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论文文献综述)
西门杏庵[1](2021)在《一纸经方传承千载——医圣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文中认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之语。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文化符号之一,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思维方式,
钱沛涵,钱超尘,杨东方[2](2021)在《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伪本新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三部《伤寒杂病论》——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长沙古本《伤寒杂病论》、涪陵古本《伤寒杂病论》,其中以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的影响最为广泛。本文就前贤时彦很少论及的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中的两个中医文献问题——"删王叔和按语而暗用其义""删林亿校语而暗用其义"进行论证,从而揭示该本的伪本属性。
左黎黎[3](2021)在《基于古籍医家的痢疾源流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痢疾,以“腹痛、里急后重、下痢赤白脓血”为主要症状,多发于夏秋季节,是一类或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西医学中的细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溃疡性结肠炎等属本病范畴。中医在治疗痢疾上具有独特优势。中医古籍中记载有大量关于痢疾的内容,涉及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方药、预后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均由各朝代医家所创造出来,具有鲜明的医家个人特色。如何从历史源流的角度辨析清楚痢疾学术发展脉络,厘出具有特色和疗效的治痢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在系统地搜集整理民国以前有关痢疾文献基础上,以文献学研究和学术发展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将历代医家对痢疾的认识以朝代为基准划分为七个阶段: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两宋时期、金元时期、明代、清代,全面剖析各个时期痢疾的学术发展特点,内容包括痢疾的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方药、预后等多方面内容,总结各医家治痢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明晰痢疾学术发展源流。第二部分即本文最后一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对痢疾表证问题、久痢辨治方法以及如何将古籍中治痢经验运用于现代临床进行了探讨。先秦两汉时期,医家对痢疾没有统一的命名,《素问·通评虚实论篇》中,首次出现了后来被广泛接受与认可的痢疾最早命名“肠澼”。在此之后医籍中还出现了多个名称,如《难经》的“小肠泄”“大瘕泄”、《伤寒杂病论》的“下利”。虽病名未有统一,但医家们对该病症状的观察比较一致,如《黄帝内经》“便血”“下白沫”“下脓血”;《难经》“便脓血、里急后重”;《伤寒杂病论》“下脓血”“下重”“圊脓血”等。同时都主张从脉象判断该病的预后。对病因的认识,有运气角度、饮食角度、亦有外邪角度;对病性的认识,多数主张为热邪,也有对寒性痢疾的补充。《伤寒杂病论》中首次记载了痢疾的治疗方剂,如白头翁汤、桃花汤、乌梅丸,且这些名方一直沿用至今。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隋书·经籍志》着录,该时期的中医古籍未见有明确的学术分类,古籍均被称之为“某某方”。葛洪首次在《肘后备急方》中使用“痢”这一病名。陈延之则首次在《小品方》中提出“滞下”病名。这两种病名称谓在隋唐以后逐渐被大家认可。这一时期出现了对痢疾的分型,如姚僧垣在《集验方》中将痢疾分为十种,这是最早有关痢疾的分型,且后世痢疾分型均以此为基础进行,可见《集验方》虽以方为书名称之,但其中的内容涉及理论部分,是一种重要的中医论着。此时,出现了专门治疗痢疾的方剂,如葛洪发明了具有清热解毒除湿功效的天行痢基本方;陈延之在《小品方》中创立治疗寒实内结下痢的温脾汤;治疗痢疾名方如乌梅丸方,则在陈延之与姚僧垣二者所撰着的医籍中均出现过,方名相同,但方剂组成与剂量均不一致。可见,自从张仲景创制乌梅丸治疗痢疾以来,姚僧垣、陈延之两位医家均认可张仲景之乌梅丸,且在临床实践中加以应用,说明当时医家已经认识到乌梅丸在治疗痢疾中的重要作用。隋唐时期,第一部专门论述病因病机的《诸病源候论》将痢疾的发生归为两大类原因,内因和外因。其中内因主要是机体荣卫不足、肠胃虚弱;而外因主要是感受外邪,包括风邪、热邪、寒邪、湿邪、毒邪;内因的肠胃虚弱再与外因所感受的一种邪气或多邪共同作用则患病。隋唐时期还对痢疾的证型分类进一步探索,如《诸病源候论》将其分为13个证型,《千金要方》分4种证型,《外台秘要》分15种证型。这些证型划分虽未统一,但有两类基本得到认同,即热痢与冷痢。针对治疗方剂,对此进行整理的主要为《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这些治疗方剂中,其中由仲景所创制的乌梅丸得到更多医家的认可与应用,同时在此组方思路上衍生出多个乌梅丸加减方。此外,《千金要方》灵活化裁温脾汤,用此方治疗冷热痢,其思路值得后人借鉴。此时,高频用药主要为黄连、干姜两味药。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从方到药,当时医家对痢疾治疗思路是寒热并用,并根据寒热程度调整方剂。两宋时期,病因病机的认识方面,对痢疾致病的外因认识方面基本趋于一致,主要是风、寒、湿、热(暑)邪;在痢疾致病的内因方面,脾胃虚弱病机得到医家的一致认可。此时,陈言创新性提出“脏气郁结”致痢疾观点,为痢疾治疗提供了从调“气”入手的新思路。此外,医家们逐渐认识到肠胃积滞与痢疾发生的关系,出现了“积滞致痢”说,而且“通利去积”法成为医家治疗痢疾首选方法。宋代对痢疾的分型,主要新增了“气痢”“风痢”两个证型。宋代的大型方书中记载了大量治疗痢疾的方剂。从这些方剂中可分析出宋代用药的一些特点,如注重调气与活血药物的配合使用,在治痢方剂中香料药物大量出现;药物剂型多以丸散为主。以上也间接反映了两宋时期的局方特征。此时,治疗久痢的方剂多数以温中健脾为主,再对症加减用药,形成了温中健脾为主的系列方。金元时期,医家对痢疾的认识,从病名到症状乃至治疗都有一个新飞跃,特别是金元四大家对痢疾的认知与实践,各家均有特色,为后期医家在痢疾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关于痢疾病名的认识方面,朱丹溪首次明确了痢疾与泄泻的区别,从临床表现到治疗方法,都区分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为后期医家正确认识与治疗痢疾奠定了扎实基础。病因病机认识方面,金元四大家都认识到外邪中的湿热与人体脾胃的虚弱是发病的主要原因。四大家治痢各具学派特点。“寒凉派”的刘完素则多主张从寒凉治痢,创立着名的“调气活血”方剂芍药汤;“补土派”的李杲则将其补脾胃升清阳的思想贯彻于痢疾治疗中,自创多首治痢方剂;“攻邪派”的张从正善用攻邪法中的汗、吐、下法治疗痢疾;朱丹溪则综合各家,提出从表里寒热虚实气血辨证治疗痢疾,同时对久痢治疗提出了新思路,即从阴虚入手,与“滋阴派”之理念与思想相吻合。朱丹溪对痢疾发病后期阴虚的创新性认知,进一步完善了中医对痢疾的全程诊疗指导与实践思维。明代医家着作中出现了引用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等医家思想的内容,可见他们的诊疗思想已经得到认同。同时,明代也出现了一批在前人基础上,对痢疾诊疗有新思路创新的医家。这些创新使人们对痢疾的认识更深刻,辨证治疗更加细致全面。病名方面,以薛己为代表的医家认同痢疾、滞下病名。孙一奎则在此基础上,将二者进行了鉴别,认为滞下不能等同于痢疾。在病因病机的认识方面,医家的认识均不出三因,但侧重点不同。虞抟则将这些病因致病概率按从高到低进行了排序。张景岳认为痢疾发病主要因饮冷贪凉“人事”所致,若人不贪凉则不会患病,提出贪凉是为导致痢疾发病的重要诱发因素,提示人们饮食行为习惯对疾病的影响作用。秦昌遇将痢疾区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在辨证方面更加全面。徐彦纯、薛己、李梴、赵献可、张景岳对腹痛、里急后重、下脓血、口渴、小水、大孔痛等痢疾常见症状分别从寒热虚实四个方面进行辨证。李梴首次以歌诀形式归纳痢疾辨治要点,便于初学入门,在痢疾的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贡献。王肯堂首次提出辨别积之新旧,进一步深化了“积滞致痢”说之内涵。治疗方面,王肯堂提出治痢需先分标本,非从肠胃一途的认识。戴思恭提出治痢总则“当以顺气为先,须当开胃”,反映了戴思恭治疗痢疾以清为要,兼顾护脾胃之思想。薛己治痢则从脾胃虚弱这一根本入手,是其重视脾胃阳气学术观点在痢疾治疗中的体现。张景岳认为患痢者虚寒居多,治疗多主张温补脾肾;对于实热证患者,采取治标的方法清热攻积,打破痢疾初起忌补之局限性。方剂方面,徐彦纯独出心裁,将治痢方剂依据病因病机治法,分成十三大类,是对诊疗疾病方剂的一次高度概括与总结。王纶首设治痢主方,以一方加减统括痢疾的治疗,体现其通治方思想。清代医家对痢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痢疾治疗方法的探索和辨治框架的构建。在病因病机方面,大部分医家的认识与前代医家认识基本一致,不外乎外感六邪,内有脾胃损伤。大多数医家将病机的研究集中在各种痢疾致病因素导致的脾胃运化失常,而陈士铎、唐容川两位医家则从新的角度对痢疾病机进行了阐述,即二者都注意到五脏中之肝脏在痢疾发病中的重要作用。陈士铎认为痢疾主要是因肝木克脾土所致,脾土受损运化失常,病久及肾则成痢疾。这是医家首次明确指出肝脏在痢疾发生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认知,跳出了既往医家从脾肾论治痢疾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对痢疾认知及诊疗的全新思维。唐容川则从肺金与肝木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痢疾的成因。他认为秋季肺金当令,若肝木之气过旺之人,会受到肺金之气的制约,肝木郁结不疏则生火,火反来克肺金,造成肺气不得清肃,“肺气传送太急而致暴注大肠”即下痢,从五脏生克角度形象地阐释了暴注下痢证候机理,与临床颇为吻合;同时“肝气郁而不疏,故肛门闭塞,欲便不便”,形成里急后重,而发生痢疾。唐氏认为虽然痢疾症状表现和病变部位都是与脾胃有关,但发病之源实则为肝肺,这是对痢疾发病机理研究的创新性思维体现。分析以上两位医家,乃均为临床实践之大家。在治疗方面,出现了新治疗方法。最有名的当属喻嘉言提出的逆流挽舟法,强调解表之法在痢疾治疗中的作用。陈士铎根据提出的肝木克脾土的发病机制,制定了平肝治痢法,针对因瘀血导致痢久不愈的祛瘀治痢法,以及针对湿热两重和痢下纯血的补阴治痢法。孔毓礼总结了痢疾的十大常用治法,独创暂时快速缓解后重症状的暂宽法。雷丰根据痢疾不同证型分别给与不同治法,制定了治痢九法。在辨治框架的构建方面,孔毓礼以辨表里寒热虚实将痢疾的理、法、方、药、案贯穿起来,建立了一整套的论治痢疾学术体系;舒驰远将痢证分为“陷邪”“秋燥”“时毒”和“滑脱”四大纲,将不同类型的痢疾治疗总括在四纲之下,每纲均形成完整的理法方药,纲举目张,辨治条理清晰。综合以上,痢疾的诊疗从初起的不系统到明清时期的系统化,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先秦两汉时期集中在对该病病名的探索和对该病主要症状的认识,而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构建的六经辨证体系为痢疾辨治搭建了整体框架,首次出现的治疗方药,如白头翁汤、桃花汤、乌梅丸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虽然张仲景对痢疾病因病机的理论未做过多阐释,但其构建的六经辨治体系能涵盖表里阴阳寒热虚实八纲,对痢疾辨治框架构建有提纲挈领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特点是出现了许多专门治疗痢疾的方剂,这些方剂都是对痢疾治疗的一种探索,多本书中出现方剂组成与剂量均不相同的同名方乌梅丸,说明当时医家对张仲景治痢思维的认可。隋唐时期主要特点是对痢疾病因病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出现了如《诸病源候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这些详细阐述痢疾病因病机的专着。这一时期对痢疾辨治体系的探索当属孙思邈《千金要方》对痢疾证型四分法,其辨治理法方药均以四分法为纲。两宋时期,因政府对医学的重视,产生了多种由政府组织整理编撰的大型方书,这些书中记载了大量治疗痢疾的方剂。这一时期特点是大量治疗痢疾方剂的涌现,但是如何使用这些方剂,在什么辨治体系指导下使用方剂,提高这些方剂的有效性,是当时医家未能关注的盲区。金元时期,四大家治痢方药均是在各家学术思想指导下而产生的,虽各家辨治体系均有偏颇,但相比于两宋时期已有进步,说明医家开始重视辨治体系指导下的痢疾诊疗模式。明代,对辨治体系重要性认识愈加凸显。徐彦纯将前人治疗痢疾方剂依据病因病机治法,分成十三大类,指导医家在辨治选方时遵循这十三分法的框架;张景岳提出“二纲六变”理论,用二纲统领六变,并将其运用在痢疾从辨证到治疗整个过程,用八纲体系指导痢疾治疗;秦景明在《症因脉治》中将陈无择三因论落实到痢疾的治疗和证型划分,将痢疾区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理法方药均不出这二分法。清代,对辨治体系的探索更是成为大多数医家的选择,医家们焦点不再局限于某个方剂,而是某种方法,甚至于是在一个体系指导之下的方法、方剂的使用。孔毓礼以辨表里寒热虚实将痢疾的理、法、方、药贯穿起来,建立了一整套基于八纲的论治痢疾学术体系;舒驰远将痢证分为“陷邪”“秋燥”“时毒”和“滑脱”四大纲,将不同类型的痢疾治疗总括在四纲之下,每纲均形成完整的理法方药;雷丰将痢疾分为九大证型,每种证型详论其病因病机、诊断、鉴别、治法、方药,以九分法的体系指导痢疾的辨治。数千年来,医家们经历了从探索单一治痢方剂到逐渐完善痢疾辨治体系这一曲折过程,医家们最终认识到一个完善的辨治体系相较于某个孤立的方剂更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文献研究的最终目标并非是从文献到文献,文献研究实现从文献到临床水平的提升才是文献研究的最终目标。笔者将历代医家所撰着的古籍中所涉及之痢疾的理法方药内容罗列于此,并基于这些内容进行了深度挖掘分析,期待能够为临床医生辨证论治痢疾提供中医思维与借鉴。
李明[4](2021)在《张仲景与陈延之学术思想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通过全面系统的横向比较张仲景与陈延之的学术思想,更好的展现各自的理论特点,一方面丰富仲景学术研究的视角,完善仲景的辨治体系;另一方面整理陈延之的学术思想,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特点。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理论探讨、对比分析的方法。张仲景所着《伤寒论》《金匮要略》与陈延之《小品方》为文献基础。通过专题论述,系统比较两者所载因机证(症)治、理法方药的现象、渊源、机理、意义。探讨相近时代中医理念、证治思路、方法的相关性和差异性。另外借助中医传承辅助平台(2.5)对二者着作中的相同病证进行方药规律分析,更直观的体现二者的临证特点。结果:1.从中医学体系来看,方论相合、脉证辨治是《伤寒杂病论》的主要特点;以审证求因表征邪气是仲景辨治体系的基础,也是其传承不衰的优势所在。重方轻论、善用小、便、验方是《小品方》的主要特点;陈延之的病因思想可以解决诸如“寒温之争”“伏气温病”等较多历史问题。2.从临证证治体系来看,在外感病的论治中,仲景以部位为纲,时间为目创制了三阴三阳的论治体系;陈氏以时间为纲,部位为目因袭了“逐日浅深”的辨治体系。仲景之理论体系较陈氏更具实用性与包容性。在内伤杂病的论治中,二者具有较多的共性,仲景开脏腑辨治之先河,确立了诸多病证的治疗法则;陈延之将仲景的治疗思想进一步细化,扩展了部分病证的证治类型,促进了医家对疾病的系统认识。3.从版本学来看,仲景之书在流传过程中存在较多散落亡佚的条文,陈延之收录了仲景的效验之方,在临床实践中增损化裁。《小品方》补充现行仲景着作论述之不足,对于完善仲景的辨治体系有重要的意义。结论:1.守正与创新是中医学传承不衰的关键,仲景与陈延之均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熔铸百家的精神,精究方术,寻详经法,坚持“思求经旨”之守正,不断“演其所知”之创新。2.仲景伤寒辨治体系对《小品方》影响较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尚未成为伤寒治疗之准则;仲景内伤杂病辨治思想对陈延之影响较大,而陈氏又补充发展了仲景的不足。3.《小品方》首先打破了伤寒对外感热病的垄断,对于热邪病因格外重视,创制了众多苦寒清解的方剂,打破了辛温之品疗伤寒之藩篱,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4.注重经典着作学习的同时,亦当从疾病史的角度,旁征博引,搜采众论,完善经典着作中的病症辨治体系。
张思琪[5](2021)在《经方常用50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中的用量规律研究》文中认为《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年张仲景所着,被誉为“方书之祖”,其中的用药特点为:用药精少,药专力宏,书中的方药也被称为“经方”,几千年来一直被应用于中医临床。《石室秘录》是清代医家陈士铎所着的以治法为纲的一部医书,记载了诸多方剂及具体的药物用量,书中应用多种大剂量药物进行治疗,展现了其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体现了陈士铎独特的药物用量特点;其中记载的诸多疾病在现代社会仍然普遍存在,其用药剂量对现代临床治疗与之相同甚至相类似的疾病依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并且《石室秘录》中经常出现《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陈氏也常常托张仲景之名来阐释药物作用及治则治法,两书所用到的药物重合度比较高。而经方常用50味药物的用量规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张仲景的临床用药经验,因此可以将两者的用药规律进行对比,进而研究分析经方常用50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中的用药特点。目的①通过比较经方常用50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与《伤寒杂病论》、《药典》(2020年版)中的用量,并对药物进行分类,以了解不同时期剂量之间的差异性,完善药物用量理论相关的研究,为现代临床制定安全、有效、合理的用药剂量提供依据;②通过一系列数据了解到陈士铎在《石室秘录》中的药物用量,这对临床中医师学习陈士铎的用药治病经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能够拓宽治疗思路;③通过对《石室秘录》中大剂量应用的药物进行整理,以说明《伤寒杂病论》中大剂量药物使用的必要性、有效性及安全性,有助于现代临床突破小剂量的桎梏,为中医药的继承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①采用人工检索的方法,根据纳入排除标准进行筛选,将《石室秘录》中出现的经方常用50味药物的剂量录入Excel表格并建立数据库;②只录入汤剂,丸、散、膏、丹等剂型概不录入;③数据处理:用SAS8.2统计软件统计其频次、常用量、平均用量、剂量区间、常用剂量范围等;④数据统计完成后进行分析,将《石室秘录》中的用量分别与《伤寒杂病论》、2020年版《药典》进行对比。结果经方常用50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与《伤寒杂病论》中的比较:①从常用量看,除猪苓在《石室秘录》中的常用量略大于《伤寒杂病论》外,其余药物在《石室秘录》中的常用量均小于《伤寒杂病论》。②从平均剂量看,除当归、黄芪这两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中的平均用量大于《伤寒杂病论》外,其余药物在《石室秘录》中的用量均小于《伤寒杂病论》。③从剂量分布区间看,两者的剂量分布区间完全没有重合区域的药物有9味,并且这9味药在《伤寒杂病论》中的剂量分布区间均大于其在《石室秘录》中的剂量分布区间。大多数药物在《伤寒杂病论》中的剂量分布区间大于《石室秘录》。④从常用剂量范围看,所有药物在《伤寒杂病论》中的常用剂量范围的下限值均大于《石室秘录》,另外,除黄芪的常用剂量范围的上限值在《石室秘录》大于《伤寒杂病论》,其余药物的常用剂量范围在《伤寒杂病论》中的上限值均大于在《石室秘录》中的上限值。大多数药物在《伤寒杂病论》中的常用剂量范围大于其在《石室秘录》中的常用剂量范围。经方常用50味药物的常用剂量范围在《石室秘录》与《药典》中的比较:从剂量范围差值来看,有19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中的剂量范围差值大于《药典》,其中差值最大的药物为黄芪。有9味药物在《药典》中剂量范围超过其在《石室秘录》中的剂量范围,其中剂量范围差值最大的为石膏,两者的剂量范围相差18.9g;另有8味药物的剂量范围差值在《石室秘录》与在《药典》中的剂量范围差值相近。并且大部分药物的常用剂量范围在《石室秘录》与在《药典》中均有重合,且重合部分相对较大,只有细辛的常用剂量范围在两者中完全没有重合,并且二前者剂量范围为后者的9~11倍。从药物的分类来看,比较经方常用50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与《伤寒杂病论》中的剂量,结果显示《石室秘录》中剂量大于《伤寒杂病论》剂量的药物最多的为补虚药,为7味,《伤寒杂病论》中剂量大于《石室秘录》剂量的药物最多的为解表药,为8味;《石室秘录》中剂量大于《药典》剂量的药物最多的为补虚药,为7味,《药典》中剂量大于《石室秘录》剂量的药物最多的为清热药,有7味。大剂量应用的药物有金银花、熟地、白术、石膏、人参、细辛等,且这些药物的最大剂量值均在100g以上,金银花治疗疮疡时用至10两(373g),熟地治疗肾水亏耗时用1斤(596.8g),白术发挥其健脾祛湿、利腰脐作用时用至半斤(298.4g),石膏清阳明火热时用至半斤,人参发挥其补元气、回阳救逆作用时用至5两(186.5g),细辛为有毒药物,治疗头痛经久不愈则用至一两(37.3g)。结论通过经方常用50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与在《伤寒杂病论》中的常用量、平均用量、剂量分布区间以及常用剂量范围的比较可以发现,大部分药物在《伤寒杂病论》中的用量要显着高于其在《石室秘录》中的用量,其中解表类药大于《石室秘录》中剂量的药物最多,而《石室秘录》中补虚类药大于《伤寒杂病论》中剂量的药物最多。通过对经方常用50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中的常用量范围与在2020年版《药典》中比较,发现经方常用50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中的用量与《药典》中规定的剂量比较接近,其中补虚药的剂量在《石室秘录》大于在《药典》中的药物最多,清热药的剂量在《药典》中大于在《石室秘录》中的药物最多。陈士铎在《石室秘录》中治疗重病、久病、危急症及疑难杂症时善于应用大剂量药物,这与张仲景“大剂量”的用药特点有相似之处,提示张仲景大剂量用药有其必要性、有效性及安全性,丰富了临床用量理论,有助于中医临床突破小剂量的桎梏,从而为中医药的继承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赵童颖[6](2021)在《基于《经方例释》对莫枚士治学特色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经方例释》为莫枚士参考多种《伤寒杂病论》版本,以《宋本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成注本伤寒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为主要参考,综合整理《伤寒杂病论》中所有经方,书中共载342方,对于后世系统学习经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通过系统研究莫枚士所着的《经方例释》一书,并参考其现存着作《研经言》和《神农本经校注》,分析莫枚士的注释特点、学术思想渊源、学术思想以及其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整理莫枚士生活时期的疫灾情况,分析社会背景对其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以期为当今中医临床工作者应用经方提供参考。方法:本课题以《经方例释》为研究对象,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①将与莫枚士及其着作相关的文献和报道进行整理、归纳和总结,掌握近年来对莫枚士及其着作相关的研究进展;②通过查阅地方通志等相关史料,并结合《经方例释》、《研经言》、《神农本经校注》中的序文,对莫枚士氏的生平、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相关着作进行考证;③基于《经方例释》并参考《研经言》、《神农本经校注》,研究莫枚士对经方的阐释,结合文中所引文献以及莫氏所处的社会背景,分析莫枚士学术思想的渊源,总结莫枚士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经方的方法特色。(2)对比分析法:分析《经方例释》中莫枚士对经方的阐释,总结莫枚士在研究经方过程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于经方研究的方法特色。此外,通过《经方例释》中所载方剂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载方剂进行对比,将莫枚士增改的内容进行整理。(3)统计分析法:利用频数统计方法,将《经方例释》中所参考的文献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将不同文献的参考次数进行汇总,得出《经方例释》全书对于不同文献的参考情况表,进而对莫枚士的学术思想渊源得到全面的认识。结果:(1)通过考证发现莫枚士在编着《经方例释》过程中以赵开美本《伤寒论》、邓珍本《金匮要略》和《金匮玉函经》为基础,并且借鉴《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注解伤寒论》等着作对经方进行了阐释,并对《伤寒论》、《金匮要略》补充23首缺逸方。(2)莫枚士对经方的排序分类采用了以方类方、以法类方、以药类方三个方面,对于后学者从理法方药角度深入研习经方并灵活运用经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莫枚士对经方方剂名称、药物辨析、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考证与补充,并主张研习经方当广参诸书而勿墨守一家,并合数方以治一方。(4)通过研究莫枚士对古籍文献的引用及其在《研经言》中相关论述发现其学术思想渊源主要来源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注解伤寒论》、《肘后备急方》。(5)通过参考莫枚士所着《研经言》发现莫枚士认为《金匮要略》中所论杂病为伤寒杂出之病,《伤寒论》所论伤寒为狭义伤寒。(6)莫枚士对在继承古代先贤智慧成果的同时,对部分经方亦提出了其个人独到的见解,对经方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结论:(1)《经方例释》在继承《金匮玉函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所载方剂的同时,广泛参考大量文献补充了此三书中所缺逸的经方,并对较多经方的主治病证及加减应用进行了补充,为后世全面深入地研习仲景学术成果提供了重要参考。(2)莫枚士治学态度严谨,以格物致知为原则广泛参考大量古籍文献对经方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实事求是,言必有据。莫枚士尊古而不泥古,在广泛继承古代先贤智慧成果的同时,勇于对其中不当之处提出质疑,并予以疏证,对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姜晓军[7](2021)在《《伤寒杂病论》中有关饮食的症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目的;本课题旨在对《伤寒杂病论》中涉及饮食描述的条文进行研究,提取张仲景对“饮食”相关症状的不同描述,辨别其含义,并根据其特点作出分类。对其中的阳性症状,探求其病因病机、发病机理、症状特点、鉴别要点;对其中的阴性症状,探求张仲景在临床诊疗中的应用规律,以便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伤寒杂病论》,丰富临床辨证资料。研究方法: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进行归纳总结研究。首先,筛选出《伤寒杂病论》中涉及“饮食”症状的条文,提取张仲景对“饮食”相关症状的不同描述,辨别其含义,并对其进行分类。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伤寒、金匮专着,提取古今医家对相关条文的注解,并相互对比,归纳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对于阳性症状,重点研究其病因病机、发病机理、症状特点、鉴别要点。对于阴性症状,重点挖掘张仲景在临床诊疗中的应用规律。最后,归纳总结出:(1)《伤寒杂病论》中与饮食相关的阳性症状的病因病机、发病机理、症状特点、鉴别要点。(2)《伤寒杂病论》中与饮食相关的阴性症状在临床诊疗中的应用规律。研究结果:1.通过研究发现《伤寒杂病论》中与“饮”相关的症状,可以分为“渴欲饮水”、“不欲饮(不渴)”、“能饮”、“不能饮”、“饮水喜恶”、“饮后的反应”6大类。其中阳性症状从病因病机、发病机理、症状特点、鉴别要点等4个方面展开论述。对于阴性症状,张仲景一方面应用于鉴别诊断,用于病因、病位、病机的鉴别;另一方面应用于辨疾病的预后转归。2.通过研究发现《伤寒杂病论》中与“食”相关的症状,分“能食”、“消谷多食”、“不能食”、“欲食”、“不欲食”、“进食喜恶”、“食后反应”7大类。其中阳性症状从病因病机、发病机理、症状特点、鉴别要点等4个方面展开论述。对于阴性症状,张仲景一方面应用于鉴别诊断,用于病因、病位、病机的鉴别;另一方面应用于辨疾病的预后转归。结论:1.《伤寒杂病论》中与饮食相关的症状有阴性症状和阳性症状之别。张仲景十分重视阴性症状,常将其用于疾病鉴别诊断和辨疾病预后转归。2.渴饮的异常变化反应了机体津液的虚实及相关脏腑功能的盛衰。3.辨食欲与食量可以反映脾胃虚实和阳气盛衰,与疾病的预后转归密切相关。
钟玮泽[8](2020)在《从科学实践角度对《伤寒论》成书背景与扩展应用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伤寒论》作为中医界的四大经典之一,得到了历代医者的高度重视。古今医者前赴后继地投入到《伤寒论》的文献研究当中,创造了极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百家争鸣的伤寒学派。然而,在《伤寒论》文献研究的兴盛表象之下隐藏着亟需解决的学术问题。医者从自己的观点与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无疑突显了《伤寒论》的价值与魅力,却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伤寒学派内部众多不同观点的混杂给《伤寒论》的学习者带来极大的困难。此外,在中医界崇古思想的影响之下,许多医者对张仲景与《伤寒论》产生了非理性的崇拜,使得《伤寒论》的贡献未能得到恰当的评价。有鉴于此,本研究为解决伤寒学术界的众说纷纭问题与非理性崇拜问题提供视角与理念。方法1.文献分析法:本研究汇集现代伤寒学专家对《伤寒论》文献研究的反思以及古代医者对《伤寒论》的评价与注解,突出《伤寒论》文献研究的众说纷纭问题与非理性崇拜问题的严重性,并从《伤寒论》语言的特点分析导致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2.归纳总结法:本研究通过对科学哲学相关文献的分析,厘清了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以及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涵,并从《伤寒论》文本中归纳总结出能够体现张仲景临床研究的科学性的内容,包括研究对象、思想品德与研究方法。3.对比分析法:本研究将科学史上的扩展现象与后世医者对《伤寒论》的扩展应用进行对比,在突显《伤寒论》扩展应用的科学性的同时,表明扩展应用需要遵循科学研究的规范。结论1.《伤寒论》文献研究的众说纷纭问题与非理性崇拜问题的根源在于《伤寒论》语言本身的歧义性与粗略性,对《伤寒论》成书背景或张仲景临床研究过程的重构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2.伤寒病是《伤寒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其具有传染性、发热性、明显阶段性与凶险性,属于现代医学急性传染病范畴。3.张仲景是一位优秀的古代科学家,其具备科学家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理性的怀疑精神与实证精神。4.张仲景在研究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了各种科学方法,如观察、实验、测量与归纳,然而古代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不足使得仲景临床研究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性。5.《伤寒论》本为仲景所遇急性传染病而设,被后世通过其临床表现、药物处方与抽象概念进行扩展。后世医者需要以疗效证明扩展应用的有效性。6.张仲景个人的有限性无法支持“六经钤百病”与“法不过仲景”的观点,它们实际上源于诠释者对《伤寒论》研究范围与后世扩展应用范围的混淆。7.《伤寒论》的扩展应用无法表明《伤寒论》本身经过历代医者的反复检验,仅能表明扩展应用得到了检验。
夏志强[9](2020)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应用规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应用规律,以期加深对仲景学说的理解,丰富对石膏的认识,为石膏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文献整理分析的方法,从方剂和条文概况、基原、剂量、药性和功效、配伍,以及炮制、煎煮法和禁忌等六方面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应用情况进行研究。结论:1.条文概况:包括附方在内,除去重复的方剂,《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着作中含有使用石膏的方剂共19首,涉及的条文共有31条。2.基原:《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石膏和《神农本草经》及《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所载石膏与现今药用正品石膏是一致的,其基原为硫酸盐类矿物石膏族石膏,品种为其中的白色品种。3.剂量:16首含有石膏的汤剂中,石膏最大剂量为72两,合约1080克,最小剂量0.25两,合约3.75克,剂量中位数为8两。5~8两使用频率最高,其次为16两,72两、0.25两、1两和2两使用频率较低。石膏使用16两时涉及的病证最多;其次为8两和6两。主要用于热证,表证,汗、吐、下、产后,汗出,疼痛,呕吐,渴,虚等症。4.药性和功效:张仲景对石膏药性的认识为微寒的可能性更大。《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基本功效是清热。通过清热,石膏可以间接发挥解肌、除烦、降逆、止痛、止渴等功效。5.配伍:《伤寒杂病论》中与石膏配伍频次大于等于2次的药物共有15种:甘草、麻黄、桂枝、大枣、生姜、知母、半夏、粳米、干姜、杏仁、人参、芍药、白术、细辛、五味子。以补虚药、解表药、化痰止咳平喘药、清热药使用次数较多。6.炮制、煎煮法和禁忌:《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石膏为生品,绝大多数为入汤剂水煎服,也可入丸剂,入汤剂一般皆当打碎包煎,而不需先煎,无明确使用禁忌。
陈清华[10](2019)在《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在传承中绽放“仲景”光华》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以人为本、悬壶济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核。中医药还提倡"三因制宜、辨证论治""固
二、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论文提纲范文)
(1)一纸经方传承千载——医圣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论文提纲范文)
1.医圣张仲景其人其事 |
2.张仲景原序,说了些什么 |
(2)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伪本新证(论文提纲范文)
删王叔和按语而暗用其义 |
删林亿校语而暗用其义 |
(3)基于古籍医家的痢疾源流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1 学术思想研究 |
2 方药研究 |
3 治法研究 |
4 医案研究 |
5 小结 |
参考文献 |
前言 |
1 资料与方法 |
1.1 古籍第一轮筛选 |
1.2 古籍第二轮筛选 |
2 先秦两汉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2.1 《黄帝内经》 |
2.1.1 对疾病名称和症状的初探 |
2.1.2 早期对病因病机的研究 |
2.2 《难经》 |
2.3 《神农本草经》 |
2.4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
2.4.1 六经病与痢疾 |
2.4.2 《金匮要略》从专病论治痢疾 |
2.4.3 仲景治痢之方 |
2.5 小结 |
3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3.1 王叔和《脉经》 |
3.2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 |
3.3 《中藏经》 |
3.4 葛洪《肘后备急方》 |
3.4.1 首用“痢”病名 |
3.4.2 首提痢具传染性 |
3.4.3 创天行痢主方 |
3.5 陈延之《小品方》 |
3.5.1 首提“滞下”病名 |
3.5.2 “乌梅丸”通治痢疾 |
3.6 姚僧垣《集验方》 |
3.6.1 初见“痢疾分型” |
3.7 小结 |
4 隋唐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4.1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
4.1.1 列痢病十三候 |
4.1.2 详析各证痢之病源 |
4.1.3 首提“休息痢”病名 |
4.1.4 养生方导引法在痢病中的运用 |
4.2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
4.2.1 痢证四分法 |
4.2.2 选方丰富 |
4.2.3 开灌肠疗法治痢先河 |
4.2.4 治痢需注意饮食调养宜忌 |
4.2.5 服痢药须知 |
4.3 王焘《外台秘要》 |
4.4 小结 |
5 两宋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5.1 《太平圣惠方》 |
5.1.1 新增“气痢”分型 |
5.1.2 痢疾通用药 |
5.1.3 痢疾治疗用方新特点 |
5.1.4 痢疾食疗方 |
5.2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
5.2.1 从脾胃论治痢疾的总体思路 |
5.2.2 从腹痛与痢色辨证选方 |
5.2.3 从治久痢方剂中看治疗思路 |
5.3 《圣济总录》 |
5.3.1 对气痢和休息痢的新认识 |
5.3.2 痢疾治法 |
5.3.3 治久痢方剂用药规律 |
5.4 许叔微《普济本事方》 |
5.5 窦材《扁鹊心书》 |
5.6 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
5.6.1 首提“脏气郁结”致痢 |
5.6.2 创“风痢”证型 |
5.6.3 首次分门论述“痢疾”与“泄泻” |
5.7 张杲《医说》 |
5.7.1 赞同“积滞说” |
5.7.2 载治久痢方 |
5.8 严用和《严氏济生方》 |
5.8.1 将“风冷暑湿”贯穿辨治始终 |
5.8.2 强调“去积”在治痢中的重要性 |
5.9 杨士瀛《仁斋直指方》 |
5.9.1 从“积滞”论治痢疾 |
5.9.2 对“痢下之物”辨证进一步细化 |
5.9.3 从所感之邪辨下痢之方 |
5.9.4 学《肘后》简方治痢 |
5.9.5 注重痢疾调护 |
5.10 小结 |
6 金元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6.1 刘完素及其着作 |
6.1.1 从“火热”角度阐释痢疾发病机制 |
6.1.2 从“湿热”角度设治痢总则 |
6.1.3 常用的治痢方法 |
6.1.4 创经典治痢方剂芍药汤 |
6.2 张从正《儒门事亲》 |
6.3 李杲及其着作 |
6.3.1 长夏湿热与脾胃虚弱导致痢疾的发生 |
6.3.2 设升阳除湿之大法 |
6.3.3 创多首治痢疾方剂 |
6.4 朱丹溪及其着作 |
6.4.1 明确指出泄泻与痢疾不同 |
6.4.2 赤白痢之辨 |
6.4.3 痢疾治法的寒热之辨 |
6.4.4 设两套痢疾辨治路径 |
6.4.5 久痢治疗新思路 |
6.5 小结 |
7 明代对痢疾的认识 |
7.1 徐彦纯《玉机微义》 |
7.1.1 将痢疾称为滞下 |
7.1.2 认同三因论 |
7.1.3 对里急后重、腹痛病机的分析更加全面 |
7.1.4 痢疾方据病因病机分十三大类 |
7.2 戴思恭《证治要诀》 |
7.3 王纶及薛己《明医杂着》 |
7.3.1 设治痢主方 |
7.3.2 主方之外另设两方 |
7.3.3 王纶与薛己治痢特点 |
7.4 虞抟《苍生司命》 |
7.5 李梴《医学入门》 |
7.5.1 首次以歌诀形式归纳痢疾辨治要点 |
7.5.2 歌诀下注释多有创见 |
7.6 孙一奎及其着作 |
7.6.1 区别“痢”与“滞下” |
7.6.2 析休息痢三个成因 |
7.7 王肯堂《证治准绳》 |
7.7.1 从五脏经脉气血详析痢疾形成过程 |
7.7.2 治痢需分标本 |
7.7.3 首辨积之新旧 |
7.8 赵献可《医贯》 |
7.8.1 强调治痢须辨阴阳寒热虚实 |
7.8.2 重视与似痢非痢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 |
7.8.3 对休息痢和久痢的认识 |
7.9 张介宾《景岳全书》 |
7.9.1 痢疾发病主要因“人事”所致 |
7.9.2 强调痢疾的寒热虚实之辨 |
7.9.3 详析痢疾常见症状寒热虚实 |
7.10 秦昌遇《症因脉治》 |
7.10.1 痢分外感内伤 |
7.10.2 外感痢疾与内伤痢疾之辨 |
7.10.3 休息痢之外感与内伤 |
7.11 小结 |
8 清代对痢疾的认识 |
8.1 喻昌《医门法律》 |
8.1.1 治痢三法 |
8.1.2 治痢“律三条” |
8.2 陈士铎及其着作 |
8.2.1 痢疾之阴阳真假症 |
8.2.2 痢疾治疗新法 |
8.3 程钟龄《医学心悟》 |
8.3.1 创“治痢散”方专治痢疾初起 |
8.4 何梦瑶《医碥》 |
8.4.1 痢均由湿热所致,初起无寒证 |
8.4.2 辨证须详辨虚实 |
8.4.3 治痢用药禁忌 |
8.5 吴鞠通《温病条辨》 |
8.5.1 久痢辨治大全 |
8.5.2 痢疾预后判断十条准则 |
8.6 唐宗海及其着作 |
8.6.1 从肝肺分析痢疾病因病机 |
8.6.2 从肝肺论治痢疾 |
8.6.3 发热恶寒分期论治 |
8.6.4 痢后补脾阴 |
8.7 孔毓礼《痢疾论》 |
8.7.1 表里寒热虚实辨证方法 |
8.7.2 十大常用治法 |
8.7.3 治痢常用方荮 |
8.8 舒驰远《痢门挈纲》 |
8.8.1 治痢四纲之陷邪 |
8.8.2 治痢四纲之秋燥 |
8.8.3 治痢四纲之时毒 |
8.8.4 治痢四纲之滑脱 |
8.9 雷丰《时病论》 |
8.9.1 痢疾九证与治痢九法 |
8.10 小结 |
9 讨论 |
9.1 痢疾表证刍议 |
9.2 久痢的表里寒热虚实辨治 |
9.3 古籍的治痢经验如何应用于现代临床 |
9.4 痢疾辨治体系构建 |
9.4.1 辨证要点 |
9.4.2 治法 |
9.4.3 常见六经方证 |
结语 |
创新点 |
附录 各医家古籍治痢特色汇总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 |
附件 |
(4)张仲景与陈延之学术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提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人生经历与医学道路 |
1 不同背景与人生经历 |
1.1 动荡不安与灾疫连年 |
1.2 社会安定与服石成风 |
2 医学思想的取向与转折 |
2.1 革新旧医与方论相合 |
2.2 传承创新与轻论重方 |
3 医学着作的差异流传 |
3.1 从若隐若现到方书之祖 |
3.2 从备受重视到突然亡佚 |
第二章 基本理论分析比较 |
1 五邪中人与病之根源的病因比较 |
1.1 外感之寒,差别迥异 |
1.2 风邪伤人,证多不同 |
1.3 医过与毒邪,各有侧重 |
2 五脏元真不畅与五脏失守的病机比较 |
2.1 邪正相搏,虚实有别 |
2.2 阴阳失调,寒热不同 |
2.3 发病因素,影响不同 |
2.4 发病形式,各不相同 |
3 四诊重脉与四诊重望的诊法比较 |
3.1 脉证并举,尤重脉诊 |
3.2 四诊合参,推崇望诊 |
4 阴阳自和与审的为效的治则思想比较 |
4.1 扶正祛邪,同源异轨 |
4.2 调整阴阳,侧重不同 |
4.3 标本缓急,含义不同 |
4.4 三因制宜,各有侧重 |
5 重内治轻外治与内外并重的治法比较 |
5.1 重内治轻外治 |
5.2 内外治法并重 |
5.3 辛温发汗,系统成熟 |
5.4 苦寒发汗,创新有法 |
6 据证用药与精究药性的用药思想比较 |
6.1 据证用药与勿犯禁决 |
6.2 炮制有法与精究药性 |
6.3 创新功效与融汇新药 |
7 博采众方与增损旧方的方剂思想比较 |
7.1 酸甘焦苦与合药成毒的配伍方法 |
7.2 随证治之与病异同治的使用方法 |
7.3 汤剂为主与丸散渐增的剂型变化 |
7.4 经方与经验方的对弈 |
第三章 外感病辨治思想比较 |
1 三阴三阳统摄外感 |
1.1 详于三阳,略于三阴 |
1.2 观其脉证,随证治之 |
2 四时之病为终极之最要 |
2.1 明辨伤寒与天行瘟疫之不同 |
2.2 冬月伤寒之辨治 |
2.3 伏寒变温,清里透邪 |
2.4 冬月伤温,滋阴解表 |
2.5 伏温成毒,解肌清热 |
2.6 秋月中冷之疟病证治 |
3 伤寒名虽同实则异 |
3.1 伤寒之命名原则不同 |
3.2 伤寒之传变规律不同 |
3.3 伤寒之主治法则不同 |
3.4 伤寒变证之属性不同 |
第四章 内科病辨治思想比较 |
1 散寒宣肺疗咳嗽兼顾不同 |
1.1 散寒宣肺,注重化饮 |
1.2 散寒宣肺,注重调气 |
2 调和营卫治腹痛寒热有别 |
2.1 调和营卫,虚实异治 |
2.2 调和营卫,温中养血 |
3 辛开苦降疗下利侧重不同 |
3.1 辛开苦降,注重温补 |
3.2 辛开苦降,侧重寒清 |
4 温中化湿治霍乱复有创新 |
4.1 温中化湿,兼以解表 |
4.2 寒湿热毒,分别论治 |
5 脏腑分治疗消渴皆重肾气 |
5.1 三消分治,尤重下消 |
5.2 病症鉴别,责之肾虚 |
6 分型论治疗奔豚法度不同 |
6.1 平冲降逆,兼以通阳 |
6.2 定志安神,兼以降逆 |
7 补益营卫治虚劳皆重脾肾 |
7.1 补益精气,平调阴阳 |
7.2 补肾强腰,益气和中 |
第五章 外科病辨治思想比较 |
1 六淫所伤与毒邪为主的病因观 |
2 善于辨脓与精于辨肿的诊察观 |
3 内治为主与治法丰富的治疗观 |
第六章 妇产科病辨治思想比较 |
1 妇人杂病辨治思想 |
1.1 病症繁多,注重气血 |
1.2 注重肾气,善治血崩 |
2 妊娠病辨治思想 |
2.1 早期鉴别,治病安胎 |
2.2 辨证论治,堕胎救母 |
3 产后病辨治思想 |
3.1 新产三病,养血护津 |
3.2 注重调护,祛风宜单 |
第七章 急症辨治思想比较 |
1 开窍醒神,注重阳气 |
2 创制新法,注重外伤 |
第八章 针灸治疗思想比较 |
1 重针轻灸治疗思想 |
1.1 辨证施针,主治广泛 |
1.2 针药并用,针灸有别 |
1.3 针必据脉,防治结合 |
2 重灸轻针治疗思想 |
2.1 重灸轻针,不可妄灸 |
2.2 灸以艾良,灸量随宜 |
2.3 远近取穴,病症广泛 |
讨论 |
1 宋代对仲景理论的彰显 |
2 医经与经方中脏腑概念的差异 |
3 消渴与季节的关系 |
结语 |
1 结论 |
2 创新点 |
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查新报告 |
论文着作 |
(5)经方常用50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中的用量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1 陈士铎背景介绍 |
2 陈士铎着作介绍 |
3 陈士铎与傅青主 |
4 《石室秘录》的现代文献研究进展 |
4.1 学术思想 |
4.2 现代药理学研究部分 |
4.3 病证以及治疗方法 |
4.4 方剂及相关应用 |
4.5 治法及相关应用 |
4.6 其他 |
4.7 药物用量特点 |
5 经方常用50味药物相关研究 |
参考文献 |
前言 |
第一部分 经方常用50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中的用量规律研究 |
1 研究对象 |
2 研究目的 |
3 研究方法 |
3.1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
3.2 录入方法 |
3.3 标准化及数据处理 |
4 研究结果 |
4.1 50味药总论 |
4.2 统计结果概述 |
4.3 单味药各论 |
4.4 结论 |
5 讨论 |
参考文献 |
第二部分 《石室秘录》大剂量用药举隅 |
1 金银花 |
2 熟地 |
3 白术 |
4 石膏 |
5 人参 |
6 细辛 |
7 小结 |
参考文献 |
结语 |
致谢 |
张思琪个人简历 |
(6)基于《经方例释》对莫枚士治学特色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莫枚士治学特色研究进展 |
1 生平医事研究 |
1.1 生平故里 |
1.2 习医因素 |
2 社会背景 |
3 医学着作研究 |
3.1 《经方例释》 |
3.2 《研经言》 |
3.3 《神农本经校注》 |
4 小结 |
参考文献 |
前言 |
第一章 莫枚士生平及着作探析 |
1 莫枚士生平 |
2 社会背景研究 |
3 莫枚士医学着作研究 |
3.1 《研经言》 |
3.2 《经方例释》 |
3.3 《神农本经校注》 |
3.4 着书原由 |
第二章 莫枚士伤寒学术特色研究 |
1 广辑诸本,互为参考 |
1.1 莫氏所引《伤寒论》版本考证 |
1.2 莫氏所引《金匮要略》版本考证 |
1.3 广参诸本,还原《伤寒杂病论》 |
1.4 多引成氏之论以阐经方 |
2 方以类聚,提纲挈领 |
2.1 以方类方 |
2.2 以法类方 |
2.3 以药类方 |
3 阐释详细,角度多维 |
4 严谨考证,补缺拾遗 |
4.1 所缺之方 |
4.2 所逸之方 |
4.3 仅载于《金匮玉函经》之方 |
4.4 据莫氏推理结合古籍文献补充方 |
5 小结 |
第三章 莫枚士对仲景学术的认识 |
1 莫枚士学术思想渊源 |
2 莫枚士对《伤寒杂病论》的认识 |
2.1 《金匮》所论杂病为伤寒杂出之病 |
2.2 仲景方可治温热则是,仲景书兼论温热则非 |
3 莫枚士对经方研究方法的认识 |
3.1 研习经方须广参诸书而勿墨守一家 |
3.2 主张合数方以治一方 |
4 莫枚士对经方的独到见解举隅 |
4.1 桂枝汤 |
4.2 理中汤 |
4.3 真武汤 |
结语 |
1 结论 |
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个人简介 |
(7)《伤寒杂病论》中有关饮食的症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文献综述 |
研究目的与方法 |
第一部分 症状研究及鉴别的重要性及价值 |
第二部分 饮食的生理回顾 |
第三部分 《伤寒杂病论》中与饮食相关症状的因机分析及鉴别 |
第一章 《伤寒杂病论》中与“饮”相关症状的因机分析及鉴别 |
1.渴欲饮水 |
2.不欲饮水(不渴) |
3.能饮与不能饮 |
4.饮水的喜恶 |
5.饮水后的反应 |
第二章 《伤寒杂病论》中与“食”相关症状的因机分析及鉴别 |
1.能食 |
2.消谷多食 |
3.不能食 |
4.欲食与不欲食 |
5.进食喜恶 |
6.食后反应 |
讨论 |
结语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 |
(8)从科学实践角度对《伤寒论》成书背景与扩展应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伤寒论》成书背景研究综述 |
1. 张仲景个人背景的研究 |
1.1 生平事迹 |
1.2 思想品格 |
1.3 方言 |
2. 《伤寒杂病论》学术渊源的研究 |
2.1 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
2.2 对前人医学理论的继承 |
3. 《伤寒杂病论》的疾病史背景研究 |
4. 结论 |
参考文献 |
前言 |
第一章 从科学实践角度对《伤寒论》成书背景的研究 |
1. 对《伤寒论》文献研究的反思 |
1.1 众说纷纭的局面与原因分析 |
1.1.1 众说纷纭的局面 |
1.1.2 原因分析 |
1.2 对张仲景与《伤寒论》的非理性崇拜与原因分析 |
1.3 小结 |
2. 诠释《伤寒论》的基本思维与方法 |
2.1 过程意识 |
2.2 语境重构 |
2.3 借助现代医学 |
2.4 理性的怀疑精神 |
2.5 小结 |
3. 《伤寒论》研究对象特性的分析 |
3.1 伤寒病是《伤寒论》的主要研究对象 |
3.2 《伤寒论》之伤寒病属于急性传染病范畴 |
3.2.1 具有传染性 |
3.2.2 具有明显阶段性与发热性 |
3.2.3 具有凶险性 |
3.3 《伤寒论》之伤寒病应为寒性疫病 |
3.4 利用现代医学重构《伤寒论》伤寒病的可行性分析 |
3.4.1 人类思维具有间接性的特征 |
3.4.2 古代社会的感染病病种很可能留存至今 |
3.4.3 古今人体具有相同的病理生理机制 |
3.5 小结 |
4. 张仲景思想品德的分析 |
4.1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4.2 理性的怀疑精神 |
4.3 实证精神 |
4.3.1 重视对患者临床表现的记录 |
4.3.2 重视对临床操作技能的描述 |
4.3.3 除去原方剂名称的道家成分 |
4.4 小结 |
5. 张仲景临床研究方法的分析 |
5.1 归纳法 |
5.2 观察法 |
5.2.1 《伤寒论》症状与体征的种类十分丰富 |
5.2.2 《伤寒论》归纳出众多的症候群 |
5.3 实验法与测量法 |
5.3.1 处方药物的种类、剂量与数量 |
5.3.2 处方的制备方法与服用方法 |
5.3.3 患者接受人为干预以后的病情变化 |
5.4 张仲景临床研究的局限性分析 |
5.5 小结 |
第二章 从科学实践角度对《伤寒论》扩展应用的研究 |
1. 《伤寒论》扩展应用的现象分析 |
1.1 扩展应用是科学活动的重要内容 |
1.2 《伤寒论》扩展应用的途径分析 |
1.2.1 通过《伤寒论》的临床表现进行扩展 |
1.2.2 通过《伤寒论》的药物与处方进行扩展 |
1.2.3 通过《伤寒论》的抽象概念或创造抽象概念进行扩展 |
2. 《伤寒论》扩展应用的主客观原因分析 |
3. 《伤寒论》扩展应用所引发的误区分析 |
3.1 认为《伤寒论》六经原本为一切疾病而设 |
3.2 认为《伤寒论》的治法为一切疾病而设 |
3.3 认为《伤寒论》得到历代医者的反复检验 |
4.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9)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应用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研究背景 |
2.研究内容 |
3.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第一部分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方剂和条文概况 |
第二部分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基原 |
2.1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基原研究的必要性 |
2.2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基原的考证 |
第三部分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剂量 |
3.1 《伤寒杂病论》中石膏剂量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的处理 |
3.1.1 不同剂型的问题 |
3.1.2 原方剂量与单日剂量的问题 |
3.1.3 古今剂量换算的问题 |
3.1.4 “石膏十二枚鸡子大”的问题 |
3.2 《伤寒杂病论》中石膏不同剂量的使用频次 |
3.2.1 汤剂 |
3.2.2 丸剂 |
3.3 《伤寒杂病论》中石膏不同剂量与主治病证的关系 |
第四部分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药性和功效 |
4.1 《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药性 |
4.2 《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功效研究 |
第五部分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配伍 |
5.1 《伤寒杂病论》中石膏方剂用药情况 |
5.2 《伤寒杂病论》中石膏方剂药物频次研究 |
5.3 《伤寒杂病论》石膏方剂中药物的功效分类研究 |
5.3.1 配补虚药 |
5.3.2 配解表药 |
5.3.3 配化痰止咳平喘药 |
5.3.4 配清热药 |
5.4 《伤寒杂病论》中重要石膏药对配伍分析 |
5.4.1 石膏配麻黄 |
5.4.2 石膏配知母 |
5.4.3 石膏配人参 |
第六部分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炮制、煎煮法和禁忌 |
6.1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炮制 |
6.2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煎煮方法 |
6.3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使用禁忌 |
结论 |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石膏的现代药理研究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着及科研成果(示例) |
(10)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在传承中绽放“仲景”光华(论文提纲范文)
1. 不读张仲景的书籍,如同儒家不读孔子的“六经” |
2.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教授包德默说:“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但张仲景早在1800年前就已经把相对论的原理运用到实践中去,张仲景是我们人类的骄傲。” |
3.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怎样传到今天的?这中间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的故事?这个故事足以拍出一部精彩的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了。 |
4. 张仲景医药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5.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究竟在讲什么呢? |
四、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论文参考文献)
- [1]一纸经方传承千载——医圣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J]. 西门杏庵. 南腔北调, 2021(07)
- [2]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伪本新证[J]. 钱沛涵,钱超尘,杨东方. 中医文献杂志, 2021(03)
- [3]基于古籍医家的痢疾源流探析[D]. 左黎黎.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
- [4]张仲景与陈延之学术思想比较研究[D]. 李明.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1
- [5]经方常用50味药物在《石室秘录》中的用量规律研究[D]. 张思琪.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8)
- [6]基于《经方例释》对莫枚士治学特色的研究[D]. 赵童颖.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8)
- [7]《伤寒杂病论》中有关饮食的症状研究[D]. 姜晓军.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1(01)
- [8]从科学实践角度对《伤寒论》成书背景与扩展应用的研究[D]. 钟玮泽.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9]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石膏的应用规律研究[D]. 夏志强.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20(02)
- [10]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在传承中绽放“仲景”光华[J]. 陈清华. 南腔北调,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