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推出“国家舰队”新构想（论文文献综述）
赵静雪[1]（2021）在《冷战后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调整研究 ——从叶利钦到普京第一任期为中心（1991-2004）》文中提出冷战结束到21世纪初,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经历了三次调整,呈现出“重韩轻朝”、“朝韩等距离”、“稳韩就朝”这三个阶段性的变化。第三次调整后,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基本延续“稳韩就朝”的状态至今。本文以国家利益为中心,通过考察三次政策调整时期俄罗斯在半岛的国家利益次序变化,来解释俄罗斯在半岛政策的内在逻辑。作为俄罗斯整体对外战略中的一部分,对俄罗斯的半岛政策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俄罗斯的外交行为。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对从叶利钦到普京第一任期（1991-2004）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调整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国家利益相关理论综述的基础上建立分析框架,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冷战后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将政策调整历程分为重韩轻朝政策的实施（1991-1994）、朝韩等距离政策的推行（1994-2000）、稳韩就朝政策的开端（2000-2004）这三个阶段,简要介绍了期间俄罗斯与半岛国家关系的变化,并将国家利益的相关理论与俄罗斯的半岛政策调整的实践相结合,探究促使俄罗斯对其半岛政策作出调整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对政策特点进行总结。本研究发现,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半岛形势的变化、俄罗斯发展经济的强烈需求以及价值观念的选择这几种因素的变化,俄罗斯在半岛国家利益的侧重也有所不同。分别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经济利益优先、地缘政治利益与安全利益居重、以及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再次上升这几个阶段,而正是围绕这些变化的利益,俄罗斯在朝鲜半岛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
游启明[2]（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张雨童[3]（2020）在《《环球电力热点观察》期刊文章英译汉实践报告》文中认为电力工业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点之一,随着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全球电力行业正处在一场深刻的变革之中。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以及智能技术的崛起等对传统的能源供应造成冲击。本翻译实践原文本为从国外相关能源网站收集到的英文文献,译文在《环球电力热点观察》期刊中出版。译者在英译汉过程遵循忠实、通顺的原则,对电力期刊文本的翻译进行了研究。本翻译实践报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翻译实践项目背景和项目意义;第二部分是译前准备描述,包括分析平行文本和原文本的特征,从而确定翻译中遵循的原则;第三部分是翻译过程描述,包括译前准备、翻译原文本的过程和翻译后的校对工作;第四部分是案例分析,主要从词汇、句法以及标题和小标题三方面对翻译中的重难点进行案例分析,并提出具体的翻译策略,如增词法、转化法、省译法等,以期译文忠实、通顺。最后在结论部分,主要对翻译实践工作进行了总结。通过此次翻译实践,译者了解了电力领域前沿科技,并且掌握了电力期刊文本的特点和翻译策略,提高了自身的翻译能力;同时,译者希望该实践报告能为翻译此类文本的译者提供一些参考。
尹玲[4]（2019）在《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文中研究说明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日本就驻日美军基地及防务费用分摊问题持续出现争端,这主要是基于美日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利益是同盟牢固的纽带,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本身就是美日两国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分配和创造的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仍以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想看待亚洲事务,并利用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满足其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对亚太国家进行封锁战略。而日本则认为美国的要求并未对日本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产生太多直接影响。这也就是两国在防务争端的根源——国家核心利益。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看,美日两国在防务领域的纷争可追溯到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美日安保体制成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力量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逐渐在经济领域成为了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两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引发在政治、军事与安全等领域的连锁反应。其实,美日两国在安保体制语境下各怀心事:日本希望在与美国亚太区域利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提升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借此机会突破在安保体制上的限制,向“正常国家”迈进一步;而按照美国的意愿,美日同盟的目标应该是让日本在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又必须受到美国的制约,使日本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因此,美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出现纷争也在所难免。本文旨在从中国学者角度看待美国对日安保政策,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课题的源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难度和研究创新进行阐释。正文由四章组成,以时间为节点,以美日两国安保体制的调整与变革为架构,侧重把美国对日安保政策放在美国亚太战略利益、整体战略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亚洲政策变化中,以揭示美日安保体制重构与美日同盟关系“再定义”的深层原因与深刻影响,即在冷战思维下,美日安保体制与同盟关系的不断调整与定义是美日两国为适应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同盟体制现状,两国在同盟体制内部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通过调整、缔结新的条约或合作指针,实现美日两国的利益分配与同盟关系的“再平衡”。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对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以及对日驻军问题进行述评。美国国家战略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础,该战略贯穿于美国战后历届政府的外交战略之中。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而美国对日政策又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集中体现。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深受国际战略环境的影响,其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将日本塑造成美国在该地区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为此,美国制定了以全面巩固和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军事关系,强化美日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对日政策。第二章,主要论述了6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演变。这一时期美日两国进入了调整期和适应期,美日两国关系也从冰点转向蜜月期。1960年美日两国对安保条约的首次“再定义”使美日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时的美国仍然视日本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防波堤”,并且试图进一步控制与管理日本。然而,进入60年代末,美日两国的贸易摩擦进入逐步激化时期。虽然此时美日两国的摩擦体现在了经济领域,然而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日两国在各个领域中出现的经济摩擦的起点与中心,也成为了美日双方日后在争夺政治与军事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论证了7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期待与不安。自《新美日安保条约》生效后,日本开始更加积极地谋求改变“美主日从”的关系状态。在这一时期,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摩擦也开始向军事与安全领域蔓延,即使两国都力图朝着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方向改善两国关系,但两国间的竞争关系成为了双方在经济、军事与安全等诸多领域产生争论与摩擦的关键的基础。第四章,主要探讨了80年代美日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与日本的“国际国家化”成为了两国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共同目标,美日同盟关系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提升。从这一角度讲,由美日“安保关系”向“同盟关系”的进化,赋予了美日同盟体制以新的地位与作用。“中曾根康弘—里根时代”的到来、美日“同盟关系”的明确表述,表明了日本在同盟事务中主动性的加强与维系同盟利益的倾向。美日同盟关系与日本实现大国化目标之间的联系逐渐得以建立,这也使美日共同体的思想得到了明显的加强。结语部分,通过对冷战时期美日安保体制进行述评,揭示两国政策转变的深层原因,同时对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的特点进行论述,对两国同盟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评估。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同盟体制内部的现状,美日两国就同盟体制与两国同盟关系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进行着适应性的调整与重新定义,实现美日两国同盟关系与利益分配的“再平衡”。通过对美国对日政策,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的发展与演变的研究,准确认识并勾勒出冷战时期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力求把握两国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现实层面揭示美国对日军事与安全政策与美日关系之于亚太地区安全的时代意义。
汤文峤[5]（2019）在《美军亚太地区前沿存在情报力量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于水镜[6]（2019）在《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嬗变 ——基于对《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五个版本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联解体后,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俄罗斯如今已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外交政策不断调整,对国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俄外交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以下简称《构想》）是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它全面地介绍了俄罗斯领导人对世界发展的观点及其对外政策主张,集中阐述了俄外交活动的主要原则和优先方向。迄今为止,俄罗斯共出台过五个版本的《构想》,分别是在1993年、2000年、2008年、2013年和2016年。本论文的研究以时间为线索,从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算起,到2018年5月6日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结束止。论文以五个版本的《构想》文本为基础,围绕其出台背景、主要内容,从文本的变化及特点入手,同时结合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与某些重大俄国内、国际事件,展开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发展的探索。本文由序言、四章和结论组成。序言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与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写作思路和结构。第一章以1993年版《构想》为基础分析叶利钦时期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这期间俄外交经历了一开始的“一边倒”的亲西方阶段、温和保守主义阶段以及后来的全方位对外政策。在这一时期,如何在虚弱的国力基础上维持国际地位,为国家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但国内政治、经济的种种困难又使得俄外交实践常常力不从心。1993年4月出台的首版《构想》,明确了俄罗斯对本国世界大国的定位,强调维护自身利益,与西方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同时对独联体、亚太国家开始予以关注。但是,包括叶利钦在内的主要外交决策者并没有放弃对西方的幻想,《构想》也带有明显的亲西方色彩。1996年普里马科夫出任俄外长后,俄罗斯对外政策进入全方位外交阶段。在“多极化”思想的指导下,俄罗斯外交更加多样化,对于地区及国际事务态度更加积极且具有独立性,与西方出现的分歧逐渐增多。总体来看,本阶段俄罗斯外交受限于国家实力的衰弱,《构想》中提出的诸多目标未能得以实现。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版《构想》的研究,探索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俄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特点。普京执政的八年,是俄罗斯全面发展、走向复兴的八年。稳定国内局势,发展民族经济、恢复综合国力是俄罗斯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2000年出台的《构想》提出俄罗斯外交政策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原则,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优先方向。《构想》中继承了叶利钦时期对国家的基本定位——积极谋取世界大国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俄罗斯积极倡导构建世界新秩序,加强对国际安全问题的关注,并且开始注重本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塑造国家形象。本阶段俄罗斯外交以平衡性为主要特点,具有灵活、务实的风格。第三章则是结合2008年版《构想》,分析“梅普组合”时期俄外交政策。本阶段,俄罗斯外交政策强势特征凸显,这一点在梅德韦杰夫上台后颁布的2008年版《构想》中就已经充分体现。一方面,俄罗斯在经历连续、快速发展的几年后,国家实力增强,大国自信日益彰显;另一方面,俄罗斯已经不再满足于影响国际政治,而是进一步谋求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本阶段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点依然是经济,因此不论与西方国家斗争还是合作,出发点都是为本国经济的振兴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构想》中就已经强调俄不会使自己“陷入消耗性的对抗中,不会破坏经济和内部发展去进行新的军备竞赛。第四章重点研究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也就是其第三个总统任期内的俄外交政策,本阶段共出台了两版《构想》,分别是在2013年和2016年。就在2013年版《构想》出台仅一年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大幅度滑坡,双方开始长期的制裁战。受此影响,俄罗斯在2016年11月30日出台新版《构想》,调整外交政策。在《构想》中,俄罗斯对国家目标的定位进行了调整,国家目标有所收缩。俄不再强调国家竞争力,转而更加注重世界秩序的公平性,并对恐怖主义问题关注度提高。对于西方,俄罗斯并没有放弃合作的意愿,同时,俄更加注重发展东方外交,包括对同中国的合作表现得也更加积极,首次在《构想》中将中俄关系作为单独一部分进行论述。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通过对俄罗斯近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嬗变进行研究,可以看到其对外政策的强势特征日益凸显,对欧洲文明的认同日趋清晰,逐渐加强了文化因素在外交中的作用。同时,也能够把握俄外交政策的发展脉络:以谋求大国地位为主线,以建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统一经济、人文空间”为重要战略目标,以稳定性和延续性为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势。俄罗斯的发展之路也对我们起到借鉴意义,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互惠共赢的外交政策经济发展与内政的稳定是外交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王楷淇[7]（2019）在《北约未来战略调整趋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北约战略进行研究是北约研究的一个重点。2019年距离北约上一个战略构想发布已经过去九年时间,在这九年里,欧洲安全局势出现了波谲云诡的变化。乌克兰危机使得北约无异于走到了又一个重要程度不亚于“1947年冷战爆发”和“1991年冷战结束”的历史转折点。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无疑宣告了美俄对抗的全面开启。美国将俄罗斯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在最近开始强调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欧洲的威胁。而放眼欧洲,欧洲安全结构也确实呈现出更多的冲突和对抗色彩,这集中反应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美俄关系与“俄-北”关系的恶化。从北约发布新战略的时间节点上看,距上个战略构想发布已接近十年,是到了北约发布其下一个战略构想的时候了。从欧洲安全形势发展来看,北约出台下一个战略构想已刻不容缓。在这一背景下,北约如何进行其战略调整将成为北约研究的下一个热点。北约作为当今世界上制度化程度最高的政治军事组织,对其战略调整进行研究有利于理解北约组织的特性,有利于理解美、欧、俄战略互动,有利于理解欧洲安全结构的变化。从中国视角看,研究北约战略调整可以为未来参与中、美、俄、欧战略互动提供指导。本文选取战略环境、战略威胁、战略目标、战略手段四个变量作为安全战略制定的分析框架,运用分析框架对北约冷战时期提出的“前沿防御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和“灵活反应战略”和冷战后北约于1991年、1999年以及2010年提出的三个战略新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力图梳理出北约制定其战略的动因。通过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北约未来战略调整既有“变”,也有“不变”。“变”的一点在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北约的战略调整就审视自身职能和处理对俄关系方面均开始回归冷战“世界观”。主线就是更加强调“集体防御”,重视传统安全威胁,将俄罗斯“混合战争”视为新威胁来源。具体而言,战略环境方面,欧洲安全结构渐渐显露出冷战时期的某些特征。一方面北约东扩导致欧洲地缘政治斗争加剧。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因素被北约重新强化。战略威胁方面,北约将俄罗斯设定为“欧洲-大西洋安全秩序”的头号威胁来源,并强调俄罗斯给西方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战略目的方面,北约更加强调《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集体防御”的联盟目标,强调应对传统安全威胁,重视盟国和伙伴国领土安全。战略手段方面,一是北约冷战时期“前沿防御”的战略思想被重新重视。但与冷战时期“前沿防御战略”不同,受制于防务开支拮据和俄罗斯具体威胁,北约无力也无必要全面恢复冷战时期前沿防御状态。因此,北约在具体部署中强调在战略前沿地带“多点小规模部署”和提高部队“快速反应能力”,这与1991年北约提出的“有限前沿存在战略”和“冲突预防和危机处理战略”类似。二是北约将加强导弹防御计划与核威慑能力建设的目的公开指向对俄战略威慑,这改变了欧洲安全结构的内涵。三是暂缓北约东扩。北约战略调整的“不变”之处在于:一是北约将继续坚持“合作安全”,即通过深化伙伴关系建设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与欧盟、欧安会、联合国的合作。二是北约将继续进行内部机构改革以适应未来新的欧洲安全环境。
段建炜[8]（2018）在《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是当今世界情报投入最多的国家,而国防情报业界占据了整个情报界的半壁江山。为了管理和利用好这一庞大力量,美国建立了现代化的国防情报管理机制,凭借先进的管理理念、发达的管理水平、优秀的管理队伍,在支援决策和作战方面成效显着。论文以考察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理论框架与模型为逻辑起点,以组织管理与业务管理具体实践为依据,分析和归纳现代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主要内容,揭示和论证若干重要影响因素,总结评价其特点与不足,并对我国防和情报管理发展提出对策性思考,使论文具有学术研究和实践指导双重意义。论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个案分析法、系统科学方法等,重点从四个部分开展研究:第一部分是论文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对美国国防情报管理最基础的理论要素进行概念分析和客观要素考察,并通过建模方法研究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理论模型,解读出情报、管理与决策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是论文的历史归纳与思考,梳理美国国防情报管理发展,分析美国从军事情报到国防情报、从各自为政到业界管理的历史脉络,剖析美国国防情报管理萌芽、创立、调整、新发展四个阶段的演进轨迹,深化了对当前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由来与发展的认识。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核心研究内容,考察了当前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战略目标以及组织管理、业务管理两大领域,梳理了国防情报业界三个层面的管理职能,剖析了国防情报工作各阶段、各环节的业务管理,对当前管理现状进行成效评估,总结归纳了管理特点,并对缺陷与挑战进行分析,对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展望。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研究的落脚点,对如何推进我军情报管理进行了思考,并结合我军事情报工作的现状,进行了前瞻性研究与探索,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情报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刘雨辰[9]（2017）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三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三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三,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三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冯传禄[10]（2016）在《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探讨当代中国为何以及如何在印度洋地区存在的战略性议题。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本文首先厘清当代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和崛起进程中的世界大国,其“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背景、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在南亚的地缘政治运作以及印度洋安全架构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尝试在地缘战略研究框架下给出相关学术回应。中国地处亚太,背靠亚欧大陆腹地而东接西太平洋边缘海域,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就其地缘战略或海洋战略而言,过去印度洋方向并不构成中国重要战略方向。鉴于周边安全态势、地理限制以及自身力量局限,中国地缘战略向来以亚太为重心,而以往中国在海洋方向的战略关注相对集中于邻近自身的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在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客观现实以及相应的战略资源分配状况,本身有其内在必然性,更也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战略新姿态,在继续重视西太平洋的同时,中国也将印度洋地区纳入视野,并初步勾画出一个海陆相撑共进的战略大轮廓。以巴基斯坦为例,2015年中巴正式确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然而,锐意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以及西印度洋上经（?）瓜德尔港,这都不过只是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积极进取的一个缩影。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新姿态已体现出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不过这却也已经将自身置于全球瞩目的焦点和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别有用心者,对所谓中国“珍珠链”战略、所谓“中国威胁论”、所谓中国正在进行力量投射、资源掠夺、经济殖民等进行大肆炒作。这一类言论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恶化了中国在印度洋的生存环境。在美、印一些战略家看来,所谓“国强必霸”便是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所谓“珍珠链”战略就是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对相关国家的港口援建以及民事应用就是中国向西扩展以及围堵印度的战略构件。更殊为严峻的是,近年里“印太”概念勃兴之下,印度洋地区同亚太地区已渐被作为一个整体战略空间,纳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战略视野和前沿部署。尤其是美国“再平衡”战略已向印度洋方向扩展,而美印关系出现明显的战略接近,使印度洋方向的美中印战略三角已形成一种并不利于中国的扁平化趋势。此外,印度洋相关海域以及环印度洋的诸多地区本身交织着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素来被世人普遍视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相当危险”的区域。可见,对中国而言,印度洋地区绝非可以轻松自如存在的等闲之地,更不是世外桃源。事实上,中国并非印度洋国家,而从中国沿海出发西进印度洋的最近航线也有数千公里,中国想要在印度洋地区有效存在,显然无法像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存在那般便利（无论如何还可以依靠自身强大的陆权）。与此同时,考察当代印度洋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玩家,中国显然是后到者——作为后来者和外来者,中国拓展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不可避免对区域既有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会产生相关影响,无论在现实层面以及心理层面势必都会造成一定冲击。故而,至少从表面看来,中国“西进”印度洋,面对着复杂的战略环境、立场各异的行为主体,而自身又处于相对地理劣势,势必会为自己再增加一个比较棘手的“印度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甚至有可能会使自身在应对西太平洋方向相关挑战时面临双线受压的风险。鉴于以上这些“不利”因素,按理中国应继续对印度洋敬而远之。然而,如今中国在印度洋却是日益积极进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中国会出于怎样的战略谋划和政策考量,要把以往并不构成自身重要战略方向的印度洋,纳入国家大战略的视野,甚至作为中国海洋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一个生长点呢?这实际上就是本文聚焦的第一个问题。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设计,已体现出中国决策层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而“西进”堪称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精髓。于中国“西进”视野之下,南亚和印度洋无疑正是“一带一路”沿陆、海西向进发首当其冲的重要战略地区和主要海洋公域。厘清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根本动因和战略逻辑,不仅是中国谋划自身印度洋战略的前提,更也是破除“珍珠链”之说并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外部环境的需要。在综合分析了印度洋战略环境（第一章）,以及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第二章）后,本文认为,在21世纪里,鉴于印度洋的地理联通性、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发展潜力以及的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复杂局势等因素,今日印度洋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能源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乃至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和平崛起都有了密切而特殊的战略关联。无论就外部压力或内在动力,当代中国已经不可忽视印度洋战略方向而单从东亚或太平洋视角来探讨现在的发展及未来的命运。中国“西进”印度洋有其必要性、可能性、正当性、机遇性和战略性。本文第三章在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所面对的风险和所迎来的机遇之后,指出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新姿态或者说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主要并不是因为印度洋之危险又或者因为所谓的印度洋的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地位,事实上反倒是中国当前“西进”印度洋具有了相关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并迎来历史性机遇,因此在战略成本和战略收益视角下,“西进”印度洋可望以较小的战略成本带来巨大战略利益——这构成了当代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的根本性动因,又或者说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知与行的核心逻辑。因此,“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主要并不是为了应对印度洋风险,更不是为了争夺印度洋霸权,而是一种顺势而为、把握历史机遇的地缘战略布局。本文的第三章同时还指出,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西进”印度洋构成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中国海洋战略的“生长点”以及中国探索和平崛起路径、体现自身大国作为的“试验田”。现今,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扩大在印度洋的存在已是历史的必然。当然,拥有了一些有利主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可盲目乐观。机遇性与战略意义,都并不能成为盲目乐观的理由。事实上,要把握历史机遇和实现“西进”潜在的战略意义,需要尽可能地减小战略阻力和尽可能地化解潜在风险因素,换言之,需要通过巧妙的地缘政治运作来实现恰当的战略目标。客观而言,现在,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或者说怎样“经略”印度洋的相关问题,已构成了中国周边外交及区域战略的重要关切,构成了中国海洋战略、海军战略的新注目点,进而也构成了中国崛起进程中的重大而新兴的战略性议题,并不断促进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奋发有为和学界研究的学术自觉。然而,今日印度洋,在许多国外战略学者和相关国家战略决策者眼中,已然被视为21世纪大国战略角逐的新兴舞台,而中国因素已然被视为一个对印度洋地区政治格局和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变量。不容否认,鉴于中国强劲的崛起势头,现在中国和外界之间,除了有合作共赢、相互依存的一面之外,一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势已悄然形成。对体系霸权国和地区大国而言,防止中国影响力在印度洋方向扩散,也是与中国博弈和竞争的重要环节。此外,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在中国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崛起以及崛起后的中国对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高度关心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无疑成为大家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无正式成文的印度洋战略；迄今为止,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在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尤其在军事力量前沿存在方面,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依然还殊为有限。因此,中国需要尽快形成“西进”印度洋稳健而恰当的战略谋划,以维持和拓展自身的有效存在。这已是中国现阶段的一项当务之急。固然,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是不可否认,经济手段始终有相关局限性。在经济上分享由中国因素带来的红利,并不妨碍一些国家在政治、安全上对华保持适当距离,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诋毁中国、“要挟”中国。鉴于此前中国在印度洋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存在,为把握机会和化解风险,当代中国当需要慎重而深入地考虑在印度洋如何应对大国博弈和参与地区事务这一类地缘政治运作的问题,更也需要密切关注印度洋安全动态,主动参与和塑造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架构。为此,本文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以较大精力分析了“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和相关战略挑战（第四章）,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第五章）,巴基斯坦战略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因素（第六章）,并在第七章提出了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的相关主张。本文所主张的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构成了本文关于中国“西进”印度洋在地缘政治和海洋安全层面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支柱,更也是本文对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问题,或者说中国如何“经略”印度洋问题,所给出的一个框架性的研究回应。
二、美国推出“国家舰队”新构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推出“国家舰队”新构想（论文提纲范文）
（1）冷战后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调整研究 ——从叶利钦到普京第一任期为中心（1991-200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综述: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 |
| 2.1 国家利益概念的界定 |
| 2.2 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 |
| 2.3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俄罗斯朝鲜半岛政策的三次调整:1991-2004 |
| 3.1 第一次调整:重韩轻朝(1991-1994) |
| 3.2 第二次调整:朝韩等距离(1994-2000) |
| 3.3 第三次调整:稳韩就朝(2000-2004) |
| 第四章 政策调整原因:国家利益视角 |
| 4.1 重韩轻朝:亲西方政策背景下对经济的追求 |
| 4.1.1 冷战结束后国际地位的变化 |
| 4.1.2 俄韩战略共识的加强 |
| 4.1.3 俄罗斯经济振兴的紧迫性 |
| 4.1.4 决策者亲西方的价值认同 |
| 4.2 朝韩等距离:重振大国地位 |
| 4.2.1 “亲西方”政策的失败 |
| 4.2.2 半岛影响力的边缘化 |
| 4.2.3 国际经济合作的困境 |
| 4.2.4 欧亚主义思潮的回归 |
| 4.3 稳韩就朝:走向实用主义路线 |
| 4.3.1 地缘战略空间受到挤压 |
| 4.3.2 俄朝战略共识的加强 |
| 4.3.3 国内经济依然低迷 |
| 4.3.4 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国家战略再调整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环球电力热点观察》期刊文章英译汉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Chapter1 Task Description |
| 1.1 Background of Translation Project |
| 1.2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on Project |
| Chapter2 Preparations for the Translation |
| 2.1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s |
| 2.1.1 Lexical Features of Source Texts |
| 2.1.2 Syntactic Features of Source Texts |
| 2.2 Analysis of Parallel Texts |
| 2.3 Translation Principles for the Project |
| 2.3.1 Faithfulness |
| 2.3.2 Readability |
| Chapter3 Translation Process |
| 3.1 Pre-translation |
| 3.2 Translating the Source Text into Chinese |
| 3.3 Post-translation |
| Chapter4 Case Analysis |
| 4.1 Translation of Terminologies and Common Words |
| 4.1.1 Translation of Terminologies |
| 4.1.2 Translation of Common Words |
| 4.2 Translation of Sentences |
| 4.2.1 Division and Synthesization |
| 4.2.2 Addition and Omission |
| 4.2.3 Conversion |
| 4.2.4 Domestication |
| 4.3 Translation of Titles and Subtitles |
| 4.3.1 Conciseness |
| 4.3.2 Accuracy |
| Chapter5 Conclusion |
| Bibliography |
| Appendix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
| Acknowledgements |
（4）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综述 |
| （一） 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三） 国内相关研究 |
| （四） 国内外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五） 研究空间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与对日驻军问题 |
| 第一节 美国亚太战略初步设想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
|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提出与亚太战略的初步设想 |
| 二、 朝鲜战争：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助推器 |
| 三、 驻日美军的存在与美国对日媾和设想的提出 |
| 第二节 美日安保体制的确立 |
| 一、 美日同盟的构筑与驻日美军的合法化 |
| 二、 对驻日美军权利的界定 |
| 三、 50年代的驻日美军与基地建设 |
| 四、 驻日美军的活动与日本对其的反应 |
| 第三节 美国对驻日美军的调整与日本军事力量的初步建立 |
| 一、 “新面貌”战略与驻日美军政策的调整 |
| 二、 日本军事力量的初步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从“冰点”转向“蜜月”：6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美日关系“新时代”：60年代初期美日关系的开启 |
| 一、 条约的修订与美日关系的转变 |
| 二、 《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与两国“新时代”的开启 |
| 第二节 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与驻日美军的军力调整 |
| 一、 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 |
| 二、 肯尼迪政府对美日防务关系的评估 |
| 三、 美国政府对驻日美军军力的调整 |
| 四、 关于冲绳主权归属问题与返还问题的转圜 |
| 五、 关于驻日美军基地储备核武器的处置问题 |
| 第三节 “东亚错位”：约翰逊时期的美国与日本 |
| 一、 越南战争及其对美日安保体制的影响 |
| 二、 美国对日本的国防承诺与要求 |
| 三、 关于冲绳问题的协商与小笠原群岛的归还 |
| 四、 美日两国对《新美日安保条约》存续问题的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期待与不安：7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缓和时代的到来：70年代的美国与东亚 |
| 一、 亚太战略收缩：“尼克松主义”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 |
| 二、 分水岭：70年代的美日两国关系 |
| 三、 “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中美关系解冻 |
| 第二节 责任分担与军力部署：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日安保政策 |
| 一、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责任分担问题的争论 |
| 二、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分担问题的认知变化 |
| 三、 美国与日本关于冲绳返还问题的交涉 |
| （一） 尼克松与佐藤的会谈 |
| （二）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冲绳主权问题的交涉 |
| （三）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核密约问题的协商 |
| （四）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财政问题的商讨 |
| 第三节 从“太平洋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回归 |
| 一、 继承与发展：“太平洋主义”的提出 |
| 二、 现实主义的回归：卡特政府对日政策的平稳过渡 |
| 三、 美日防务关系新阶段：《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 |
| 四、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责任与费用分担的再交涉 |
| 五、 卡特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与日本的反应 |
| 小结 |
| 第四章 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联盟战略的提出：80年代的美国与日本 |
| 一、 80年代亚太局势对美日两国的影响 |
| 二、 “拥抱日本”：“里根—中曾根康弘”时代的开启 |
| 第二节 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关系 |
| 一、 80年代美日两国的防务合作 |
| 二、 80年代美日两国的防务摩擦 |
| 第三节 经贸摩擦与联盟转型：美日经贸摩擦对军事防务的影响 |
| 一、 80年代美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总体表征 |
| 二、 美日经贸摩擦对两国军事防务政策与关系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嬗变 ——基于对《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五个版本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序言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论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首版《构想》与叶利钦时期的外交政策 |
| 第一节 1993年版《构想》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1993年版《构想》的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1993年版《构想》的实践与俄外交政策的调整 |
| 第四节 对叶利钦时期外交政策的几点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2000年版《构想》与普京的务实外交 |
| 第一节 2000年版《构想》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从2000年版《构想》看俄外交的变化与特点 |
| 第三节 2000年版《构想》的外交实践及其成效 |
| 第四节 对普京务实外交政策的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2008年版《构想》与俄罗斯强势外交政策 |
| 第一节 2008年版《构想》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2008年版《构想》与俄外交政策强势特征初显 |
| 第三节 2008年版《构想》出台后俄外交政策的转变 |
| 第四节 对俄罗斯强势外交的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普京第三总统任期俄外交政策的调整 |
| 第一节 2013年版《构想》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的俄罗斯外交 |
| 第三节 2016年版《构想》与俄外交策略的调整 |
| 第四节 对普京第三总统任期外交特点的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北约未来战略调整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学者对北约战略调整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学者对北约战略调整的研究现状 |
| 1.2.3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以及本文的创新点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2.1 安全与战略的概念 |
| 2.1.1 安全的概念 |
| 2.1.2 战略的概念 |
| 2.1.3 安全研究与战略研究的相关性 |
| 2.2 北约的内外职能 |
| 2.2.1 北约的对外职能 |
| 2.2.2 北约的对内职能 |
| 2.3 分析框架 |
| 2.3.1 战略环境的判断 |
| 2.3.2 战略威胁的识别 |
| 2.3.3 战略目标的设定 |
| 2.3.4 战略手段的选择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北约历次战略调整 |
| 3.1 第一次战略调整:从“前沿防御战略”到“大规模报复战略” |
| 3.1.1 “前沿防御战略”的主要内容 |
| 3.1.2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内容 |
| 3.1.3 北约第一次战略调整的特点 |
| 3.2 第二次战略调整:从“大规模报复战略”到“灵活反应战略” |
| 3.2.1 “灵活反应战略”的主要内容 |
| 3.2.2 北约第二次战略调整的特点 |
| 3.3 第三次战略调整:从“前沿防御战略”到“联盟战略新概念” |
| 3.3.1 “1991年联盟新战略概念”的主要内容 |
| 3.3.2 北约第三次战略调整的特点 |
| 3.4 第四次战略调整:从“91年战略新概念”到“99年战略新概念” |
| 3.4.1 “1999年联盟战略新概念”的主要内容 |
| 3.4.2 北约第四次战略调整的特点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北约最新战略调整:2010年北约战略新构想 |
| 4.1 2010年战略新构想出台的动因 |
| 4.1.1 战略环境发生变化 |
| 4.1.2 非传统安全威胁显着 |
| 4.1.3 平息北约生存合法性争论 |
| 4.1.4 弥合北约内部成员国间分歧 |
| 4.1.5 提高北约行动效率 |
| 4.2 2010年战略新构想的主要内容 |
| 4.2.1 评估了新战略环境和新战略威胁 |
| 4.2.2 明确了战略目的与战略任务 |
| 4.2.3 创新了应对战略新威胁的手段 |
| 4.3 2010年战略新构想的创新点 |
| 4.3.1 将非传统安全威胁列为“主要战略威胁” |
| 4.3.2 提出“建设新能力”的战略目标 |
| 4.3.3 强调发展更大范围的“伙伴关系” |
| 4.3.4 对“俄-北”关系重新定位 |
| 4.4 2010年战略新构想的主要影响 |
| 4.4.1 对北约自身的影响 |
| 4.4.2 对“俄-北”关系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开启新冷战？乌克兰危机及北约未来战略调整 |
| 5.1 2010年战略新构想的挫折:乌克兰危机及其对北约的影响 |
| 5.1.1 乌克兰危机背景 |
| 5.1.2 乌克兰危机对北约的影响 |
| 5.2 从威尔士峰会到布鲁塞尔峰会:北约未来战略调整趋势探析 |
| 5.2.1 战略环境方面: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加强 |
| 5.2.2 战略威胁方面:重视来自俄罗斯的传统安全威胁 |
| 5.2.3 战略目标方面: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保护领土安全 |
| 5.3 北约未来战略调整趋向初探:北约冷战时期军事战略复活 |
| 5.3.1 “前沿防御”的战略思想被重新重视 |
| 5.3.2 北约导弹防御计划(BMD)与核威慑能力建设目的公开指向对俄战略威慑 |
| 5.3.3 暂缓北约东扩 |
| 5.3.4 加强伙伴关系建设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创新点、难点及解决对策 |
| 1.5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理论体系与模型建构 |
| 2.1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基本概念与客观要素 |
| 2.1.1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基本概念 |
| 2.1.2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客观要素 |
| 2.2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理论框架 |
| 2.2.1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情报流程理论框架 |
| 2.2.2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国防管理理论框架 |
| 2.2.3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决策周期理论框架 |
| 2.3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理论模型的建构 |
| 2.3.1 建构理论模型已具备基本条件 |
| 2.3.2 基于理论框架建构出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理论模型 |
| 2.3.3 基于理论模型解读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内涵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发展演变 |
| 3.1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历经战争进入萌芽期 |
| 3.1.1 从独立战争到建国初期,美国军事情报管理较为混沌 |
| 3.1.2 从内战结束至一战前,美国常设军事情报机构出现 |
| 3.1.3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发展壮大但缺乏管理 |
| 3.2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在冷战期间进入成长期 |
| 3.2.1 美国国防情报部门创立发展是国防情报管理开展的前提 |
| 3.2.2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直接受美国情报界管理改革的影响 |
| 3.2.3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情报管理开始重新定位 |
| 3.3 “9·11”事件后美国国防情报管理步入成熟期 |
| 3.3.1 “9·11”事件后美国国防情报界反思管理改革问题 |
| 3.3.2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实现里程碑式的发展 |
| 3.3.3 奥巴马政府推动国防情报管理深化调整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重点目标与具体实施 |
| 4.1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重点目标 |
| 4.1.1 保障国防情报用户及时准确决策,配合整个美国情报界 |
| 4.1.2 紧跟国防情报用户需求,提升国防情报业界管理水平 |
| 4.1.3 推进国防情报理论研究,加强国防情报人才队伍建设 |
| 4.1.4 提升国防情报业界反制与拒止能力,防止敌方夺取优势 |
| 4.2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组织管理 |
| 4.2.1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围绕情报支援开展组织管理 |
| 4.2.2 各层级情报部门在组织管理中被赋予明确职能 |
| 4.3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业务管理 |
| 4.3.1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贯穿军事情报行动各环节 |
| 4.3.2 美军实施联合作战时注重开展国防情报管理 |
| 4.4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主要路径 |
| 4.4.1 通过加强人事管理,注重培养国防情报管理力量 |
| 4.4.2 通过有效资金管理,积极投入发展国防情报能力 |
| 4.4.3 通过信息技术管理,提升国防情报管理效率 |
| 4.4.4 通过反情报与安全管理,严防安全漏洞带来破坏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成效与主要特点 |
| 5.1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取得突出成效 |
| 5.1.1 国防情报主管权力得到巩固和加强,统筹效益不断提高 |
| 5.1.2 国防情报管理机制运行更加流畅高效,手段与能力进步较快 |
| 5.1.3 国防情报管理地位得到强化,对国家情报管理的影响力扩大 |
| 5.2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主要特点 |
| 5.2.1 以制度化的领导指挥形成强大管理权力 |
| 5.2.2 以体系化的管理结构发挥业界整体优势 |
| 5.2.3 以规范化的管理流程推动标准情报作业 |
| 5.2.4 以企业化的管理机制提高情报效益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
| 6.1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
| 6.1.1 统合矛盾长期存在,影响国防情报业界整合 |
| 6.1.2 管理方向存在偏差,增加国防情报管理成本 |
| 6.1.3 资源管理频现不足,制约能力发展和理念更新 |
| 6.1.4 国防情报业界扩张,导致情报管理遭遇外部阻力 |
| 6.2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发展趋势 |
| 6.2.1 进一步强化国防部领导层授权,完善国防情报管理依据 |
| 6.2.2 进一步满足情报用户不同需求,提升国防情报管理水平 |
| 6.2.3 进一步削弱业界管理上的藩篱,推动国防情报一体化整合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启示与思考 |
| 7.1 紧盯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实践发展 |
| 7.1.1 把握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发展脉络 |
| 7.1.2 把握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理念思维 |
| 7.1.3 把握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的制度设计 |
| 7.2 确立我军情报管理的战略目标 |
| 7.2.1 以强军思想为指引,坚持情报管理体系建设的正确方向 |
| 7.2.2 积极开展理论探索,发展中国特色的情报管理理论体系 |
| 7.3 优化我军情报管理体制 |
| 7.3.1 加强我军情报管理集中领导,全盘统筹情报管理工作 |
| 7.3.2 完善我军情报管理体系模式,改进组织体制设计 |
| 7.3.3 颁布国家法律与军队条令条例,明确军事情报管理工作细则 |
| 7.4 提高我军情报管理水平 |
| 7.4.1 着眼提高我军情报管理效能,用科学方法管理军事情报工作 |
| 7.4.2 着眼提高联合作战情报保障效能,基于实战需求管理军事情报 |
| 7.5 完善我军情报管理路径 |
| 7.5.1 注重管理人员培养,打造一流情报管理队伍 |
| 7.5.2 加大财力物力投入,实现情报资源优化配置 |
| 7.5.3 建设高效安全技术平台,解决情报管理的信息瓶颈 |
| 7.5.4 严格落实安全反间措施,整合情报与反情报工作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论文主要结论与成果 |
| 8.2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9）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进展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基本内容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边界限定 |
| 一、海权 |
| 二、东亚海权战略 |
| 第二节 战略行为归因: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理论构建 |
| 一、行为发生的一般机理 |
| 二、国家战略行为:理论解释的多元视角 |
| 三、国家战略行为:一个新的归因框架 |
| 第三节 权力、身份与不确定性:国家战略行为变量的研究假设 |
| 一、自变量的选择 |
| 二、主要变量的相互关系 |
| 三、战略调整的基本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权成长轨迹: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冷战前美国的东亚海权战略 |
| 一、创建大陆海军:美国海权的源起 |
| 二、角逐西太平洋:美国东亚海权的建立 |
| 三、打赢太平洋战争:美国东亚海权的发展 |
| 第二节 冷战期间美国的东亚海权战略 |
| 一、海洋遏制: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指南 |
| 二、海洋威慑: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路标 |
| 三、海洋干涉: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导向 |
| 四、海洋缓和: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构想 |
| 五、重振海洋: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思维 |
| 第三节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海权战略 |
| 一、海洋防务收缩: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再调整 |
| 二、海洋新型战争: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再转型 |
| 三、海洋反恐倡议: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再发展 |
| 四、亚太再平衡: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再布局 |
| 第四节 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特征与逻辑 |
| 一、全方位转型: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主要特征 |
| 二、制衡新兴大国: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基本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权力结构变动: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力 |
| 第一节 权力与霸权国的战略调适 |
| 一、权力的内涵 |
| 二、权力的来源 |
| 三、霸权国战略调适的权力逻辑 |
| 第二节 全球权力中心迁移: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 |
| 一、新场域:全球权力转移的时空条件 |
| 二、多维度:全球权力转移的表现 |
| 第三节 东亚权力结构变动:从单中心转向双中心 |
| 一、中美国际权力的重构 |
| 二、东亚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双中心结构的形成 |
| 第四节 东亚海权生态变化: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 |
| 一、海军现代化:东北亚海权发展的新态势 |
| 二、海军新战略:东南亚海权发展的新蓝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身份需求扩张: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内驱力 |
| 第一节 身份需求与霸权国的战略调适 |
| 一、身份需求的内涵 |
| 二、身份需求的逻辑 |
| 三、身份需求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 |
| 第二节 海洋主导国的身份构建:美国东亚海权的生成基础 |
| 一、禀赋与机遇:海洋主导国建立的双翼 |
| 二、海权论:海洋主导国建立的理论指南 |
| 三、经济支持:海洋主导国建立的物质基础 |
| 四、海军实力:海洋主导国建立的硬道理 |
| 第三节身份需求: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原动力 |
| 一、角色身份:美国利益的东亚路标 |
| 二、战略价值:美国身份的东亚认知 |
| 三、霸权身份需求:美国的东亚海洋利益分布 |
| 第四节 身份依赖: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霸权逻辑 |
| 一、身份利益: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的指南针 |
| 二、战略意图: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的本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确定性搅动: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干扰力 |
| 第一节 不确定性与霸权国的战略调适 |
| 一、不确定性的内涵 |
| 二、不确定性的来源 |
| 三、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调适的影响 |
| 第二节 海权结构的不确定性:东亚海洋安全困境 |
| 一、海洋军备竞赛:东亚海洋安全的基本趋势 |
| 二、防务开支增长:东亚国家的海洋安全政策 |
| 第三节 海洋政治的不确定性:东亚海洋争端 |
| 一、海洋领土争端:东亚国家战略互信的障碍 |
| 二、渔业资源争端:东亚国家海洋冲突的诱因 |
| 三、海洋能源开发争端:东亚国家海洋合作的难题 |
| 四、地区冲突热点:东亚国家海洋纷争的现实隐患 |
| 第四节 海洋环境的不确定性:东亚海洋非传统威胁 |
| 一、海洋恐怖主义:东亚海洋安全的新挑战 |
| 二、海上有组织犯罪:东亚海洋安全的新热点 |
| 三、海盗问题:东亚海洋安全的新难题 |
| 四、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东亚海洋安全的新博弈 |
| 五、海洋环境恶化:东亚海洋安全的新议程 |
| 第五节 海洋秩序的不确定性:东亚国家的海洋战略 |
| 一、海洋秩序挑战:新兴大国的海洋崛起 |
| 二、海洋安全挑战:非民主国家的海洋威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能力与策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支持路径 |
| 第一节 海权资源重配:权力竞争压力下的战略调适 |
| 一、技术资源:保持海洋军事技术领先 |
| 二、人力资源:加强海军人才开发与利用 |
| 三、经济资源:加快海洋产业经济发展 |
| 四、财政资源:加大海军财政经费投入 |
| 五、制度资源:完善海军体制机制建设 |
| 第二节 海权能力提升:身份需求动力下的战略调适 |
| 一、能力目标:未来海权的方向 |
| 二、海上打击能力:全域机动作战 |
| 三、海上防御能力:打造海上盾牌 |
| 四、海上保障能力:提升海洋后勤供给 |
| 五、网络安全能力:扩大海上虚拟作战空间 |
| 第三节 海洋外交优化:不确定性张力下的战略调适 |
| 一、合作策略 |
| 二、制衡策略 |
| 三、孤立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限度 |
| 三、后续研究 |
| 四、未来发展趋势 |
| 五、中国海权发展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缩略词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以及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西进”视野下的印度洋战略环境 |
| 第一节 印度洋地区的地理特性 |
| 一、印度洋独特的地理构造 |
| 二、突兀的南亚次大陆 |
| 三、规律性的印度洋季风和洋流 |
| 四、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
| 第二节 环印度洋的全球地缘政治“破碎地带” |
| 一、印度洋地区的范围和国家组成 |
| 二、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生态 |
| 第三节 印度洋地区国际战略地位步入快速上升通道 |
| 一、“印太”概念勃兴 |
| 二、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快速上升的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在印度洋历史足迹及当前战略新姿态 |
| 一、中国在印度洋历史足迹 |
| 二、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战略新姿态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中国国家大战略的顶层设计 |
|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外交重心的调整 |
|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战略新布局 |
| 第三节 国际社会对中国“西进”印度洋的“错误知觉” |
| 一、“错误知觉”相关表征 |
| 二、“错误知觉”的现实背景 |
| 三、“错误知觉”之批判 |
| 四、相关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 |
| 一、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利益 |
| 二、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环境 |
| 三、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机遇 |
| 四、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能力和理念 |
| 第二节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义 |
| 一、“西进”印度洋：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 |
| 二、“西进”印度洋：中国海洋战略(海权战略)的生长点 |
| 三、“西进”印度洋：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经济转型的新布局 |
| 四、“西进”印度洋：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及大国作为的“试验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及相关挑战 |
| 第一节 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特征 |
| 一、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 |
| 二、“一家独大”的地区政治经济格局 |
| 三、一种复杂的地区安全局面 |
| 四、相对低效的地区合作机制及一条明显的区域裂痕 |
| 第二节 南亚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 |
| 一、南亚是“一带一路”战略图景中的海陆交汇地带 |
| 二、南亚是中国构建和谐周边的重点地区和难点地区 |
| 三、南亚是中国大西部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地缘依托 |
| 第三节 当前中国在南亚周边面临的相关挑战 |
| 一、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
| 二、印度相关博弈动态令中国承压 |
| 三、美国对华“再平衡”在“印太”空间拓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进”视野下的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与“季风计划”战略对接：有效政策选项抑或伪命题 |
| 一、相关动态与学者策论 |
| 二、研究评析和相关问题 |
| 三、“季风计划”及其内在局限性 |
| 四、印度的“门罗主义”和地缘政治焦虑 |
| 五、印度的“对冲策略”和“战略模糊”手段 |
| 六、印度的“制衡者”和“监管者”角色 |
| 第二节 现阶段中印新型强邻关系的定位 |
| 一、中印关系中的复杂问题 |
| 二、在中印关系多重属性中居支配地位的是互为强邻的地缘政治属性 |
| 三、对印政策应有的整体性战略思维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进”视野下的巴基斯坦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问题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巴基斯坦 |
| 一、巴基斯坦国家概况 |
| 二、“一带一路”视野下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 |
| 第二节 “中巴经济走廊”所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
| 第三节 对瓜达尔港的相关思考 |
| 一、中国与瓜达尔港的历史渊源 |
| 二、对中国而言,瓜达尔港具有十分重要的潜在的战略价值 |
| 三、对瓜达尔港的几点看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进”视野下中国“陆海相撑共进”战略路径探讨 |
| 第一节 中国“西进”视野下的“合小稳大”的南亚融合战略 |
| 一、促进地缘意义上中国与南亚的多个维度融合 |
| 二、中国的南亚战略诉求应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 |
| 三、中国的南亚战略取向不应“合小攻大”却要“合小稳大” |
| 第二节 中国“西进”视野下的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 |
| 一、对印度洋战略环境两种认知误区 |
| 二、当前中国在印度洋安全合作局面及其成因 |
| 三、印度洋安全架构新构想：协治安全 |
| 四、印度洋安全的大国协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讨论 |
| 五、中国促成印度洋安全的大国协治的初步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四、美国推出“国家舰队”新构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冷战后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调整研究 ——从叶利钦到普京第一任期为中心（1991-2004）[D]. 赵静雪. 延边大学, 2021(02)
- [2]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3]《环球电力热点观察》期刊文章英译汉实践报告[D]. 张雨童. 河北大学, 2020(08)
- [4]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D]. 尹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5]美军亚太地区前沿存在情报力量问题研究[D]. 汤文峤. 国防科技大学, 2019
- [6]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嬗变 ——基于对《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五个版本的研究[D]. 于水镜.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7]北约未来战略调整趋势研究[D]. 王楷淇. 山东大学, 2019(09)
- [8]美国国防情报管理研究[D]. 段建炜.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1)
- [9]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08)
- [10]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D]. 冯传禄. 武汉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