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假冒伪劣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黄志成[1]（2021）在《协同治理视角下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机制优化研究 ——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商品市场的逐渐开放,过去的政府监管模式也逐渐显露出不足,政府监管的缺位越位错位,市场调控的失灵,使得市民开始受到假冒伪劣商品的困扰,特别是关乎生命安全的产品,更是把假冒伪劣商品这个话题推至风口浪尖。广州市白云区由于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逐渐成为广州市商品生产流通的重要集聚地,形成了以化妆品、皮具箱包、汽配为代表的产业,但也催生了对应行业的假冒伪劣商品产业链。虽然广州市白云区政府多年来一直采取联合多部门打击、专项打假重点领域、下沉执法力量至基层等多种措施去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并致力于打造白云品牌,推动白云创新,但是假冒伪劣商品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对广州市白云区相关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本文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通过对该地区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结合历年来辖区内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数据,分析白云区过去的监管机制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寻找问题发生的原因,同时对商品生产销售企业、市民展开问卷调查,对政府部门、第三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在总结问题与原因的基础上,再基于协同治理的理论,尝试分别从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以及市民四个不同主体角度研究优化广州市白云区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机制的对策,提出多元主体参与、设立并运行联动机制、监管手段的协同运用、保障及评估监管机制这四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对策,以期改变过去单靠政府监管的困境,进一步改善广州市白云区乃至广州市假冒伪劣商品的监管工作,提升区域产品质量,净化市场环境,打造白云品牌。
顾书媛[2]（2020）在《A市B区市场监管局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的策略研究》文中提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在党的十八大以后被多次、反复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以简政放权释放活力和动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结合其部门职能,勇当“放管服”改革的带头先锋,提升国家的营商环境。本文以2015机构改革后,A市B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升区域营商环境”的策略,主要包括:积极地理顺商事登记的流程,优化提升服务效率及质量;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积极主动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法、访谈法等方法,从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职能角度出发,探究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提升区域营商环境中履职存在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以采取的策略;主要策略有:尝试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第三方服务;完善打假监管方式、设立联动模式;宣传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等。这可以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提供参考。
任翔[3]（2020）在《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品质量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元素,是社会关心、群众关注的热门话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与其相对应的产品质量监管也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产品质量监管涉及政府、企业、消费者、第三方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横跨公共管理、法律制度、标准计量、认证检测、社会伦理等多门类学科。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或层面考量,产品质量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监管。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步入新常态,我国现有的以行政监管为主的产品质量监管模式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质量需求与市场监管体系的改革要求还有不相适应的问题。这导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控制不尽人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产品质量监管过程中的法治化体系化研究,使产品质量监管领域的法制制度、监管模式从“源头立意”上就日渐式微,适应不了新形势新要求。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观念、结构、行为”三个维度,对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问题构建起新的分析路径,通过实证和比较研究对产品质量监管的法治目标、价值取向、法制结构、法治行为以及存在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路径的意见建议,从而有助于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安全以及法治化进程。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介绍了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情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围绕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分析了产品质量监管相关基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及相关的学科理论学说,并在本章最后结合当代产品质量监管制度安排的实际,提出“观念—结构—行为”的分析范式,旨在对当代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路径选择问题上作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第二章探讨了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框架。以结构性研究来指导行为的分析范式作为本章的研究主线,系统详细地论述了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目标、动力、阻力和路径等四个方面。即根据对目标、动力、阻力和路径四个层面的探究,指出影响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过程中的关键动因及限制性因素,提出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路径选择呈现出观念上的渐进式、结构上的社会化、行为上的法治化的特点与趋势。第三章以产品质量监管制度的历史变迁为视角,首先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间节点分别探讨了产品质量监管的法治困境以及法治发展,对产品质量法制演进沿革进行简要评述。在此基础上,从观念、结构、行为三个维度阐述了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成效。最后,从前面一般性的制度构建层面的梳理上升到法治理念层面,重点探讨了当下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存在问题。第四章主要讨论对境外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借鉴。文中采取“总-分”的思路,先将境外国家的产品质量监管模式分为产品主导型监管和消费者主导型监管两种类型,并借助“观念—结构—行为”的分析范式,对每种类型下的监管理念、法制结构和监管行为进行梳理分析。随后,具体分析各国产品质量监管特点及主要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对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启示。第五章结合前文的分析提出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路径的措施的建议。包括在法治观念方面,要树立正确的产品质量监管价值取向,将意识形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行政本位”向市场经济下的“尊重市场规律”转变;在法制结构方面,要深化产品质量监管体制改革,要构建科学规范的多方参与制度体系,要加强各方主体间的联系与互动,要建立监管法制影响评估分析;在法治行为方面,要强化行政监管部门的行政检查方式,要细化消费者监管权利义务,要加强企业主体责任,要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监管优势,要提高信息传递质量。最后,本文虽然围绕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这一特定背景,尝试通过构建“观念—结构—行为”分析范式,并依据此范式从目标、动力、阻力和路径选择等层面系统剖析重构当下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法治理论和整体体系框架。然而,这一尝试是否能够涵盖并较为信服地解释当下中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同时,最后一章结合实务给出的针对性意见建议,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观念—结构—行为”分析范式的可行性,但这一分析范式是否具有可迁移性并运用于其他领域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信息公开的法治化分析,还需要更充分细致的论证探讨。限于个人能力和时间精力,所有上述问题的解决寄望将来能有更多的学者共同努力。
陈逸超[4]（2020）在《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文中认为塔克什肯口岸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塔克什肯镇,是自治区唯一一处全年开放的中蒙口岸。由于开关时间长,交通条件好,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一度非常发达:2014年,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额达到3.79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占蒙古国对华进口总额的21.44%,是名副其实的中蒙边境第二大口岸。然而从2015年开始,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迅速萎缩,当年口岸全年出口贸易额仅为上年的10%;在2018年,口岸全年出口贸易总额更是只有1279万美元,仅为2015年的三分之一强,在我国对蒙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0.64%。如此覆巢之下,镇上的边民互市市场,一处由个体商户组成的颇具规模的日用工业品外贸批发市场,也未能独善其身,其出口额从2013年的6700万美元（占当年口岸出口贸易总额的22%）下降到2017年和2018年的3604.7万元（约合533.89万美元,占比31.08%）及3972.25万元（约合600.27万美元,占比46.9%）;市场中边贸商人的人数也因收入下降而大幅减少:在2009年,镇上有430家从事出口边贸的商户,其中370多家商户来自外地;到了2019年,镇上的商户总数只有不到180家（边贸商约120家）。而这些商人的离开——他们普遍有着较强的边疆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常有意地监督外来人员的行迹和言论,并积极参与联防、“反恐处突”演练等活动,也使得塔克什肯边民互市在口岸所在地积聚“人力资源”,实现“边贸戍边”的功能遭到削弱。根据边贸商人们的说法,蒙古国债务危机、图格里克贬值、其它中蒙口岸及第三国对蒙商品输出规模的增长等因素是导致不景气,特别是蒙古国客户人数减少和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客户人数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反映的正是边民互市及其所售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事实,其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则与经营活动变迁所导致的区位条件变化及边民互市较差的市场环境有关;此外,边民互市中的经营者们较薄弱的经济实力以及某些不良经营习惯和观念,如对购物者,特别是零售消费者的“势利心态”,也对边民互市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在笔者看来,鉴于边民互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导致困境的原因的复杂性,若要进一步改善塔克什肯边民互市的发展条件,首先有必要加强对口岸及口岸所在地的行政管理资源的整合,减少以海关、边检为代表的各垂直管理部门与主管口岸工作的口岸管理委员会及地方政府间的职能错位和交叉,提升口岸规划发展及管理工作的统筹程度和协调性。在具体措施层面,上述各部门应以更加整体的视角,采取更为具体的措施,加强市场监管力度,提升人们参与互市的便利度,降低人们参与互市的中间成本,以及为经营者进行自主学习,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供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可通过举办会展等方式拉近互市参与者之间的“互惠距离”,以此改善人们对塔克什肯边民互市市场的观感,让他们能够且愿意在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中实现消费的升级,从而使得塔克什肯口岸这个中蒙西部边境的大门,一带一路西通道的重要节点,成为得到国内外消费者认可的商品供应基地和物资流转中心。最后,通过田野调查,笔者也发现,世代居住在塔克什肯口岸所在地（原布尔根村）的当地边民对互市的参与度及从中获益的程度目前仍有待提升,故在边民互市之后的发展中,有必要加强对当地世居少数民族边民参与边民互市的支持力度。
王永青[5]（2019）在《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生成与传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网络平台兴起带来商业模式的创新,典型的有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B2B模式、以京东为代表的B2C模式、以淘宝网为代表的C2C模式等。其中,面对最终消费者的B2C模式与其他模式相比,其交易涉及企业群（B）和消费者群（C）两个不同层面,具有链接范围更广、决策理性程度差（与企业群相比）等特点。依托B2C网络平台的准市场环境,入驻企业与最终消费者作为交易主体借助平台进行网络化的交易活动。入驻企业嵌入到网络平台成为网络节点的过程中,其嵌入行为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大规模的嵌入促进了网络平台的发展壮大,其积极的网络外部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网络平台的价值与竞争力。另一方面,鉴于网络平台的虚拟性,入驻企业的注册制与低廉的专用性投资以及多归属行为又导致了“嵌入不足”或“低度嵌入”,入驻企业的不当嵌入行为会给网络平台带来多重嵌入风险。例如,京东商城的入驻商家“天天果园”销售烂水果且拒绝退款,导致消费者发出“京东真不如淘宝”的论断;百度外卖、美团外卖等平台的入驻商家虚假注册多家店铺,并购买好评和排名,以攫取更多的平台客户资源,形成商家间的不当竞争等等。随着B2C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嵌入商户的“刷单炒信”、“假冒伪劣”等行为给平台带来的嵌入风险越来越明显。因此,从嵌入行为的视角,基于嵌入性理论研究B2C网络平台的嵌入风险显得更为迫切与现实。鉴于此,本文立足我国B2C网络平台企业的商业实践,在既有国内外研究文献和相关理论基础之上,按照“嵌入风险生成机理分析——嵌入风险传导机理分析——嵌入风险内部传导模型构建——嵌入风险外部传导模型构建”的思路,试图厘清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产生的动因与机理,明确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传导的动态过程,为网络平台企业管理层治理嵌入风险提供相关政策建议。本文首先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的生成机理进行定性分析,然后结合嵌入风险传导的内涵和机理,运用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对嵌入风险在平台内部的动态传导过程进行建模分析,接着运用复杂网络和传染病模型对嵌入风险在网络平台外部的动态传导过程进行建模分析,并用MATLAB软件对传导过程进行仿真模拟;最后归纳本文结论,并提出了治理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生成与传导的政策建议,说明了本文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基于以上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采用扎根理论构建了 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的驱动因素和生成机理概念模型。通过对搜集的调研访谈资料、文献书籍资料以及网络资料的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得出过度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嵌入风险生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入驻商家的道德风险高是嵌入风险生成的内驱因素,网络平台中“赢者通吃”的网络效应为嵌入风险生成的外部情景因素;在这些驱动因素下生成了平台对商家的“锁定失效”、入驻商家间“竞争扭曲”和平台对消费者的“关系失信”三类嵌入风险,其中入驻商家的违规行为是嵌入风险生成的主要诱因,平台对入驻商家的弱势锁定是“锁定失效”嵌入风险生成的中介条件,入驻商家之间的传染效应是“竞争扭曲”嵌入风险生成的中介条件,网络平台的信息失真和消费者权益受损是“关系失信”嵌入风险生成的中介条件。第二,构建嵌入风险主体间的包含“网络平台-入驻商家-消费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刻画了 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在平台内部传导的动态过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和李雅普诺夫判别法分析了均衡点的渐进稳定性及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找出嵌入风险收敛或扩散的稳定条件,并分析不同稳定条件下入驻商家和消费者嵌入度的变化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使用MATLAB软件对嵌入风险的传导过程进行仿真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嵌入风险在网络平台内部的传导是各利益相关主体博弈互动的结果;降低网络平台的监管成本、加大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商家的违规成本有助于推动系统向（监管,不违规,购买）的理想策略演化,嵌入风险在网络平台内部的传导得到控制。第三,基于BA无标度网络构建了 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在网络平台外部传导的SIR模型,揭示了嵌入风险在网络平台外部的动态传导过程。结合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在网络空间中的传导特性,考虑到节点度值的权重参数、风险偏好、风险信息时效性以及网络平台干预速度等因素对SIR模型的状态转移率进行修正,并用MATLA软件仿真模拟了嵌入风险在网络空间中的传导过程,研究发现:网络的平均度越大、初始传播节点个数越多、初始传播节点的度值越大越有利于嵌入风险的传播;在网络空间中,嵌入风险传播阈值接近于0,即有效传播率很小的情况下,少数传播节点也能造成风险的大规模传播;增大传播欲望随时间的变化率、提高网络平台干预速度、降低极端风险信息拥护比重、增大风险信息时效性变化参数,有利于降低嵌入风险在网络空间中传导所波及的范围,降低嵌入风险对网络平台企业的影响。第四,为B2C网络平台企业管理层提出了防止嵌入风险生成与传导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优化平台规则、提高准入机制、实施监督行为、设立声誉评价系统可防止嵌入风险的生成;降低监管成本、加大监管力度、提高入驻商家的违规成本以及优化维权体验等方式可阻止嵌入风险在网络平台内部的传导;增强平台企业的公信力、降低网民传播欲望、建立风险信息监测系统以及提高平台干预风险传导的及时性等措施可阻止嵌入风险在网络平台外部的传导。本文研究可能的创新和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以往研究多从过度嵌入的视角对嵌入风险成因进行分析,本文则从低度嵌入的视角,对网络平台嵌入风险成因进行分析,丰富了嵌入性理论的相关研究,对网络平台风险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嵌入风险传导的研究打下较好的理论基础。第二,以往关于网络平台风险的博弈研究中博弈主体仅包括两方,本文则考虑消费者的作用,构建了包含“网络平台-入驻商家-消费者”三方主体的嵌入风险内部传导的演化博弈模型,同时考虑B2C网络平台的双重嵌入情景,引入入驻商家和消费者的平台嵌入度,使分析更具合理性,弥补了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拓展了现有该领域理论分析的框架。第三,本文考虑风险未知者直接转变为风险免疫者的情况,对传统的SIR模型进行修正,并考虑节点的权重、风险偏好、平台干预等、信息衰减速率等因素,对传统的SIR模型的状态转移率进行修正,突破以往研究中节点状态转移率为定值的研究局限,使模型更符合实际情况。
陈嵩霖[6]（2019）在《市场监管部门应对职业打假问题的对策研究 ——以惠州市Z区为例》文中提出自1994年1月1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施行以来,以王海为代表的“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人不断涌现,职业打假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围绕职业打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范畴、职业打假是否适用“双倍赔偿”“假一赔十”规定的争论从未停止。随着近年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相继修订施行,法律上确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让职业打假群体愈发活跃,职业打假聚焦的领域由最初的产品质量问题逐渐向食品药品和虚假广告宣传领域延伸,职业打假模式也从单一的个人打假向公司化、集团化的抱团式打假转变且日渐丰富,职业打假人的专业知识水平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投诉举报的数量急剧攀升,给市场监管部门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何应对职业打假带来的突出问题和压力,进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成为市场监管部门目前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本文以我国当下市场监管部门应对职业打假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以惠州市Z区市场监管局应对职业打假情形为例,结合笔者对职业打假人、市场监管部门及商超相关负责人的访谈调研情况,以市场监管的视野对职业打假相关概念进行界定,阐述职业打假发展现状、行为特征及职业打假发挥的市场监管效能,运用多元社会治理和协同治理理论,结合文献查阅、访谈调研、案例分析等方式,立足惠州市Z区市场监管局实际,重点分析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应对职业打假面临的突出问题,聚焦我国市场监管部门应对职业打假突出问题及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最后,从明确职业打假人身份地位、畅通申诉举报渠道、注重市场经营主体源头治理、加强市场监管执法力量和规范引导职业打假参与打假治劣社会共治等五个方面提出市场监管部门应对职业打假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为市场监管部门有效应对职业打假,引导职业打假朝着有益于维护经济社会秩序方向发展,为努力构建区域质量共治体系、形成打击假冒伪劣问题产品多元治理新格局、发挥职业打假协同治理新效能等方面提出新思路。
张家友[7]（2013）在《知情购假：诱惑与排斥视角下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假冒被称为21世纪的灾难（全球反假冒联盟,2008）。中国则被认为是世界上制假贩假最严重的地区之一（Dboson,2000）。由于假品贸易的非法性,交易往往是隐蔽进行的,造成很难获得准确的假品贸易数据,因而对假品贸易的具体金额有不同的判断。大部分经济组织估计世界贸易总量的5%-7%为假品贸易（国际反假联盟,2005；国际知识产权组织,2003；世界关税组织,200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7；国际商会,2007）。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西文学术界对假冒问题的研究文献已从早期仅从供应方角度的解释转向对需求方的分析,一些学者甚至断言导致假冒现象存在和快速发展的首要原因在于消费者对假冒商品的需求（Gentry et al.,2001）。中国学者对假冒问题的研究重点仍集中在从供应方角度分析假冒伪劣现象存在的原因、危害及治理对策上；大多数研究将消费者购假行为视作非知情购假行为,对消费者的知情购假行为研究较少。比较而言,中国学者对假冒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现象分析上,侧重描述性分析和理论性分析,实证研究较少,缺乏从消费者角度研究购假行为的理论成果。因此,中国对假品研究的现状与现实需要之间存在较大落差。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组织的集中度得到逐步提高,消费者具备了更丰富的消费经验,消费者的购假行为中知情购假的数量和比例正逐步提高。众多学者认为,正是由于需求的存在,为造假者提供了动力,如果对假品的需求得不到抑制,即使企业和政府严格控制假品的供给,造假者总有能力发现新的供应渠道向消费者提供假品（Alber-Miller,1999）。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于消费者的知情购假行为。具体研究思路如下：（1）确定研究对象和范围。本研究针对中国消费者特别是在校大学生的知情购假行为。（2）明确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这类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3）构建理论模型。本研究从大学生消费者在知情购假时既面临“诱惑”,又有内心“排斥”两种心理过程的冲突入手,试图以这两个变量作为核心变量,围绕其前因后果的概念提取和概念界定,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路径,并构建既能高度描述知情购假行为过程又能解释其前因、路径的理论模型。（4）情景假设。本研究选择大学生比较熟悉的耐克休闲鞋（品牌影响力较大）和特步休闲鞋（品牌影响力相对较小）作为情境假设中的选购对象。为验证合法性压力的影响作用,作出如下情景假设：“国家出台一部新的法律,规定凡是购买或携带假冒商品者,无论其是否事先知晓所购商品为假冒品,一经发现,即将没收假冒品并处以真品价格1-2倍的罚款。”由此形成2（品牌影响力大/小）×2（合法性压力大/小）共4种情景设计。（5）实证分析。根据设计的量表,对不同情景下的消费者所感知的假品诱惑力、假品排斥倾向及其知情购假意愿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回收的问卷进行实证分析,验证相关假设。（6）依据分析结论提出降低消费者知情购假意愿的治理措施。经研究,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消费者的知情购假意愿受到一正一反两股力量的影响。对消费者知情购假意愿起到正向作用的是假品诱惑力,即消费者在特定情境下面临假品时所感知到的假品吸引力。对消费者购假意愿起负向作用的是假品排斥倾向,即消费者拒绝假品的态度倾向。（2）假品与真品的价格差、品牌影响力、感知替代性、面子意识会正向地影响消费者所感知的假品诱惑力。感知风险会负向地影响消费者所感知的假品诱惑力。（3）面子意识、感知风险、合法性压力会正向的影响消费者的假品排斥倾向。假品与真品的价格差会负向的影响消费者的假品排斥倾向。（4）面子意识包括了两个维度,“想要面子”和“怕丢面子”。越想要面子的消费者,当其没有真品的购买能力时,假品对他（她）的吸引力越大。越怕丢面子的消费者,因害怕使用假品而被他人识破,对假品的排斥倾向越强。因此,面子意识既正向地影响假品诱惑力,又正向地影响假品排斥倾向。（5）目前消费者普遍存在购买假品的无过错认知。由于没有针对消费者购假用假的相关处罚规定,因此消费者普遍不认为购假用假是违法行为。甚至当本研究在情景假设中,提出国家要针对消费者的购假用假行为出台相应的处罚措施后,被访者出现了明显的对该虚拟处罚规定的抵触情绪。笔者认为,论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研究发现,对于非正常的消费行为,或对消费者有较大风险的一些有害需求,例如知情购假、上网成瘾、酗酒等,消费者均可能在面临诱惑的同时,对这些需求产生或强或弱的排斥倾向。而消费者的最终行为意向是在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因此,类似行为均可以运用“诱惑”、“排斥”框架对其消费意愿展开研究。（2）本研究提出并界定了“假品诱惑力”的概念。将“假品诱惑力”构念分解为两个维度：精神诱惑和物质诱惑。开发并验证了“假品诱惑力”量表。该量表的开发成功,可为其它有害需求诱惑力量表的开发提供借鉴意义（3）本研究通过情境假设的方法,假定国家出台了针对消费者知情购假行为的处罚措施。验证了相关处罚规定会显着提高消费者在知情购假时的合法性压力,从而增加消费者对假品的排斥倾向,并将能够降低消费者的知情购假意愿。具有理论上的认知作用和实践中的指导作用。（4）本研究发现,消费者的知情购假行为在所有购假行为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而在知情购假的情形下,正是由于需求的存在催生了假品交易。因此,如何降低消费者对假品的需求成为治假的根治之术。基于本研究的实证结论,作者从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面提出了降低消费者知情购假意愿的相关措施。本文的研究局限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研产品是大学生熟悉的知名品牌休闲鞋,这与购买假冒奢侈品等炫耀性消费行为可能存在区别；二是本研究采用了情景模拟法,虽然情景设计都基于访谈和预调研,但仍然无法百分之百地保证场景的合理性,相比于使用实物和利用一个实际控制的场景进行实验来说,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局限性；三是研究者在问敏感性的问题（例如,性）、避讳的问题（例如,自杀、同性恋等）时,所得到不是拒答,就是规范性的答案,规范性的答案就是合乎社会规范的答案。知情购假亦属于此类敏感性问题,因此,被访者在回答问题时,可能会考虑“社会怎么看这个问题”,而不是“自己认为是怎样”,从而造成调查结果出现“社会期待偏差”,进而影响问卷的效度。
姜信侠[8]（2013）在《基于博弈理论的“淘宝网”假冒伪劣行为与治理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引发了电子商务的迅猛崛起。淘宝网是国内电子商务网站中成长最快、最成功的一例，它依托阿里巴巴集团，以提供具有本土特色的电子商务平台服务为宗旨，不断提升网站的运营能力，朝着更进步和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它的的辉煌业绩一直为国内外企业界、学术界研宄的对象，如淘宝网交易模式的分析、营销渠道研宄、信誉机制研宄等。然而有一个问题一直制约着它的迅猛发展一一假冒伪劣现象。纵观国内外文献，从博弈角度论述淘宝网假冒伪劣商品现象的文章很少。为帮助淘宝网电子商务平台解决假冒伪劣商品现象，本文对淘宝网电子商务平台涉及的B2B、B2C和C2C交易中诸多博弈主体的决策问题进一步提炼，首先利用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的经典理论深入剖析生产商、零售商、消费者参与假冒伪劣行为的根本原因及假冒伪劣商品存在的社会根源。然后利用基于不完全信息的经典博弈模型逐一分析生产商间的博弈、零售商与消费者间的博弈，最重要的是文章把淘宝网电子商务平台引入模型，分析其参与与不参与博弈的情况下，政府监管部门与生产商（或零售商）间的博弈分析。其中，在分析零售商与消费者的博弈时，文章又根据消费者“无知买假”与“知假买假”两种现实情况分别建立了基于信息不对称与信息对称的博弈模型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在博弈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分别针对政府监管部门、淘宝网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给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建议，以有效解决淘宝网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假冒伪劣现象。本文的研宄成果可以指引淘宝网电子商务平台中相关博弈主体的战略决策，对有效打击淘宝网假冒伪劣商品、促进淘宝网市场交易秩序的健康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俞霞[9]（2011）在《企业品牌维护中防伪机制构建的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假冒伪劣现象是当今影响市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假冒伪劣品的泛滥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和隐患之一,引起了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在自主品牌培育过程中,相对于假冒伪劣品牌产品带来的巨额利润,由于消费者观念不足,企业打假重视度不够,政府打假力度欠缺,假冒伪劣品牌产品的现象从未间断,已经成为影响企业正常发展,影响品牌形象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不法分子不顾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以各种方式盗用品牌商标等,获取不义之财,造成市场竞争程序混乱,破坏了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导致了“坏苹果驱逐好苹果”这种现象的不断发生,市场失灵,众多的“好苹果”深受其害,缺乏安全感。本文结合天津市打击假冒伪劣现象的具体实际,系统的分析了假冒伪劣品的内涵、产生的原因、社会根源及其治理对策,通过建立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模型以及信息不对称的理论等对我国假冒伪劣品的泛滥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并且参照天津市品牌企业遭受侵害的方式以及国内外打假经验,围绕品牌培育的设计、试制、生产制造、销售和消费五流程,分析政府、企业自我维护、行业组织和公众在打假方面的作用,系统提出了在自主品牌培育过程中防伪打假机制的构建措施。论文的创新点:结合天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提供的打假资料对假冒伪劣产品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天津市品牌产品受到侵害的主要方式,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揭示制假售假的经济和社会原因,通过大量案例对目前打假工作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总结出一套防伪打假体系。
白千文[10]（2010）在《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转轨路径的理论争论与转轨实践共生,但却没有伴随转轨实践的进行取得应有的共识。转轨实践二三十年就整体经济绩效而言,渐进转轨显然好于激进转轨,然而在理论方面激进转轨却更具说服力。如何理解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本文认为,激进转轨压倒一切的理论论据,即制度的关联性和改革的互补性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激进主义者由于坚信制度关联性是最重要的,计划到市场只能一步跨越,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激进转轨国家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更无法解释渐进转轨国家创造的经济奇迹。而渐进主义者虽然在比较中俄转轨绩效的基础上,对激进转轨方式提出了一些批评,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激进转轨方式的理论基础,所以不但不能说服激进主义者,也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转轨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不仅不利于认识转轨实践的过去,更不利于展望转轨实践的未来。为此,本文提出“广义制度关联性”这一分析范式。广义制度关联性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制度运行环境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第二层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第三层为正式制度内部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之间的关联性。转型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最好能够使广义制度关联性的三个层次同时改善,如果不能,也应该做到整体性改善,即广义制度关联性的局部破坏损失,可以被整体性改善所增加的收益所弥补。由此可见,激进转轨的理论基础是狭隘的,因为它只关注广义制度关联性的第三层,即正式制度内部的关联性,而无视其它两个层次。由于激进转轨国家的制度运行环境和非正式制度各不相同,所以同样实施激进转轨战略的国家,广义制度关联性第一层和第二层被破坏的程度却不同,最终导致它们的经济衰退不同。阐释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范式、论述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路径理论并运用中俄转轨经济绩效验证这一理论是本文研究的整体思路。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论,介绍论文的研究意义、结构安排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是理论综述,介绍和评判转轨路径的相关理论。重点介绍转轨路径的三大争论,即激进转轨与渐进转轨之争、宪政转轨之争和渐进转轨内部之争。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不仅要详细阐述广义制度关联性这一分析范式,还要论证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制度均衡观和转轨基本原则。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范式的应用。第四章在揭示俄罗斯转轨经济“V型”增长的基础上,运用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范式解释其中的缘由。第五章不仅要运用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范式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还要解释中国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第六章是结论与启示,在总结论文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两点对转型具有启示性的建议。
二、论假冒伪劣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假冒伪劣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协同治理视角下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机制优化研究 ——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研究问题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假冒伪劣商品 |
| 2.1.2 监管机制 |
| 2.1.3 协同治理 |
| 2.2 协同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
| 2.2.1 协同治理的背景 |
| 2.2.2 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
| 2.2.3 协同治理的运用 |
| 第三章 白云区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机制的运作分析 |
| 3.1 白云区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机制的现状 |
| 3.1.1 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执法机构变迁历程 |
| 3.1.2 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业复杂现状 |
| 3.1.3 现行监管机制的运作成效及不足 |
| 3.1.4 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多重矛盾 |
| 3.1.5 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机制优化的必要性 |
| 3.2 白云区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 |
| 3.2.1 监管意愿低迷 |
| 3.2.2 执法力量单薄 |
| 3.2.3 部门联动欠佳 |
| 3.2.4 监管手段单一 |
| 3.2.5 社会参与度不高 |
| 3.3 白云区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3.1 历史与现实因素导致 |
| 3.3.2 未利用执法以外力量 |
| 3.3.3 统筹与协调尚待加强 |
| 3.3.4 缺乏监管与激励机制 |
| 3.3.5 参与监管路径不健全 |
| 第四章 国内外市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经验借鉴 |
| 4.1 国内市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经验借鉴 |
| 4.1.1 顺德区市场监管部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方法 |
| 4.1.2 浙江省温州市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方法 |
| 4.2 国外市场监管部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经验借鉴 |
| 4.2.1 美国地方政府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方法 |
| 4.2.2 法国地方政府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方法 |
| 第五章 协同治理视角下白云区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机制的优化建议 |
| 5.1 多元主体的参与 |
| 5.1.1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
| 5.1.2 发挥企业的自律作用 |
| 5.1.3 发挥第三部门的协助作用 |
| 5.1.4 发挥市民的带动作用 |
| 5.2 联动机制的设立与运行 |
| 5.2.1 设立各治理主体内部的联动机制 |
| 5.2.2 设立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联动机制 |
| 5.2.3 统筹协调确保联动机制的正常运行 |
| 5.3 监管手段的协同运用 |
| 5.3.1 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监管 |
| 5.3.2 探索跨区域合作模式 |
| 5.3.3 奖惩结合激发监管动力 |
| 5.4 监管机制的保障与评估 |
| 5.4.1 划分责任田建立权责清单 |
| 5.4.2 设立权力监督方法 |
| 5.4.3 创新监管成效的考核方式 |
| 5.4.4 出台监管机制的定期评估方案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情况调查问卷(生产销售企业) |
| 附录 B 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情况调查问卷(消费者) |
| 附录 C 假冒伪劣商品监管协同治理访谈提纲 |
| 附录 D 假冒伪劣商品监管协同治理访谈人员 |
| 致谢 |
（2）A市B区市场监管局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主要研究 |
| 二、国内主要研究 |
| 三、研究综述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问卷调查法 |
| 三、访谈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线路图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营商环境的内涵 |
| 二、市场监管的内涵 |
| 第二节 营商环境的评估 |
| 第三节 基本理论 |
|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二、服务型政府理论 |
| 三、政府规制理论 |
| 四、理论应用 |
| 第二章 市场监管工作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机联系 |
| 第一节 A市B区基本情况介绍 |
| 一、基本情况 |
| 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 三、市场主体基本情况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A市B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职能 |
| 第三节 商事登记职能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关系 |
| 一、商事登记制度概念的研究 |
| 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内容 |
| 三、商事登记职能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影响 |
| 第四节 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职能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关系 |
| 一、假冒伪劣的定义 |
| 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职能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影响 |
| 第五节 保护知识产权职能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关系 |
| 一、知识产权的定义 |
| 二、保护知识产权职能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影响 |
| 第三章 A市B区市场监管局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履职情况分析 |
| 第一节 问卷设计与实施 |
| 第二节 A市B区市场监管局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 |
| 一、商事登记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三、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A市B区市场监管局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商事登记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三、保护知识产权工作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国内外营商环境成功启示 |
| 第一节 国内优化营商环境做法 |
| 一、泰州高港区优化营商环境做法 |
| 二、南京栖霞区优化营商环境做法 |
| 三、上海浦东新区优化营商环境做法 |
| 四、广州优化营商环境做法 |
| 五、香港优化营商环境做法 |
| 第二节 国外优化营商环境做法 |
| 一、新加坡优化营商环境做法 |
| 二、丹麦优化营商环境做法 |
| 第五章 A市B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的策略 |
| 第一节 优化商事登记工作方面的策略 |
| 一、尝试政府购买,引入第三方服务 |
| 二、提升干部队伍素质,加强政策解读能力 |
| 三、优化“互联网+登记”软件平台 |
| 第二节 优化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工作方面的策略 |
| 一、着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完善执法体系 |
| 二、完善打假监管方式、设立联动模式 |
| 三、加强舆论监督、坚持正确导向 |
| 四、瞄准主导产业,促区域产品质量提升 |
| 第三节 优化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方面的策略 |
| 一、加大宣传提升保护意识 |
| 二、推进知识密集型企业培育进程 |
| 三、提升知识产权执法能力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3）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范围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之基础理论与分析范式构建 |
| 第一节 产品质量监管概述 |
| 一、产品、质量与产品质量 |
| 二、监管与产品质量监管 |
| 三、产品质量监管工具 |
| 第二节 产品质量监管相关理论 |
| 一、法经济学理论 |
| 二、政府管制理论 |
| 三、安全价值理论 |
| 四、信息不对称理论 |
| 第三节 产品质量监管范式建构:一种法治化分析路径 |
| 一、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初始法制状态 |
| 二、“观念——结构——行为”法治化分析路径的建构 |
| 第二章 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之框架 |
| 第一节 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目标 |
| 一、价值目标:打造协同治理的法治监管模式 |
| 二、结构目标:形成科学合理的法治平衡 |
| 三、行为目标:形成多元协同、社会共治的法治格局 |
| 第二节 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动力来源 |
| 一、内在动力:现代质量监管理念的嵌入 |
| 二、外在动力:法律制度供求的非均衡 |
| 三、直接动力:利益驱动下的理性选择 |
| 第三节 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阻力因素 |
| 一、思想阻力:理念认知滞后 |
| 二、结构阻力:制度变迁及其路径依赖 |
| 三、行为阻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
| 第四节 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路径选择 |
| 一、观念选择:渐进式路径 |
| 二、结构选择:社会化路径 |
| 三、行为选择:法治化路径 |
| 第三章 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之变迁 |
| 第一节 我国产品质量监管制度演进 |
| 一、改革开放前的产品质量监管工作 |
| 二、改革放开后的产品质量监管制度 |
| 三、产品质量监管法制演进沿革述评 |
| 第二节 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成效 |
| 一、监管理念从国家权力走向公民权利 |
| 二、监管法制从自利型走向服务型 |
| 三、监管行为从单一手段走向多元化手段 |
| 第三节 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运行存在问题 |
| 一、监管理念守旧,价值目标冲突 |
| 二、法制体系内容交叉冲突,与市场实际脱节 |
| 三、监管行为倚重运动式监管,参与主体单一 |
| 第四章 境外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之借鉴 |
| 第一节 产品主导型监管 |
| 一、监管理念 |
| 二、法制结构 |
| 三、监管行为 |
| 第二节 消费者主导型监管 |
| 一、监管理念 |
| 二、法制结构 |
| 三、监管行为 |
| 第三节 产品质量监管立法体系分析及启示 |
| 一、各国产品质量监管立法体系的分析 |
| 二、各国产品质量监管立法体系的启示 |
| 第五章 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之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产品质量监管法治观念变革 |
| 一、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
| 二、产品质量监管法治意识形态革新 |
| 第二节 重塑产品质量监管法治结构 |
| 一、深化产品质量监管制度改革 |
| 二、构建科学规范的多方参与制度 |
| 三、优化各方主体间联系互动制度 |
| 四、建立监管法治影响评估分析制度 |
| 第三节 优化产品质量监管法治行为 |
| 一、加强行政监管部门的行政检查方式手段 |
| 二、细化消费者监管权利义务 |
| 三、加强企业主体责任 |
| 四、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监管优势 |
| 五、提高信息传递质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表 |
（4）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 我国古代的“边市”与当代“边民互市” |
| 二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 研究理论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方法与思路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塔克什肯口岸与塔克什肯镇 |
| 第一节 作为中蒙走廊的布尔根河沿岸 |
| 第二节 塔克什肯口岸 |
| 一 口岸概况 |
| 二 口岸运行情况 |
| 三 口岸发展规划 |
| 第三节 塔克什肯镇 |
| 一 塔克什肯镇概况 |
| 二 镇区重心的北移 |
| 三 现在的塔克什肯镇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概况 |
| 第一节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基本情况 |
| 一 塔克什肯口岸的“边民互市” |
| 二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发展 |
| 三 边民互市市场的建设 |
| 第二节 边民互市贸易的参与者 |
| 一 边民互市市场中的经营者 |
| 二 市场中的购物者和其他人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主要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客户流失 |
| 第二节 市售商品综合竞争力不足 |
| 第三节 边民互市市场的经营活动存在无序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影响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
| 第一节 影响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的环境因素 |
| 一 蒙古国宏观经济的动荡 |
| 二 区位条件、市场环境对边民互市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经营者自身的局限性 |
| 一 经营者缺乏市场竞争力 |
| 二 负面经营心态对边民互市发展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的反思 |
| 第一节 当地政府及海关的努力 |
| 一 在口岸发展规划中更加重视出口边贸的发展 |
| 二 加强对边民互市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
| 三 改善购物者对边民互市市场的观感 |
| 第二节 促使边民互市经营者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
| 第三节 加强对世居边民参与互市的支持 |
| 一 加强对边民参与互市的引导和组织 |
| 二 明确塔克什肯镇在边贸中的竞争优势和特色加大边境金融机构对互市边民的支持力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思考 |
| (一)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的结论 |
| (二)对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生成与传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界定 |
| 1.3.1 B2C网络平台 |
| 1.3.2 嵌入风险 |
| 1.4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网络平台的相关研究 |
| 2.1.1 网络平台的相关内涵 |
| 2.1.2 网络平台的运行机制 |
| 2.2 网络平台风险的生成分析 |
| 2.2.1 网络平台风险的类型 |
| 2.2.2 网络平台风险的成因分析 |
| 2.2.3 网络平台风险的影响因素 |
| 2.2.4 网络平台风险的治理机制 |
| 2.3 网络嵌入的相关研究 |
| 2.3.1 网络嵌入的相关内涵 |
| 2.3.2 网络嵌入的分析框架 |
| 2.3.3 网络嵌入的经济后果 |
| 2.3.4 嵌入风险的相关研究 |
| 2.4 风险传导的相关研究 |
| 2.4.1 风险传导的相关内涵 |
| 2.4.2 风险传导的构成要素 |
| 2.4.3 风险传导的演变过程 |
| 2.4.4 风险传导的影响因素 |
| 2.4.5 风险传导的防控策略 |
| 2.5 文献述评 |
| 2.6 理论基础 |
| 2.6.1 网络外部性理论 |
| 2.6.2 演化博弈理论 |
| 2.6.3 复杂网络理论 |
| 2.6.4 传播动力学理论 |
| 第3章 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生成机理分析 |
| 3.1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3.1.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3.1.2 案例选择 |
| 3.2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3.3 研究资料分析 |
| 3.3.1 开放式编码 |
| 3.3.2 主轴编码 |
| 3.3.3 选择性编码 |
| 3.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4 模型阐释与讨论 |
| 3.4.1 嵌入风险生成的驱动因素 |
| 3.4.2 嵌入风险的生成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传导机理分析 |
| 4.1 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传导的内涵与特征 |
| 4.1.1 嵌入风险传导的内涵 |
| 4.1.2 嵌入风险传导的特征 |
| 4.2 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传导的构成要素 |
| 4.2.1 嵌入风险源 |
| 4.2.2 嵌入风险流 |
| 4.2.3 嵌入风险传导载体 |
| 4.2.4 嵌入风险传导通道 |
| 4.2.5 嵌入风险传导阈值 |
| 4.2.6 嵌入风险接受者 |
| 4.2.7 嵌入风险传导要素间的逻辑关系 |
| 4.3 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传导路径 |
| 4.3.1 链式传导路径 |
| 4.3.2 网状辐射传导路径 |
| 4.3.3 网状聚集式传导路径 |
| 4.3.4 网状交互式传导路径 |
| 4.4 嵌入风险传导的生命周期过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主体间的演化博弈与仿真分析 |
| 5.1 研究方法的适应性分析 |
| 5.2 模型构建 |
| 5.2.1 模型假设 |
| 5.2.2 损益变量的设定 |
| 5.2.3 支付矩阵的构建 |
| 5.3 复制动态方程及均衡点 |
| 5.3.1 复制动态方程 |
| 5.3.2 演化博弈模型的稳定性分析 |
| 5.4 博弈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
| 5.4.1 监管效力不足时 |
| 5.4.2 违规成本较高时 |
| 5.4.3 惩罚力度较大时 |
| 5.5 仿真分析 |
| 5.5.1 网络平台稳定策略分析 |
| 5.5.2 入驻商家的策略稳定性分析 |
| 5.5.3 消费者策略稳定性分析 |
| 5.5.4 三方主体策略的演化稳定性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外部传导与仿真分析 |
| 6.1 研究方法的适应性分析 |
| 6.1.1 BA无标度网络适应性分析 |
| 6.1.2 SIR模型的适应性分析 |
| 6.2 模型构建 |
| 6.2.1 模型假设 |
| 6.2.2 传播规则 |
| 6.2.3 随时间变化的状态转移率函数的构建 |
| 6.3 模型仿真分析 |
| 6.3.1 网络结构对风险传导的影响 |
| 6.3.2 嵌入风险传导阈值分析 |
| 6.3.3 改进模型中参数对嵌入风险传导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市场监管部门应对职业打假问题的对策研究 ——以惠州市Z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1.3.1 研究方法 |
| 1.1.3.2 论文结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评述 |
| 第二章 职业打假相关慨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职业打假的基本概念 |
| 2.2 职业打假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1 基于职业打假的消费者界定 |
| 2.2.2 基于职业打假的敲诈勒索行为界定 |
| 2.2.3 基于职业打假的经营者欺诈行为界定 |
| 2.2.4 市场监管部门与职业打假关系界定 |
| 2.3 市场监管部门应对职业打假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1 多元社会治理理论 |
| 2.3.2 协同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职业打假发展现状、行为特征及市场监管效能 |
| 3.1 职业打假的发展现状 |
| 3.1.1 我国职业打假的发展现状 |
| 3.1.2 我国职业打假发展的重要事件 |
| 3.2 职业打假的行为特征 |
| 3.2.1 职业打假具有公益目的性 |
| 3.2.2 职业打假具有趋利化和逐利性 |
| 3.2.3 职业打假呈现集团化趋势明显 |
| 3.2.4 职业打假具有较高专业化程度 |
| 3.2.5 职业打假引发投诉举报数量剧增 |
| 3.2.6 职业打假集中在食品和虚假广告宣传领域 |
| 3.2.7 网购商品成为职业打假首要选择 |
| 3.2.8 职业打假重复占用行政执法资源 |
| 3.3 职业打假的市场监管效能 |
| 3.3.1 净化市场经营环境,改善不良经营行为 |
| 3.3.2 规范执法调处工作,填补行业监管漏洞 |
| 3.3.3 增强公众维权意识,提高社会共治水平 |
| 第四章 惠州市Z区市场监管局应对职业打假的现状 |
| 4.1 惠州市Z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及投诉举报受理机构设置情况 |
| 4.1.1 惠州市Z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及投诉举报受理机构设置 |
| 4.1.2 惠州市Z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及投诉举报受理机构工作职责 |
| 4.1.3 惠州市Z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及投诉举报受理机构工作流程 |
| 4.2 惠州市Z区市场监管局应对职业打假典型案例分析 |
| 4.2.1 陈某投诉举报Z区93 家药店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违法行为 |
| 4.2.2 周某举报Z区某化妆品店涉嫌销售假冒化妆品违法行为 |
| 4.2.3 案例分析与小结 |
| 4.3 惠州市Z区市场监管局应对职业打假的突出问题 |
| 4.3.1 疲于应对职业打假,影响正常的工作开展 |
| 4.3.2 工作压力过大过重,执法人员存有抵触情绪 |
| 4.3.3 政府机构改革频繁,队伍人心不稳问题突出 |
| 4.3.4 缺乏上级业务指导,执法人员能力参差不齐 |
| 第五章 市场监管部门应对职业打假问题的成因分析 |
| 5.1 应对职业打假与市场失范方面 |
| 5.1.1 职业打假群体多样,职业打假人身份难以辨别 |
| 5.1.2 职业打假人善施压,社会舆论的导向不易把控 |
| 5.1.3 市场秩序不够规范,经营者诚信守法意识缺失 |
| 5.2 部门协作机制与制度设计方面 |
| 5.2.1 协作机制运行不畅,处理程序和规则不够统一 |
| 5.2.2 投诉举报处置不力,处理程序设置不科学、不合理 |
| 5.3 执法人员自身问题方面 |
| 5.3.1 责任担当意识不足,不愿主动学习新业务 |
| 5.3.2 执法队伍水平不高,监管执法业务基础不牢固 |
| 5.3.3 证据搜集意识不强,无法熟练运用法律法规知识 |
| 5.4 行政处罚幅度高与市场主体承受能力不匹配方面 |
| 5.4.1 打假治劣态度坚决,立法设置行政处罚起点高 |
| 5.4.2 行政处罚执行不易,市场主体承受能力存差异 |
| 第六章 市场监管部门应对职业打假问题的对策建议 |
| 6.1 明确职业打假人身份地位 |
| 6.1.1 完善法律法规制修订,明确职业打假人法律地位 |
| 6.1.2 正确对待职业打假行为,注意区分“打假”与“假打” |
| 6.2 畅通职业打假人申诉举报渠道 |
| 6.2.1 建立统一、规范的投诉举报受理渠道 |
| 6.2.2 妥善处置职业打假人的投诉举报诉求 |
| 6.2.3 及时回复职业打假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
| 6.2.4 正确应对职业打假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
| 6.3 注重市场经营主体源头治理 |
| 6.3.1 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高产品质量自查自纠能力 |
| 6.3.2 主动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实现市场经营主体多元监督 |
| 6.3.3 不断加强企业宣传教育,提高诚信守法经营意识 |
| 6.4 加强市场监管执法力量 |
| 6.4.1 强化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高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水平 |
| 6.4.2 严格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增强投诉举报调处及办案能力 |
| 6.4.3 建立职业打假人信息库,打造执法信息共享互通平台 |
| 6.4.4 优化执法人员组成结构,强化干部队伍活力和技术支撑 |
| 6.4.5 用好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将违法失信经营纳入信用监管范畴 |
| 6.5 规范引导职业打假参与打假治劣社会共治 |
| 6.5.1 实现职业打假协同治理,发挥打假治劣社会共治作用 |
| 6.5.2 构建区域质量共治体系,形成打假治劣多元治理新格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知情购假：诱惑与排斥视角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消费者购假类型 |
| 1.2.2 知情购假在新中国的历史和发展 |
| 1.2.3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 |
| 1.4 主要内容与基本框架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基本框架 |
| 1.5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主要创新及局限 |
| 1.6.1 主要创新 |
| 1.6.2 研究局限 |
| 2. 文献综述 |
| 2.1 假冒商品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假冒与盗版 |
| 2.1.2 假冒与劣质商品 |
| 2.1.3 假冒与“灰色市场” |
| 2.2 假冒商品研究概述—需求方角度的研究 |
| 2.2.1 国外相关研究 |
| 2.2.2 国外文献评述 |
| 2.2.3 国内相关研究 |
| 2.2.4 国内文献评述 |
| 3. 相关理论及研究模型 |
| 3.1 TPB理论 |
| 3.2 成本—收益理论 |
| 3.3 替代性选择理论 |
| 3.4 认知失调理论 |
| 3.5 研究框架中变量的说明 |
| 3.6 知情购假意愿模型构建及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6.1 假品诱惑力及其前置因素 |
| 3.6.2 假品排斥倾向及其前置因素 |
| 3.6.3 假品诱惑力、假品排斥倾向与假品购买意愿 |
| 4. 调研设计与数据收集 |
| 4.1 调研方法 |
| 4.1.1 研究对象 |
| 4.1.2 调查方式 |
| 4.1.3 数据分析方法 |
| 4.1.4 样本容量 |
| 4.2 假品诱惑力量表开发 |
| 4.2.1 假品诱惑力量表编制过程 |
| 4.2.2 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 |
| 4.3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4.3.1 问卷编制及预调研 |
| 4.3.2 数据收集与量表的信度系数检验 |
| 5. 假设验证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假设验证 |
| 5.2.1 假品诱惑力及其前置因素关系研究 |
| 5.2.2 假品排斥倾向及其前置因素关系研究 |
| 5.2.3 主模型检验 |
| 5.2.4 “月消费水平”调节效应的检验 |
| 5.2.5 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假品购买意愿比较 |
| 6.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营销启示 |
| 6.2.1 假品泛滥会促使部分消费者转而购卖假品 |
| 6.2.2 降低消费者知情购假意愿的治理措施 |
| 6.3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消费者知情购假意愿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基于博弈理论的“淘宝网”假冒伪劣行为与治理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论文的研宄方法和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假冒伪劣商品的定义 |
| 2.1.2. 电子问务和电子问务模式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假冒伪劣商品 |
| 2.2.2. 博弈论 |
| 第三章 “淘宝网”生产商（或零售商）间的博弈 |
| 3.1 生产商（或零售商）生产（或销售）假冒伪劣品的原因 |
| 3.2 生产商间的博弈 |
| 第四章 “淘宝网”零售商与消费者间的博弈 |
| 4.1 消费者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的原因 |
| 4.2 零售商与消费者间的不完全信息博弈 |
| 4.2.1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零售商与消费者的博弈 |
| 4.2.2 基于信息对称的零售商与消费者的博弈 |
| 第五章 政府监管部门参与的博弈 |
| 5.1 假冒伪劣商品现象的社会根源 |
| 5.2 政府监管部门与淘宝网电子商务平台、生产商（或零售商）间的博弈 |
| 第六章 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治理策略 |
| 5.1 针对政府监管部门的建议 |
| 5.2 针对淘宝网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议 |
| 5.3 针对消费者的建议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企业品牌维护中防伪机制构建的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及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及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研究概念界定 |
| 2.2 知识产权理论 |
| 2.3 品牌管理理论 |
| 2.4 博弈分析 |
| 第三章 天津市企业品牌培育中假冒伪劣产品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 3.1 天津市自主品牌的现状分析 |
| 3.2 品牌受侵害方式 |
| 3.3 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国外品牌打假做法及经验借鉴 |
| 4.1 全球假冒产品现状 |
| 4.2 国外品牌打假做法 |
| 4.3 国外品牌打假经验借鉴 |
| 第五章 天津市自主品牌培育中防伪打假机制的构建 |
| 5.1 防伪打假机制的构建原则 |
| 5.2 政府机构打假 |
| 5.3 企业自我保护 |
| 5.4 发挥行业组织力量 |
| 5.5 发挥公众力量 |
| 第六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局限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
| 1.1.1 实践意义 |
| 1.1.2 理论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转轨路径之争与评判 |
| 第一节 激进转轨与渐进转轨之争 |
| 2.1.1 内涵与措施:两种转轨方式的区别 |
| 2.1.2 批评与辩护:基于理论基础的争论 |
| 2.1.3 经验与教训:基于实践结果的争论 |
| 2.1.4 小结 |
| 第二节 "宪政转轨"之争 |
| 2.2.1 宪政转轨优先论 |
| 2.2.2 "宪政转轨优先论"之否定 |
| 2.2.3 "宪政转轨优先论"否定之否定 |
| 2.2.4 小结 |
| 第三节 渐进转轨理论内部之争 |
| 2.3.1 循序渐进的代表观点 |
| 2.3.2 "平行推进"的倡议 |
| 第四节 转轨路径新探索:广义制度关联性 |
| 2.4.1 转轨路径争论的实质 |
| 2.4.2 广义制度关联性的引入 |
| 第三章 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路径 |
| 第一节 广义制度关联性的三个层次 |
| 3.1.1 第一层:制度运行环境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
| 3.1.2 第二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
| 3.1.3 第三层: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
| 第二节 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制度均衡观 |
| 3.2.1 均衡与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均衡理论 |
| 3.2.2 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制度均衡理论在转型经济学中应用的局限性 |
| 3.2.3 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制度均衡观 |
| 第三节 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基本原则 |
| 3.3.1 保持制度运行环境、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的整体契合性 |
| 3.3.2 次级制度优先兼顾基础性制度 |
| 第四章 俄罗斯"V型"增长的原因:基于广义制度关联性的诠释 |
| 第一节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实施与调整 |
| 4.1.1 制度的"创造性毁灭":休克疗法的实施 |
| 4.1.2 从"休克疗法"的"休克"到"休克疗法"的"调整" |
| 第二节 俄罗斯转轨经济的"V型"增长 |
| 4.2.1 "J型"增长预期与失败 |
| 4.2.2 "L型"增长预期与失败 |
| 4.2.3 "V型"增长的提出 |
| 第三节 "V型"增长的原因:广义制度关联性整体性破坏后的整体性修复 |
| 4.3.1 广义制度关联性第一层的破坏与修复 |
| 4.3.2 广义制度关联性第二层的破坏与修复 |
| 4.3.3 广义制度关联性第三层的破坏与修复 |
| 第五章 中国转轨中的成就与问题:基于广义制度关联性的剖析 |
| 第一节 中国转轨路径概说与经济绩效 |
| 5.1.1 转轨历程简要回顾 |
| 5.1.2 成就与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奇迹"的原因:广义制度关联性的整体性维护 |
| 5.2.1 广义制度关联性第一层的维护 |
| 5.2.2 广义制度关联性第二层的维护 |
| 5.2.3 广义制度关联性第三层的维护 |
| 第三节 问题的根源:广义制度关联性的局部性破损 |
| 5.3.1 广义制度关联性第三层局部破损对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
| 5.3.2 广义制度关联性第三层局部破损对假冒伪劣行为滋生、泛滥的影响 |
| 5.3.3 广义制度关联性第三层局部破损对寻租腐败的影响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 |
| 第二节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论假冒伪劣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协同治理视角下假冒伪劣商品监管机制优化研究 ——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D]. 黄志成. 兰州大学, 2021(12)
- [2]A市B区市场监管局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的策略研究[D]. 顾书媛. 苏州大学, 2020(03)
- [3]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研究[D]. 任翔.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4]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D]. 陈逸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5]B2C网络平台嵌入风险生成与传导研究[D]. 王永青.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6]市场监管部门应对职业打假问题的对策研究 ——以惠州市Z区为例[D]. 陈嵩霖.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7]知情购假：诱惑与排斥视角下的研究[D]. 张家友. 西南财经大学, 2013(12)
- [8]基于博弈理论的“淘宝网”假冒伪劣行为与治理策略研究[D]. 姜信侠. 华南理工大学, 2013(S2)
- [9]企业品牌维护中防伪机制构建的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D]. 俞霞. 天津大学, 2011(05)
- [10]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路径研究[D]. 白千文. 南开大学,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