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资本推动中国产业整合（论文文献综述）
刘紫薇[1]（2021）在《要素国际流动对中国跨国并购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移民网络和全球金融网络的视角》文中指出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柴青宇[3]（2021）在《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领域先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免除农业税等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使农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但是,我国依然面对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业资源环境持续恶化、农民收益与农业经济增长不同步等问题。为此,2015至2019年中央连续五年下发一号文件部署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在国家层面陆续推出18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配套支持政策,从人才、资金、土地、税收等多维度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和新业态的多元化,使农民从产业链中分享更多收益。进一步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途径和手段。黑龙江省粮食产量连续10年稳居全国第一,年产量已突破750亿公斤,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省,但黑龙江省却一直未能成为农业强省。农产品加工增值率偏低、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难题一直困扰着黑龙江省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此,研究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性。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路径和历程可为我国其它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有力的借鉴,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研究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路径选择问题,探析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的理论支撑、融合模式、融合水平、障碍因素、发展路径、制度供给等一系列命题。首先,通过对产业融合核心概念的界定与辨析,以及对产业融合的基础、驱动力等相关理论的综析,构建出本文研究所需的理论参照系,并在理论层面上确定产业融合路径选择所涉及的相关要素。其次,本文从定性及定量两个视角对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进行测度与评价。根据对全省13个地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调查的结果,通过实际案例分析,研究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存模式及主要问题。定量研究方面,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方法,在明确农村产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基础上,选取了 20个反映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构建出农村产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对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再次,本文结合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及水平,运用障碍分析模型测量出制约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并厘清导致障碍出现的主要矛盾。然后明确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原则、目标,从理论层面锁定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为使路径的可操作性更强,本文结合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实际,从实际层面对路径进行具体的现实选择。最后,本文从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主体之一——政府的角度出发,从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合作领域、优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素、加强农村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和强化农村产业融合政府服务职能等宏观层面提出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包许航[4]（2021）在《基于开发性金融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文中认为开发性金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市场业绩为支撑,以贯彻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为目标的一种金融形式。开发性金融的兴起始于二战后,兼具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优势,为战后各国的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种矛盾及新老问题凸显,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现阶段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经之路。产业结构是指产业内部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其高度化、合理化水平是宏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发展模式转轨的重要表征。如何利用金融体系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针对商业性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研究,但就开发性金融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仍较缺乏,因此,论文就开发性金融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既有研究表明,虽然金融市场能够通过缓解企业投资外部融资约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也存在制约,如商业性金融机构在选择资金配置方式和投资领域时,偏好于以短期性借款的形式将资金配置到风险较低、流动性较好、收益率更高的产业部门,对基础设施、落后地区以及低收益率的传统产业等领域投入积极性不足。如何缓解金融市场中出现的信贷配给和市场失灵等问题,成为当前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开发性金融作为一种具有国家信用、体现政府意志的金融形式,对于项目收益率和还款周期等要求都相对较低,且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领域中,对商业性金融都起到了显着的支撑和补充作用。论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系统梳理,广泛收集了中国开发性金融与产业结构的数据并进行实地调研,在介绍国外开发性金融发展历程与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开发性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现状,探索了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制和路径,并运用2012—2018年中国31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开发性金融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论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开发性金融主要通过资本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信用催化机制、风险管理机制等来缓解信贷配给和市场失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要素禀赋约束非束紧、外部融资约束束紧的情况下,一国可以通过增加开发性金融投入来提高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出水平,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开发性金融主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城镇化建设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种路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开发性金融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具有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具有长期性和超前性的特征,开发性金融有助于为城镇化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开发性金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有助于为创新主体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提高创新产出效率以及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完善。第三,开发性金融可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从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开发性金融可以通过促进中国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城镇化和发挥创新效应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论文的主要创新有:第一,分析了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现有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多从商业性金融的视角出发,而对开发性金融作用的专门研究偏少。论文对比分析了商业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提出了商业性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制约,分析了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突破了以往仅从商业性金融视角研究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现有的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在构建数理模型分析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论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开发性金融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和高新技术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三,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方面分析了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往学者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多以二三产业占GDP比重或者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来测度,论文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不仅考虑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化（质和量两方面）,还考虑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完善了现有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
谢雨蓉[5]（2020）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物流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与手段,经济全球化涉及很多维度,其中一些因素对国际物流的发展演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应抓住主要维度、聚焦关键因素。经济全球化在推进进程中,参与主体、推进机制、表现形式等不断变化,与之相伴的是国际物流的空间拓展、方式变革与形态演化等。当前,经济全球化正面临新的调整变化,既有的产业分工、贸易方式、利益分配格局等都在重塑之中,必将引发国际物流的巨大变革。在全球化当前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已骤然改变,自身的地位与作用也在悄然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全球化合作新平台。国际物流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也受到这一全球化新模式的深刻影响。中国需要根据相关因素变化,做出积极应对,调整国际物流发展策略,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有效手段,也为中国积极融入和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有力支撑。本文以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物流之间的关系,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技术创新与扩散等学科理论为依据,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的主要维度,建立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框架。运用该理论框架,分析经济全球化在不同发展阶段每个维度对国际物流的影响,总结历史规律,并提出中国在全球化新阶段,国际物流的应对策略。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在明确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物流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的四个主要维度,分别是治理结构、空间格局、科学技术、规则体系,对每个维度的含义进行了阐释和界定,在各个维度上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物流的影响,建立了研究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的四维分析框架,奠定了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二,以大航海为经济全球化的起点,分三个发展阶段,采用四维分析框架,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物流的影响。第一阶段全球化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依靠暴力与资本推进,形成了根植于殖民地经济的国际生产贸易网络,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国际产业分工和地理大发现,这一阶段全球化建立了资本推动、暴力维护的海洋运输体系,大航海将国际航线网络由地中海拓展至全球;第二阶段全球化至WTO多哈回合谈判中止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建立了发达国家主导、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垂直化、专门化国际分工,在全球形成欧洲、北美、东亚三大生产网络,在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中,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掌控着全球物流资源与市场,集装箱革命推动产业变革,国际物流中心伴随全球产业转移,在太平洋沿岸兴起;第三阶段的经济全球化仍在推进之中,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全球化迈入多元共治与互利共赢时代,大规模的多边贸易合作转向以巨型自贸协定为代表的区域合作,国际物流格局加快调整,资源重配、市场重构、区域内需求快速增长、业态模式多元化发展将推动建立新的规则体系,也为后发国家参与规则制定创造了机遇。第三,采用四维分析框架,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的全球化新阶段下的新范式,对国际物流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作为倡议的发出者,主动推动生产网络沿“一带一路”扩散,带动欧亚大陆中间欠发达地区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物流将形成海陆双向发展格局。在海运物流格局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应着力寻求国际物流陆向突破,构建陆路物流大通道,统一陆路国际物流规则,以此作为中国在全球化新阶段国际物流发展的应对策略之一。第四,提出以中欧班列为载体,寻求“一带一路”国际物流陆向突破发展。在四维分析框架下,梳理了影响中欧班列发展的具体因素,建立数学模型识别了关键因素、原因因素与结果因素,研究了中欧班列与海运物流围绕关键因素的竞争博弈,并从加快技术与模式创新,统一规则与标准体系等方面提出中欧班列的发展思路。第五,围绕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稳步推进海运发展、寻求“一带一路”国际物流陆向突破的应对策略,从中欧班列发展、“一带一路”国际物流发展和全球化新变革中的国际物流发展三个层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本文主要贡献和创新点体现在:（1）从治理结构、空间格局、科学技术、规则体系四个维度,构建了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框架。（2）拓展了研究国际物流问题的时空视角:时间上,在经济全球化500年的历史进程中,分阶段系统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物流的影响;空间上,将对国际物流的研究从传统海运领域拓展到海陆两个方向、两大空间。（3）运用四维分析框架,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物流的影响,提出中国在全球化新阶段,以市场为主导、以国家综合实力为支撑,在稳步推动海运物流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一带一路”陆路物流突破的应对策略。（4）提出围绕中欧班列实现“一带一路”国际物流陆向突破,运用数学模型方法识别了中欧班列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了中欧班列与海运的博弈行为,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陈超[6]（2020）在《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经验证据、模型框架与中国应用》文中提出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内部深化结构性改革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成为当前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项。尤其是资本账户开放正成为现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调整方向。可惜的是,虽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早已论证资本账户的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但是经历了三轮大规模的实证检验后,仍未能够获得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稳健证据。且对相关政策的讨论也仅局限于部分数据趋势或理论推理,不仅没有理清经验证据与理论假设之间的联系,甚至没有能够实现在理论层面上对相关政策效果的推断与模拟。这使得中国当前的开放措施同时缺乏理论与实践基础,然而却也成为了本文的切入点与主要研究内容。在全面并系统地梳理了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后,本文认为目前为止实证检验已经获取了名义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稳健的经验性证据,但却没有厘清名义开放与实际开放之间的区别,从而在实际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中仍旧挣扎于机制描述、变量定义以及样本选择对于结果稳定性的影响。在更为细致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检验中,前者获得了大量经验性事实的支持,而后者却只能够在企业或者产业级别的微观数据中得到部分显着结果,且没有能够打破从微观到宏观的壁垒,无法获得宏观经济数据支持。而使用DSGE模型对资本账户开放问题进行分析的相关研究,也仅仅将其作为制度背景对货币政策或汇率政策展开讨论,不仅缺乏对资本账户开放机制的模型描述,同时也没有检验相关设定的合理性。因此在解析资本账户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之前必须解决如上三个问题,即:（1）获取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稳健且普适的经验性证据,（2）得到资本账户开放技术外溢效应的典型事实,（3）建立能够涵盖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机制的模型框架并使其具备政策模拟能力。在此基础上对新时代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作用的讨论才具备理论与实践基础。针对亟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本文从相关已有研究入手,厘清大量实证检验所关注问题与所使用策略的发展过程,从繁杂且矛盾的结论中抽丝剥茧,描绘出资本账户中各子项目与东道国经济供求各方面的联系与传导路径,分别从国际资本市场供求双方对跨国资本流动背后的内在动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发展约束的经济体在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出中的获益方式具有方向性差异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依次使用线性基准模型、具有交互项的非线性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对所提观点进行检验,同时对回归结果在变量定义、模型设定和样本选择三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获得了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方向异质性与非线性特征的稳健且普适的经验性证据,以此明确了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所具备的显着影响,为讨论新时代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奠定了最基本的实际意义。随后,鉴于资本账户开放促进投资的直接效应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数据支持,本文尝试检验缺乏宏观数据支撑的资本账户开放技术外溢效应。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于两方面,其一是已经由大量实证检验证实的来自全球投资的资本配置效应,其二则是随国际资本流入而来的先进技术辐射作用。而后者的关键在于东道国所具备的后发技术优势,且提出由于微观数据本身就是后发技术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宏观经济数据并没有反映这一特征,因此存在着微观实证研究与宏观检验之间的差别。在此基础上第四章建立了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在资本账户开放发挥后发技术优势条件下的增长系统,并根据数据趋势与模型特征选择模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模拟分析,得到资本账户开放在发挥后发技术优势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的显着结论。最终,在资本账户各子项目与东道国宏观经济各方面互动渠道的经验证据,与其技术外溢效应的典型性事实的基础上,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建立了具有三个资本管制参数的小型资本账户开放经济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通过对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冲击模拟结果与经济现实和理论逻辑的比较分析,修正了广泛使用的金融摩擦函数形式,使得所建立模型能够更贴合现实地发挥其在政策研究中的作用。至此,本文分别回答了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普适的促进作用、能否为东道国经济在总体上带来技术外溢效应,以及如何使用数理模型描述其作用机制的三个问题,为讨论新时代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以及为讨论相应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搭建了初步的理论框架。本文将其应用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本账户开放政策问题的研究,将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与间接增长效应分别对应到引发激烈讨论的规模推动力与创新驱动力的结构转换中去。联合使用ARMA模型与TVP-SV-SVAR模型构成中介效应系统,整合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资本账户开放通过促进规模扩张与发挥后发技术优势两种途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化。根据所得实证结果做出判断,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处于规模推动力依旧有效,后发技术优势尚存但消化吸收周期延长的技术转型期,资本账户开放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张,同时发挥后发技术优势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实证与理论研究所得的相关结论,本文提出结构化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建议:其一为以外国直接投资与债务性投资为主、权益投资为辅的结构化规模性开放政策;其二为积极引导国际资本流入方向、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努力推动优势产业向外扩张的产业层面双向开放政策;其三为区分技术优势和劣势行业、精准发挥后发技术优势,并依靠对科技研发产业的更多投入同时实现自主创新基础积累与加速中长期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技术开放政策。
杨智超[7]（2020）在《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路径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本市场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资本市场会使得经济发展出现波动甚至导致危机。因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如今全球一体化浪潮来临,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显得尤为重要。资本市场作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与重要的资金来源,如何进一步的开放与完善,使其成为一个成熟发达的市场,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样不仅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支持,还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可行性的建议和思考。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显得异常重要。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并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向高质发展的强有力支撑。进一步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不仅有助于稳固中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为居民的消费升级保驾护航,助推以内需为引擎拉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还有助于中长期资金的进入,从而缓解国内期限错配的情况,降低期限错配的风险。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助于国内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也有助于推动中国获得全面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认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时还有助于降低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进而降低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更加匹配。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是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长期助力。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助于引入大量专业的、理性的机构投资者;有助于引导资本市场由短期投机转向以价值为导向的长期投资的投资理念的形成;从而助推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成熟程度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因此,本文在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进行了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了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够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陈瑶雯[8]（2020）在《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与优化升级是新时代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榜样、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需要我们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配置两种资源,不断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配置、深化开放合作,加快推动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和优化升级进程。从历史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幅度以及速度明显高过以往。聚焦当前实体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从出口产业、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层面观察,都有待加速推动产业高级化进程。特别就出口产业层面而言,我们目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低端出口产能过剩、优势产能面临竞争、出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低、出口产品附加值低、高端出口产业链不够完备和在出口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有份额不足等方面问题。因此在新一轮全球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待提高,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带动力量之一,出口产业结构有待高级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全产业链亟待从低附加值的传统生产贸易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环节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利润空间,提高出口竞争力。向未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指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出口产业,淘汰落后产业,转移国内优势产能走出去,深入推进先进信息技术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出口产品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出口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围绕“出口”构建现代化知识产业发展新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全球经济多维融合速度的不断加快,国际与国内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深化与格局重塑、国际贸易与投资新格局的重塑或变动,对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整体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将愈发明显。我们知道,实际汇率发生变动,以外币计价的一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必然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贸易规模和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会引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生产结构的变化,并最终引导出口产业结构的整体性改变。因此,汇率作为沟通各个国家市场之间最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在普遍推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情况下,汇率对各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愈加重要。从现有的研究看,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将促使企业利用市场价格手段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提升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推动贸易结构优化,使其盈利增长模式更加合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格局重塑的现实下,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支撑作用,出口产业链地位更加重要。就我国来说,随着“一带一路”进程和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我国与全球经济频繁互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影响的复杂性及其双向波动的不确定性（幅度与方向）已经成为“新常态”。在此背景下,研究和利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方向与幅度）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愈发重要。本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切入,结合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基础支撑理论,建立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微观机制与宏观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证得出汇率变动主要通过价格传导与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改变、国际资本流动（FDI与OFDI）与全球生产要素重整等渠道,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推动整体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验借鉴,本文考察了美国、日本、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与汇率的关系及其汇率政策经验,然后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出口产品质量与汇率的关系及其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并基于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个标准的CGE模型来模拟汇率波动对我国各经济和产业变量的影响,从而为构建汇率走廊边界以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提供实证支持,最终对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汇率政策及其政策实施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政府引导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要重视汇率政策工具。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既有市场的主导作用,也有政府的行政干预。汇率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政策工具之一,就要使“两只手”更好的发挥作用。在尊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或措施使生产要素和生产力资源从低效率的出口行业或产业向高效率出口行业、产业流动,从而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水平,让“结构红利”成为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动力源。汇率作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调节变量之一,能够凭借汇率价格信号的传递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内在动力机制促进出口产业结构的充分调整,导致出口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或者反过来恶化。尤其在中国开放大门不断敞开的现实情况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发挥调节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着,必将成为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价格机制,即通过汇率的变化引导进出口价格、进出口规模和国内总体物价水平的改变,实现对出口产业结构各个相关经济变量的深入调节。因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国汇率政策的适当调整、方向与幅度的适度管控,不仅能够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出口企业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生存空间,还能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内需和外需之间相机转换,从而对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特别是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认为,在生产要素导向的出口产业发展中,应对汇率风险的是出口产业的高度化及在此基础上的出口产业结构优化。一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整体状态可以通过该产业的相关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重塑中的动态位置及其竞争优势来评估。企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真正的生存能力体现于其在全球价值链形成中的增加值权重及其竞争优势,而这种生存能力更多的表现于企业出口产品的高科技附加值或生产要素禀赋、企业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拥有的相关人才数量和技术资源以及技术更新能力、获取知识产权的能力、应对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综合能力、应对汇率大幅度波动风险的能力等,正是这些能力的综合作用,才能真正形成出口产业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讲,我们考虑的是一个企业或者行业的全要素竞争能力。因此,政府部门想依靠一时的环境改变或者政策保护来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是不可能有效的。与此相反,主要依靠廉价生产要素并处于初级要素导向和资源禀赋依赖阶段的产业,产业发展空间产品的低价格扩张将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导致需求受到抑制。形成持续和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结构状态离不开技术进步作为支撑。外部压力可以促使企业产生提高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促使出口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而非在低水平上简单地扩大再生产。政府应该通过改变出口产业所在环境的政策背景,改善竞争环境,发挥市场的作用,借以促进更高级别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来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最终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改造进程。研究认为,利用汇率政策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要把握好汇率波动的方向,管理好汇率波动的幅度,实现区间管理。我国过去奉行的汇率政策倾向于低估人民币汇率,采取相对严格的外汇管制,通过净出口的增加来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但是,这一政策也使得形成了初级产业层面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相应限制了我国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我们希望借助人民币升值的有利时机,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水平,逼迫出口企业淘汰低附加价值行业产品,释放生产要素发展高知识技术、高科技附加价值产业,推进出口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汇率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毕竟只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其他政策亦可能改变因为汇率变动而形成的优势或劣势。因此,汇率政策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国内一系列经济政策工具的积极配合。在汇率波动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受到挑战,企业就要积极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适应汇率波动和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行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相关行业的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必须到考虑汇率因素,我们既要利用好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也要通过构建汇率走廊确定政府干预的边界,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让出口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徐雅[9]（2020）在《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贸易大国。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开展国际贸易活动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使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下全球,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起针对中国等国家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破坏了国际贸易关系和经济秩序,形成了与经济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现象。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有助于我们认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实质,以及不平衡发展规律,认清西方“自由贸易”的历史真相和本质,对于深刻理解和解释经济全球化本质和规律,加快中国经济贸易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缓解贸易摩擦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因此,要正确认识、解决这些问题,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需要学界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目前,一方面,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占据主流地位,该理论体系代表了当前发达国家基本立场,脱离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实践;另一方面,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贸易思想的研究较少,并且大多停留在对马克思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文献的梳理和归纳,缺乏创新,对于应对当前国际贸易挑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进一步深化研究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是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乃至全球国际贸易发展实践的迫切需要。纵观马克思的一生,其关于国际贸易思想的观点散见于不同时期的着述之中。本文立足于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文本进行系统梳理,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在论文逻辑架构上,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纵向梳理其发展脉络,横向阐释其思想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本文主要从欧洲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的国际贸易思想开始研究。既包括了马克思深入研究的古典国际贸易思想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还包括了马克思论述相对较少的重商主义国际贸易思想、重农主义国际贸易思想。前者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形成,因此,前者属于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前者又受后者的影响,故后者属于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间接理论来源。第二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批判性继承发展西方古典国际贸易思想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对国际贸易思想理论基础的概括、总结,得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际贸易的基本观点,即关于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本质和规律、地位和作用以及政策演变等,并运用相关理论和基本观点分析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二重性。可见,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是一个涵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际贸易理论基础、基本观点、政策措施在内的完整的思想结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基本观点和国际贸易政策的批判,得出应该怎么扬弃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及对未来社会国际贸易的预期。第三部分,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与西方主流国际贸易思想进行比较,主要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基本观点和政策措施展开比较。由于两种思想阶级立场不同,则其思想内容必然存在差异。通过比较,有助于全面充分认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理解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基本观点和政策的实践性、阶级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并不排斥西方国际贸易思想在某方面的科学性,其也借鉴了西方国际贸易思想的合理成分,加以发展运用。西方国际贸易思想也不能推翻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科学结论。不论是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还是西方国际贸易思想,都将会相互借鉴,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但不是合并。第四部分,通过第三部分比较发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即科学和人文的统一,其更具有包容性,在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并且,比较发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立场、观点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开展国际贸易活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亲自参与当代国际贸易的实践,但是其国际贸易思想对于我们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创造性地发展、运用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为加快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美中贸易摩擦;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资本“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展;推动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型;进一步提升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度;缓解和阻止贫富差距提供新思路。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作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世界经济贸易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综上所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其内涵深刻,覆盖范围广,吸收借鉴西方国际贸易思想的科学观点,并且全面概括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实践经验。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主要内容,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实践,尤其是针对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实践问题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经过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之后,本文得出三个创新性的观点。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本文较系统地构建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内容的结构框架,即涵盖了其思想的理论基础、基本观点以及政策措施。第二,本文认为,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是实践性、阶级性、科学性、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其阶级性和科学性有机统一、科学性和人文性有机统一、阶级性和人文性有机统一,并且阶级性、科学性、人文性又是以实践性为基础,四者有机统一。第三,本文认为,美中贸易摩擦的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的博弈,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推动产业结构价值链走向高端化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
侯佳宁[10]（2019）在《深度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从一个生产力落后、物质极度匮乏的国家快速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广泛学习世界领先科学技术和商品生产制造技术,满足了大多数国民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取得了蜚声世界的经济发展成就。新时期,如何改变原有的加工、代工驱动发展模式,以技术创新推动本国制造业升级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全方位对外开放与持续深化改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制造业升级的有效国策之一。2013年9月,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以更深度的对外开放推动行业发展,通过更为深度的国际产业融合与技术交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制造业升级。检验新时期全面开放政策暨“一带一路”建设是否有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促进中国制造业升级、培育内生型经济增长动能,证实国际产业融合助力本国产业高质量发展背后机理,对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极具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本文针对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升级问题展开研究,讨论深度开放政策、国际产业融合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检验“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国际间技术溢出效应和对中国制造行业技术升级的推动作用。首先,通过分析生产的本质和供需匹配规律,奠定行业生产率提升和行业发展理论框架;从消费者需求变化、行业用地成本上升倒逼行业技术升级现象,解析内生型行业技术进步动因,得到消费偏好变化和消费升级、土地成本上涨倒逼行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提出市场竞争使各行业、各企业长期生产率趋同,需求偏好和要素成本倒逼低技术制造行业向中、高技术行业升级假说。进一步,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阐明开放政策、国际产业融合加速技术溢出效应。由于,封闭经济体主要依赖人均技术进步率和人均智力资本增长率两大要素实现内生经济增长,而开放经济更有利于资本流通、技术传播,其技术进步速度显然快于封闭经济体。参与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意味着本国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开发力,以谋得国际市场一席之地。国际市场竞争与行业合作在令行业角逐白炽化的同时,也加速了新技术传播速度,引致本国行业技术不断升级、工业实力不断增强,最终实现突破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瓶颈的宏伟目标。在以上理论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整理制造行业财务数据并与行业出口贸易数据匹配。以制造业各行业对外依存度和进出口总值占比行业总产出测度行业对外开放、国际产业融合程度。测度主要研究变量,并通过政策有效性内生性问题检验后,面板回归模型精确估计深度开放对制造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具体分析产业融合、经济一体化对不同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实证研究证实,更为深度的经济开放,为国际技术溢出提供了渠道,为企业发展赢得市场与时间,有效提高行业技术复杂度7-8.32个单位,国际产业融合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引擎之一。研究结论佐证了中国中、高技术制造行业,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契机,进行深度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互联互通、智能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开启新业态、新技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创新之处在于:（1）将消费升级、土地成本因素从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显现出来,理论结合实际,分析企业和行业为迎合消费者偏好、维持利润空间,长期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趋同,挖掘制造业升级动因,充实产业发展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2）证明内生行业技术升级动力,夯实产业发展理论基础,向开放经济拓展,验证国际产业融合有利于技术溢出,进而快速获得行业技术进步;（3）利用商品技术含量测度法,从行业角度考量,估算制造业行业国际出口竞争力和技术复杂度,较为客观地反应和描述中国企业自主制造能力及技术水平;（4）在既有文献研究基础上,采用反事实检验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厘清研究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合成2013年深度开放之前,即无“一带一路”倡议时的中国制造业行业技术复杂度,解决主要研究对象即,深度经济开放和制造业技术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证实新时期扩大开放政策有效性,更为科学、精准地估计深度经济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助益;（5）在自由贸易、FDI和ODI三大技术溢出路径理论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检验证实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创新型生产率,存在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和生产模式优化作用。
二、国际资本推动中国产业整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资本推动中国产业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农村产业融合的起源与发展 |
| 1.2.2 农村产业融合的驱动机制研究 |
| 1.2.3 农村产业融合的类型模式研究 |
| 1.2.4 农村产业融合的测度方法研究 |
| 1.2.5 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研究 |
| 1.2.6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农村产业融合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现代化 |
| 2.1.2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化 |
| 2.1.3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融合 |
| 2.2 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与特征 |
| 2.2.1 农村产业融合 |
| 2.2.2 农村产业融合模式 |
| 2.2.3 农村产业融合主体 |
| 2.2.4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 |
| 2.3 农村产业融合相关理论分析 |
| 2.3.1 分工理论 |
| 2.3.2 产业集群理论 |
| 2.3.3 交易成本理论 |
| 2.3.4 创新理论 |
| 2.3.5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
| 3.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支撑条件 |
| 3.1.1 自然资源条件 |
| 3.1.2 社会环境条件 |
| 3.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基础概况 |
| 3.2.1 整体发展概况 |
| 3.2.2 第一产业发展概况 |
| 3.2.3 第二产业发展概况 |
| 3.2.4 第三产业发展概况 |
| 3.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
| 3.3.1 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模式 |
| 3.3.2 农业多功能拓展型融合模式 |
| 3.3.3 产业集聚型融合模式 |
| 3.3.4 科技渗透型融合模式 |
| 3.3.5 产业循环型融合模式 |
| 3.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发展现状 |
| 3.5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
| 4.1 测度方法的选取与原则 |
| 4.1.1 测度方法的研判和选取 |
| 4.1.2 测度指标设置原则 |
| 4.2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1 测度指标的选择 |
| 4.2.2 测度指标的解释 |
| 4.2.3 测度模型的建立 |
| 4.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与评价 |
| 4.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2 数据来源 |
| 4.3.3 测度结果及评价 |
| 4.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分析 |
| 4.4.1 耦合关系模型 |
| 4.4.2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与战略选择 |
| 5.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障碍分析 |
| 5.1.1 障碍分析模型 |
| 5.1.2 障碍度分析 |
| 5.1.3 障碍因子分析 |
| 5.1.4 障碍因素现状分析 |
| 5.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矛盾 |
| 5.2.1 产业布局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2.2 土地利用模式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2.3 融资渠道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2.4 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 |
| 5.3.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原则与目标 |
| 5.3.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宏观路径选择 |
| 5.3.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 |
| 5.4 本章小结 |
| 6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 6.1 农林牧渔业布局调整的路径选择 |
| 6.1.1 特色种植业产业带调整 |
| 6.1.2 畜牧养殖业布局调整 |
| 6.1.3 渔业产业布局调整 |
| 6.1.4 山特产品产业布局调整 |
| 6.2 农产品精深加工的路径选择 |
| 6.2.1 玉米精深加工 |
| 6.2.2 水稻精深加工 |
| 6.2.3 大豆精深加工 |
| 6.2.4 乳业精深加工 |
| 6.2.5 蔬菜精深加工 |
| 6.2.6 渔业精深加工 |
| 6.3 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路径选择 |
| 6.3.1 培育多元化主体 |
| 6.3.2 加强生产主体市场信息服务 |
| 6.3.3 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服务体系 |
| 6.3.4 构建农业生产技术综合服务体系 |
| 6.3.5 推进农业资源化利用服务体系 |
| 6.3.6 拓展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 |
| 6.4 休闲农业布局调整的路径选择 |
| 6.4.1 打造自然生态康养观光产业带 |
| 6.4.2 构建冰雪特色旅游产业体系 |
| 6.4.3 传承关东民俗和弘扬四大精神游 |
| 6.4.4 发挥沿边优势开展边境风情游 |
| 6.5 以信息技术渗透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 |
| 6.5.1 完善智慧农业信息监管系统 |
| 6.5.2 精准管理农业全产业链 |
| 6.5.3 创新农业金融保险服务 |
| 6.5.4 保护产业质量安全和知识产权 |
| 6.5.5 构建完整农业产业体系 |
| 6.6 以国家级试验区创新驱动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 |
| 6.6.1 以农产品加工贸易带动产业融合 |
| 6.6.2 扩大农业产业负面清单外贸易 |
| 6.6.3 创新涉农金融国际化服务产业 |
| 6.6.4 发展开放试验区农业总部经济 |
| 6.7 本章小结 |
| 7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7.1 继续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合作领域 |
| 7.1.1 探索设立农业自由贸易试验区 |
| 7.1.2 构建畅通便捷的农产品贸易通道 |
| 7.1.3 引导国际资本进入农产品加工贸易 |
| 7.2 优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资源要素 |
| 7.2.1 确保农村产业融合用地保障 |
| 7.2.2 加强财政税收政策支持 |
| 7.2.3 完善金融保险政策支持 |
| 7.2.4 强化科技与人才政策支持 |
| 7.3 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 |
| 7.3.1 优化改造农田基础设施 |
| 7.3.2 搭建公共交通和信息网络 |
| 7.3.3 配套产业融合基本设施 |
| 7.3.4 综合改造提升乡村人居环境 |
| 7.4 强化农村产业融合政府服务职能 |
| 7.4.1 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顶层设计 |
| 7.4.2 推动产业融合政策有效落实 |
| 7.4.3 加强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区建设 |
| 7.4.4 建立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4）基于开发性金融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开发性金融内涵 |
| 2.1.2 产业结构升级内涵 |
| 2.1.3 信贷配给 |
| 2.1.4 市场失灵 |
| 2.1.5 金融约束论 |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2.2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
| 2.2.3 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2.4 开发性金融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
| 2.2.5 文献评述 |
| 3 开发性金融发展历程 |
| 3.1 国外开发性金融发展情况与经验 |
| 3.1.1 国外开发性金融发展历程 |
| 3.1.2 国外开发性金融机构概述 |
| 3.1.3 国外开发性金融经营模式与经验 |
| 3.2 中国开发性金融发展历程 |
| 3.2.1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最初阶段 |
| 3.2.2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发展阶段 |
| 3.2.3 中国开发性金融区域分布 |
| 3.3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特征与功能 |
| 3.3.1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特征 |
| 3.3.2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功能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现状、特点与问题 |
| 4.1 中国产业结构发展历程 |
| 4.1.1 改革开放前——产业结构重工业化 |
| 4.1.2 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 |
| 4.2 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特点 |
| 4.2.1 二三产业占比稳步提升 |
| 4.2.2 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吸纳就业主力 |
| 4.2.3 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 |
| 4.2.4 区域间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 |
| 4.3 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城乡二元特征明显 |
| 4.3.2 产业核心竞争力缺乏 |
| 4.3.3 产能过剩问题凸显 |
| 4.3.4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薄弱 |
| 4.4 本章小结 |
| 5 开发性金融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5.1 开发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的补充效应分析 |
| 5.1.1 商业性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不足 |
| 5.1.2 开发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的补充作用 |
| 5.2 开发性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分析 |
| 5.2.1 资本形成机制 |
| 5.2.2 资金导向机制 |
| 5.2.3 信用催化机制 |
| 5.2.4 风险管理机制 |
| 5.3 开发性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数理模型 |
| 5.3.1 要素禀赋约束束紧模型 |
| 5.3.2 外部融资约束束紧模型 |
| 5.4 本章小结 |
| 6 开发性金融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
| 6.1 开发性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6.1.1 开发性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
| 6.1.2 开发性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案例——“云南模式” |
| 6.2 开发性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6.2.1 开发性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
| 6.2.2 开发性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案例——“天津模式” |
| 6.3 开发性金融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6.3.1 开发性金融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
| 6.3.2 开发性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案例——“华为模式” |
| 6.4 本章小结 |
| 7 开发性金融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
| 7.1 指标选择 |
| 7.2 计量模型构建 |
| 7.3 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检验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7.3.2 内生性问题 |
| 7.4 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设施积累效应检验 |
| 7.5 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城镇化效应检验 |
| 7.6 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创新效应检验 |
| 7.7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物流与经济全球化的密切联系 |
| 1.1.2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物流格局的改变 |
| 1.1.3 新兴经济体崛起对国际物流秩序的重塑 |
| 1.1.4 “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物流变革的推动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逻辑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逻辑框架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 |
| 2.1.2 系统理论和分析方法 |
| 2.1.3 博弈理论及其应用 |
| 2.1.4 其他相关学科与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全球化相关研究 |
| 2.2.2 国际物流的相关研究 |
| 2.3 既有文献对本文的贡献 |
| 2.4 本章小结 |
| 3 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框架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概念 |
| 3.1.2 国际物流的基本概念 |
| 3.2 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维度 |
| 3.2.1 国际物流与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关系 |
| 3.2.2 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物流的主要维度 |
| 3.3 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的四维分析框架 |
| 3.3.1 治理结构维度的影响 |
| 3.3.2 空间格局维度的影响 |
| 3.3.3 科学技术维度的影响 |
| 3.3.4 规则体系维度的影响 |
| 3.3.5 四个维度的交叉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4 第一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第一阶段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物流的四个维度分析 |
| 4.1.1 治理结构——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瓜分与掠夺 |
| 4.1.2 空间格局——殖民经济与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 |
| 4.1.3 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大幅提升西方生产力与军事力量 |
| 4.1.4 规则体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
| 4.2 第一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四个维度分析 |
| 4.2.1 治理结构——依靠军事强权和经济霸权争夺海上战略通道 |
| 4.2.2 空间格局——地中海贸易区扩张与两洋港口的兴衰 |
| 4.2.3 科学技术——天文、地理、航海、造船等技术的发展 |
| 4.2.4 规则体系——西方海权论思想与物流现代市场运行模式初现 |
| 4.3 本章小结 |
| 5 第二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 |
| 5.1 第二阶段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物流的四个维度分析 |
| 5.1.1 治理结构——大国主导下的多边合作 |
| 5.1.2 空间格局——欧洲、北美、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形成 |
| 5.1.3 科学技术——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垂直专业化产业分工 |
| 5.1.4 规则体系——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 |
| 5.2 第二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四个维度分析 |
| 5.2.1 治理结构——国际资本深度参与国际通道、枢纽之间的竞争 |
| 5.2.2 空间格局——亚太物流市场扩张与国际航运中心崛起 |
| 5.2.3 科学技术——集装箱运输建立全新的国际物流运行体系 |
| 5.2.4 规则体系——统一的国际海运规则不断发展完善 |
| 5.3 本章小结 |
| 6 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物流的四个维度分析 |
| 6.1.1 治理结构——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化共商共建共享 |
| 6.1.2 空间格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三大生产网络独立性提高 |
| 6.1.3 科学技术——工业4.0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
| 6.1.4 规则体系——新型经贸规则正在构建之中 |
| 6.2 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四个维度分析 |
| 6.2.1 治理结构——国际物流面临资源重新配置与市场重构 |
| 6.2.2 空间格局——国际物流需求在部分区域内较快增长 |
| 6.2.3 科学技术——现代科技推动国际物流多元化与创新发展 |
| 6.2.4 规则体系——适应区域物流发展的国际规则亟待建立完善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及应对策略 |
| 7.1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国际物流的四个维度分析 |
| 7.1.1 治理结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7.1.2 空间格局——中国为主体的东亚生产网络沿“一带一路”扩散 |
| 7.1.3 科学技术——5G与新技术相互赋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
| 7.1.4 规则体系——依托自身优势引领区域经贸规则建立 |
| 7.2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物流四个维度分析 |
| 7.2.1 治理结构——市场为主体、综合实力为支撑推进物流体系建设 |
| 7.2.2 空间格局——构建海陆双向物流大通道 |
| 7.2.3 科学技术——智慧物流与跨境电商市场广阔 |
| 7.2.4 规则体系——推动陆路物流规则统一与完善 |
| 7.3 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国际物流发展的应对策略 |
| 7.3.1 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对“一带一路”的启示 |
| 7.3.2 “一带一路”物流发展寻求陆向突破策略 |
| 7.4 本章小结 |
| 8 依托中欧班列实现国际物流陆向突破的策略 |
| 8.1 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国际物流体系中的作用 |
| 8.1.1 中欧班列发展情况 |
| 8.1.2 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陆路物流中的骨干作用 |
| 8.1.3 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载体作用 |
| 8.2 中欧班列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8.2.1 中欧班列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
| 8.2.2 中欧班列发展主要影响因素识别 |
| 8.2.3 中欧班列发展影响因素分类分析 |
| 8.2.4 中欧班列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结论 |
| 8.3 中欧班列与海运物流的协调发展 |
| 8.3.1 中欧班列与海运物流的协作互补 |
| 8.3.2 中欧班列与海运物流的竞争博弈 |
| 8.4 中欧班列与跨境电商的融合创新 |
| 8.5 中欧班列国际规则的统一与完善 |
| 8.6 本章小结 |
| 9 中国在全球化新变革中的国际物流发展对策建议 |
| 9.1 中欧班列发展的对策建议 |
| 9.2 “一带一路”国际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
| 9.3 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国际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
| 9.4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与展望 |
| 10.1 完成的主要工作与结论 |
| 10.1.1 完成的主要工作 |
| 10.1.2 主要结论 |
| 10.2 本文贡献与创新之处 |
| 10.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中欧班列到发欧洲国家的主要线路情况 |
| 附录 B 中欧班列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附录 C 中欧班列问卷调查受访专家情况 |
| 附录 D 班列企业与班轮公司运价及政府最优补贴决策求解过程 |
| 附录 E 正文中专有名词简称、译文及缩写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经验证据、模型框架与中国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主要贡献 |
| 1.3 论文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5 论文框架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 |
| 2.1.1 国外研究的三轮检验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情况 |
| 2.2 资本账户开放的间接效应机制 |
| 2.2.1 国外研究的两个观点 |
| 2.2.2 国内相关研究情况 |
| 2.3 新时代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增长动力基础 |
| 第3章 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机制与经验性证据 |
| 3.1 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机制与实证策略 |
| 3.1.1 增长效应机制的方向异质性 |
| 3.1.2 差异化渠道的门限效应假设 |
| 3.1.3 实证模型与稳健性检验策略 |
| 3.2 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
| 3.2.1 控制变量选择及内生性检验 |
| 3.2.2 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度量 |
| 3.2.3 数据来源 |
| 3.3 实证分析 |
| 3.3.1 线性基准模型 |
| 3.3.2 带有交互项的非线性模型 |
| 3.3.3 面板门限模型 |
| 3.4 稳健性检验 |
| 3.4.1 针对趋势项与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3.4.2 针对内生性与门限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3.4.3 针对子样本与全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
| 3.5 区制分布与经济发展阶段分类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技术外溢效应的宏观证据 |
| 4.1 间接效应机制与TFP增长系统 |
| 4.1.1 间接效应机制与模型假设 |
| 4.1.2 资本账户开放的技术外溢效应 |
| 4.1.3 技术增长目标的企业决策 |
| 4.2 实证策略与GSMM方法 |
| 4.2.1 模拟系统建立与估计方法选择 |
| 4.2.2 模拟广义矩估计 |
| 4.2.3 协方差矩阵的模拟与实证策略 |
| 4.3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4.3.1 后发技术优势与全要素生产率 |
| 4.3.2 R&D数据的筛选插值 |
| 4.3.3 资本账户开放的重新度量 |
| 4.3.4 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
| 4.4 具有技术外溢效应的技术进步系统估计 |
| 4.4.1 初值的估计 |
| 4.4.2 模拟广义矩估计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个小型资本账户开放经济体的DSGE模型 |
| 5.1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基准模型 |
| 5.1.1 家庭部门 |
| 5.1.2 生产部门 |
| 5.1.3 价格与贸易 |
| 5.2 开放的资本市场与技术外溢效应 |
| 5.2.1 投资部门 |
| 5.2.2 国际收支、央行现金流管理与技术外溢效应 |
| 5.2.3 市场出清与国内生产总值 |
| 5.3 面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利率冲击 |
| 5.3.1 对数线性模型与参数校准 |
| 5.3.2 利率冲击的价格效应 |
| 5.3.3 利率冲击的资本调整 |
| 5.3.4 利率冲击的产出与通胀效应 |
| 5.4 交易成本定义悖论与修正 |
| 5.4.1 资本结构回归与利率波动相悖 |
| 5.4.2 交易成本设定修正与政策参数选择 |
| 5.4.3 修正模型的利率冲击模拟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与资本账户开放 |
| 6.1 中国经济规模扩张与资本账户开放 |
| 6.1.1 规模扩张的测度 |
| 6.1.2 中国经济增长历程中的规模扩张 |
| 6.1.3 资本账户开放与中国经济规模扩张 |
| 6.2 全要素生产率、后发技术优势与资本账户开放 |
| 6.2.1 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 |
| 6.2.2 全要素生产率与后发技术优势 |
| 6.2.3 后发技术优势与资本账户开放 |
| 6.3 中国资本开放增长动力基础的时变性检验 |
| 6.3.1 模型建立与实证策略 |
| 6.3.2 数据说明与滞后阶数确定 |
| 6.3.3 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模拟与随机方差的有效性 |
| 6.4 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变迁与资本账户开放 |
| 6.4.1 结构系数矩阵的时变特征 |
| 6.4.2 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结构变迁 |
| 6.4.3 脉冲响应函数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定位 |
| 6.4.4 新时代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策略的结构特征 |
| 6.5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路径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2.1 理论意义 |
| 1.1.2.2 现实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发达资本市场的研究 |
| 1.2.2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现状的研究 |
| 1.2.3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结构、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主要发达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及其经验 |
| 2.1 主要发达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 |
| 2.1.1 美国资本市场 |
| 2.1.1.1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
| 2.1.1.2 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吸引大量外资流入 |
| 2.1.1.3 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 |
| 2.1.1.4 多种中长期投资资金 |
| 2.1.2 日本资本市场 |
| 2.1.2.1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
| 2.1.2.2 促进国际资本流动 |
| 2.1.2.3 灵活的监管思路 |
| 2.1.2.4 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 |
| 2.1.2.5 日美贸易摩擦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 |
| 2.1.3 中国香港资本市场 |
| 2.1.3.1 国际资本高度流动 |
| 2.1.3.2 制度的健全和市场透明度等具有高度的国际认可 |
| 2.1.3.3 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 |
| 2.1.3.4 市场与监管共同作用的股票发行制度 |
| 2.2 资本市场开放助力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证分析 |
| 2.2.1 模型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 2.2.2 计量方法的选取 |
| 2.2.3 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 2.2.4 稳健性检验 |
| 2.2.4.1 将样本的时间范围扩大 |
| 2.2.4.2 增加控制变量的个数 |
| 2.3 发达资本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 |
| 2.3.1 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 |
| 2.3.2 国际直接投资 |
| 2.3.3 机构投资者为市场主要参与者 |
| 第3章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 |
| 3.1.1 一级市场发展现状 |
| 3.1.1.1 IPO市场 |
| 3.1.1.2 再融资市场 |
| 3.1.1.3 PE/VC市场 |
| 3.1.1.4 并购重组市场 |
| 3.1.2 二级市场发展现状 |
| 3.1.2.1 投资者结构 |
| 3.1.2.2 交易量与交易价格 |
| 3.2 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1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总体问题 |
| 3.2.1.1 市场深度不足 |
| 3.2.1.2 资产定价效率和市场化程度较低 |
| 3.2.1.3 资金结构单一 |
| 3.2.1.4 国际投资者参与的比例较低 |
| 3.2.2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具体问题 |
| 3.2.2.1 一级市场存在的问题 |
| 3.2.2.2 二级市场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主要实施路径 |
| 4.1 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全面开放 |
| 4.1.1 资本的自由兑换 |
| 4.1.2 QFII额度开放下国际资本的进入 |
| 4.1.3 QDII额度开放对国际资本进入的影响 |
| 4.2 国际基金管理人业务进入的开放 |
| 4.2.1 国际基金管理人业务的开放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
| 4.2.2 开放国际基金管理人业务进入的实施方式 |
| 4.3 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 |
| 4.3.1 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利影响 |
| 4.3.2 当前中国发展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
| 4.3.3 发展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实施路径 |
| 4.4 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可能路径 |
| 4.4.1 加快《证券法》的修订和《期货法》的制定 |
| 4.4.2 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制度的建设 |
| 4.4.3 继续完善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监管制度 |
| 4.4.4 优化市场机制建设 |
| 第5章 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对策 |
| 5.1 资本市场的监管 |
| 5.1.1 对国际资本参与一级市场投资加强监管和规范 |
| 5.1.2 加强国际和国内投资者的管理和保护 |
| 5.1.3 对国际资本的监管制度需要不断更新 |
| 5.1.4 需要多部门协调合作监管 |
| 5.1.5 完善国际金融风险传导的防范机制 |
| 5.2 国际市场参与者的监管 |
| 5.2.1 建立境内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
| 5.2.2 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 |
| 5.2.3 构建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预警体系 |
| 5.2.4 加强跨境资金流动日常监督 |
| 5.3 国际资本流动的进一步开放 |
| 5.4 全球投资管理人的业务准入 |
| 5.5 完善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政策构想 |
| 5.5.1 发展并完善新三板的融资制度 |
| 5.5.2 明确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法律地位 |
| 5.5.3 丰富股权投资体系 |
| 5.5.4 建设国际板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1.1 鼓励建设高度市场化的国际化资本市场体系 |
| 6.1.2 鼓励建设高度开放性的国际化资本市场 |
| 6.1.2.1 建设开放、透明、具有成长性预期的资本市场 |
| 6.1.2.2 引导国际资本和长期资金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金融服务需求 |
| 6.1.2.3 提高国际投资管理人参与比例 |
| 6.1.2.4 建立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 |
| 6.2 相关政策建议 |
| 6.2.1 通过加强资本市场开放及创新促进资本市场功能完善 |
| 6.2.1.1 通过结构创新进一步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 |
| 6.2.1.2 通过加快资本市场开放和参与者多样性提升资产定价效率 |
| 6.2.1.3 完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建设 |
| 6.2.1.4 进一步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 |
| 6.2.2 引导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力军 |
| 6.2.2.1 制定投资者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 |
| 6.2.2.2 完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 |
| 6.2.2.3 提高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比例 |
| 6.2.2.4 为国际投资者制定展业细则 |
| 6.2.3 强化监管目标与创新监管 |
| 6.2.3.1 政府监管应该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中心展开 |
| 6.2.3.2 应该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上的信息披露制度 |
| 6.2.3.3 继续完善“一委一行两会”的监管架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目的 |
| 1.1.1 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及其波动区间管理已是趋势必然 |
| 1.1.2 汇率灵活管理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
| 1.1.3 研究汇率和我国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愈发重要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层面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基本框架图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现实与发展相结合的观察方法 |
| 1.4.2 主要实证和计量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关系理论与文献 |
| 2.1 研究的相关概念厘定 |
| 2.1.1 关于汇率 |
| 2.1.2 关于出口产业结构优化 |
| 2.2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理论 |
| 2.2.1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的解释 |
| 2.2.2 汇率传递理论的解释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影响及其路径 |
| 2.3.2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价格传导机制 |
| 2.3.3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 |
| 2.3.4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 |
| 2.3.5 汇率变动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 2.3.6 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1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
| 3.1.1 价格替代—资源要素配置—出口产业结构 |
| 3.1.2 收入效应—产业溢出—出口产业结构 |
| 3.1.3 国际资本流动—出口产业结构 |
| 3.2 微观机理:基于价格穿越模型的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机理 |
| 3.2.1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 |
| 3.2.2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改革 |
| 3.2.3 利润最大化模型、企业经济行为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 |
| 3.3 宏观过程:汇率引致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宏观解释 |
| 3.3.1 汇率制度选择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机理 |
| 3.3.2 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价格渠道 |
| 3.3.3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对外贸易途径 |
| 3.3.4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
| 第四章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产业升级 |
| 4.1 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 |
| 4.1.1 理论基础及测算公式 |
| 4.1.2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层面有效汇率测算 |
| 4.2 行业出口质量测度分解和汇率指标构建 |
| 4.2.1 出口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分解 |
| 4.2.2 经验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解释 |
| 第五章 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管理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5.1 汇率目标区模型构建 |
| 5.1.1 汇率目标区模型 |
| 5.1.2 汇率目标区的边界CGE模型构建 |
| 5.2 CGE模型实证与结论 |
| 5.2.1 数据与情景模拟 |
| 5.2.2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汇率政策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践考察 |
| 6.1 汇率波动与美日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1 汇率波动与美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2 汇率波动与日本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 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1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发展 |
| 6.2.2 人民币汇率政策配合产业政策以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七章 利用汇率政策工具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
| 7.1 以汇率制度改革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7.1.1 关于汇率制度安排 |
| 7.1.2 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
| 7.2 利用汇率变动优化出口产业结构 |
| 7.2.1 充分发挥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 |
| 7.2.2 利用汇率变动调整贸易与投资结构 |
| 7.3 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加强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管理 |
| 7.3.1 关于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 |
| 7.3.2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廊的区间管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9）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
| 2.1.1 古典国际贸易思想 |
| 2.1.2 贸易保护主义思想 |
| 2.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间接理论来源 |
| 2.2.1 重商主义国际贸易思想 |
| 2.2.2 重农主义国际贸易思想 |
| 3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3.1.1 世界市场理论 |
| 3.1.2 国际分工理论 |
| 3.1.3 国际价值理论 |
| 3.1.4 国际金融理论 |
| 3.1.5 国际服务贸易理论 |
| 3.1.6 理论基础、基本观点与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 |
| 3.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基本观点 |
| 3.2.1 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
| 3.2.2 国际贸易的本质和规律 |
| 3.2.3 国际贸易的地位和作用 |
| 3.2.4 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2.5 对未来社会国际贸易的预期 |
| 3.3 马克思国际贸易政策的二重性 |
| 3.3.1 自由贸易政策 |
| 3.3.2 保护贸易政策 |
| 4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与西方国际贸易思想的比较及特征 |
| 4.1 相关理论比较 |
| 4.1.1 对世界市场的现实表现形式的比较 |
| 4.1.2 对国际分工的贸易利益认识的比较 |
| 4.1.3 对国际价值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的范畴比较 |
| 4.1.4 对国际金融理论中资本国际流动的比较 |
| 4.1.5 对国际服务贸易理论解读的比较 |
| 4.2 基本观点比较 |
| 4.2.1 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原因的比较 |
| 4.2.2 国际贸易研究侧重的比较 |
| 4.2.3 国际贸易作用的比较 |
| 4.2.4 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比较 |
| 4.3 对国际贸易政策态度的比较 |
| 4.3.1 对自由贸易政策态度的比较 |
| 4.3.2 对保护贸易政策态度的比较 |
| 4.4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特征 |
| 4.4.1 实践性 |
| 4.4.2 阶级性 |
| 4.4.3 科学性 |
| 4.4.4 人文性 |
| 5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 |
| 5.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列宁和斯大林国际贸易思想的影响 |
| 5.1.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列宁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影响 |
| 5.1.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斯大林对外贸易思想的影响 |
| 5.2 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 |
| 5.2.1 毛泽东对外经济交流思想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继承发展 |
| 5.2.2 邓小平对外经济开放思想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继承发展 |
| 5.2.3 习近平开放型贸易观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继承发展 |
| 5.3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的影响 |
| 5.3.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巴兰和斯威齐经济剩余依附型贸易的影响 |
| 5.3.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阿明、伊曼纽尔“中心—外围”国际分工理论的影响 |
| 5.3.3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安沃·塞克自由贸易思想的影响 |
| 5.3.4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之间的逻辑联系 |
| 6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当代实践价值 |
| 6.1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当代实践价值 |
| 6.1.1 世界市场理论是建立公平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依据 |
| 6.1.2 国际分工理论是从“生产端”推进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泉 |
| 6.1.3 国际价值理论是解释美中贸易摩擦本质原因的理论武器 |
| 6.1.4 国际金融理论是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指路明灯 |
| 6.1.5 国际服务贸易理论是推动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理论指南 |
| 6.2 马克思国际贸易政策的当代实践价值 |
| 6.2.1 自由贸易政策是进一步提升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度的行动纲领 |
| 6.2.2 保护贸易政策是指引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智慧源泉 |
| 7 研究结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深度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界定研究对象 |
| 一、制造业技术升级的界定 |
| 二、行业深度对外开放的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深度开放、要素配置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
| 第三节 关于深度开放对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及路径 |
| 第四节 关于企业和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行业发展驱动力与生产技术升级 |
|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
| 二、消费升级、制成品需求结构与产出效率提升 |
| 三、土地成本倒逼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升级 |
| 第二节 深度开放、国际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
| 一、深度开放与产业融合有利于缩小技术差距 |
| 二、出口篮子技术复杂度与制造行业结构升级 |
| 三、国际产业融合对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
| 四、自由贸易引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
|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
| 一、扩大投资和减低生产成本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 二、外资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意义 |
| 三、资本边际产出率的提升效应 |
| 四、促进基础设施完善与提高资本共享率 |
| 五、跨国人力资本溢出效应 |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
| 一、境外市场回报对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 |
| 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三、FDI与ODI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造业升级的衡量、深度开放的测度及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第一节 变量测度 |
| 一、行业深度开放的度量 |
| 二、制造业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度量 |
| 三、其他控制变量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出口情况与技术复杂度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财务数据统计 |
| 第四节 世界各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比较 |
| 主要统计量表 |
| 第五章 实证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
| 第一节 HCW反事实检验法控制内生性问题 |
| 一、合成虚拟控制组 |
| 二、弹性网Elastic-Net自动筛控制组对象 |
| 第二节 实证模型构建 |
| 第六章 深度开放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估计 |
| 第一节 深度开放政策的内生性检验 |
| 一、中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的反事实检验 |
| 二、弹性网Elastic-Net筛选法 |
| 第二节 国际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估计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与学术成果 |
四、国际资本推动中国产业整合（论文参考文献）
- [1]要素国际流动对中国跨国并购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移民网络和全球金融网络的视角[D]. 刘紫薇. 吉林大学, 2021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D]. 柴青宇.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4]基于开发性金融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研究[D]. 包许航.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5]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D]. 谢雨蓉.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6]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经验证据、模型框架与中国应用[D]. 陈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7]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路径与对策研究[D]. 杨智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8]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D]. 陈瑶雯. 广西大学, 2020(07)
- [9]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D]. 徐雅. 东北财经大学, 2020(06)
- [10]深度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D]. 侯佳宁. 湖北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