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澳门回归后经济、社会走势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蔡琬琳[1]（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赖晓敏[2]（2021）在《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文中提出科技兴农战略下,中国农业专利事业发展迅速,但发展过程中的研发不平衡与转化不充分问题愈发突显。得益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发展,中国农业专利规模持续扩大,新增专利数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且增速不断加快,后发优势明显,在特定技术领域实现由“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跨越。与此同时,专利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研发不平衡、转化不充分问题,前者主要表现为农业专利在数量布局、质量层次和研发主体结构上存在失衡现象,后者主要表现为农业专利的加速扩张与农业经济的增速放缓不相适应,二者的脱钩反映出农业专利的质量不高与应用转化不足。对此,围绕如何量化并解释中国农业专利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研究依次从专利数量、专利质量和专利经济效果三方面入手,综合利用专利文献计量、空间计量经济学、二元选择模型和机器学习等方法,在量化把握农业专利数量与质量水平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农业专利产出数量水平的均衡收敛机制,农业专利质量水平的长期优化机制,以及农业专利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转化扩散机制,并据此提出推动中国农业高质量专利研发与转化的政策建议。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包括:（1）中国来源和受理的农业专利规模整体不断扩大,1985-2019年中国来源和受理的累计农业发明申请、发明授权和实用新型数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一;中国农业专利多布局在以植物栽培、农药、饲料、养殖管理和肥料等小类为主的农业生产领域和以食品饮料加工处理小类为主的食品加工领域;首要应用行业是以农业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农业中间品制造和农产品加工等为主的制造业,其次是以各种农作物种植栽培为主的农林牧渔业;企业和科研机构是研发主力,个体占比趋于下降。整体上,专利数量和申请人规模在1985-1995年技术引进期较小,此后进入技术发展期,并在2008-2019年技术发展期第二阶段加速增长;不同技术领域和研发主体的技术生命周期演进存在一定差异。（2）中国农业专利呈现自东向西递减分布,数量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华东区、华北区、东北区、中南区、西北区和西南区,且各区域研发主体结构不同;数量水平的省域分布高度失衡,失衡主要由区域间差异引起,区域内相对均衡;数量水平分布具有负空间自相关性,省域分布以低高聚类为主,其次是高低聚类。发明申请和实用新型水平的省域分布呈绝对β收敛,且在技术相似和产业相似两种关联矩阵下的收敛速度快于反距离和邻接关系两种地理矩阵,而科研机构和企业三类专利水平均呈绝对β收敛,个人则仅发明授权和实用新型水平收敛;引入控制变量后,全样本和各主体的三类专利水平仍呈现条件β收敛,其中技术市场发育对各专利水平增速均有促进效果。（3）中国农业专利质量水平符合技术生命周期演化特点,在1996年进入技术发展期之后质量水平被稀释下降,质量综合指数由期初的0.70降至期末的0.40,质量的子维度技术通用性、技术创新性、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在发展期有所下降;空间分布上,技术创新性、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呈现东高西低特点,三者分布在前期呈现一定的空间失衡,而技术通用性和综合质量水平始终较为均衡。专利规模扩张也带来泡沫专利规模的上升,累计泡沫23,135件,整体泡沫化程度为11.70%,泡沫规模在2008-2019年呈加速上升趋势,但泡沫化程度略有下降;泡沫专利空间格局与农业专利总量格局一致,即东多西少,省域分布由失衡转为均衡,但本土专利的泡沫化程度远高于境外来源专利。无论是Logit、Probit和异方差Probit模型,还是随机森林和BP神经网络算法,各方法对非泡沫专利的预测精度均趋于100.00%,但在泡沫专利的预测上,仅随机森林算法在训练样本内有99.24%的预测精度,其余方法均有明显第一类错误。（4）静态空间杜宾模型表明,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及其构成受本地和相关地区农业研发要素投入、研发主体发育和创新外部环境三方面因素影响,其中研发人员投入在关联矩阵下对专利技术创新性和法律经济的间接效应为负,经费投入对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的直接效应为正,对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和整体质量的间接效应均为负;科研机构发育对技术创新性具有正向间接效应,企业发育在地理矩阵下对法律价值和整体质量的间接效应为正,在关联矩阵下对法律价值的间接效应为负;基础研究在地理矩阵下对技术通用性、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各效应均为负,技术市场对技术通用性、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各效应均为正,科技转化服务对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直接效应为负,对临近地区技术创新性的间接效应为正,信息化在地理矩阵下对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的间接效应为负,但对经济价值为正。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表明专利的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具有累积性,受经济价值影响,综合质量在地理矩阵下具有累积效应,在关联矩阵下具有收敛性;动态模型中上述长期边际效应依旧成立,并进一步证实长期与短期效应的作用方向多相反。（5）以种植业为例,各空间模型中农业有效专利对农业经济产出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并大于普通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农业专利同时存在地理临近和技术供需联系两种扩散渠道;反距离矩阵、邻接关系矩阵、技术相似矩阵和产业相似矩阵四种空间权重下,专利对农业经济产出的总贡献分别为12.30%、12.72%、13.41%和13.16%,贡献率仅次于化肥（50.00%左右）和劳动（20.00%左右）投入,与机械投入（10.00%左右）相近;专利对农业经济的总贡献效应以本地直接效应为主,四种矩阵下的直接效应分别为11.97%、16.07%、18.29%和14.36%,而间接效应分别为0.33%、-3.35%、-4.88%和-1.21%,这种差异化的间接效应表明专利的空间溢出包含由技术扩散产生的正向辐射增益效应和农业物候相似凸显的专利权负向排他效应两部分。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三个方面:（1）拓展并验证了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关联。在探讨农业科技研发绩效和经济贡献过程中,不仅考虑了反距离矩阵和邻接关系矩阵刻画的常见地理溢出效应,还基于夹角余弦定理拓展并检验了技术和产业结构相似地区间的技术供需关联溢出效应。（2）基于专利视角测度农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果。相比以往研究采用的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变量,专利作为应用研究的直接成果,避免了兼顾基础研究的政府经费投入会夸大实际技术研发支出,并能全面涵盖科研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各类技术研发主体。（3）探索了农业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综合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三个维度构建质量评价体系,系统量化了中国农业专利质量现状格局,并讨论了研发要素投入、科研主体发育和创新外部环境三方面因素对综合质量及其子维度构成的影响。
张立真[3]（2021）在《2020年澳门经济形势分析及未来展望》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宏观层面对2020年澳门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对后疫情时期澳门经济复苏进行了展望,对下阶段澳门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研判,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分析表明,2020年澳门经济受新冠疫情影响整体出现严重衰退,2021年开始将随疫情缓和逐步复苏。未来几年,澳门经济发展的风险与机遇并存:一方面,疫情形势更趋复杂多变、博彩业"一业独大"风险加剧、中小企业生存发展难度加大和社会民生短板亟待补齐等问题依然制约着澳门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世界格局"东升西降"加速、国家"十四五"规划开局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将为澳门的适度多元发展提供更多机遇。澳门应在做好疫情防控、恢复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努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事业新局面。
安晓娇[4]（2020）在《澳门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营造策略研究》文中提出目前我国城镇化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外延扩张与提升存量开发强度的城市建设方式同时并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土地等各种资源的短缺问题将长期存在,紧凑发展、精明增长不失为一种城镇化可持续的良方。高密度城区由于人口密度大,建筑、市政设施等高度密集,可用于绿化建设的空间资源非常有限,绿色空间营造与改善城市整体环境品质,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污染严重,市民缺乏休闲场所等问题密切相关。如何在高密度城区用地稀缺条件下,满足居民对绿色空间的需求,已成为当前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人口众多而土地稀缺,高密度城区是未来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国内外高密度城区和绿色空间营造的相关理论基础、实践案例,进行归纳和总结,发现绿色空间是解决高密度城区环境品质不佳等问题的重要载体;基于高密度城区的主要特征,从点、线、面等方面提炼绿色空间的构成要素,对绿色空间的功能、绿色空间与用地的关系及用地需求进行分析;梳理出高密度城区普遍采用的绿色空间营造策略。具体包括:1、区域连接策略,即通过绿道分级、分类和绿道游径,构建多级绿道体系;2、服务覆盖策略,即通过加密绿色空间用地,缩短市民与绿色空间的距离;3、功能复合策略,即在功能上兼具生态、景观、交往、科普、文教和应急避险等功能,又满足高密度城区居民心理和生理需求;4、微绿拓展策略,即利用边角空间,增加可利用绿色空间用地;5、立体生长策略,即充分利用建筑物或构筑物表面、公共空间设施、道路用地的附属空间等进行绿色空间营造。本文以典型高密度城区—澳门特区为实例,首先基于澳门的基本情况,对澳门高密度空间形成的原因和澳门绿色空间的演变进行阐述;其次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发现澳门特区绿色空间要素构成特点,并对其主要要素绿色廊道、绿地斑块、道路绿化、立体绿化等营造模式进行系统发掘;最后结合现状建设问题及发展愿景,明确澳门绿色空间营造原则,提出富有针对性的绿色空间营造策略,具体包括:构建多层次绿色空间体系、保护生态斑块、建立与保护生态廊道和注重人性化立体化设计等4大策略。通过澳门实证研究,尝试系统构建和验证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营造策略,以期为内地城市的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规划和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梅敏[5]（2020）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视角下的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澳门特区政府自回归以来分多个层次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进行规划,经过多年的经济多元探索,澳门的经济多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澳门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个中心城市之一,其经济多元发展亦将由此获得新的契机与新的支持。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对澳门的定位为其经济多元发展指明了方向。大湾区规划纲要中提出“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综合国家对澳门三个功能定位内涵,发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不能仅仅依靠澳门自身内部产业调整,区域合作视角下的经济多元是必要的,可通过湾区内城市间协同发展促进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本文基于区域协同视角下的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展开研究,将澳门经济多元从产业视角将其转化为产业相关多元和无关多元,以期发现区域协同发展对产业相关多元和无关多元的影响,为澳门未来经济适度多元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本文首先通过指标评价体系、灰色关联模型以及TOPSIS距离协同模型,使用matlab软件测算出澳门在湾区内的发展度和协同度以及协同发展度,评价澳门自回归以来与湾区内其它城市的协同水平变化趋势。然后对澳门经济多元通过熵指数分析法分析澳门自回归以来经济多元的变化情况。最后,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探究区域协同发展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影响。结果显示:澳门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度日益增强;澳门在湾区内的发展度和协同度均排名靠前说明澳门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澳门融入湾区发展的协同与澳门经济适度非相关多元和相关多元均存在的正向相关关系,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有助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区域协同对澳门经济相关多元的关联程度更高,说明澳门经济相关多元受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更大。澳门与其他城市协同对澳门经济非相关多元的影响也较大,但澳门经济非相关多元受湾区影响不如相关多元,可能与澳门产业非相关多元大多是从自身出发,与湾区内其他城市的协同情况较弱有关。
伍倩颖[6]（2020）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文中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提出,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数字创意产业湾区创造重要的历史机遇。虽然粤港澳地理上一衣带水,但“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存在“三个体系”的差异,在战略定位、参与主体、制度设置上多有不协同的地方,阻碍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的高层次的协同发展。如何协调解决上述粤港澳大湾区多重协同阻滞?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引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如何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以上种种成为“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难题。为尝试找到以上问题的解决途径,第一章提纲挈领地构建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具有三大方面的现实诉求:一是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三阶段演进,目前呈现产业发展不平衡、重复性高、产业链定位低端带来的制约,接下来以大湾区为载体建设数字创意产业的阶段亟需从合作模式、合作内容、协同机制上进行定位的转变;二是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正在面临跨行政区多元主体混合治理的现实困境、协同主体组织上权力分配的不合理性、利益整合和补偿机制的低效性的协同治理的紧迫性;三是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还在面临“一国两制”长期分割现实的一体化突破需求、战略定位同质化且对立化的转型需求、内部标准不统一的冲突解决需要等协同治理的必要性要求。因此,文章在梳理协同治理理论的历史发展后,结合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的特殊性考虑,定义“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为:通过控制各种内外部条件,合理地调配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系统中各个要素的独立运动和关联运动,达到相互协作和调和的发展态势,进而促进整个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的协同发展。本文接着从实现协同优势的底层逻辑、治理网络作用与反作用的模式框架、部门-公私双维合作的范式基础三大维度丰满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理论要素,从战略协同、主体协同、制度协同三个维度构建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理论模型。为求直观而全面地反映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客观水平,本文采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量化测度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专业化和区域分工程度,对比掌握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基本情况。第二章,运用区位熵方法,从公司数量、从业人数、营业收入、税前利润四大指标,首先从湾区整体、核心城市两大层次对比研究2008-2017年粤港澳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一流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差距:结果发现,与三大世界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仅在公司数量上具有明显的集聚优势,在数字创意人才、经济体量、盈利能力方面未能形成集聚优势不明显且城市间优势分布不均,而且大湾区内超大核心城市的示范作用也不明显。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香港、澳门三大地区内部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发展差异分析,大湾区整体无绝对主导行业,三地产业分工各有特色,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中高科技行业集聚相对较弱,存在数字创意产业链生态覆盖面比较窄、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的同时,也展现出向产业链向高端方向转变的趋势。第三章,运用第二章区位熵测算的结果,进一步采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四大湾区整体及核心城市的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区位熵灰色关联度进行比较:大湾区内数字创意产业存在恶性竞争、资源争夺的问题,而且大湾区超大核心城市辐射能力不足,卫星城协同水平偏低。再对大湾区内部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区位熵灰色关联度进行测算:广东地区数字创意产业链处于低端位置,各城市的优势行业不能实现互补;香港数字创意产业的创意性和科技性是三地最高的,但其辐射带动性偏弱;澳门数字创意产业仅靠博彩行业单脚独立,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显现;从整体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的互联网因素利用不足,缺乏高新技术的支持难以实现跃迁式发展。综合思考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现实问题,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发展思路不能仅仅是粤港澳合作实践的深化,更是要通过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建设,充分发挥粤港澳的综合优势,保持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这需要借助三大世界级湾区的经验,结合大湾区的实际,构建战略、主体、制度相统一的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体系:从战略协同角度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路径体系包括四大方面。一是,在突破区划限制,构建切合实际的区域协同战略方面提出:中央层面建立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决策层+实施层”计划实施机制,实现多级政府与政策之间纵横关系的协调、畅通、平衡,在湾区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治理合力;核心城市层面,总体采取逐步递进的方式,沿着“5+2”、“9+2”、泛粤港澳、泛珠三角的四层次推进城市间数字创意产业融合。二是,从破除低端不平衡矛盾,架构产业价值链重构延伸战略方面提出:“三链合一”,不仅要完善产业链条,打造具有前瞻意义的创新链,还要推动数字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形成新兴形态的价值链,并且重视原创数字内容IP发展,不断巩固高端性质的产业链。三是,从紧密湾区内部联系,搭建核心城市差异化定位战略方面提出:“高地+洼地”组合,着力打造伞形网状的城市规模层级结构,以增长集群效应为引导、以中心城市引领推进,因地制宜地建设分工合理的城市群产业分工体系。从主体协同角度搭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路径体系分为三大步骤。首先,以培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观念为基础,通过优化治理信息共享机制获取集体协同治理的共识,通过规则、社会资本、网络三种方法渐进建立各协同主体的共同价值观,并通过充分发挥资讯传播的力量培育粤港澳民众积极理性的社会心态,以期实现人心相通,凝聚治理信任网络。其次,进一步明晰不同主体的协同治理责任,创新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参与机制,包括建立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参与的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创新机制,企业为核心、现代化体系为重点的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技术协同机制,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知识协同机制,提高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治理实践的高效性。最后,完善主体协同治理的常态体系,运用正式治理机制与非正式治理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并以推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绩效评估工作为保障,着力提高治理绩效。从制度协同角度阐述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路径体系具有三大层次。其一,赋权协同治理主体,包括政府提高规制治理能力而主动让权予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自组织的部分,也包括多级政治力量汇合而来引导协同治理组织发展的部分,以及软环境、硬环境对协同治理实践的双重支撑,以增强协同治理行动力。其二,破解市场资源配置障碍,综合改革现有财税体制、科学划分中央与大湾区内的财权-事权关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大湾区横向转移支付体系,推广创新驱动的税收政策、优化大湾区税收服务协同机制等途径,促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要素互联互通的实现。其三,促进粤港澳法律全面对接,以建立循序渐进的协同立法机制为根基,借助试点先行发挥法治创新能力降低大湾区法律整合成本,以及科技赋能跨境法律合作等方法,推动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正向发展。
光峰涛[7]（2020）在《中国电力消费的多维度特征研究与需求预测》文中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治理背景下,加快构建以电力为中心的现代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深入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中国的电力消费随其不断深化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性地刚性增长。全社会用电规模和人均用电量屡上台阶,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全国的电气化水平得到显着提升。尽管如此,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源禀赋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仍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破解难题,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发展清洁能源纳入到美丽中国建设中,十一届四中全会对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提出了要求,各地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也都部署了能源领域的相关工作,这些都有利于能源消费侧清洁主导、以电为中心的能源格局的形成。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的换挡、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力的转换等多方面的变化也带动电力消费进入新常态。电力供需形势整体上已由偏紧向趋于宽松的局面逐渐转变,但区域性的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从趋势演变来看,电力消费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趋势整体上较为吻合,但有阶段性的背离现象发生。从增长速度来看,电力增速放缓,与经济增速出现了比例失调,两者有脱钩倾向。从能源效率来看,区域异质性下单要素或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时空差异都凸显严重。此外,中国电力消费未来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大。鉴于此,本文在电力经济的视角下对中国电力消费的特征进行多维度研究,并对未来中国电力需求开展预测,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研究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关系,包含重心的耦合分析、周期的协同分析以及动态交互性分析。以电力消费量和GDP为权重,以各省地理重心为中心坐标,通过构建重心模型测度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重心,并分析两者的耦合性,发现电力消费重心和经济重心并不重叠,其均向低纬度地区移动,但经度偏移方向相反。应用滤波法测算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周期,并通过一致性指数分析两者的协同性,发现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周期长度相近,但在新常态阶段发生背离。从线性和非线性角度分别检验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两者的动态交互性,发现只存在从电力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且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的弹性数值趋于稳定。（2）研究电力消费增速减档的原因,包含脱钩关系的分析、结构突变点的检验以及结构分解分析。结合OECD脱钩因子和Tapio脱钩弹性指数联合检验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发现两者在新常态阶段趋于弱脱钩。应用累积和检验分析电力消费年增速是否发生结构突变,发现其约在2014年出现了结构突变点。在电力能源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结构分解模型研究了电力消费增长模式的转变及其影响因素拉动率的变动,发现电力消费增长动力由净出口驱动、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不同因素对电力消费增长的拉动率随时间发生变动。（3）研究电力强度的省际差异化特征,包含差异化的测度、影响因素分析以及差异来源分析。应用泰尔指数量化电力强度省际差异化程度,发现新常态下电力强度的非均衡性有所减弱。构建面板惩罚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经济发展、人口规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技术进步对电力强度的影响,发现各因素在不同分位点上对电力强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构建基于回归的Shapley分解模型辨析电力强度差异的来源,发现经济发展、人口规模、能源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加剧了电力强度的差异化,而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缩小了电力强度的差异化。（4）研究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包含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测度、静态和动态评价、空间集聚分析以及收敛分析。在构建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EBM（Epsilon Based Measure）测度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并应用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其进行分解,发现新常态下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趋于稳定,全要素电力生产率的改进源于技术进步效应。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究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空间集聚特征,发现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存在空间相关性,且在样本期内空间集聚程度趋于稳定。通过收敛分析模型考察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收敛性,发现新常态下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不存在α收敛,但存在β绝对收敛。（5）构建适用于预测中国电力需求的LEAP（Long-range Energy Alternatives Planning Model）模型,并进行情景预测。从中国社会经济数据的统计特点和电力消费的实际情况出发,构建包含关键假设模块、需求模块和转换模块三模块的LEAP模型以预测中国未来的电力需求,并设置了三种发展情景,即基准情景、政策规划情景及强化节能情景,其中强化节能情景考虑了前面所研究的电力消费特征。通过比较分析各情景下的预测结果,发现基准情景下的电力消费增长最快,政策规划情景次之,最小的为强化节能情景,电力消费在2030年的预测区间为98,341～120,641亿kWh。本文应用多学科理论从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电力消费增速、电力强度以及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等四个维度深入研究了中国电力消费的特征,这对于把握中国电力消费的变化,解决电力消费区域不平衡问题,改善电力消费效率,指导科学用电和节约用电,制定电力产业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中,从对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系统探究能够增进对电力经济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对电力增速放缓原因的分析能够明晰电力消费的增长模式,也可将其分析思路及方法拓展应用到其他资源消费增长模式的分析中。基于面板惩罚分位数回归的Shapely分解模型可以应用到其他不平等指标差异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来源的分析中。此外,构建的适用于中国电力需求预测的LEAP模型可以进行滚动预测,其预测结果能够指导电力规划的制定。在未来研究中,还需研究电能替代战略的实施、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以及售电侧的放开等对电力消费的影响。
郭建华[8]（2019）在《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研究》文中指出房地产税收制度是指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税种构成的税收制度体系,其广义概念包括房地产开发、交易和保有环节涉及的增值税、契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房地产税）等税种。其中,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以下简称房地产税）通常形成其狭义概念,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视角,以促进房地产的包容性发展为聚焦目标,在全面考察分析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的理论命题,并对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理念的内涵特征、功能定位等作了系统阐述;为探索房地产税制变迁规律及路径依赖特性,本文对国内外房地产税制变迁进行了总结回顾和比较分析,归纳出房地产税制建设的普遍规律和包容性经验;为进一步验证按照包容性理念指导下构建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框架是否满足包容性制度特征和目标定位,本文结合CGE模型最新研究成果,设计了一个基于省级行政区域样本的房地产税CGE模型,对以扣除面积、税率等为主要变量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构建方案进行了模拟分析。根据模拟结果,本文提出了一套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的建议方案,核心是房地产税制度的供给,以期为我国房地产税立法提供参考。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性认识和研究成果是:第一,当前我国房地产领域表现出的利益分配不平衡、个别利益集团享受过多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等问题,反映和揭示了房地产经济制度的包容性缺失。作为房地产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房地产税收制度,重房地产交易环节征税,轻（免）保有环节征税等问题导致税收公平性不足,调节功能缺位甚至存在逆向调节,制度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包容性短板。第二,为构建包容性的房地产经济制度,需要以包容性的房地产税收制度与之匹配,作为其相关制度安排的重要和关键组成部分。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是以税收制度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房地产供给更好适应全社会不同阶层、身份的社会成员都“住有所居”,实现包容性发展,从而推动实现社会公平包容、和谐共赢;同时作为房地产治理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致力于促进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组成部分结构优化、相得益彰,引导健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和公共选择机制的制度安排。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以弥补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包容性短板、助力构建房地产长效治理机制为基本任务,以促进包容性发展、实现人人“住有所居”为基本目标,以构建中性、功能更加健全、税收遵从度高的税制要素为主要途径,同时满足“公平、共享、激励兼容、法治化”等基本特征。第三,作为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房地产税面临多重功能和使命,包括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但在现阶段,凸显与注重房地产税的调节功能,是政府开征房地产税的现实出发点,要以征收房地产税为手段,向全社会发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强烈预期。而从中长期来看,房地产税也将逐步充实财政收入功能。因此,房地产税的制度供给,现阶段可以立足于高端调节,采取税基扣除和累进税制,同时给予农村房地产免税和城镇保障性住房税收优惠,实现量能纳税、激励兼容;长期来看,应该是一个简单便利、公平高效的普遍课税的税收制度,总体框架为“宽税基、低税率、高遵从”。第四,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的现实目标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制度供给的方式将以强制型供给为主导。具体的制度供给思路包括:同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与交易环节税收改革,优化房地产税收制度结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税制的扭曲效应;按照“宽税基、低成本、优惠得当、遵从度高”的原则,逐步将所有不动产纳入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将土地与房屋合并课税,并采取面积和价值综合扣除的税基减免方案,保障公平性的同时,增强税收的调节功能。第五,模拟分析发现,同步实施交易和保有环节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比单独开征房地产税的制度供给方案更加包容。开征房地产税,有助于房地产价格恢复理性,降低房价上升曲线的斜率,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而配套实施交易环节税制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增长（GDP）、投资、居民消费、就业等需求侧和供给侧重要经济指标都具有促进作用。因此,联动改革方案可以实现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激励兼容,符合包容性的制度供给取向。第六,考虑到制度供给的包容性要求,开征房地产税在短时间内难以大幅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实现对“土地财政”的完全替代,也就是说房地产税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成为地方主体税种和主要税源。但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平衡、更加充分,包容性发展成果不断累积,正如个人所得税发展轨迹一样,因税基等要素的成长,房地产税未来具备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潜力。
谢鹏[9]（2019）在《土地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亟需通过协调发展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直接关系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共享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专题研究。虽然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及其引致的一系列问题已备受关注,但系统研究土地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和收入不平等影响的文献尚不多见。本文运用多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就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主要试图回答3个问题:一是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什么?二是土地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三是土地财政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在全面检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视角提出完善地方财政体制的政策建议。本文首先对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和居民收入分配的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并进行理论分析。在土地财政模式下,按照行为的连续性,地方政府主要有3种代表性行为:土地征收、“以地引资”、“以地生财”。土地征收主要影响居民收入与财富以及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以地引资”主要影响城镇职工工资和工资差距,“以地生财”主要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福利经济学定理等视角,分析上述地方政府行为对居民收入分配各方面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其次,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财政和收入分配有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试图找出中央政府的政策脉络和意图。同时,结合政策分析,对近年来土地财政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发展态势进行统计描述,发现本世纪以来土地财政收入在波动中快速增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呈快速扩大态势,从而得到土地财政可能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直观印象。再者,就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各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分为4个部分:（1）“以地引资”如何影响了城镇职工工资?“以地引资”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协议出让等非市场化方式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吸引国内外投资,推动GDP增长以及在此基础上扩大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基的行为。由于“以地引资”人为压低了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势必对各种生产要素回报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03-2013年28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将2007年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政策视为外源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就该政策冲击对城镇职工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政策平均提高了城镇职工工资1108.554元,安慰剂检验和用中国土地市场网数据再检验的结果均表明该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土地出让市场化背景下的融资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是导致城镇职工工资提高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政策对国有企业职工工资的增收效应大于民营企业。由于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政策是对“以地引资”行为的明显遏制,反推可知“以地引资”明显降低了城镇职工工资。（2）土地征收对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影响。利用2010-2016年CFPS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了土地征收对被征地农户家庭收入和财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土地征收导致被征地农户家庭财富比未被征地农户平均增加2.608万元,但对农户的家庭收入产生明显的减收效应,减收幅度为0.322万元,该结果的稳健性通过采用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法和安慰剂检验得到了验证。机制分析表明其原因在于:土地征收使被征地农户房产现值和现金存款分别增加1.656万、0.44万元,从而增加了家庭财富;但土地征收诱发被征地农户劳动时间减少20.68%,从而使其工资薪金收入下降,集中反映为家庭收入的减少。土地征收直接给被征地农户带来财富增加,本身是致富机遇,但如果放任其劳动时间持续下降,从可持续生计的角度而言,有可能会陷入贫困陷阱。进一步讨论发现,土地征收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都产生明显的扩大作用,对财富差距的影响大于对收入差距的影响。（3）“以地生财”如何影响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地生财”是指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的市场化方式出让商住用地,并在供地面积上实行“饥饿供地”,推动房价与地价的螺旋式上升,从中获取土地出让金和契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房地产类税收的行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以地生财”作为一种收入分配机制,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可能产生影响。利用1999-2015年全国31个省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行为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行为总体上有利于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地生财”行为推高了城市房价,而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两面性,一方面通过财富效应和信贷效应使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城镇职工工资,带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地生财”行为导致财政支出偏向,不利于最大程度发挥财政再分配职能。必须看到的是,“以地生财”行为带来的城镇职工工资提高,并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提高倒逼的结果。这类因扭曲政策导致的工资上涨,将提高企业成本,减少企业利润,城市对低技术工人的有效需求将减少,且弱势群体的结构性失业将增多。（4）“以地生财”如何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在进行理论分析和中介效应讨论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5年全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在考虑“以地生财”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行为显着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对其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着的扩大作用,采用工具变量法,将土地供应的地理限制和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再检验,发现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稳健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以地生财”的发展模式下,“人地失调”的城镇化、“去工业化”效应和扭曲的公共品供给结构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以地生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各区域存在显着异质性。最后,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土地财政既有正向收入分配效应,又存在负向收入分配效应,并且以负向效应为主。土地财政虽然有利于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但对被征地农户家庭收入、农村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城镇职工工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负向分配效应明显。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完善财政体制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推进土地出让市场化改革。上级部门加强纪律监察和执法督查,对价格过低的工业用地出让项目进行重点监控;完善预算管理制度,规范财政转移性支出,强化审计和监察职能,严格控制向企业变向补贴工业用地出让成本的行为。二是优化农地非农化的利益分配格局。应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创新、优化征地补偿方案,使农户即能得到合理补偿,又能受到勤劳致富的制度激励;密切持续跟踪被征地农户的经济行为,关注征地对农户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长期影响。三是去除“以地生财”的制度土壤。优化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合理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财产税体系,规范转移支付体系,改革GDP至上的政绩考核体制。四是完善土地管理政策稳定房价。增加东部地区土地供应,提高中西部地区土地利用效率。五是纠正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中的城市偏向。放宽户籍限制,以民生为导向完善土地财政支出管理,推进“人地协调”的城镇化进程。
袁磊[10]（2019）在《中国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过去的几年里,比特币的价格与成交量大幅上涨,从最初的几美分,到最高点近2万美元,最高年涨幅达到了骇人听闻的21.67倍,总市值最高达到3265.02亿美元。目前比特币的热度虽然在下降,但利用比特币进行违法活动的现象仍存,打击这类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资本外逃可能会寻求集匿名性、去中心化与监管困难于一身的数字货币,使比特币沦为“换汇的地下高速公路”（张瑜峡,2018）。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规模有多大?本研究首次给出了答案:据估计,2017年9月监管风暴以前发生的资本外逃规模可能高于0.51万亿人民币,其中有确凿证据的也有65.85亿元人民币之多。尽管2017年9月监管风暴后,比特币在中国退出历史舞台,但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隐忧仍存,其场外交易几乎处于监管失控状态,具备形成严重的短期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可能,且数字货币在一些国家实现合法化,得以不断创新,这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管控构成新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系统地研究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问题,对抑制资本外逃、稳定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从内涵界定、成因探究、渠道考察、估计方法、成本分析与监管测度几个维度,总结了资本外逃领域研究进展;从简要介绍、属性之争、原罪与乱象、监管政策几方面概括了比特币的发展与研究前沿;以比特币为视角的资本外逃与资本控制问题,是一个很少涉及的新领域,相关文献稀少,本文对这一领域的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最后对上述的文献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针对性评述,指出了比特币视角下资本外逃与资本控制方面文献的不足,并结合本研究提出了有益的改进。第二,将比特币作为货币,引入到基于Schilling and Uhlig（2018）模型拓展的开放经济框架。既有文献未能将比特币引入开放经济,本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基于这一模型,得到若干有意义的结论:一、比特币在国内外的购买力一致,这契合了比特币在国内外的无套利理论与一价定律;二、法币的资本控制会使国内比特币价格上升,这从贸易的角度阐述了资本控制程度与比特币溢价之间的关系;三、过度的比特币流出带来国内比特币价格上升和福利损失,这为资本外逃与比特币溢价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理论解释。第三,将比特币作为商品,引入一个简洁的模型框架,利用该模型对811汇改期间的风险波动、比特币溢价突变与资本外逃涌动进行了系统描述。在理论模型领域,既有文献均将比特币作为货币引入,但将比特币作为商品引入模型,更符合我国监管政策对比特币的定义,本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首先,构建境内外比特币的商品供求理论模型,引入套利交易和资本外逃,求解和刻画溢价水平、资本外逃量和套利交易量,借助模型,从监管因素、比特币市场因素、突发事件等角度对比特币溢价波动进行了解释,并列举了实例;其次,从汇率协同性、溢价跳跃性、报价一致性与境内溢价收敛性角度,证明了811汇改后比特币溢价的脉冲性增益特征;最后,借助上述理论模型,对811汇改、风险波动、资本外逃涌动与比特币溢价的脉冲性增益特征进行了机制分析。第四,对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典型事实、经验证据与规模测算展开了研究。首先,梳理了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典型事实,并分析了突发事件和监管政策两个角度自然实验下的资本外逃情况,以及对质疑的声音进行反驳;其次,从两方面提出了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行为存在的证据:一、在岸人民币、美元与比特币之间的跨境套利行为带动资本外逃;二、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比传统渠道成本更低且控制力更弱。这两方面的证据证实了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存在性;最后,借助WalletExplorer的聚类和命名机制,使用Python软件爬虫抓取区块链账本记录的258.91万条（合计金额1090.42亿元人民币）交易数据,并从中找到有据可考的资本外逃交易为65.85亿元人民币,发现主要流向地区为美国和我国周边地区。考虑各种低估来源,估计比特币渠道的资本外逃规模在0.513.03万亿元人民币之间。第五,考察成本因素如何驱动了资本外逃转向比特币渠道。结果显示,绝对成本和相对成本优势均对资本外逃交易份额具有显着解释力,更低的资本外逃成本驱动了资本外逃转向比特币渠道。这一结论在支持了Cheung and Qian（2010）和Brada（2011）观点的同时,将证据延伸到了更为细致的每日频率数据层面。在控制了意外指数、恐慌指数、相对活跃度和全球关注度后结论依然成立。结论通过了使用矫正时间错配后的成本变量、包含异常值的全样本成本变量和滞后1期的成本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也已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第六,对2013年12月5日颁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进行了政策评估,认为政策并未有效抑制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首先,从资本外逃与套利交易范围定义、溢价的Wilcoxon符号秩检验、成交量的相关性考察等方面,对Ju et al.（2016）的研究进行了再探讨,指出其结论有待商榷;其次,在成本因素对资本外逃交易份额的回归中引入政策虚拟变量的水平项、政策虚拟变量与成本变量的交叉项,对政策有效性进行再评估,结论并不支持政策有效的论断;最后,Ju et al.（2016）研究发现政策颁布后溢价显着缩小,本文从比特币热潮孕育套利交易、比特币热潮与政策颁布的时间耦合性两个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的原因。结论显示,《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并未有效抑制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2013年底的比特币热潮孕育了成熟的套利交易,驱动了比特币溢价的显着减小,比特币溢价减小与政策的颁布在时间上接近,但两者并无直接联系。本研究可能的创新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本文可能是首篇涉足区块链账本交易数据,据此估计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规模,并将它与交易所价量数据建立联系的文献;第二,本文可能是首篇在实证研究中,将比特币数据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相匹配,而没有对变量进行降频处理的文献;第三,本文可能是首篇将比特币引入开放经济框架理论模型的文献,也可能是首篇将比特币作为商品引入开放经济模型框架的文献;第四,本文可能是首篇系统研究比特币渠道与传统渠道资本外逃的成本差异、资本控制差异的文献,并可能是在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问题上首次关注非对称资本控制问题的研究;第五,本文在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这一鲜有学者涉足的领域,对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丰富了这一领域的文献。针对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问题,和各类数字货币的乱象,本研究认为对数字货币的管控是必要的,建议从重视研究、强化监测、完善立法和深化合作四个方面开展工作,在数字货币市场上扎牢资本控制的篱笆,从而抑制资本外逃、稳定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
二、澳门回归后经济、社会走势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澳门回归后经济、社会走势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 4.1.1 模型的设定 |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 5.1.2 贸易渠道 |
| 5.1.3 投资渠道 |
| 5.1.4 金融渠道 |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进一步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专利研发 |
| 1.3.2 专利评价 |
| 1.3.3 专利转化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技术创新理论 |
| 2.1.2 TRIZ创新方法理论 |
| 2.1.3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农业专利 |
| 2.2.2 农业专利技术生命周期 |
| 2.2.3 农业专利质量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专利的数量增长与趋同 |
| 2.3.2 农业专利的质量评价与甄别 |
| 2.3.3 农业专利的有效应用与转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格局与技术生命周期 |
| 3.1 数据来源与研发方法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研究方法 |
| 3.2 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分布 |
| 3.2.1 中国农业专利的全球地位 |
| 3.2.2 中国农业专利的IPC分布 |
| 3.2.3 中国农业专利的行业分布 |
| 3.2.4 中国农业专利的主体分布 |
| 3.3 中国农业专利的技术生命周期 |
| 3.3.1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整体发展阶段 |
| 3.3.2 主要农业技术领域的生命周期比较 |
| 3.3.3 三大主体的农业专利技术生命周期比较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空间分布与收敛性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中国农业专利的空间分布 |
| 4.2.1 中国农业专利的省域分布 |
| 4.2.2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空间均衡性 |
| 4.2.3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 |
| 4.3 中国农业专利的收敛性 |
| 4.3.1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绝对β收敛 |
| 4.3.2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条件β收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质量分布与泡沫甄别——以授权发明为例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分布 |
| 5.2.1 基于综合评价指数的专利质量比较 |
| 5.2.2 基于专利宽度的技术通用性分析 |
| 5.2.3 基于专利被引的技术创新性分析 |
| 5.2.4 基于专利权利要求的法律价值分析 |
| 5.2.5 基于专利存续期的经济价值分析 |
| 5.3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分布 |
| 5.3.1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规模 |
| 5.3.2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分布 |
| 5.3.3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空间均衡性 |
| 5.4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识别 |
| 5.4.1 基于二元选择模型的泡沫专利识别 |
| 5.4.2 基于机器学习分类的泡沫专利识别 |
| 5.4.3 两类泡沫专利识别方法结果比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数据来源 |
| 6.1.3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2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影响因素 |
| 6.2.2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边际影响 |
| 6.3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 |
| 6.3.1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通用性路径 |
| 6.3.2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创新性路径 |
| 6.3.3 中国农业专利法律价值路径 |
| 6.3.4 中国农业专利经济价值路径 |
| 6.4 考虑创新累积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4.1 综合质量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2 技术通用性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3 技术创新性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4 法律价值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5 经济价值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经济效果评价——以种植业为例 |
| 7.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7.1.1 空间计量模型 |
| 7.1.2 数据来源 |
| 7.2 中国农业专利的经济贡献分析 |
| 7.2.1 模型适配度检验 |
| 7.2.2 地理视角下经济贡献分析 |
| 7.2.3 供需视角下经济贡献分析 |
| 7.3 中国农业专利的边际经济贡献 |
| 7.3.1 地理视角下边际经济贡献 |
| 7.3.2 供需视角下边际经济贡献 |
| 7.4 中国农业专利经济效果的稳健性检验 |
| 7.4.1 模型互为因果的内生性讨论 |
| 7.4.2 异方差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
| 7.4.3 含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
| 7.4.4 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中国农业专利数量加速增长,省域间数量水平呈现β收敛 |
| 8.1.2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阶段性下降,质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
| 8.1.3 中国农业专利具有显着经济贡献,贡献以本地直接效应为主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优化农业技术研发资源配置,推动农业专利产出合理收敛 |
| 8.2.2 壮大市场化农业技术研发主体,加快农业技术诱致性创新 |
| 8.2.3 构建农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农业高质量专利应用转化 |
| 8.3 讨论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2020年澳门经济形势分析及未来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20年澳门经济形势分析 |
| （一）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服务出口大幅下滑 |
| （二）投资消费萎靡不振，货物贸易逆差扩大 |
| （三）就业市场压力增大，通货膨胀显着放缓 |
| （四）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财政预算三次修改 |
| （五）旅游博彩大幅收缩，相关行业明显受损 |
| （六）房地产市场低迷，租售价格表现不一 |
| （七）传统金融运行平稳，特色金融有序发展 |
| 二、后疫情时期澳门经济展望 |
| （一）总体经济将企稳向好 |
| （二）旅游博彩业将有序复苏 |
| （三）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依然存在 |
| 三、澳门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疫情依然是影响澳门经济平稳复苏的主要因素 |
| （二）博彩业“一业独大”风险进一步凸显 |
| （三）中小企业生存发展难度加大 |
| （四）社会民生短板亟待补齐 |
| 四、澳门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
| （一）世界“东升西降”格局的演变 |
| （二）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开局 |
| （三）粤港澳大湾区“澳珠极点”建设的推进 |
| 五、对策建议 |
| （一）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
| （二）恢复经济纾解民困，加快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
| （三）发挥澳门独特优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
（4）澳门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营造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资源紧缺带来城市高密度化发展 |
| 1.1.2 高密度化发展带来的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1.3.1 澳门 |
| 1.3.2 高密度城区 |
| 1.3.3 绿色空间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分析法 |
| 1.4.2 实证分析法 |
| 1.4.3 数据分析法 |
| 1.5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数据来源 |
| 1.5.3 研究基础 |
| 1.5.4 研究框架 |
| 1.6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基础研究与案例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人居环境学 |
| 2.1.2 紧凑城市 |
| 2.1.3 景观生态学 |
| 2.1.4 城市生态学 |
| 2.2 研究进展 |
| 2.2.1 国外研究进展 |
| 2.2.2 国内研究进展 |
| 2.3 案例分析 |
| 2.3.1 香港 |
| 2.3.2 武汉江汉区 |
| 2.3.3 广州天河区 |
| 2.3.4 新加坡 |
| 2.4 评议 |
| 第3章 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的构成要素及营造策略 |
| 3.1 高密度城区的特征 |
| 3.1.1 人口高密度 |
| 3.1.2 建筑高度高 |
| 3.1.3 土地高价格 |
| 3.2 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的构成要素 |
| 3.2.1 绿色廊道(线状) |
| 3.2.2 绿地斑块(面状) |
| 3.2.3 小微绿地(点状) |
| 3.2.4 立体绿化 |
| 3.3 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构成要素间的作用机制 |
| 3.3.1 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的功能 |
| 3.3.2 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要素间的作用机制 |
| 3.3.3 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用地与其它用地间的关系 |
| 3.4 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的营造策略 |
| 3.4.1 区域连接策略 |
| 3.4.2 服务覆盖策略 |
| 3.4.3 功能复合策略 |
| 3.4.4 微绿拓展策略 |
| 3.4.5 立体生长策略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澳门绿色空间的营造实践 |
| 4.1 澳门概况 |
| 4.1.1 澳门基本情况 |
| 4.1.2 澳门城市空间的演变及高密度空间的形成 |
| 4.1.3 澳门绿色空间的演变 |
| 4.2 澳门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的要素与突出问题 |
| 4.2.1 澳门绿色空间的要素 |
| 4.2.2 澳门绿色空间的突出问题 |
| 4.3 澳门绿色空间营造策略探索 |
| 4.3.1 营造原则 |
| 4.3.2 构建多层次绿色空间体系 |
| 4.3.3 保护生态斑块 |
| 4.3.4 建立与保护生态廊道 |
| 4.3.5 注重人性化立体化设计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的构成要素和营造策略 |
| 5.1.2 澳门绿色空间营造的实践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视角下的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概念、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概念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区域 |
| 1.2.4 研究数据与方法 |
| 1.2.5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3 研究创新 |
| 1.4 研究不足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区域协同理论 |
| 2.1.2 城市群网络理论 |
| 2.1.3 经济增长理论 |
| 2.1.4 微型经济体经济多元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研究综述 |
| 2.2.2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研究综述 |
| 2.3 文献述评 |
| 3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演变 |
| 3.1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现状 |
| 3.1.1 粤港澳大湾区府际联系增强 |
| 3.1.2 港澳联系紧密 |
| 3.2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程度的定量评估 |
| 3.2.1 数据来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3.2.2 研究方法 |
| 3.2.3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变化情况 |
| 3.3 流视角下澳门与大湾区其它城市的协同发展 |
| 3.3.1 分析方法与指标 |
| 3.3.2 主要研究发现 |
| 4 区域协同视角下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
| 4.1 基于粤澳合作的澳门发展历程回顾 |
| 4.1.1 “前店后厂”模式阶段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影响 |
| 4.1.2 基于CEPA合作阶段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影响 |
| 4.1.3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阶段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影响 |
| 4.2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定量分析 |
| 4.2.1 实证数据及方法 |
| 4.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 经济适度多元与区域协同度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方法 |
| 5.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 结论、建议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课题与论文发表 |
| 致谢 |
（6）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湾区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 (二)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相关研究 |
| (三)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研究回顾 |
| (四)文献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 |
| 一、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建设现状 |
| 二、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紧迫性 |
| 三、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概念界定 |
| 一、协同治理理论的历史考察 |
| 二、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内涵 |
| 第三节 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 一、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治理战略协同 |
| 二、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治理主体协同 |
| 三、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治理制度协同 |
| 四、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理论模型 |
| 第二章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差距分析 |
| 第一节 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区位熵分析模型设计 |
| 一、区位熵方法介绍及模型设计 |
| 二、样本及指标的选择 |
| 第二节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差异分析 |
| 一、湾区整体层级的区位熵实证分析 |
| 二、湾区核心城市层级的区位熵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发展差异分析 |
| 一、广东地区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区位熵实证分析 |
| 二、香港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区位熵实证分析 |
| 三、澳门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区位熵实证分析 |
| 四、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区位熵实证分析比较 |
| 第三章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差距分析 |
| 第一节 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区位熵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设计 |
| 第二节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水平比较 |
| 一、湾区整体层级的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
| 二、核心城市层级的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协同发展水平比较 |
| 一、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公司数量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
| 二、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从业人数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
| 三、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营业收入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
| 四、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税前利润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
| 五、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协同发展水平分析 |
| 第四章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战略协同治理路径体系 |
| 第一节 突破区划限制构建切合实际的区域协同战略 |
| 一、粤港澳数字创意产业空间壁垒 |
| 二、中央层面加强统摄治理能力,建立“决策层+实施层”计划实施机制 |
| 二、核心城市层面秉承互惠互利原则,四层次递进打造治理共同体 |
| 第二节 破除低端不平衡矛盾架构产业价值链重构延伸战略 |
| 一、完善产业链条,大力打造具有前瞻意义的创新链 |
| 二、推动数字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形成新兴形态价值链 |
| 三、重视原创数字内容IP发展,不断巩固高端性质的产业链 |
| 第三节 紧密湾区内部联系搭建核心城市差异化定位战略 |
| 一、“高地+洼地”组合,着力打造伞形网状城市层级结构 |
| 二、增长集群效应引导,中心城市引领推进 |
| 三、因地制宜,建设分工合理的城市群产业分工体系 |
| 第五章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主体协同治理路径体系 |
| 第一节 培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观念,凝聚治理信任网络 |
| 一、优化信息共享机制,取得集体协同共识 |
| 二、规则、资本、网络三大方法渐进,建立共同价值观 |
| 三、充分运用信息传播力量,促进三地人心相通 |
| 第二节 明晰不同主体协同治理责任,创新湾区协同治理参与机制 |
| 一、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参与的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创新机制 |
| 二、企业为核心、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重点的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技术协同机制 |
| 三、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知识协同机制 |
| 第三节 完善主体协同治理常态体系,着力提高治理绩效 |
| 一、正式治理机制与非正式治理方法相结合促协同治理精准有效落实 |
| 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绩效评估工作 |
| 第六章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制度协同治理路径体系 |
| 第一节 赋权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主体,增强协同治理行动力 |
| 一、转型规制治理能力,政府主动让权湾区数字创意自组织 |
| 二、汇合多级政治力量,设立并引导高效协同组织 |
| 三、软硬环境双重支撑,激励并保障协同主体跨区治理 |
| 第二节 破解市场优化资源配置障碍,实现资源要素互联互通 |
| 一、改革现有财税体制,科学划分中央与大湾区财权、事权范围 |
| 二、建立合理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大湾区横向转移支付体系 |
| 三、推广创新驱动税收政策,优化大湾区税收服务协同机制 |
| 第三节 促进粤港澳法律全面对接,引导协同实践正向发展 |
| 一、直面法律差异与红利,建立循序渐进的协同立法机制 |
| 二、降低大湾区法律整合成本,试点先行发挥法治创新能力 |
| 三、科技赋能跨境法律合作,优化粤港澳数字创意法治营商环境 |
| 结语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论文不足及改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中国电力消费的多维度特征研究与需求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电力消费与经济发展关联关系的研究综述 |
| 1.2.2 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 1.2.3 电力消费效率的研究综述 |
| 1.2.4 电力消费趋势预测的研究综述 |
| 1.3 本文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4 本文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本文研究方法 |
| 1.4.2 本文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中国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特征分析 |
| 2.1 引言 |
| 2.2 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动态关联特征的分析模型 |
| 2.2.1 重心模型 |
| 2.2.2 CF(Christiano-Fitzgerald)滤波分解技术 |
| 2.2.3 Granger因果检验 |
| 2.2.4 状态空间模型 |
| 2.3 变量选取及特征描述 |
| 2.4 中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特征分析 |
| 2.4.1 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重心耦合性分析 |
| 2.4.2 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周期协同性分析 |
| 2.4.3 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动态交互性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电力消费的年均增速放缓特征分析 |
| 3.1 引言 |
| 3.2 电力消费年均增速放缓原因分析的模型 |
| 3.2.1 脱钩模型 |
| 3.2.2 累积和CUSUM(Cumulative Sum Test)检验 |
| 3.2.3 电力消费的多因素结构分解模型 |
| 3.3 中国电力能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
| 3.4 中国电力消费年均增速放缓的原因分析 |
| 3.4.1 中国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间的脱钩关系分析 |
| 3.4.2 中国电力消费年均增速的累积和检验分析 |
| 3.4.3 不同经济阶段中国电力消费的结构分解结果比较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电力消费强度的省际差异化特征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电力强度省际差异化的度量与分析模型 |
| 4.2.1 泰尔指数 |
| 4.2.2 面板惩罚分位数回归模型 |
| 4.2.3 基于回归的Shapley分解 |
| 4.3 变量选取及特征描述 |
| 4.4 中国电力强度省际差异化特征分析 |
| 4.4.1 电力强度差异化测度结果分析 |
| 4.4.2 电力强度差异化影响因素分析 |
| 4.4.3 影响因素的差异化贡献度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分析 |
| 5.1 引言 |
| 5.2 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测度与分析模型 |
| 5.2.1 EBM (Epsilon Based Measure)模型 |
| 5.2.2 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 |
| 5.2.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5.2.4 收敛分析模型 |
| 5.3 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1 研究范围及数据来源说明 |
| 5.3.2 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测度指标体系 |
| 5.4 中国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测度与分析结果 |
| 5.4.1 中国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
| 5.4.2 中国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GML指数分解分析 |
| 5.4.3 中国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空间地理分布及集聚特征分析 |
| 5.4.4 中国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电力能源未来消费趋势的情景预测 |
| 6.1 引言 |
| 6.2 电力消费预测的模型构建 |
| 6.2.1 情景模拟分析法 |
| 6.2.2 LEAP(Long-range Energy Alternatives Planning Model)模型 |
| 6.2.3 电力消费预测的模型构建 |
| 6.3 中国电力消费预测的情景设置 |
| 6.3.1 考虑电力消费特征的情景设计 |
| 6.3.2 情景参数设定 |
| 6.4 中国电力消费的预测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基本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背景 |
| 1.2 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选题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包容性理论研究综述 |
| 2.1.1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1.2 包容性经济制度理论 |
| 2.1.3 包容性理论研究述评 |
| 2.2 制度供给理论研究综述 |
| 2.2.1 制度需求—供给理论分析框架 |
| 2.2.2 制度失衡与均衡 |
| 2.2.3 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 |
| 2.2.4 转轨经济理论与新供给经济学 |
| 2.2.5 制度供给理论研究述评 |
| 2.3 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与需求研究综述 |
| 2.3.1 房地产税收理论 |
| 2.3.2 房地产税收制度需求与供给 |
| 2.3.3 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方案研究 |
| 2.3.4 房地产税收理论研究述评 |
| 2.4 房地产税收制度实证研究综述 |
| 2.4.1 传统实证研究方法 |
| 2.4.2 CGE模型与房地产税模拟分析 |
| 3 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的现状考察与问题分析 |
| 3.1 我国不动产物权及税收制度的历史变迁 |
| 3.1.1 中国古代的土地与赋税制度 |
| 3.1.2 近代中国租界的土地及房地产税制 |
| 3.1.3 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与房地产税制 |
| 3.1.4 新中国以来土地制度及房地产税制变革 |
| 3.2 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现状分析 |
| 3.2.1 我国房地产制度建设现状:汲取性特征明显 |
| 3.2.2 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现状分析:面临包容性短板 |
| 3.3 当前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面临的具体问题和障碍 |
| 3.3.1 供求存在失衡 |
| 3.3.2 功能定位争议大 |
| 3.3.3 征税对象和范围难以合理设定 |
| 3.3.4 税收征管落地难 |
| 4 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 |
| 4.1 国外不动产物权及房地产税制比较分析 |
| 4.1.1 国外不动产物权制度现状 |
| 4.1.2 国外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比较分析 |
| 4.2 我国港澳台地区不动产物权及房地产税制比较分析 |
| 4.2.1 中国香港不动产物权与税制现状 |
| 4.2.2 中国台湾不动产物权与税制现状 |
| 4.2.3 中国澳门不动产物权与税制现状 |
| 4.3 国外及港澳台房地产税制供给的包容性经验借鉴 |
| 4.3.1 以公平为导向,将“平均地权”作为不动产物权制度建设的立足点 |
| 4.3.2 制度设计趋于中性,“宽税基、低税率”成为普遍趋势 |
| 4.3.3 “涨价归公”,房地产税是地方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 |
| 4.3.4 因地制宜,根据发展阶段实行不同的课税模式 |
| 4.3.5 健全征管制度及评税体系,改善征纳关系和税收遵从度 |
| 4.3.6 实行收入与公共服务挂钩,以利于纳税人和地方政府激励相容 |
| 5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的理论分析与制度选择 |
| 5.1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理念的提出 |
| 5.1.1 包容性房地产经济制度及其供给路径 |
| 5.1.2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理念及其内涵特征 |
| 5.2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 |
| 5.2.1 目标原则 |
| 5.2.2 功能定位 |
| 5.2.3 制度创新的路径与模式选择 |
| 6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的模拟分析 |
| 6.1 房地产税收制度变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分析 |
| 6.1.1 房地产税收制度变革对经济的影响 |
| 6.1.2 房地产税收制度变革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
| 6.1.3 房地产税收制度变革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
| 6.1.4 房地产税收制度变革对金融的影响 |
| 6.2 基于MONASH-TYPE的房地产税CGE模型的构建 |
| 6.3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模拟分析——基于省级行政区域样本 |
| 6.3.1 模拟分析有关前提假设 |
| 6.3.2 模拟分析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
| 6.3.3 政策模拟方案及冲击设定 |
| 6.4 模拟分析结果 |
| 6.4.1 模拟分析结果 |
| 6.4.2 两类制度方案模拟结果的对比分析 |
| 6.4.3 模拟分析简评 |
| 7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的方案建议 |
| 7.1 制度供给的总体思路 |
| 7.2 保有环节房地产税的包容性制度方案 |
| 7.2.1 按照公平原则,设计房地产税的主要税制要素 |
| 7.2.2 按照共享原则,合理设定房地产税收优惠方案 |
| 7.3 交易环节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包容性方案 |
| 7.3.1 降低房地产增值税税率,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 |
| 7.3.2 降低契税名义税率,促进税收政策公平统一 |
| 7.3.3 推进房地产转让个人所得税据实征收,发挥税收调节功能 |
| 7.3.4 实施房屋转让印花税改革,增强印花税调节功能 |
| 7.3.5 推进房地产收费基金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
| 7.4 房地产税收征管的包容性方案 |
| 7.4.1 建立公平有效的房地产价值评估体系 |
| 7.4.2 产权不合法、不完整及交易受限的住房评估征税方案 |
| 7.4.3 优化房地产税纳税申报制度 |
| 7.4.4 推进房地产税相关信息全面共享 |
| 7.4.5 房地产税违法处理与税收救济 |
| 7.5 房地产税收立法的包容性实施路径 |
| 7.5.1 立法先行 |
| 7.5.2 充分授权 |
| 7.5.3 分步实施 |
| 7.6 相关配套制度的包容性解决方案 |
| 7.6.1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方案 |
| 7.6.2 房地产税开征后土地定价问题的解决方案 |
| 7.6.3 关于“租”与“税”的过渡衔接方案 |
| 7.6.4 优化地方公共支出方案,引导健全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选择机制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和突破 |
| 8.1.1 主要研究结论 |
| 8.1.2 取得的主要成果 |
| 8.2 研究展望 |
| 8.2.1 探索构建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的评价体系 |
| 8.2.2 优化房地产税模拟分析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土地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目标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土地财政 |
| 二、地方政府行为 |
| 三、居民收入 |
| 四、居民收入分配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地租与土地国有化理论 |
| 二、公共选择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四、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 |
| 五、福利经济学理论 |
| 第三节 土地财政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机制分析 |
| 一、“以地引资”对城镇职工工资的影响机制 |
| 二、土地征收对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影响机制 |
| 三、“以地生财”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
| 四、“以地生财”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
| 第二章 土地财政、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相关制度 |
| 一、需求层面：分税制改革和政绩考核制度 |
| 二、供给层面：土地、房产制度的变革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的规模和变动趋势 |
| 一、土地征收和土地供应面积 |
| 二、土地财政收入 |
| 第三节 收入分配政策 |
| 一、打破平均主义,恢复按劳分配(1978-1984) |
|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建立多元分配格局(1987-2006) |
| 三、注重追求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2007 年至今) |
| 四、对收入分配政策的评价 |
| 第四节 收入分配状况和变动趋势 |
| 一、居民总体收入差距 |
| 二、城乡收入差距 |
| 三、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
| 四、城镇职工工资差距 |
| 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
| 第三章 “以地引资”与城镇职工工资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变量和数据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 |
| 一、基本结果 |
| 二、机制检验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安慰剂检验结果 |
| 二、GMM方法估计结果 |
| 第四节 异质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征收对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影响 |
| 第一节 数据、模型和方法 |
| 第二节 计量结果 |
| 一、双重差分(DID)回归结果 |
| 二、安慰剂检验结果 |
| 三、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结果 |
| 四、机制检验结果 |
| 第三节 土地征收对居民收入与财富差距的贡献度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地生财”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
| 第一节 实证模型、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 一、实证模型与变量设定 |
|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以地生财”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基准回归 |
| 二、“以地生财”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渠道分析 |
| 第三节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第四节 异质性和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地生财”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
| 三、内生性的处理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 |
| 第三节 “以地生财”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中介机制检验 |
| 一、土地财政背景下“人地失调”城镇化的中介效应检验 |
| 二、公共品供给扭曲的中介效应检验 |
| 三、“去工业化”的中介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土地财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空间关系检验 |
| 一、模型设定 |
| 二、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
| 第五节 异质性与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深入推进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 |
| 二、完善农地非农化的利益分配格局 |
| 三、去除“以地生财”的制度化土壤 |
| 四、完善土地管理政策稳定房价 |
| 五、纠正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中的城市偏向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3 研究创新及不足 |
| 第2章 比特币及资本外逃领域的研究新进展 |
| 2.1 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进展 |
| 2.2 有关比特币的研究前沿 |
| 2.3 比特币视角下资本外逃与资本控制的研究探索 |
| 2.4 总结性评述 |
| 第3章 开放经济、比特币流动与资本外逃——一个理论模型 |
| 3.1 引言 |
| 3.2 封闭经济下模型构造 |
| 3.3 从封闭经济到小型开放经济 |
| 3.4 均衡性质讨论 |
| 3.5 小结 |
| 第4章 811 汇改、比特币溢价与资本外逃 |
| 4.1 引言 |
| 4.2 比特币市场、资本外逃与跨境套利——一个理论模型 |
| 4.3 风险波动、比特币溢价与资本外逃——来自811 汇改期间的证据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国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典型事实、经验证据与规模测算 |
| 5.1 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典型事实 |
| 5.2 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存在证据 |
| 5.3 基于区块链数据爬虫的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规模测算 |
| 5.4 小结 |
| 第6章 中国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成本驱动 |
| 6.1 模型设定 |
| 6.2 数据说明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小结 |
| 第7章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抑制了资本外逃吗?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研究再审视与政策再评估 |
| 7.3 套利交易与比特币溢价: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
| 7.4 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澳门回归后经济、社会走势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2]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D]. 赖晓敏. 华中农业大学, 2021(02)
- [3]2020年澳门经济形势分析及未来展望[J]. 张立真. 港澳研究, 2021(02)
- [4]澳门高密度城区绿色空间营造策略研究[D]. 安晓娇. 北京建筑大学, 2020(08)
- [5]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视角下的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研究[D]. 梅敏. 暨南大学, 2020(06)
- [6]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D]. 伍倩颖.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中国电力消费的多维度特征研究与需求预测[D]. 光峰涛.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8]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研究[D]. 郭建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9]土地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D]. 谢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10]中国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问题研究[D]. 袁磊. 中央财经大学, 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