助善于因时因势而异 |
(二) 引进外部技术的关键是掌握核心技能 |
(三) 参与经合组织的前提是主权利益为先 |
四、积极发挥外交战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
(一) 不以意识形态分歧作为国际交往、经济交流的障碍 |
(二) 根据经济建设需要及时调整方向,实现外交转型 |
(三) 积极发展经济外交的有效形式,推动经济和外交双向互动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类 |
二、论文类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8)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二、 文献研究综述 |
三、 论文框架 |
四、 研究方法 |
五、 论文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六、 相关概念界定 |
(一) 模式 |
(二) 中国模式 |
(三) 中国道路 |
(四) 中国经验 |
(五) 中国案例 |
第一章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缘起及其背景 |
一、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缘起 |
(一) “北京共识”提出以前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 |
(二) “北京共识”的提出 |
(三) 金融危机后的研究进展 |
二、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背景 |
(一)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
(二) 苏东国家改革失败与转型的困境 |
(三) “华盛顿共识”的破灭 |
三、 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争论 |
(一) 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模式 |
(二) 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认识 |
(三) 如何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概念 |
第二章 关于国外中国模式内涵研究的评析 |
一、 争议颇多的“北京共识” |
(一) “北京共识”的内涵及其演变 |
(二) “北京共识”: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 |
(三) “北京共识”:应该成为共识的共识 |
二、 “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是一个二元悖论 |
(一) 罗恩·卡利克的“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 |
(二) 国外学者对“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的认识 |
(三) “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是对中国模式的误读 |
三、 “混合经济”加“一党政治”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
(一) 国外学者对“混合经济”的理解 |
(二) 国外学者所理解的“一党政治” |
(三) “混合经济”和“一党政治”错误的实质 |
四、 深入分析和研究中国模式的内涵 |
(一) 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内涵概括存在的问题 |
(二) 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内涵的认识 |
(三) 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内涵 |
第三章 关于国外中国模式性质研究的评析 |
一、 “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
(一) 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关系的理解 |
(二) 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新自由主义本质的理解 |
(三) 中国模式与“标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差异 |
(四) “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谬误 |
(五) 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本质区别 |
二、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
(一) 所谓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
(二) 所谓的“非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
(三)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错误的根源 |
三、 “实用主义发展模式” |
(一) 褒贬不一的“实用主义模式” |
(二) 误解为“实用主义模式”的根源 |
(三) 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的区别 |
四、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
(一) 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的内核 |
(二) 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模式的性质 |
(三) 中国模式目标坚定性与手段灵活性的统一 |
五、 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模式的思想基础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模式的制度保障 |
(三) 以人为本是中国模式的鲜明价值取向 |
第四章 关于国外中国模式特征研究的评析 |
一、 “渐进式改革” |
(一) 渐进式改革及其意义 |
(二) 选择渐进式改革的原因 |
(三) 渐进式改革的可能性 |
(四) 渐进式改革存在的问题 |
(五) 国外学者对渐进式改革理解的局限 |
二、 “开放包容” |
(一) 中国模式汲取了其他模式的有益因素 |
(二) “改革的密度”反映了中国模式的开放性 |
(三) “制度性外包”是中国模式开放性特征的体现 |
(四) 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开放性特征 |
三、 “共产党领导下的强势政府” |
(一) “强势政府”的表现 |
(二) “强势政府”的积极意义 |
(三) “强势政府”的弊端 |
(四) 如何理解中国政府在改革发展中的角色 |
第五章 关于国外中国模式价值和意义研究的评析 |
一、 中国模式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冲击 |
(一) 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逻辑” |
(二) 中国模式为西方资本主义克服危机提供了借鉴 |
(三) 中国模式是自由资本主义成功的“典范” |
(四) 客观认识中国模式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
二、 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 |
(一) 中国模式是可供模仿的“现实方案” |
(二) 中国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
(三) 中国模式毫无借鉴意义 |
三、 中国模式的探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
(一) 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 |
(二) 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
(三) 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
(四) 中国模式误导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
四、 中国模式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 |
(一) 中国模式提升了当代中国的软实力 |
(二) 中国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
(三) 中国模式限制了对当代中国的客观认识 |
第六章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特点、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启示 |
一、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基本特点 |
(一) 主张多维度研究 |
(二) 强调全球化的时代背景 |
(三) 注重对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的研究 |
(四) 正确与错误的两种发展趋向 |
(五) 注重研究三个 30 年的关系 |
二、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主要方法 |
(一) 比较研究法 |
(二) 实地考察研究法 |
(三) 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法 |
三、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存在的问题 |
(一) 呈现“捧杀”和“棒杀”两个极端 |
(二) 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 |
(三) 回避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内在原因 |
四、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启示 |
(一) 不要一味回避中国模式的概念及其意义 |
(二)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
(三) 从整体性视角研究中国模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1.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主要人物索引 |
附录 2.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主要论着、报刊索引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学术会议 |
(9)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的缘起 |
1.2 牧区社会研究的知识谱系 |
1.2.1 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 |
1.2.2 土地制度变迁与乡村社会的研究 |
1.2.3 研究的贡献与缺憾 |
1.3 典型个案、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1.3.1 个案简介 |
1.3.2 研究方法 |
1.3.3 资料来源 |
第2章 本研究的理论资源、概念和分析框架 |
2.1 牧区社会:边缘社会研究的切入点 |
2.1.1 土地改革与牧区社会 |
2.1.2 土地制度变迁:牧区社会研究的新视角 |
2.2 相关理论资源 |
2.2.1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与“失败的逻辑” |
2.2.2 F·A·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与“限制国家权力” |
2.2.3 何·彼特的“空制度”理论 |
2.2.4 诺思的“制度及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 |
2.3 核心概念界定 |
2.3.1 土地制度 |
2.3.2 土地制度变迁 |
2.3.3 牧区社会 |
2.4 基本观点与基本思路 |
2.4.1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 |
2.4.2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 |
2.5 论文结构 |
第3章 哈萨克族群背景与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 |
3.1 哈萨克族群的历史演进 |
3.1.1 清代以降哈萨克族群的历史演进 |
3.1.2 牧区民主改革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3.1.3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3.1.4 草原承包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3.2 哈萨克牧区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 |
3.2.1 清代以降哈萨克族群的土地制度 |
3.2.2 民主改革时期的草原民族公有制 |
3.2.3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哈萨克牧区的土地制度 |
3.2.4 草原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共存时期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民主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4.1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民主改革 |
4.1.1 新疆哈萨克牧区的民主改革 |
4.1.2 新源县哈萨克牧区民主改革 |
4.1.3 草原民族公有:关照地方性的土地实践 |
4.2 牧业合作化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4.2.1 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渊源 |
4.2.2 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性设计 |
4.2.3 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路 |
4.3 牧业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4.3.1 大跃进和牧业人民公社:激进现代主义的牧区实践 |
4.3.2 公共食堂:牧民生活方式的乌托邦实践 |
4.3.3 阶级斗争:历史与传统的决裂 |
4.3.4 牧业学大寨:激进现代化意识的表现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土地承包责任制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5.1 牧业生产责任制下草原改革的时间序列 |
5.1.1 家庭承包牧区实践的开端(1978-1984 年) |
5.1.2 家庭承包牧区实践的深化(1985-1991 年) |
5.1.3 从国家战略出发的产业调整(1992-2001 年) |
5.1.4 草原制度改革的战略转型期(2002 年以后) |
5.2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草原产权制度及其变迁 |
5.2.1 《草原法》符号化背景下的草原产权 |
5.2.2 牧区草原产权制度 |
5.2.3 新疆哈萨克牧区草原产权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
5.2.4 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法律期望 |
5.3 牧民定居:强制村庄化运动 |
5.3.1 哈萨克游牧社会的终结 |
5.3.2 哈萨克牧民定居的运作逻辑 |
5.3.3 牧民定居模式的考量:以新源县为个案 |
5.3.4 游牧定居的生态后果 |
5.4 草原承包: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两难 |
5.4.1 草原生态状况:忽略牧民生存逻辑的土地实践结果 |
5.4.2 草原承包:草原生态退化根本原因 |
5.4.3 草原管理制度对牧民生计的影响 |
5.4.4 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相关措施 |
5.5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 |
5.5.1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结构分化 |
5.5.2 哈萨克牧区的社会整合 |
5.5.3 草原承包制后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变迁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实现牧区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
6.1 牧区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
6.1.1 哈萨克牧区现代化现状 |
6.1.2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的现实路径 |
6.1.3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状况 |
6.1.4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
6.2 牧区现代化与哈萨克牧民的现代化 |
6.2.1 新牧村建设与人的现代化 |
6.2.2 哈萨克牧民的综合素质状况 |
6.2.3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牧民 |
6.2.4 新牧村建设与农牧民权益保障 |
6.3 新牧村建设与草原生态保护 |
6.3.1 明晰草原产权与草原生态保护 |
6.3.2 新牧区建设中草原生态保护的措施 |
6.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10)中国建筑师与地域建筑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图表目录 |
1 绪论 |
1.1 论文研究的缘起和内容限定 |
1.1.1 研究的缘起 |
1.1.2 研究内容的限定 |
1.2 对中国建筑师研究的回顾与分析 |
1.3 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和研究框架 |
1.3.1 研究的意义 |
1.3.2 研究的框架 |
2 中国建筑师与地域建筑创作的整体概述 |
2.1 中国建筑师的构成及特点 |
2.2 中国建筑师地域建筑创作思想的探索历程 |
2.2.1 先驱探索:20 世纪初-1948 |
2.2.2 承前启后:1949-1977 |
2.2.3 震荡反思:1978-1989 |
2.2.4 多元突破:1990-1999 |
2.2.5 理性创新:2000-今 |
2.3 中国建筑师地域建筑创作的影响因素 |
2.3.1 主体特征 |
2.3.2 社会因素 |
2.3.3 文化环境 |
2.3.4 历史文脉 |
2.3.5 技术特征 |
3 先驱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复兴的创作思想 |
3.1 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
3.2 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 |
3.2.1 留学国外对西方学院派教育的系统学习 |
3.2.2 家庭环境对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的潜在熏陶 |
3.3 “国学研究热”对中国建筑师创作的影响 |
3.4 早期学术团体成为推动传统建筑研究的理论高地 |
3.4.1 营造学社开创了传统建筑研究的学术阵地 |
3.4.2 其它学术团体对传统建筑研究的推动 |
3.5 民族形式复兴的创作思想和实践 |
3.5.1 “中国固有式”建筑创作思想与实践 |
3.5.2 “简朴实用略带中国色彩”的建筑创作思想与实践 |
3.6 本章小结 |
4 承前启后:民族形式创新的创作思想 |
4.1 政治诉求对民族形式继承与创新的推动 |
4.2 建筑教育对民族形式创新的推动 |
4.2.1 早期建筑教育对传统建筑继承与创新思想的影响 |
4.2.2 解放后学院派建筑教育体系对传统建筑文化的进一步追求 |
4.3 解放初期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中国建筑师创作的影响 |
4.4 民族形式创新的创作思想与实践 |
4.4.1 传统建筑主要特征的继承创新 |
4.4.2 简约风格民族形式的创新探索 |
4.4.3 地域特色建筑的初步追求 |
4.5 本章小结 |
5 震荡反思:地域特色外在表达的创作思想 |
5.1 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 |
5.2 学院派建筑教育向现代建筑教育的初步变革 |
5.3 国外建筑思想的引入带来的思想震荡 |
5.3.1 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筑师面临的国际理论背景 |
5.3.2 中国建筑师对传统建筑现代继承思想的震荡反思 |
5.4 地域特色外在表达的创作思想与实践 |
5.4.1 地域特色外在表达的创作思想 |
5.4.2 传统建筑符号的形式主义表达 |
5.4.3 “民居是创作的源泉” |
5.5 本章小结 |
6 多元突破:地域特色内在追求的创作思想 |
6.1 社会转型的时代需求 |
6.2 建筑教育从形式到内在逻辑的理性转化 |
6.3 中国本土建筑理论的出现 |
6.4 地域特色内在追求的创作思想与实践 |
6.4.1 基于重新认识地域主义思想的多元化创作思想 |
6.4.2 侧重于与自然环境协调的地域建筑创作实践 |
6.4.3 侧重于与人文环境协调的地域建筑创作实践 |
6.4.4 侧重于地域适宜性技术与地方材料运用的地域建筑创作实践 |
6.5 本章小结 |
7 理性创新:本土建筑原创设计的创作思想 |
7.1 世纪之交的历史挑战 |
7.2 建筑教育中的多元化倾向 |
7.3 全球化的文化环境对中国建筑师创作的影响 |
7.4 本土建筑原创设计的创作思想与实践 |
7.4.1 中国本土建筑原创设计的创作思想 |
7.4.2 中国元素的深层挖掘 |
7.4.3 立足本体的地域内在追求 |
7.4.4 与时俱进的民族创新建筑 |
7.4.5 适宜技术的得体运用 |
7.4.6 生态思想的实践探索 |
7.5 本章小结 |
8 结语:当代中国建筑师地域建筑创作的困境和发展方向 |
8.1 当代中国建筑师在地域建筑创作中的困境 |
8.1.1 当代中国建筑师在地域建筑创作上的局限性 |
8.1.2 高校对地域建筑教育还有一定偏差 |
8.1.3 高速城市化下的创作环境对建筑师地域建筑创作的制约 |
8.2 当代中国建筑师在地域建筑创作上的发展方向 |
8.2.1 树立正确的地域生活观 |
8.2.2 深入了解地域适宜性技术 |
8.2.3 在院校中强化地域建筑教育 |
8.2.4 把对地域建筑创作的追求作为建筑师个人的职业素养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B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科研项目获奖情况 |
附表 |
1 中国部分第一代建筑师 |
2.1938 年前我国留学毕业的部分第一代建筑师 |
3 中国部分第二代建筑师 |
4 中国部分第三代建筑师 |
5 《建筑月刊》杂志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文章一览表 |
6 《中国建筑》杂志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文章一览表 |
7 早期我国本土培养的部分建筑师 |
四、慎言“30—50年赶上美国”(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知识分子对西医的批判与反思——从梁启超割肾事件谈起[J]. 王雨蒙.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19(01)
- [2]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D]. 柴书毓.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3]山西省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研究(1949年-1990年)[D]. 史汶昕.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4]论在唐新罗平民的地位与境遇 ——以张保皋为中心[D]. 曹欣贞.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05)
- [5]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6]中国新生代建筑师创新实践的系统性研究[D]. 康珍珍. 天津大学, 2014(11)
- [7]苏联因素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D]. 张洁.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7)
- [8]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D]. 刘爱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2(02)
- [9]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D]. 刘鑫渝. 吉林大学, 2011(08)
- [10]中国建筑师与地域建筑创作研究[D]. 阎波. 重庆大学, 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