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了一方神圣的净土(论文文献综述)
周晓萍[1](2021)在《敦煌石窟回鹘佛教艺术研究》文中指出
刘海宁[2](2021)在《神性的形象诠释 ——以敦煌和梵蒂冈的造型艺术为例》文中认为论文以神性的艺术诠释为主线,以敦煌和梵蒂冈艺术集群的作品为例,围绕其中的雕塑、壁画以及建筑装饰等在诠释神性中的异同进行了论述与论证。敦煌和梵蒂冈艺术既是东西方文明的精粹,也是佛教和基督教艺术的经典、本文以敦煌和梵蒂冈艺术作品为例,借助图像学、风格学等研究方法,对二者进行切实的比较研究。其中包含了对二者作品内容、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的梳理分析,也涉及了创作主体、社会背景、宗教教义等内容的阐释。本文首先分别对敦煌与梵蒂冈造型艺术的内容、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等进行了简要概述,进而以艺术作品为依据,从艺术发展史、宗教社会学和美学等角度对造型艺术和宗教神性思想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研究,围绕敦煌和梵蒂冈艺术作品的表现内容和形式,论述并论证它们是如何来诠释神性思想的。着重从造型艺术语言的角度,对两者所表现出的艺术特征进行比较研究,解析两者在表现手法、艺术追求上的差异与相通,结合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方式探寻其形成的深层原因,力图在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精神等方面,对敦煌与梵蒂冈的造型艺术进行学术层面的探讨和研究。
郭鹏宇[3](2021)在《河北金代佛教寺院研究》文中提出金初,受战乱等影响,河北佛寺饱受摧残。在社会稳定之后,河北佛寺在继承前朝的深厚信仰基础上继续发展。金朝迁都燕京之后,得益于政治地位的提升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河北佛寺发展更为迅猛。后随着金末战争和政治中心的转移,发展势头逐渐放缓。从地理分布上来看,河北地区金代佛寺受经济发展状况、交通条件以及自然地理情况和佛教信仰传统等影响,佛寺分布广泛,中西部密集、东部较少,形成了以真定府和大兴府为中心的两大密集分布区。从寺院建筑配置上来看,河北地区金代佛寺中,除鼓楼外,后世常见的山门、佛殿、法堂、经藏、佛塔、经幢、僧堂、斋堂、厨房、钟楼、丈室、库房等建筑在河北佛寺中均有出现。寺院建筑多以佛殿为中心,以塔和阁为中心的佛寺较少,反映了这时佛教中国化程度的加深。建筑布局受宋代禅寺布局影响较大。从佛教宗派上来看,这时期的河北地区受辽代和宋代影响,禅宗和密宗盛行。河北金代佛寺建筑的兴建,离不开皇室贵族、官员、普通信众以及僧人等各个群体民众的积极参与,其中既包括汉族信众,也包括女真族信众。受战争、社会治安、水火灾害、自然风化、雷暴等影响,河北地区金代佛寺也饱受摧残。此外,寺院开展了讲经说法、浴佛节、传戒大会、无遮大会、水陆大会等丰富的宗教仪式活动,对于调节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抚慰世俗人心、增添生活趣味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寺院还通过积极地活动,在社会中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如赈灾救济、收纳流亡、铺设桥梁、施药救人、寄存灵骨等。此外,河北金代寺院还开展了各种经营活动,如借贷、典当、种植经济作物等,反映了这一时期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通过以上考察和分析可以得知,迁都燕京对于河北金代佛寺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说明政治权力是影响佛寺建设和佛教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反映出政治中心对周边地区影响之大。在参与寺院修建的各个群体中,僧人对于寺院的修建发展起关键作用,而其中女真信众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时女真族的佛教信仰状况。寺院在宗教与世俗两种角色间的转换灵活,表明此时佛教在社会中承担着多种责任,对于社会稳定发挥着独特作用。对于河北地区金代佛教寺院的研究,不仅旨在全面了解河北地区该时期佛寺的分布、修建等情况,同时也是以河北地区为样本把握金代佛寺乃至金代佛教的发展状况,并且对于了解河北“京畿文化”的早期发展演变也颇有价值。
张亦鸣[4](2021)在《唐宋时期敦煌乾元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敦煌乾元寺是唐宋之际敦煌地区的重要僧寺,敦煌文献中简称“乾”,寺名很有可能源自唐肃宗年号乾元(758年二月至760年闰四月)。该寺自吐蕃统治时期的辰年(788年)出现,至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仍有活动。乾元寺应与莫高窟有特殊关系,笔者认为文献中所见“窟寺”亦为乾元寺。乾元寺拥有寺门、钟楼、经楼、佛殿、讲堂、仓库等建筑,但规模较小。乾元寺僧人数量较少,出身乾元寺的张金炫和阴海晏分别担任都教授和都僧统,他们积极广结善缘、弘法传道,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乾元寺积极参与敦煌僧团组织的斋戒活动,并依靠自身丰富的藏经,成为敦煌地区传播禅宗义理的大寺,吸引敦煌地区的大族入寺修习。囿于寺院规模,乾元寺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与其他僧寺相比缺少借贷收入。虽然凭借自身的影响力获得了较多信众布施和僧团纳赠,但始终无法积累起可观财富。由于人手不足,乾元寺较多雇佣百姓从事寺院各类劳役,在此过程中加深了与世俗百姓的联系,沟通起世俗世界与宗教空间。对于以香料为代表的奢侈品,乾元寺仅在僧团组织的法事活动中使用配额,基本不会额外购买。与此同时,迫于经济压力,乾元寺甚至拍卖信众布施的奢侈品,以补贴寺院日常用度。
潘逸炜[5](2020)在《普陀山圣地景观空间叙事及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普陀山作为东亚闻名的观音圣地,其空间营造融入了自宋元至今的历时性想象,且受到自然环境、传说故事、宗教习俗和仪式的影响,作为典型圣地景观的空间建构问题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论文运用古典文献、历史图像、地理与空间现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普陀山的自然场所特征、传说所构建的圣地意义和景观空间格局的历时性变迁,揭示其自然地形形成的多层围合关系如何与源于传说的圣迹空间融通进而使观音朝圣中心的地位深入人心,从而揭示空间叙事是普陀山圣地实践的中心。全山景观格局从宝陀观音寺的单一中心到与海潮寺构成的前后双中心,再到普济禅寺、法雨禅寺、慧济禅寺共同构成了空间叙事骨架;传奇故事的追录、景点的命名、以洞穴为中心的感应附加和清代普陀山十二景名称及图像的确定使景观的意义被强化,实现了由凡到圣的转变,从而构成了空间叙事的血肉;连接各景点的香道作为空间叙事的线索,伴随拜山行脚的游行方式,起到进香导引和叙事编排的作用,控制情节的发生顺序和整体节奏。景观实践是达到空间叙事的手段,论文探索各主要节点的营造手法和规律,为普陀山景观营造中的特殊之处寻找合理解释,并揭示近当代民间主导的景观创制对完善和接续空间叙事的意义,同时洛迦山作为圣地的微缩品也纳入了朝山系统,且圣地印象一直在持续建构与变化中。本研究以普陀山作为个案研究,从景观时空变迁及空间叙事展开的角度揭示观音圣地空间和意义互动建构的进程与特征,为中国传统圣地的景观学研究、佛教本土化与景观空间交互影响等领域提供方法参考和借鉴。
李心苑[6](2020)在《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观音信仰作为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主体,其中的观音感应信仰也一直是中国佛教菩萨感应信仰的典型。而在观音感应信仰当中,回应众生诉求的观音菩萨往往外化为观音经、观音像、观音道场、观音圣号、观音咒语等很多不同形式的神圣象征,从而形成各种形态的观音感应,其中观音经典感应是源于观音经典崇拜的一种观音感应信仰,其突出特色是信仰者在观音经典的多重神化之后,通过具体的经典崇拜方式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诉求,从而出现各种神奇效应,并最终使信仰者获得某种满足。在这种宗教实践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教体验中,观音信徒与观音菩萨之间的感应关系表现为观音信徒与观音经典之间的感应关系,观音菩萨的神圣性及其现实救度职能借助于观音经典的神圣性及其神奇效应而得以实现。通过对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观音信仰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化的菩萨信仰,并为全面把握中国特色佛教文化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作为观音经典感应之客体的观音经典,经历了从教义诠释体系向感应信仰体系的转变,诠释观音神力保佑、净土接引、智慧觉悟、密仪持咒等教义的经典以及介于这些经典之间并实现不同教义相互贯通的一些经典,支撑了观音信仰的基本教义体系。在教义诠释型经典体系之外,中国化的神力崇拜型观音经典体系逐渐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框架便是:一经独领、二经呼应、诸经支撑、伪经偕行。所谓一经独领,就是《普门品》独占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主体地位;所谓二经呼应,就是《心经》与《大悲心陀罗尼经》尤其是其中的《大悲咒》紧随《观音经》之后兴起并流行;所谓诸经支撑,就是在此三经之外,还有《华严经》《楞严经》《授记经》《观无量寿佛经》等经典的全方位辅助支撑作用;所谓伪经偕行,就是像《高王观世音经》这样的大量民间观音经典与正统观音信仰相伴而行,彼此互动。汉译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前提之一便是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神圣化。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之源是观音菩萨所拥有的神秘力量和超凡智慧,而观音经典的神圣化则是信众在观音信仰实践中对观音经典神圣性的接受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情感表达。就神圣性而言,主要取决于经典的来源、内容、价值等三个方面;就神圣化而言,主要体现在信众对观音经典的受持、传承、安奉等三个方面神圣性的基础与神圣化的进程正是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直接推动力量。《普门品》作为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第一载体,在其初期流行过程中便与当时非常盛行的经典研习热潮相互激荡。通过对两晋南北朝时代汉地观音经典感应事迹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观音信仰者通过自己的宗教实践在努力证明《观音经》在与《法华经》《维摩经》《涅盘经》《华严经》等诸多经典的并立争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奇价值,从而在诸经竞秀的时代以一种神力崇拜型经典信仰,与众多义学诠释型经典信仰并立而行,既为《观音经》拓展了足够的社会生存空间,也为中国佛教的经典运用开辟出一条神圣的路径。第一本汉译观音经典诞生后不久,中国便陷入激烈的夷夏冲突之中。所谓“五胡乱华”所引起的人间灾难,使很多无依无靠的受难者将观音菩萨作为应对生命危急的依赖,而诠释这种依赖的经典本身,也成为信众心目中具有神圣意义的对象,由此产生很多以诵念《普门品》来应对夷夏冲突所带来的各种个体灾难的信仰实践。这些信仰实践体现了具有时代烙印的信仰需求与具有普遍意义的信仰趋向之间的融合。分裂动荡的南北朝也是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不同政权之间以及不同官僚之间交织着复杂的恩怨情仇。各级官僚在面对其政治角色的所引发的生命危急时,同样难以主宰自己的生命安危,只好像普罗大众一样通过诵念《观音经》而向观音菩萨发出虔诚的呼唤。这种观音经感应信仰实践见证了不同社会阶层在基本人性需求方面的趋同性以及由此共同需求所激发的信仰选择的一致性,也反映了观音经感应信仰的普适性,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家国同构,体现在个体生活方面,在忠君爱国、天下使命等宏大理想之外,作为最底层的家庭生活始终是中国人的社会根基和情感归宿。通过观音经典感应事迹看两晋南北朝时代汉地家庭生活中的诸多困惑与危难应对,可以更深切地理解那个时代中国人在家庭完整、家族延续、生命健康、家庭和美、来世向往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美好向往。这些信仰实践把日常生活与观音经典链接在一起,反映了神圣信仰的世俗基础,也说明观音经典感应信仰已经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处。通过对两晋南北朝汉地四大领域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探讨,我们可以比较深刻地认识观音经典感应信仰中所蕴含的神圣与世俗彼此交织的关系,如:作为信仰对象的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作为信仰者的信众的世俗性;受持经典方法的神圣性与受持经典动机的世俗性;受持观音经典所调动的主体力量(观音神力)的神圣性与仁善、孝顺、建寺、布施、持戒等的辅助力量的世俗性;观音神力的神圣性与观音神力显化对接苦难时的世俗性。在这种神圣与世俗的对接中,理性与超理性、人间与超人间等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均清晰地显露出来。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观音经典感应信仰在观音信仰以及整个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覃江[7](2020)在《中国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与进路》文中研究表明该文以欧阳竟无、吕澂、韩清净、太虚四位近代唯识学代表人物的唯识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类型上把他们的唯识研究分为哲学、历史学、语义学、宗教四种“进路”,通过对四人唯识学研究方法、唯识思想的深度剖析,力图揭示四种研究进路的方法论指向和学术特质,并依据佛教义理研究的“对向性”做出评价,期望引起学界对他们唯识思想的再认识和学术方法的反思,为今后中国佛教义理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首先分析了近代唯识学复兴的背景,对中国近代佛教衰落的原因和表现作了梳理。在近代的重重危机中,佛教界开始寻求革新,各类佛学院的兴办,佛教刊物的发行,刻经处的创立,为近代佛教学术的振兴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唯识学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显学。另外,杨文会作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他开创的刻经、办学等佛教事业,为近代唯识学的振兴,在组织、文献、人才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分析了在中国近代学术以西学分科为参照进行的现代学术转化和范式转移的时代语境下,唯识学研究的范式构建过程。指出近代唯识学的复兴实际是中西新旧各类范式通过相互竞争、相互对话,最后形成几种主要学术进路的范式构建过程。本文依据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特点,将近代唯识研究分为四种进路。第三章研究了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哲学进路。重点分析了他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论,对他重要的唯识思想,依《唯识抉择谈》的框架进行了阐述,详细辨析了他的法相、唯识分宗说、体用论、转依论,以及对中国传统佛教的批判。第四章研究了以吕澂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历史学进路。分析了吕澂的学术史、思想史研究方法,重点论述了他的区分唯识今古学、唯识学与大小乘佛法的源流关系、唯识学名相辨析、佛学基本问题、性寂与性觉之争等重要的唯识学研究成果。第五章研究了以太虚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宗教进路。太虚是近代佛教罕见的以内证经验依据,从佛教本位立场融摄现代学术的唯识学者。本章重点分析了他的三系三宗判教说、唯识学思想体系、唯识观行、对欧阳竟无分宗说的批驳等内容。第六章研究了以韩清净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语义学进路。韩清净在治佛学之初,就确立了章句训诂式的佛学研究方法论,他的“唯圣典论”倾向使他成为一位纯粹的唯识学者。本章重点分析了他的三时判教说,以及唯识观、真如观等核心的唯识思想。最后总结,研究了现代性转化的时代要求对近代唯识学研究的影响,指出“袪魅”的现代性诉求使近代唯识学研究在“对向性”上出现了现代转化。从对向性的角度分析了四种进路的得失,指出现代性转化改变了传统佛教义理研究的学术形态。这是今后的佛教义理研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邓新航[8](2019)在《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文中提出观音图像的演变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化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演变时期是唐宋,此间是观音图像体系系统化、规范化和多变化的重要阶段。唐宋正值巴蜀地区佛教艺术发展的繁荣期,在佛、菩萨、罗汉等诸多造像题材中,尤以观音造像表现得最为突出,与其他地区相比,其突出价值体现在:造像遗存数量巨大、造像题材种类繁多、造像谱系流变有序、造像组合丰富多变。唐宋巴蜀观音图像体系庞杂,可分为四个大类,且不同观音类别在题材种类、信仰形态、兴衰时间、区域分布、组合形式、造型样式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表现。其一,巴蜀圣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称名救难型”为主。此类观音造像在巴蜀遗存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延续时间最长,其形象以一手持杨柳、一手持净瓶且头戴化佛冠的样式为主。除了最为常见的单尊观音外,还有在此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双观音和多观音,以及观音与地藏、阿弥陀佛、药师佛、文殊菩萨等不同尊像的多种组合,包括观音救难图像等。就单尊圣观音造像而言,其造型风格演变可大致分为六期七段,且不同时期在区域分布、造型样式等方面各具特点。双观音与多观音主要在唐代流行,是民众希冀观音救助速度加快、救助范围扩大的直接体现。观音与其他尊像的组合集中流行于盛唐至五代,尤以观音与地藏组合最受欢迎。这些组合在正统经典中找不到相应来源,不仅体现出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性、功利性、现实性,同时也体现出观音信仰与其他信仰相互吸收与融合的包容性。观音救难图像仅在晚唐、五代时有少量发现,可见其在蜀地并不流行。其二,巴蜀密教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为“密仪持咒型”。巴蜀是除敦煌以外的唐宋密教观音造像的重要流布区域,目前发现了千手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马头观音等多种题材。巴蜀密教观音造像的渊源在两京地区,故其出现时间要普遍晚于中原。从构图内容看,除千手观音造像外,巴蜀其他密教观音造像并没有发展出敦煌那样的经变或曼荼罗形式,这与蜀地民众的信仰选择和信仰目的有关。从造型样式看,巴蜀密教观音造像在相对严格遵循造像仪轨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石窟艺匠自己的理解与创造。从时间发展看,蜀地密教观音造像初兴于武周、盛唐,繁荣于中唐至五代,宋代也有延续,但在时间上有缺环。具体来看,不同观音题材在蜀地的时空分布有别:千手观音造像流传最广,盛唐在川北出现,中唐集中在川西,晚唐集中在川南和川中,五代则集中在川东,宋代迅速衰落;如意轮观音造像大致于盛唐后期出现,在五大区域均有分布,但整体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中晚唐和南宋早期这两个时间段;十一面观音造像遗存较少,但出现了其化现圣僧的造像,为它处鲜见;不空羂索观音造像于晚唐出现,主要在川中资中和川东大足地区流行,且时代有先后,前者集中于晚唐至五代初,后者集中于五代至两宋;马头观音造像于南宋才开始出现,主要在明王系统中流行。其三,巴蜀本土观音图像类,其突出特征是民间性。本土观音是唐代以来在中国新出现的一大观音类型,是古代艺匠和民间信徒的共同创造,最具本土特色。目前在巴蜀出现了白衣观音、水月观音、数珠手观音,以及观音群像窟中以各种手姿持物所命名的不同观音题材。唐代白衣观音造像在蜀地的最新发现,对探讨其形象起源有重要意义。白衣观音形象可能在盛唐前期或更早就已在两京地区产生,吴道子应当绘制了此类画像,并将其传播到蜀地。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演变可分三期:中唐在眉山、安岳等地零星出现,流行一手托钵、一手持柳于胸且站立的造型;唐末、五代大量出现,集中分布在川西眉山、川中内江和川东安岳、大足等地,立姿、坐姿均有,流行双手持莲的造型;宋代在川东局部繁荣,造型各异,并与其他观音形象发生融合。水月观音形象的首创者并不是中唐周昉,可能也与吴道子有关。大约在中唐后期,成都地区就有水月观音壁画的绘制,目前蜀地石窟中现存有多尊晚唐水月观音造像;蜀地水月观音造像构图突出表现的是主尊、背光和岩座,而竹子、流水等背景元素则较少塑造;水月观音造像在蜀地分布较广,集中流行于唐末至五代、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这两个时段,且不同时期造型姿态还有丰富变化。观音群像窟独具时代性和地域性,时间上集中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地域上局限在大足,是当时活跃于川东一带文氏家族石窟艺匠的创造。此类洞窟中一般对称塑造十尊手姿持物均不相同的等身观音像,营造意图大都是为了满足民众的现世利益,其文本依据虽与千手观音经轨有关,但它们大都脱离了密教属性。至于数珠手观音造像,由于其具有特殊的信仰功能,因此才能从观音群像窟中独立出来。其四,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净土往生型”为主。观音在此类造像中是以胁侍菩萨的身份存在,最为常见的就是表现西方净土信仰的相关造像。此外,在释迦三尊像或药师三尊像中,观音也可作为其胁侍。此类观音造像也属于观音图像体系的一部分,在蜀地各个时期都比较流行,但由于其形象特征不很突出,加之蜀地造像残损严重,因此目前要准确辨识出此类观音造像还相当困难。总之,唐宋时期的巴蜀观音图像是观音艺术中国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徐强[9](2019)在《川东北零散隋唐佛教龛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川东北地区的佛教龛窟,其凿刻时代自南北朝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时期,但以隋唐之时所凿龛窟及造像最为集中和精彩。也可以这样说,以广元、巴中为中心的川北地区,实际上集中了从南北朝晚期直至盛唐之时最为精美的一批佛教造像。这一造像“传统”,不但在川北地区得以延续,还扩展到了今达州、广安和南充等三市之地域,在盛唐以后直至晚唐五代的很长历史时期中,先后涌现出大量小规模的佛教龛窟及造像,从而形成了川东北地区贯穿于整个隋唐时期的开龛造像风潮。在川东北地区的隋唐佛教龛窟中,各龛窟的规模大小是有很大差异的,各龛窟的“地位”高低也是极其悬殊的。就整个川东北地区而言,在绝大多数时候,无论是在专家学者眼中还是在普通游客的知识视域之中,广元皇泽寺、千佛崖摩崖造像,以及巴中南龛摩崖造像,毫无疑问是知名度最高的。此外,广元观音岩(也叫五佛岩)摩崖造像,通江千佛崖摩崖造像,以及巴中北龛、西龛、东龛及水宁寺等处的摩崖造像,也因规模较大、成片分布而较早、较多进入研究者的考察范围,并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和出版。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将这类龛窟称作“中心龛窟”,这既是基于其在从古至今的交通网络中的重要地位,更是着眼于其在历史流变中对周围龛窟凿刻的强烈“辐射”作用。大体上而言,中心龛窟往往是成片分布的规模较大的龛窟群,或若干个在位置上紧邻的龛窟“小群”共同组成的一个“大群”。且龛窟之间往往还多有相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性,恰恰就是中心龛窟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的一种展现(1)。它们多已进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多份有关的调查报告以及较多的研究成果已经公布。与之相对的,本文称之为零散龛窟。其主要特征在于,龛窟规模都很小,但总的数量则较多,在川东北地区的乡野山间零散分布,真正构成了一条大致呈南北走向的“佛教走廊”。但有关这些龛窟的报道或资料,或者仅为最初步之调查,或者还根本未被测量以及编号。其研究成果基本为零,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解决,故而本文写作中的很多资料是第一次公布,很多排年、考辨工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本文着重完成以下几方面的任务:第一,在前期所进行的长达几年的大量实地踏勘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已刊发的川东北部分零散隋唐佛教龛窟的调查简报,基本摸清川东北地区隋唐零散佛教龛窟的家底。首先简要介绍其基本现状,然后从造像题记、造像细部比较等方面出发,确定龛窟的准确凿刻时间(或大致的凿刻年代),并就各处龛窟富于特色的龛窟形制、造像题材、造像布局及题记内容等问题展开考辨,最终尝试解决以下若干问题:零散龛窟在形制、题材等方面的来源,零散龛窟如何与其所处的地域社会互动,零散龛窟如何反映供养群体的信仰世界,零散龛窟如何对后续凿刻的龛窟施加影响等等。第二,在确定零散佛教龛窟诸要素的基础上,将零散龛窟与中心龛窟置于相反相成的关系之中,分辨同异,总结特征,抓住根本,确定性质。既明确中心龛窟与零散龛窟始终“各行其道”,亦看出中心龛窟与零散龛窟相互交汇——这两种存在状态的并行不悖,才共同构成真正的隋唐川东北佛教龛窟凿刻图景,以及这一区域佛教信众的信仰图景。第三,针对川东北地区零散隋唐佛教龛窟中的突出问题,如对人形化“天龙八部”造像题材的特别钟爱,如小型、微型龛窟中大量存在“二(像)佛并立”造像布局的特殊现象,本文结合大量造像实例进行了专题研讨。第四,对川东北地区零散隋唐佛教龛窟中若干富于整体性、完整性的造像龛窟群,如达州浪洋寺摩崖造像、广元金印山摩崖造像,本文对其进行了综合研究,既展现其前后相续的发展进程,还溯源探流以揭示其来龙去脉,更着意挖掘其内部蕴藏的信仰主题。同时,对具有争议性的一些话题,如广安冲相寺是否为“定光佛道场”,也进行了专题考辨。第五,受川东北地区隋唐佛教龛窟中大量密教题材造像(在广元观音岩、千佛崖等处尤多)的影响,本文推而广之,延伸探索,对四川(尤其是西蜀)密教与两宋画论的关系,亦专文予以探究。
张凯[10](2019)在《10至13世纪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研究》文中提出10至13世纪是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发展的兴盛期。一方面,罗汉思想持续丰富,传播空间不断扩大,信仰圣地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罗汉画家及画评出现,造像数量增加,图像类型增多,艺术水平达到顶峰。将罗汉图像与信仰视为整体给予分析,对于研究东亚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罗汉信仰文本生成并型塑图像,即从佛教典籍、民间故事和士人诗文三个层面,确立罗汉图像创作理念,丰富表现内容,拓展禅意维度。与此同时,华严与禅宗思想的流布赋予了罗汉图像创作语境。而文本在东亚各国接受中的不同解读,又引发罗汉图像在技法、风格、组合上更为复杂地变化。其次,罗汉图像对信仰产生助推与制约,即从场景配置、物质载体、图像运用三个层面影响信仰。一方面,十六、十八、五百罗汉在场景空间中与佛菩萨图像的不同配置,既是对信仰文本的观照,也反映了文本在具体解读中地延伸和融合。另一方面,图像在塑绘材质上的丰富性增强了信仰的亲和力,比例尺寸特征体现出信仰中的秩序感。特别是图像载体由壁面向纸面的转化,在丰富图像创作手法,促进传播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信众观看方式的变化,从而促使信仰发生降格,推动罗汉信仰的民间化与世俗化。再次,罗汉图像与信仰作为整体在东亚地区互动地和多层次地进行传播,体现在传播者与受众、传播媒介和传播空间三个层面。一方面,其传播来自于社会各阶层信仰主体的共同作用。僧侣既是受众也是传递者,特别是来往于陕北、巴蜀、湘赣、江南的行脚僧、以及往返于中日的巡礼僧和禅宗高僧成为传播的主要力量。而宋代士人凭借特殊地位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商人则作为传播中的新鲜血液,不仅在巴蜀、荆湖、淮浙等地“纵价收市”,而且借助中日间外冷内热的贸易往来输送图像至日本,催生出了明州罗汉画家群体。另一方面,罗汉图像与信仰的传播媒介除了依托文本外,还有真迹手工摹本、画样粉本、模印拓本等多种形式。而这些传播现象背后所折射的是佛教艺术交流空间从中印向东亚,从西域向东海的整体转向,呈现出交流高规格,传播环流化,手段多样化等特征。10至13世纪罗汉图像与信仰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与传播,是镶嵌在东亚文化圈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地,折射出各地区、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以及民族意识自觉。既体现文化圈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观,以及东亚社会所共有的权力观和功用观,也体现了文化涵化过程中,彼此在价值、审美选择上的适应与认同。不过,在整体融合的背后,我们仍能看出不同地区自身文化无意识的展现和对身份建构的诉求,促使他们不断推进罗汉图像的民族化和本土化,使得东亚地区的罗汉图像及其信仰向着更加成熟、完善、多元的方向发展。
二、为了一方神圣的净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了一方神圣的净土(论文提纲范文)
(2)神性的形象诠释 ——以敦煌和梵蒂冈的造型艺术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敦煌与梵蒂冈的造型艺术 |
第一节 敦煌艺术——佛教艺术的典范 |
第二节 梵蒂冈艺术——基督教艺术的经典 |
第三节 神性的诠释与造型艺术 |
第二章 神性诠释的艺术表现 |
第一节 神圣形象的塑造 |
一、庄严崇高的氛围渲染 |
二、超越自然的形态表达 |
第二节 仁爱品质的阐扬 |
一、慈悲和善的形象描绘 |
二、人格道德的理想刻画 |
第三节 玄幻特性的表述 |
一、神秘幽幻的装饰手法 |
二、恐怖惊惧的情景营造 |
第三章 艺术诠释语言的异同 |
第一节 敦煌艺术语言的主要特征 |
一、夸张与神秘 |
二、飘逸的动感和凝聚的力量 |
第二节 梵蒂冈艺术表现语言的主要特征 |
一、真实与崇高 |
二、坚实的形体再现 |
第三节 文化底蕴和审美方式 |
一、艺术诠释语言的差异 |
二、艺术诠释语言的共性 |
第四章 神性与人性的相融相通 |
第一节 理想与现实的融合 |
一、理想的真实追求 |
二、真实的理想呈现 |
第二节 偶像与图式的结合 |
一、图式中的偶像烘托 |
二、图式中的情感体现 |
第三节 精神与肉体的统一 |
一、贬抑肉体的精神追求 |
二、关照人性的神圣体验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3)河北金代佛教寺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河北金代佛寺的发展背景 |
第一节 金以前河北地区佛教及佛教寺院发展概况 |
第二节 金代河北地区的发展情况 |
第二章 河北金代佛寺的地理分布 |
第一节 河北地区金代佛寺分布及其特点 |
第二节 经济发展对河北地区金代佛寺分布的影响 |
第三节 影响河北地区金代佛寺分布的其他因素 |
第三章 河北金代佛寺建筑及其修建与毁废 |
第一节 寺院建筑 |
第二节 寺院的修建与毁废 |
第四章 河北金代佛寺的社会活动 |
第一节 作为宗教场所的河北金代寺院 |
第二节 作为世俗空间的河北金代寺院 |
结语 |
附录一 部分金石录文 |
附录二 史料中所载河北金代佛寺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4)唐宋时期敦煌乾元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凡例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 研究内容、方法及关键性问题 |
三 研究目标、预期成果与创新点 |
四 材料的说明 |
五 学术史回顾 |
第一章 乾元寺的建置沿革 |
第一节 乾元寺寺名由来 |
第二节 乾元寺存废时间 |
第三节 乾元寺寺址考察 |
第四节 乾元寺建筑形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乾元寺僧人与僧官 |
第一节 乾元寺僧人 |
一 僧人数量 |
二 僧人构成 |
第二节 乾元寺僧官 |
一 沙州释门都教授张金炫 |
二 河西都僧统阴海晏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乾元寺的宗教活动 |
第一节 法事活动 |
一 方等道场 |
二 修习活动 |
三 节日活动 |
四 丧葬活动 |
第二节 经籍活动 |
一 转经活动 |
二 勘经与抄经 |
三 藏经与讲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乾元寺的经济状况 |
第一节 乾元寺的收支情况 |
一 收入来源 |
二 支出门类 |
第二节 乾元寺财产管理方式 |
一 寺院常住管理机构 |
二 乾元寺收支情况 |
第三节 香料与乾元寺的经济 |
一 香料源流 |
二 香料价格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敦煌文献所见乾元寺寺名索引 |
附录2 敦煌文献所见乾元寺僧人名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普陀山圣地景观空间叙事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理论意义 |
1.2.1 深化对名山景观时空体验的研究 |
1.2.2 构建以普陀山为代表的佛教圣地景观学研究思路 |
1.2.3 拓展佛教建筑和景观的历史研究视野 |
1.3 研究对象及范畴 |
1.3.1 普陀山 |
1.3.2 空间叙事 |
1.3.3 景观实践 |
1.4 研究现状 |
1.4.1 圣地景观营造相关研究 |
1.4.2 观音本土化与进香相关研究 |
1.4.3 普陀山历史和空间格局相关文献与研究 |
1.5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1.5.1 研究方法 |
1.5.2 创新点 |
1.5.3 研究框架 |
第2章 观音圣地:补陀洛迦地理位置的变易 |
2.1 佛经中的观音与补陀洛迦 |
2.1.1 补陀洛迦在佛经中的位置 |
2.1.2 佛经中补陀洛迦的景观特征 |
2.1.3 补陀洛迦作为真实位置的出现 |
2.2 妙善公主传说与汝州香山寺 |
2.2.1 观音经典在中国本土的接纳和演绎 |
2.2.2 妙善公主:中国民间的观音菩萨 |
2.2.3 “香山模式”:观音祖庭汝州香山寺的出现 |
2.3 杭州上天竺寺与白衣观音 |
2.3.1 白衣观音感应与上天竺寺创建 |
2.3.2 “上天竺模式”的成熟:从碑刻到《香山宝卷》 |
2.3.3 上天竺寺与普陀山 |
2.4 普陀山的自然神性与传说构建 |
2.4.1 疑经中的观音本生与补陀洛迦 |
2.4.2 多层围合的神性场所 |
2.4.3 传说的历时性叠加 |
2.4.4 “普陀山模式”的传播与复制 |
2.5 布达拉宫:第二普陀山 |
2.5.1 三怙主圣山与《西藏镇魔图》 |
2.5.2 从森康噶布到布达拉宫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从单一中心到三大寺的叙事骨架 |
3.1 宝陀观音寺的单中心叙事 |
3.1.1 从宋代宝陀观音寺到观音道场的确立 |
3.1.2 宝陀观音寺与潮音洞形成的初期景观结构 |
3.1.3 《补陀落山圣境图》中的初期圣地叙事 |
3.2 晚明镇海禅寺建立后的双中心叙事 |
3.2.1 大智真融和“宝陀寺风波” |
3.2.2 前后寺的历史兴废和殿堂格局 |
3.2.3 从海潮庵到观音别院:寺院结构的复制与互补 |
3.2.4 “补陀洛迦山总图”和“普陀山图”反映的圣地格局变化 |
3.3 慧济禅寺的兴起与晚清三大寺格局的确立 |
3.3.1 从慧济庵到慧济禅寺 |
3.3.2 慧济禅寺的殿宇及格局特征 |
3.3.3 普陀山山境图反映的圣地格局 |
3.4 景观叙事的序列和主题 |
3.4.1 明清时期的观音与弥陀净土信仰 |
3.4.2 《普陀宝卷》与普陀山空间的民间想象 |
3.4.3 景观叙事序列和净土次第因缘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景观神圣化:叙事的血肉 |
4.1 传奇故事的空间演绎 |
4.1.1 从“梵僧燃指”“慧锷开山”到潮音洞灵感中心地位的确立 |
4.1.2 井——本土仙道传说的“物证” |
4.1.3 短姑道头:从“神迹”到“胜迹” |
4.2 景观的命名:空间由凡转圣的标志 |
4.2.1 山峰命名的来源 |
4.2.2 岛礁的命名与圣地发轫传奇 |
4.2.3 景点的命名与传奇的发展 |
4.3 洞穴景观的特殊感应与神圣性 |
4.3.1 自然的观瞻中的灵感示现 |
4.3.2 丹洞、礼佛洞和修行洞 |
4.4 普陀山十二景的意义与图像 |
4.4.1 普陀山十二景的文学描述 |
4.4.2 普陀山十二景图像的定形与传承 |
4.4.3 普陀山十二景的近当代流变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作为叙事线索的香道 |
5.1 路径导引与情节编排 |
5.1.1 单中心叙事时期的香道 |
5.1.2 双中心叙事时期的香道 |
5.1.3 慧济禅寺兴起后的香道 |
5.1.4 香道发展模式与景点组织关系 |
5.2 香道的组景设计与进香体验 |
5.2.1 登岸:短姑道头埠 |
5.2.2 翻山:妙庄严路 |
5.2.3 越岭:香华街——几宝岭——玉堂街 |
5.2.4 登高:香云路 |
5.3 香道的命名及文字景观 |
5.3.1 香道命名的寓托性意义 |
5.3.2 香道沿线文字景观的内涵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圣地景观的近当代演绎 |
6.1 民间主导的圣地景观实践 |
6.1.1 太子塔的修建和海岸牌坊的建成 |
6.1.2 印光法师住锡与道场影响力的扩大 |
6.1.3 民国和1980年代后的民间力量 |
6.2 中兴与圣地意义的接续 |
6.2.1 全山方丈妙善长老中兴普陀 |
6.2.2 露天南海观音像建成的特殊意义 |
6.2.3 思想变革中的传统礼俗和仪式 |
6.3 洛迦山:普陀山的“下山” |
6.3.1 洛迦山作为圣地附属地的出现 |
6.3.2 洛迦山叙事意义的建构 |
6.4 现代交通方式下朝山体验与空间的变化 |
6.4.1 轮船时代的来临 |
6.4.2 岛内交通方式的多样化 |
6.4.3 游山线路的固化与寺庵景点的减少 |
6.5 旅游和传媒兴起对空间发展的影响 |
6.5.1 民国旅游中景观叙事的弱化 |
6.5.2 商业化的反思与当代旅游空间特征 |
6.5.3 传媒出版物影响下的圣地印象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余论 |
7.1 研究结论 |
7.2 进一步讨论的方向 |
7.3 余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一 普陀山岛地理信息基础资料 |
附录二 《华严经》善财童子访补陀落迦文本比较 |
附录三 佛经中补陀落迦景观的相关文本 |
附录四 普陀山三大寺发展年表 |
(6)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
一、研究对象的时间界定 |
二、研究对象的空间界定 |
三、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 |
四、观音感应类文献的形成 |
第二节 本选题研究的意义 |
一、学术意义 |
二、理论意义 |
三、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本选题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一、观音经典研究 |
二、观音感应信仰研究 |
第四节 本文的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基本思路 |
二、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
三、本文主要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信仰视域的汉译观音经典体系的形成 |
第一节 从观音经典教义体系到汉译观音经典崇拜体系 |
一、古代印度观音经典教义体系的形成 |
二、古代汉地观音经典崇拜体系的基本格局 |
第二节 《普门品》汉译流行本的形成 |
一、《普门品》第一个汉译本的流行 |
二、《普门品》流行本的定型 |
第三节 《心经》汉译流行本的形成 |
一、传说中的《心经》首译本 |
二、玄奘本《心经》的出现与特征 |
三、关于《心经》来源的探问 |
第四节 《大悲咒》汉译流行本的形成 |
一、《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脱颖而出 |
二、最终定型的《大悲咒》 |
第二章 汉译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神圣化 |
第一节 汉译观音经典的神圣性 |
一、宗教经典的神圣性结构 |
二、观音经典来源的神圣性 |
三、观音经典内容的神圣性 |
四、观音经典价值的神圣性 |
第二节 汉译观音经典的神圣化 |
一、观音经典受持的神化 |
二、观音经典传承的神化 |
三、观音经典安奉的神化 |
第三章 诸经竞秀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第一节 《观音经》在诸经竞秀中的传播与影响 |
一、诸经竞秀局面的形成 |
二、《法华经》的受持与感应 |
三、《观音经》在义学高僧中地位与影响 |
第二节 从感应故事看《观音经》在诸经竞秀中的独特魅力 |
一、感应事迹书写中的《观音经》与《维摩经》 |
二、感应事迹中的《观音经》与《华严经》 |
三、感应事迹中的《观音经》与《涅盘经》 |
四、与诸经论一拼高低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第四章 夷夏冲突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第一节 十六国时期夷夏冲突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一、“冉闵杀胡”时三位胡人的观音经感应 |
二、被慕容鲜卑抓捕后的观音经感应 |
三、僧人开达羌人监牢中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四、乞伏暮末欲屠城时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第二节 南朝宋代夷夏冲突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一、涪陵陷落后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二、元嘉七年北伐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三、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四、对夷夏冲突中观音经感应信仰的总体认识 |
第五章 政治纷争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第一节 观音经感应信仰在政治集团中的传播 |
一、《观音经》与统治者的关系 |
二、《观音经》感应信仰在统治者当中的传播 |
第二节 地方政治纷争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一、孙恩之乱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二、黄龙国守库吏观音经感应事迹 |
三、彭子乔观音经感应事迹 |
第三节 皇权争夺战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一、荆州作逆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二、义嘉之难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三、宋末争夺皇权斗争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第六章 家庭生活中的观音经典感应信仰 |
第一节 子嗣诉求中的观音经感应 |
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诵经求子信仰 |
二、后世观音经求子感应信仰的变化 |
第二节 家庭伦理建设中的观音经感应 |
一、家宅平安诉求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二、维系家庭完整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三、儒家家庭伦理影响下的观音经感应 |
第三节 愈疾延命诉求中的观音经感应 |
一、汉地民众对疾病与长寿的理解 |
二、观音经愈疾感应及其在后世的变化 |
三、观音经延寿感应及其在后世的变化 |
第七章 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特征与宗教定位 |
第一节 佛教感应与中国传统感应的区别 |
一、“感应”的原始意义 |
二、佛教感应的基本含义 |
三、佛教感应与儒家感应的区别 |
第二节 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基本定位 |
一、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功能定位 |
二、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内涵定位 |
参考文献 |
一、佛教文献 |
二、历史文献 |
三、今人着作 |
四、期刊论文 |
五、学位论文 |
六、外文着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7)中国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与进路(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第三节 创新点 |
第一章 近代佛教的衰落与法相唯识学的复兴 |
第一节 近代佛教的衰落的原因及表现 |
第二节 近代佛教的革新 |
第三节 近代唯识学研究的兴起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构建 |
第一节 学术分科背景下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抉择 |
第二节 三系唯识与四种进路 |
小结 |
第三章“假圣言量为比量”:欧阳竟无唯识研究的哲学进路 |
第一节 生平事略 |
第二节 学术精神与唯识研究的哲学进路 |
第三节 以法相学重构全体佛法的唯识思想 |
小结 |
第四章 在言教变迁中寻找真实:吕澂唯识研究的历史学进路 |
第一节 生平事略 |
第二节 历史学进路的“佛教研究法” |
第三节 唯识学思想史研究 |
第四节 唯识义理研究 |
第五节 性寂与性觉之诤 |
第六节 对中国佛教的批判 |
小结 |
第五章 依内证而总持:太虚唯识研究的宗教进路 |
第一节 生平事略 |
第二节 以内证经验融摄诸学:唯识学研究的宗教进路 |
第三节 对全部佛法的判摄和法相唯识学的定位 |
第四节 教观并举的唯识思想 |
第五节 论法相必宗唯识 |
小结 |
第六章 从语义觉到如实觉:韩清净唯识研究的语义学进路 |
第一节 生平事略 |
第二节 语义学进路的研究方法 |
第三节 三时判教思想 |
第四节 《十义量》中所见阿毗达磨 |
小结 |
总结:以“对向性”反思四种研究进路 |
第一节 现代性转换中“中国佛教”的失落 |
第二节 四种进路的“对向性”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的分类及形成背景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观音图像的分类及原则 |
一、圣观音图像类 |
二、密教观音图像类 |
三、本土观音图像类 |
四、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 |
第二节 唐宋巴蜀观音图像的形成背景 |
一、经济背景 |
二、文学背景 |
三、佛教背景 |
第二章 唐宋时期巴蜀圣观音图像 |
第一节 唐宋巴蜀圣观音造像的分期与造型风格演变 |
一、初唐时期:隋风延续与标准形象的确立 |
二、盛唐时期:大气丰腴风格的流行 |
三、中唐时期:两种区域风格的形成 |
四、晚唐时期:丰肥壮硕风格的出现 |
五、五代时期:唐风遗韵 |
六、两宋时期:女性化特征的鲜明 |
第二节 唐宋巴蜀圣观音造像的组合样式与功能指向 |
一、观音双尊与多尊并列:神力的多倍增强 |
二、观音与地藏:现世拯救与地狱拯救的结合 |
三、观音、阿弥陀佛与地藏:净土往生与地狱拯救的结合 |
四、观音、药师佛与地藏:治病延命、地狱拯救与净土往生的结合 |
五、观音与其他尊像的任意组合: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化体现 |
第三节 唐宋巴蜀观音救难图像的缘起与演变 |
一、唐代之前观音救难性格的形成及其在巴蜀的传播 |
二、唐五代观音救难图像的发现与释读 |
三、宋代以后观音救难图像的持续演变 |
第三章 唐宋时期巴蜀密教观音图像 |
第一节 唐宋巴蜀密教造像发展概况 |
第二节 唐五代巴蜀十一面观音造像考释 |
一、十一面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二、单尊十一面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三、十一面观音化现圣僧造像的图像分析 |
第三节 唐宋巴蜀如意轮观音造像考释 |
一、如意轮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如意轮观音画像 |
三、如意轮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四、如意轮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第四节 唐宋巴蜀不空羂索观音造像考释 |
一、不空羂索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二、不空羂索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三、不空羂索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四、不空羂索观音造像在巴蜀流行的特殊原因 |
第五节 唐宋巴蜀千手观音造像考释 |
一、千手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千手观音图像 |
三、千手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四、千手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第六节 宋代巴蜀马头观音造像考释 |
一、马头观音的经典传译与造像仪轨 |
二、大足石刻马头观音的造型特征 |
三、其他地区马头观音图像的造型特征 |
四、不同地区马头观音图像之比较 |
第七节 唐宋巴蜀其他多臂观音造像考释 |
第四章 唐宋时期巴蜀本土观音图像 |
第一节 唐宋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形成、分期及其他 |
一、白衣观音造像产生的社会文化渊源 |
二、吴道子与白衣观音造像的关系 |
三、白衣观音的形象标志及其来源 |
四、白衣观音造像的分期与造型演变 |
五、与其他地区白衣观音造像之比较 |
第二节 唐宋巴蜀水月观音造型分析及相关问题 |
一、周昉妙创水月观音图像新释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水月观音画像 |
三、水月观音的造型元素分析 |
四、对两京水月观音造像传入巴蜀路线的思考 |
五、水月观音与自在观音的关系 |
第三节 宋代巴蜀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形成、特征及影响 |
一、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判断标准 |
二、数珠手观音造像的遗存分布与特征 |
三、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宗教内涵与形成依据 |
四、对云南大理国观音画像的影响 |
第四节 宋代巴蜀观音群像窟的图像构成、文本依据及相关问题 |
一、观音群像窟的图像构成与营造意图 |
二、观音群像窟营造的文本依据 |
三、观音群像窟的设计意匠 |
四、观音群像窟与文氏石窟艺匠 |
第五章 唐宋时期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西方净土变中的观音造像特征演变 |
一、西方净土经典的传译及其在巴蜀地区的流行 |
二、“净土三经”中西方净土世界的基本景观与观音形象的描述 |
三、西方三圣像中的观音造像 |
四、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中的观音造像 |
五、阿弥陀经变龛中的观音造像 |
六、观无量寿佛经变龛中的观音造像 |
第二节 唐宋巴蜀释迦三尊像中的观音造像 |
一、巴蜀释迦三尊像中的观音造像 |
二、与犍陀罗释迦三尊像中观音造像的比较 |
第六章 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相关问题探讨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题记与民众社会心理 |
一、造像题记的时代分布与布局形式 |
二、从造像题记看观音称名的演变 |
三、供养人身份与造像组织形式 |
四、造像时间与佛教节日 |
五、造像对象与家庭伦理 |
六、造像愿望与功利心理 |
第二节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一、时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二、区域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插图目录及图版来源 |
附录二 表格目录 |
附录三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题记汇录 |
附录四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9)川东北零散隋唐佛教龛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上篇 川东北零散隋唐佛教龛窟调查、考辨与特征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川东北零散隋唐佛教龛窟调查、断代与考辨 |
第一节 广元地区零散隋唐佛教龛窟调查、断代与考辨 |
一 剑阁县石老坪摩崖造像 |
二 剑阁县碗泉乡老君庙摩崖造像 |
三 旺苍县古天坝摩崖造像 |
四 旺苍县木门寺摩崖造像 |
五 剑阁县天马山摩崖造像 |
六 剑阁县碗泉乡佛爷岩摩崖造像 |
七 剑阁县锦屏山摩崖造像 |
八 苍溪县赵家坡摩崖造像 |
九 剑阁县三清村摩崖造像 |
十 广元利州区五佛寺摩崖造像 |
十一 剑阁县东宝镇佛爷岩摩崖造像 |
十二 剑阁县环梁子摩崖造像 |
十三 广元利州区城关瘗藏坑出土造像 |
十四 剑阁县新民摩崖造像 |
十五 剑阁县计划村佛爷岩摩崖造像 |
十六 剑阁县王家坡摩崖造像 |
十七 苍溪县阳岳寺摩崖造像 |
十八 旺苍县普济镇佛子崖石刻造像 |
十九 旺苍县兴隆寺摩崖造像 |
二十 旺苍县马家渡摩崖造像 |
二十一 广元昭化区金印山佛尔岩摩崖造像 |
二十二 广元昭化区夹渠摩崖造像 |
二十三 广元利州区雪峰寺摩崖造像 |
二十四 剑阁县中心水库摩崖造像 |
二十五 剑阁县普安鹤鸣山摩崖造像 |
第二节 巴中地区零散隋唐佛教龛窟调查、断代与考辨 |
一 巴中沙溪摩崖造像 |
二 巴中石门寺摩崖造像 |
三 巴中三江龙门山摩崖造像 |
四 巴中玉井佛尔岩摩崖造像 |
五 巴中恩阳佛尔岩摩崖造像 |
六 巴中恩阳麻石垭佛尔岩摩崖造像 |
七 通江县佛尔岭摩崖造像 |
八 通江县小新场(小新桥)遗址造像 |
九 通江白乳溪摩崖造像 |
第三节 达州地区零散隋唐佛教龛窟调查、断代与考辨 |
一 万源市杜家湾摩崖造像 |
二 宣汉县桥河摩崖造像 |
三 宣汉县唐家坝摩崖造像 |
四 宣汉县石龙摩崖造像 |
五 宣汉县浪洋寺摩崖造像 |
六 大竹县乌桥摩崖造像 |
七 大竹明星村摩崖造像 |
八 渠县梭罗碥摩崖造像 |
第四节 广安地区零散隋唐佛教龛窟调查、断代与考辨 |
一 岳池县东岩寺摩崖造像 |
二 邻水县王家镇千佛岩摩崖造像 |
三 邻水县梁板乡卧佛 |
四 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 |
第五节 南充地区零散隋唐佛教龛窟调查、断代与考辨 |
一 南充高坪青居山摩崖造像 |
二 南充嘉陵万山寺摩崖造像 |
三 阆中市大像山摩崖造像 |
四 南部县盘龙镇回龙山摩崖造像 |
五 营山县太蓬山摩崖造像 |
六 南充嘉陵钟家桥千佛岩摩崖造像 |
第二章 川东北零散隋唐佛教龛窟的性质与特征 |
第一节 川东北地区的隋至初唐佛教造像 |
第二节 川东北零散隋唐佛教龛窟的性质 |
第三节 川东北零散隋唐佛教龛窟的特征 |
下篇 川东北零散隋唐佛教龛窟专题研究 |
第三章 川东北零散隋唐佛教龛窟中的二佛并存造像 |
第四章 川东北零散隋唐佛教龛窟中的天龙八部造像 |
第五章 广安冲相寺“定光佛道场”考 |
第六章 达州浪洋寺摩崖造像综合研究 |
第七章 广元金印山摩崖造像综合研究 |
第八章 两宋画论与西蜀密教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石刻考察工作照片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10至13世纪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对象 |
三、研究意义 |
四、文献综述 |
五、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第一章 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概况 |
第一节 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的盛行背景 |
一、何为“东亚” |
二、10至13世纪东亚地区社会巨变 |
三、末法思想对罗汉信仰的促发 |
第二节 东亚地区罗汉信仰的兴起 |
一、早期罗汉观念的滥觞 |
二、经典与圣地的确立 |
三、供养法会中的罗汉圣、俗信仰形态 |
四、东亚地区罗汉信仰的不同建构路径 |
第三节 东亚罗汉图像的成熟 |
一、罗汉图像在信仰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
二、罗汉画家与画评出现 |
三、罗汉图像类型与数量增多 |
四、东亚罗汉图像交流及其特征 |
小结 |
第二章 罗汉信仰文本对图像的生成与型塑 |
第一节 佛典文献与罗汉图像经典化 |
一、《法住记》确立罗汉形象与图像主题 |
二、华严思想影响下的经典图式 |
第二节 民间故事与罗汉图像世俗化 |
一、民间故事中的世俗信仰诉求 |
二、民间罗汉故事的文化特征 |
三、世俗信仰对罗汉图像发展的影响 |
第三节 士人诗文与罗汉图像禅意化 |
一、诗文中的《渡水罗汉图》 |
二、士人禅趣影响下的罗汉画风格 |
第四节 日本、高丽的罗汉信仰文本解读与图像呈现 |
一、日本罗汉经典的三种解读 |
二、日本罗汉信仰特征及对图像的影响 |
三、高丽罗汉信仰与图像特征 |
小结 |
第三章 罗汉图像对信仰的助推与制约 |
第一节 场景空间中罗汉图像配置样式 |
一、图像配置样式与特征 |
二、图像配置的信仰呈现 |
第二节 制作工艺中罗汉图像物质载体 |
一、塑绘材质对信仰的调节 |
二、比例尺寸体现信仰中的等级秩序 |
第三节 图像运用中物质与观念的转化 |
一、观看方式改变信仰神性 |
二、水陆法会中图像对氛围的营造 |
小结 |
第四章 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的传播机制 |
第一节 罗汉图像与信仰的传播者与受众 |
一、作为传播先驱的僧侣 |
二、士人是传播的引领者 |
三、商人的促进作用 |
四、普通民众的传播力量 |
第二节 罗汉图像与信仰的传播媒介 |
一、手工图像摹本 |
二、画样和粉本 |
三、模印和拓本 |
四、文本的传递 |
第三节 从罗汉形貌演变看佛教艺术的多中心传播 |
一、梵僧相罗汉传播以蜀地为中心 |
二、汉僧相罗汉传播以江南为中心 |
三、佛教艺术传播的新空间及其特征 |
小结 |
第五章 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的审美文化交流 |
第一节 从明州罗汉画看东亚地区审美互动 |
一、明州在东亚地区交流中的地位 |
二、明州罗汉画的商业特性和艺术风格 |
三、明州罗汉画体现出的东亚审美交融 |
第二节 禅宗审美在罗汉图像中的体现 |
一、禅宗在东亚的流布 |
二、罗汉图像中的禅宗审美趣味 |
三、东亚地区罗汉画中的禅宗审美继承 |
第三节 东亚地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自觉 |
一、罗汉信仰体现出的东亚文化和谐观与功用观 |
二、东亚地区罗汉图中的民族化与本土化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图版来源 |
致谢 |
附录一:画史文献中关于10至13世纪罗汉画家的记载 |
附录二:现存10至13世纪重要石窟中的罗汉造像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四、为了一方神圣的净土(论文参考文献)
- [1]敦煌石窟回鹘佛教艺术研究[D]. 周晓萍. 兰州大学, 2021
- [2]神性的形象诠释 ——以敦煌和梵蒂冈的造型艺术为例[D]. 刘海宁.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河北金代佛教寺院研究[D]. 郭鹏宇. 河北大学, 2021(02)
- [4]唐宋时期敦煌乾元寺研究[D]. 张亦鸣.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普陀山圣地景观空间叙事及实践[D]. 潘逸炜. 华东理工大学, 2020(08)
- [6]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D]. 李心苑.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7]中国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与进路[D]. 覃江. 南京大学, 2020(04)
- [8]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D]. 邓新航. 东南大学, 2019(01)
- [9]川东北零散隋唐佛教龛窟研究[D]. 徐强.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10]10至13世纪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研究[D]. 张凯. 东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