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尔福公司与浙江岱美公司签署协作协议（论文文献综述）
高鹏[1]（2019）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新科技浪潮的兴起,新一轮产业革命已见端倪,全球先进制造业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此形势下,各个制造业大国为了保持自己世界经济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相继制定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战略规划。美国率先提出了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的国家战略后,德国继而提出了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工业4.0”规划,而英国和日本也不甘落后,纷纷提出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的战略规划。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也提出了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然而,这些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的提出,其本质就是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顶端——核心技术的竞争而设计的。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的当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占,其有效的实现路径之一就是通过国际间的海外并购这一方式来获取。尽管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制造产能,但制造业的总体产业技术水平仍然与发达国家有着一定的差距。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的终极目标。先进制造业如何利用海外并购这一有效途径快速地提高产业核心技术水平,从而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是当下产业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是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和海外并购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该理论中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理论框架准确地描述了全球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和态势,而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则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地位和态势的动态变化。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总体处于中下游地位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先进的产业核心技术本身也是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过程。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判定海外并购战略目标实施的效果,可以为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途径快速提高核心技术的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并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本研究围绕着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途径获取核心技术能力这一议题,在对全球价值链、先进制造业和海外并购进行理论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的动因为切入点,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角度,采用规范分析、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等方法,通过对不同动因驱动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带来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尤其是技术获取动因驱动的海外技术并购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创新效应进行的深入分析,得出关于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核心技术、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相关结论,认为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无论是从获取技术的角度,还是寻求品牌的角度,抑或是扩张市场的角度等,基本上都能够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提高中国先进制造业整体竞争力的目标。然而,从获取产业核心技术也就是全球价值链最顶端的产业关键技术的角度来说,尽管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技术并购的技术溢出效应总体上获得了产业技术的快速提升,实现了技术的追赶效应,但对于产业核心技术的获取和推动技术创新的作用却并不明显。也就是说,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的途径来提高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对于当下处于中低端的中国先进制造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于中国先进制造业获取产业核心技术从而占领全球价值链顶端、实现制造业强国的战略来说,作用却不显着。因此,中国先进制造业想要获得产业核心技术从而突破全球价值链锁定、实现价值链重构,只能自力更生,通过对研发的大力投入进行内生性创新来实现。
李飞[2]（2017）在《基于创新网络的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大国,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大而不强,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如何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与此同时,以获取先进技术为目标的海外并购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产业内核心领军企业恰当的海外并购整合,通过获取全球创新资源对中国本土产业进行研发反馈和技术溢出,如吉利对沃尔沃的并购整合促使中国的民族汽车自主研发能力上一个台阶,万向成功并购整合美国最大锂电池生产企业A123,带动中国本土产业新能源电池与整车的研发。因此,通过海外并购从外部获取战略资源和核心能力,是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然而并购方能否获取“1+1>2”的协同效应,能否真正带动产业技术创新,最终取决于整合。基于创新网络的理论与方法,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从资源配置（Resource Orchestration）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包含资源识别、资源整合、资源利用创新三个阶段的完整的分析框架。在对并购双方的资源相似性与互补性强弱进行资源识别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资源整合策略,通过全球创新网络进行技术和知识的有效转移和配置,最终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本文综合运用理论分析、数学建模、动态仿真、实证分析与案例分析等多种跨学科方法展开研究。理论机理部分,首先,探究了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对产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采用学界广泛研究并最能反映网络位置与创新关系的指标——网络中心度和网络结构洞,研究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整合对产业技术创新的跨层次传导机制。其次,从资源配置（Resource Orchestration）视角出发,深入探究并购双方资源相似性、互补性及其交互作用如何影响上述传导机制,并提出了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设。数学建模部分,基于垄断竞争模型和不完全信息网络博弈模型,构建基于创新网络的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数理模型。求解模型的最优化问题,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利用数学工具为理论框架提供了逻辑推理。动态仿真部分,采用多主体仿真方法、网络分析方法并基于Netlogo仿真软件,探索海外并购整合过程中创新网络路径的生成演化机制,以及进一步影响并购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动态传导机制,弥补了数理模型仅能考察静态网络位置的不足,以动态的、演化的方法看待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发展规律。实证研究部分,通过挖掘Bvd-zephyr等全球权威并购数据库,构建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样本库,采取验证性因子分析、多群组结构方程方法与方差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案例分析部分,选取中国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的典型案例,特别选取汽车制造业的吉利并购瑞典沃尔沃、万向收购美国A123和均胜电子并购德国普瑞三个案例,对其并购后整合带动产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展开系统性分析,基于企业、创新网络、产业多层次,结合国际先进经验以及中国制造业产业海外并购整合的现状案例,得出多维度途经与政策建议。本文力图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能够指导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实践的理论框架,形成从“企业层次-跨层次-产业层次”的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跨层次传导机制研究,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整合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为政府部门制订海外并购政策和产业升级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本文得出研究结论:中国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中,（1）当资源识别为并购双方相似性强、互补性弱时,高整合程度通过提升并购方在创新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促进并购方所在产业技术创新;（2）当资源识别为相似性弱、互补性强时,低整合程度通过提升并购方创新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促进并购方所在产业技术创新;（3）当资源识别为相似性强、互补性强时,适中的整合程度通过提升并购方在创新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促进并购方所在产业技术创新。
胡薇（Valarie Hu）[3]（2017）在《MAN公司总部对在华子公司管理控制的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10年代伊始,新媒体进入迅猛发展时期,整体市场条件和经济环境在全球范围遭遇前所未有的变革,跨国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重海外市场的拓展、建设和维护。与此同时,外资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适应期到成熟期的转变。从二十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陆续续进入中国的外资品牌及外商投资企业,一直视资源整合与优化为提高竞争优势的关键,尤其是以人为企业最大资本、团队即企业最大核心竞争力的咨询类公司,在新媒体的环境下面临巨大挑战和机遇。在资本、知识、智力和决策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环境下,在中国这个经济快速增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中,国际公司如何以高效的管理、行之有效的战略令其在华子公司保持领先的市场地位和持续的竞争力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本案例研究立足于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外企之一、在咨询领域被客户和业界广泛认可的MAN公司,借鉴母公司（总部）对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模式的逻辑,从行业环境、企业行为以及经营绩效三者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证,通过对MAN在中国的子公司于2010年至2016年期间在特定的行业环境下,总部的企业行为包括人事管理、文化渗透和战略调整在各个阶段演变下的观察,以及相应市场业绩的剖析,总结出MAN总部对于其在华子公司采取的一系列战略的可借鉴之处和不足。案例分析将案例按照事件发展节点分成四个阶段,并采集了期间大量的邮件、人事任命书、简报、新闻、公司政策、理念、规定、财务数据、业务信息等一手材料,将母公司（总部）企业行为中汇报机制、文化影响及管理控制作为施加影响的三大自变量,根据四个阶段中被自变量交互作用的因变量即市场业绩的状况和走势,推论出国际公司总部对在华子公司管理和控制与后者业绩存在关联性,并得出母公司（总部）对于中国子公司采取战略行为的决定因素,虽然在各个阶段会有不同,但管理和控制平衡点的把握是致胜关键。案例研究的意义在于为国际公司总部,尤其是咨询行业的国际公司制定对华子公司战略时提供借鉴,即提升中国子公司的市场业绩、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于,总部找到对子公司汇报机制、文化影响及管理控制三方面的关键平衡点,并在此平衡点上制定并施行一系列顺应市场环境变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积极策略。
姬霖[4]（2012）在《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集群，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已经成为不同国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有效组织模式。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集中财力和人力，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法律法规，努力完善着产业集群的发展，更是将产业集群变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国民经济腾飞、带动国民发家致富的源动力。对于吉林省而言，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同样是促使吉林省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吉林省产业集群发展历史悠久，有着良好的资源基础和工业基础。在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后，着力打造并建成了资源型工业产业集群和重型工业产业集群，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提倡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又一次机遇出现在了全省企业面前。本文以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对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态势、集群竞争力进行了研究。在系统梳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论文在详细介绍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的基础上，借助文献研究法对国外与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概念、产业集群的分类、产业集群形成机制、产业集群竞争力来源机理、产业生命周期与竞争力、产业集群政策与竞争力、产业集群治理与竞争力以及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方法等内容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整理。可以借鉴用来研究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理论众多，根据论文未来研究的主要内容，论文重点介绍了亚当斯密的分工协作理论、马歇尔的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与产业集群理论、前苏联的地域生产综合体与增长极理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与产业集群理论和波特的竞争优势与产业集群理论。这些内容为论文分析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建立理论依据。其次，论文采用比较分析法剖析了国内外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通过对国外八个着名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的介绍，总结国外汽车产业集群在培育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启示，认为虽然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方式各有不同，但汽车工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集群；在向“模块集约地”逐步转化的过程中，汽车产业集群体现出更加显着的联合行动效应。与此同时，论文借助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就我国六大汽车产业集群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分别概括我国六大汽车产业集群基本状况的基础上，比较近三年我国六大汽车产业集群的相关数据，并对各个集群的优势与劣势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进而总结了我国汽车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规模效益较差、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投资主体多元化导致生产主体多元化，进而导致集群内企业竞争大于合作。然后，论文构建了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该指标体系对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评价。论文对构成我国六大汽车产业集群的省份进行（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评价，从定量的角度衡量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水平。研究发现，吉林、天津、上海、湖北、广东和四川六个省、市的汽车产业集群规模适当，（综合）技术效率表现为有效；而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和山东六个省份的（综合）技术效率低于平均值0.972，且规模效率也只是接近于1，即它们的（综合）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同时，在评价的过程中，由于各省相关指标是省内不同相关企业指标的合计数，因而可能会导致评价结果对各省汽车产业集群内的不同企业缺乏有针对性的评价，所以论文又从我国汽车生产企业中抽取有代表性的十五家汽车生产企业为样本，这里包含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企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将其相关原始数据代入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分析其（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进而综合评价样本企业的绩效，达到有针对性地比较吉林省汽车生产企业绩效水平的目的，从多角度定量地评价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厦门金龙集团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表现较好，且规模效率有效；而东风汽车公司、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低于均值0.860。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总体有效性差不仅是由于其纯技术效率较差，同时规模效率也只是接近于1，而未达到规模效率最优。和样本中的其他企业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内资企业往往在纯技术效益上表现较差；而合资企业由于其技术的先进性及资金的充沛，往往表现出来的是纯技术效率较好且规模效率也较好。这就同样要求我们内资企业在重视投入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以达到总体有效性最优。最后，论文提出提升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可借鉴的措施，即通过提高产业集群内汽车生产企业（综合）技术效率水平、提高集群内汽车生产企业纯技术效率水平、提高集群内核心企业绩效水平，进而提升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
曹永琴[5]（2012）在《上海汽车研发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文中研究说明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的汽车大国,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汽车产业集群研发中心雏形逐渐显露。2000—2009的十年间中国汽车产业迅猛发展,汽车产业产值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产量年均复合增长率21%,而销售额年均复合增长率更是高达37%。中国汽车产业的高速增长吸引了一大批国际知名汽车厂商扎根中国,中国汽车研发事业也随之快速发展。上海作为中国汽车产业的桥头堡,正在以其地理、人才、制度环境和汽车产业集群等独特优势吸引着一大批汽车研发中心,一个崭新的国际汽车研发中心崭露头角。
王仁荣[6]（2012）在《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的主题是跨困公司跨境并购及其法律问题。跨国公司虽不是传统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实体,但跨国公司以集团公司的组织结构呈现并从事民商事活动已经得到广泛承认。跨国公司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发挥着巨大影响力。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五彩缤纷,涌现诸多新现象,带来很多法律问题,亟需从法律层面予以分析,进而实行有效监管。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企业海外并购发展迅速。我国需要培育走向世界的跨国公司,完善境外投资法律,建立风险风范体系,为扮演好国际投资大国的新角色做好准备。本文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四个部分。本文第一部分集中论述跨国公司及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主要法律问题。跨国公司通常不为公司法研究所关注,多数学者认为跨国公司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实体。但是跨国公司作为拥有特殊组织结构的集团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民商事活动,并且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各自独立的分支机构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法主体也部分地得到了承认。因此对跨国公司进行法律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跨国公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市场扩张和国际分工的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跨国公司已经从多国公司发展到全球公司,甚至无国籍公司。跨国公司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跨国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进步。从19世纪中期单一工厂为主体,到19世界末期大量企业联合体涌现,关于公司的理念实现了从崇尚竞争到追求合作,从排斥垄断、拒绝联合,到允许公司合并、允许股票发行、允许控股公司设立的巨大转变,这些转变都离不开法律的调整与适应。正因为此1889年美国新泽西州公司法变革成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变革之一。然而,跨国公司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造成了全球性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贫富悬殊、腐败、技术壁垒等一系列新问题。跨国公司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挑战,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跨国公司的发展也给公司与股东相区别的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和股东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等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带来了巨大挑战,以跨国公司不是公司法上的法律实体为定论而忽视跨国公司法律研究已不合时宜。因此,本文研究了各国有关跨国公司的立法,构成跨国公司整体性的特殊法律结构,跨国公司与各利益攸关方的法律关系,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利益冲突,以及跨国公司如何承担其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法律问题,并建议与时俱进,在公司法修订时考虑增加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相关条文。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跨境并购。一般而言,公司的经济扩张主要通过内部有机增长（organic growth）和外延扩张增长（external growth）来实现。兼并和收购是外延增长的主要途径。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使得跨境并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FDI）的重要手段。由于税务原因和各国公司法的不统一,跨境收购成为跨境并购的绝对主体,而跨境兼并则少有发生。跨国公司往往根据投资东道国的政治环境、经济水平和外资政策等因素,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和手段,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外投资,这些方式和手段包括绿地投资（Green-field）、跨境并购、非实体制造（NEM）、内部贸易、战略投资和战略联盟等,不同的方式和手段会带来不同的法律问题和监管难度。跨境并购之所以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因为科技进步、信息化、金融创新、投资自由化、监管宽松化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一旦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与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不相契合,跨国公司的投资就可能给东道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及其他投资手段加强法律监管是非常必要的。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经历了六次发展浪潮,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也带来了新的法律挑战。研究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适用、管辖权冲突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法律问题,可以帮助跨国公司有效实施跨境并购,同时减少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负面影响。本文第二部分着重研究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最新动向,并针对其产生的法律问题展开深入分析。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跨境并购的主动力、跨境并购规则的制定者和跨境并购新理念的践行者。跨国公司在跨境并购实践中,在投行、并购律师的出谋划策下,不断尝试新的模式、方法、工具和手段,游走在法律制度和政府监管的边缘,既推动了投资贸易的全球化,又带来了极大的监管难题。这些新的发展动向包括特殊目的公司（SPV）的使用、国有跨国公司（SOE）大举进军跨境并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参与、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跨境并购的制约和企业社会责任（CSR）在跨境并购中的作用等。特殊目的公司（SPV）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密不可分。跨国公司设立SPV是为了分散投资风险、方便后续资产重组、避税、规避监管、规避市场准入限制等。因此,SPV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灵活机动地开展并购活动并规避风险至关重要,但是,SPV也会带来逃避监管、逃避跨国公司法律责任、损害其他利益相关方利益等极大风险。考虑到SPV的离岸性质,有必要建立起国际社会、跨国公司母国、跨国公司投资东道国、跨国公司上市地国和离岸公司管辖地国等协同作用的监管网络,从公司法、证券法、金融法等多角度实施监管。SPV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得益于境内资本绕道海外红筹上市即境外上市,以及国际资本通过可变利益实体（VIE）进入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等行业，这些行业往往监管严格,对外资进入设置准入限制。红筹上市涉及外汇、税收、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而VIE则是法律的灰色地带。VIE能够给国内的新兴产业和创业企业带来亟需的资金和管理技能,但也可能带来市场准入、产业安全、监管不力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因此,必须加大对SPV和VIE的法律研究力度,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监管法规,在确保利用好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的同时,减少其逃避监管的风险。国有跨国公司（SOE）的跨境并购是近几年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有跨国公司的崛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并购受到西方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东道国的质疑和抵触。国有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带来的法律和监管问题,包括公司治理、公平竞争、国家安全等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国有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也不容小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在跨境并购中的地位举足轻重。PE不仅参与很多全球性大规模并购,PE自身也独立进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跨境并购。PE在全球跨境并购市场中发挥着参与并购以及为并购融资的双重作用。PE作为战略投资者和金融投资者而非产业投资者,决定了PE发起并购和参与并购的真正目的是投资套利。这种短期套利行为可能会对被并购企业和东道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因此需要分析其利弊,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对PE的监管。中国PE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是相关法律制度仍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中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影响是并购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FCPA将反腐败和会计准则的要求延伸到目标公司并购前的运作,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并购公司的法律风险。因此,跨国公司不仅要在尽职调查中进行专门的FCPA调查,还要在并购完成的同时,将合规制度和系统植入并购目标公司,并经常性地进行审计和评估。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也应该将合规和反腐败作为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建立良好的合规系统,防止自身以及公司的关联方陷入腐败泥潭,遭致不必要的处罚。近年来,跨国公司越来越关注企业社会责任（CSR）。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出现在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和使命中,也贯穿于跨国公司的管理、运作、品牌推广以及供应链的所有环节。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强制性的“软法”在国际投资领域的作用日益显着,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国际及各国投资政策越来越多地体现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融合,企业社会责任与国际和各国的投资贸易法律、国际惯例等“硬法”的相互作用,共同规范着跨国投资和跨境并购行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进行跨境并购已经无法回避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扶贫脱困、减少人道主义灾难、减少腐败、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等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严格要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也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中国企业必须树立责任投资的意识,改变自身只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负面形象,不仅为国家的发展寻求资源、技术和市场,也要为东道国创造价值,赢得东道国的民心。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出现的诸多问题需要进行法律规制。本文第三部分系统研究了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体系以及政府实施跨境并购监管的主要法律制度。由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跨国性,其法律规制需要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领域同时进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已经初步形成从东道国到国际社会的规制体系,但这离真正的全球规制体系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一初步体系主要由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多边机构）、双边组织、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等国际法主体所组成,即所谓多边机制、双边机制和单边机制。多边机制包括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等）、区域性国家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TPP等）建立的监管法律制度。双边机制是由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T）所建立的规制体系。单边机制主要是由各国基于其国家主权,按照其竞争法规、国家安全法规、市场准入法规以及贸易或金融等政策法规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进行的法律规制。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跨境并购规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总体仍不尽人意。近年来,国际及各国的外国投资政策出现了很多新发展,总体呈现投资自由化以及投资保护和限制此消彼长的现象,即发展中国家总体更为开放和自由,局部出现限制和保护,而发达国家则出现保守和限制的趋势。这一变化的主要背景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对外投资趋缓,反之,发达国家的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发展中国家公司的并购目标,导致发达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势力抬头。鉴于中国既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大国,也是对外直接投资（ODI）的大国,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备受关注。中国应该在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方面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中国也应该加强投资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依照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对外资并购和海外投资进行有效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审查是跨国公司跨境并购面临的第一道门槛,也是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彰显。全球市场准入政策法规的走向,体现为东道国在总体宽松的大背景下,对关键产业诸如资源、能源、农业、金融、运输等行业以及东道国冠军产业保护加强的趋势。市场准入限制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和隐蔽,例如控股权要求、外销比例要求、技术转让要求、额外税负、税赋减免等。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前的市场准入风险是投资保护和投资壁垒,而在并购完成后则是国有化的风险。国有化对跨境并购的影响不容小觑,而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实施的“国有化”则是临时性干预措施,具有其特殊性。中国的市场准入政策主要体现在每过若干年修订一次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新版《投资目录》开放了更多的投资领域,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需要在改进市场准入制度方面注重投资便利化,提高透明度,尽可能多地体现国民待遇原则。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即经营者集中审查,是各国竞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权国家维护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法律武器。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由于其交易的跨国性,可能同时面临多个国家的反垄断审查。虽然反垄断执法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全球范围统一反垄断法的努力仍在继续,一个标准化的、统一的国际反垄断法仍遥不可及。各国反垄断法的差异,给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更是给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带来巨大挑战。而反垄断审查正在论为一些主权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保护本国企业免受外国企业竞争的保护工具,这就给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染上了政治色彩。中国实施反垄断审查的历史很短暂,但中国已经成为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的主角,一些着名案例如可乐—汇源收购案、英博—百威收购案等举世瞩目。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反垄断审查的细则,统一执法标准,并积极开展反垄断审查的国际合作。对外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国家越来越多,就连对外国投资一向非常宽松的美国,也时常祭起国家安全审查的大旗,力图维持美国经济、科技和军事的霸主地位。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由于规模大、影响深远,更容易触发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由于缺乏透明度和客观标准,国家安全审查很可能演变为投资保护主义的工具。鉴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时常进入东道国敏感性行业,如资源、电信、基础设施、金融等,在进行投资决策前,我国企业更应对东道国政府的安全审查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和防范。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由于实施细则、审查程序等的不清晰,外资对我国国家安全审查普遍存有疑虑。本文第四部分主要研究如何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防范海外并购的风险,建立健全中国海外并购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再上新台阶。研究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的目的,在于总结跨国公司这一典型跨境并购主体的并购实践,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同时,研究各国跨境并购法律规制的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因此本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剖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建立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扶持我国跨国公司包括国有跨国公司和民营跨国公司的海外并购,建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制度提出建议。“十二五”《规划刚要》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对外开放由“吸收外资为主”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发展迅速,我国企业参与海外并购的数量、规模、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海外并购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多风险也随之而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一些突出问题,诸如并购主体多为国有企业；并购产业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领域；并购执行不符合国际标准；并购整合成功率不高等。加之投资保护主义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死灰复燃,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虽然前景光明,但道路曲折。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强境外投资的制度建设,鼓励我国跨国公司,包括国有和民营公司拓展海外市场,保障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我国的跨国公司与全球跨国公司相比差距还很大,当务之急是培育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引入国际通行的财务规则,保持透明度,遵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肩负国际义务和责任。我国跨国公司要研究跨境并购的系统性风险,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我国跨国公司要努力成为创新型、品牌化、合规性的国际化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投资者角色：帮助东道国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帮助我国攀登全球价值链（GVC）的高峰。
申昊[7]（2012）在《论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及其协调》文中指出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重叠,是指对发生在一国境内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在内国用本国反垄断法规制的同时,一些外国国家认为此行为对其本国经济发展或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依其本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制度也对此行为进行规制,从而出现若干国家反垄断法律的域外适用效力对同一案件叠加适用的现象。管辖权的域外延伸、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有效协调方式的缺失是形成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内国反垄断法效力与外国域外适用效力的重叠和外国域外适用效力相互之间的重叠,具体内容有管辖权的重叠、案件调查审理的重叠、结论和处罚的重叠,这些重叠得不到合理解决可能形成国家利益、管辖权和适用过程中的各种冲突,给行为人、其他经营者造成不便,还会损害内国的经济主权,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目标的需要、反垄断法自身完善的需要,因此要对域外适用重叠进行协调。各国通过在本国反垄断立法中制定自制规则,积极进行双边、多边协作和区域性协作,也为建立国际统一反垄断法做大量努力。我国应当首先完善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立法,规定合理管辖原则和礼让原则,明确应对适用重叠的解决方法,完善域外适用制度的执行制度；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为建立能够在国际统一适用的解决方法努力。
刘进[8]（2011）在《反垄断软性执法研究》文中认为为了落实复杂的反垄断任务,各国在司法诉讼和行政强制执法方式之外,设计出一系列特殊的反垄断软性执法方式,如指导、建议、劝告、协商等。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日本、欧盟等,这种软性执法的使用频率甚至已超过司法诉讼和强制性行政执法,占据了反垄断执法的主流地位。反垄断软性执法即一国反垄断法专门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不直接运用国家强制力,而通过指导、许诺、揭露、协商等方式,于事前对垄断行为予以预防,或于事中形成对垄断行为的控制,或于事后对垄断行为加以修正的执法方式。反垄断软性执法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回应型执法方式,与其它反垄断执法方式之间的界限在于“未直接运用国家强制力”。在反垄断软性执法中,尽管各国采取的具体措施有所不同,但是基本都涉及到指导、许诺、揭露激励、协商等方式的运用。反垄断软性执法产生于公域之治转型的背景之下。公域之治由国家管理模式向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带来了行政执法方式的改变,也为反垄断软性执法提供了发展契机。反垄断问题的复杂性、专业性,要求专门的执法机构来处理反垄断事务,反垄断独立经济管制机构应运而生,为反垄断软性执法提供了主体条件。反垄断软性执法对于传统行政执法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反垄断软性执法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反垄断法律规则的解释不再是决策式而是指导式；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裁量采取商谈、接受承诺、宽恕等方式进行,是一种交往理性下的执法裁量,这种裁量方式注重权力的非单向性,表现为一种“暂时性共识”,基于主体间的认同而获得正当性。反垄断软性执法对于一种垄断行为的处分不是事后的责任追究而是事中的直接规制,即将垄断行为纳入监督视野,并对行为进行长期监控与调整以趋利避害。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是软性执法的正当性基础。尽管法律都或多或少体现出不确定性特点,但是这一特征在反垄断法中尤为突出。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集中表现在反垄断诉讼判决中充斥着大量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反垄断双语”（antitrustdouble-talk）。反垄断法律规则特有的模糊性、合理分析原则在反垄断案件中的广泛运用、反垄断法目的的多元化矛盾,以及反垄断经济学的复杂性使反垄断法不确定性超出了一般法律的不确定性,其法律属性甚至因此而遭到质疑。最优法律理论、不完备法律理论、执法激励理论等都早已证明,在法律不确定的状态下,行政执法相对于司法执法更具合理性。这意味着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执法,反垄断软性执法比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更具优势。与非软性执法相比,反垄断软性执法体现出非裁判性、非制裁性、协商性、过程性、参与性的优势,能使具有特殊不确定性的反垄断法得到更为合理的适用。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法律体系中,如果采取对法条进行强制适用的执法方式,不仅难以实现反垄断法的任务与目的,其法律的正当性也无从体现。因此可以说,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为软性执法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而反垄断软性执法又有利于促进反垄断法正当性的实现。反垄断软性执法遭受的最大质疑是可能损害相关主体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因此,有必要为其设立一定的监督机制。对于行政裁量权的监督方式主要有三种：立法控制、程序控制与司法审查。针对协议裁决这种典型的反垄断软性执法,尽管美国选择了司法审查监督的方式,但法院基于自身的局限性而不愿对政府作出的协议裁决进行过多干涉,表现出对行政自由裁量的充分尊重。司法审查中的“公示—评论—解释”程序为各种相关利益提供了表达、抗辩的“论坛”（forum）,其实质是对以程序控制行政裁量权的回归。这种程序控制与正式的行政程序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种事后的程序控制,保障了协议裁决的非正式性,又能形成对执法过程的威慑,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已逾两年,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公共执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在执法实践中颁布的反垄断指导性规则体现了其作为一种软性执法方式的参与性,发挥了解释反垄断法、对市场行为进行指导的功能,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商务部在反垄断法执法初期就已开始顺应软性执法的潮流,重视协商方式在执法中的运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经营者集中商谈制度。在没有司法审查的背景下,我们还应进一步完善公示与听证制度以加强对经营者集中商谈制度的监督。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经营者承诺制度,并未体现其作为一种软性执法应具有的协商性、参与性与过程性。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未来设计中应当对适用对象、资格要件、减免标准的内容予以明确。
舒天之[9]（2011）在《基于中国汽车产业的产业链纵向关系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链纵向关系治理是指处于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对上下游企业的纵向关系的选择和安排,例如选择由市场机制完成交易,还是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实现内部交易和科层管理,或者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型治理。企业在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实施产业链纵向关系治理,反过来,所形成的治理关系又影响着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本文以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模型为理论基论,以中国汽车产业为研究对像,通过模型分析和案例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论述了汽车产业中的“零部件-整车”环节的纵向关系治理现状及内在形成机制。理论模型方面,本文在应用交易费用理论的经典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企业能力理论等其它学说进行扩充和调整,并对原先的静态比较分析方法加以改进,构建了关于时间变量的动态演化模型。在具体对像研究方面,本文将上述模型与汽车产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针对性的研究框架,并以之为分析工具对我国汽车产业的两大主要类型企业：国有合资企业和自主发展企业的纵向关系治理现状和形成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和案例实证。本文得出结论认为：在零部件关键度和企业规模两大因素的影响下,“零部件-整车”环节的纵向关系呈现出一个动态变化的中心-外围模式。合资模式下的纵向关系治理偏离了这一最优模式,而自主发展模式下的企业则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与该模式较强的契合度,并且因此在自主创新和带动零部件发展方面有着优异表现。
田建勋[10]（2010）在《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全球采购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也越快。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更高要求,促使企业把自己的经营触角伸向国外以利用国外企业的优势和资源为自身生存发展提供支持。很多国际企业、国际学术界都在倡导跨国企业在供应链概念下建立全球采购体系以期建立全球合作关系,这是全球采购在全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全球采购成为了绝大多数跨国企业最重要的显着的活动之一,它也是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全球采购及供应链的相关理论和基本原理,然后系统分析的角度对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的采购现状进行了阐述,并对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制定和实施全球采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在此基础上对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的全球采购战略运用SWOT分析方法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并最终针对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的自身特点提出了如何制定全球采购策略,如何实施全球采购策略。
二、德尔福公司与浙江岱美公司签署协作协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尔福公司与浙江岱美公司签署协作协议（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与局限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局限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2.1.2 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 |
| 2.1.3 全球价值链“经济租”的产生和分布 |
| 2.1.4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
| 2.1.5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及路径 |
| 2.1.6 全球价值链评述 |
| 2.2 先进制造业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先进制造业内涵 |
| 2.2.2 先进制造业的特征和分类 |
| 2.2.3 中国先进制造业基本分类 |
| 2.3 海外并购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海外并购的内涵 |
| 2.3.2 海外并购理论 |
| 2.3.3 海外并购的历史 |
| 第3章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的态势 |
| 3.1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史进程 |
| 3.2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 |
| 3.2.1 数量和金额齐飞 |
| 3.2.2 第二产业为主,细分行业增多 |
| 3.2.3 区位不断拓宽 |
| 3.2.4 民营企业队伍不断壮大 |
| 3.3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趋势 |
| 第4章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分析 |
| 4.1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一般动因 |
| 4.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动因分析 |
| 4.2.1 技术获取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 4.2.2 市场扩张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 4.2.3 多元化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 4.2.4 品牌获取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 4.2.5 全球价值链重构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 4.3 中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分析 |
| 4.3.1 并购背景 |
| 4.3.2 案例介绍 |
| 4.3.3 案例分析 |
| 4.3.4 并购的评价 |
| 4.4 中国先进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的趋势 |
| 第5章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技术效应分析 |
| 5.1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的效应 |
| 5.1.1 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
| 5.1.2 海外并购技术整合协同效应 |
| 5.1.3 海外并购技术创新效应 |
| 5.2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
| 5.2.1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技术并购基本情况 |
| 5.2.2 海外并购整合模式 |
| 5.2.3 上汽集团收购罗孚案例分析 |
| 5.3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创新效应分析 |
| 5.3.1 中国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基本情况 |
| 5.3.2 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绩效评价 |
| 5.3.3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6章 结论和研究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基于创新网络的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关键概念论述 |
| 1.2.1 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 |
| 1.2.2 并购整合 |
| 1.2.3 创新网络 |
| 1.2.4 产业技术创新 |
| 1.2.5 资源配置(Resource Orchestration) |
| 1.3 研究目标、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1.4.3 技术路线 |
| 2 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研究综述 |
| 2.1 资源配置视角下的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企业技术创新 |
| 2.1.1 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程度与企业技术创新 |
| 2.1.2 基于资源相似性与互补性的并购整合与企业技术创新 |
| 2.1.3 资源配置视角下的海外并购整合与企业技术创新 |
| 2.2 基于创新网络嵌入与网络动力学的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 |
| 2.2.1 基于创新网络嵌入理论的企业合作行为与产业技术创新 |
| 2.2.2 围绕网络动力学的产业创新网络动态演化机制 |
| 2.2.3 围绕创新网络位置的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 |
| 2.3 围绕产业技术创新界定的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研究 |
| 2.3.1 基于中国制造业现状的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现状的研究 |
| 2.3.2 产业技术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 |
| 2.3.3 并购方企业海外并购整合对产业的溢出效应研究 |
| 2.4 现有文献评述 |
| 3 基于创新网络的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 |
| 3.1 基于创新网络的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 |
| 3.1.1 基于创新网络中心度的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传导 |
| 3.1.2 基于创新网络结构洞的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传导 |
| 3.2 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假设提出 |
| 3.2.1 资源识别为相似性强、互补性弱的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 |
| 3.2.2 资源识别为相似性弱、互补性强的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 |
| 3.2.3 资源识别为相似性、互补性均强的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 |
| 3.3 本章小结 |
| 4 基于创新网络的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数理模型 |
| 4.1 模型基本框架 |
| 4.2 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刻画与均衡解 |
| 4.2.1 基于资源相似性、互补性的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刻画 |
| 4.2.2 全球创新网络的中心度与结构洞刻画 |
| 4.2.3 基于创新网络的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刻画 |
| 4.3 比较静态分析 |
| 4.3.1 基于全球网络中心度的并购整合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
| 4.3.2 基于全球网络结构洞的并购整合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基于创新网络的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动态仿真 |
| 5.1 多主体动态仿真方法简介 |
| 5.2 仿真实验环境与行为规则 |
| 5.3 仿真虚拟程序与仿真流程图 |
| 5.4 仿真实验参数设置 |
| 5.5 仿真实验结果分析 |
| 5.5.1 相似性强、互补性弱的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传导的仿真结果分析 |
| 5.5.2 相似性弱、互补性强的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传导的仿真结果分析 |
| 5.5.3 相似性强、互补性强的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传导的仿真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创新网络的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
| 6.1 样本和数据 |
| 6.2 变量测度 |
| 6.2.1 样本分群组标准:资源相似性与互补性 |
| 6.2.2 产业技术创新 |
| 6.2.3 创新网络构建与测度 |
| 6.2.4 整合程度 |
| 6.2.5 控制变量 |
| 6.3 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与效度检验 |
| 6.4 多群组结构方程路径设置与模型修正 |
| 6.4.1 结构方程路径设置 |
| 6.4.2 结构方程模型修正 |
| 6.5 多群组结构方程实证结果 |
| 6.6 基于资源配置视角的方差分析(ANOVA)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基于创新网络的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案例分析 |
| 7.1 吉利并购瑞典沃尔沃 |
| 7.1.1 吉利并购瑞典沃尔沃背景 |
| 7.1.2 吉利并购瑞典沃尔沃资源联系性分析:资源互补性强相似性弱 |
| 7.1.3 吉利并购瑞典沃尔沃整合策略分析:低度整合程度 |
| 7.1.4 吉利并购整合瑞典沃尔沃后全球网络位置分析 |
| 7.1.5 吉利并购整合瑞典沃尔沃对产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
| 7.2 均胜电子并购德国普瑞 |
| 7.2.1 均胜电子并购德国普瑞背景 |
| 7.2.2 均胜电子并购德国普瑞资源联系性分析:资源相似性强互补性弱 |
| 7.2.3 均胜电子并购德国普瑞整合策略分析:高度整合 |
| 7.2.4 均胜电子并购整合德国普瑞后全球网络位置分析 |
| 7.2.5 均胜电子并购整合德国普瑞对产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
| 7.3 万向并购美国A123 |
| 7.3.1 万向并购美国A123背景 |
| 7.3.2 万向并购美国A123资源联系性分析:资源相似性强互补性强 |
| 7.3.3 万向并购美国A123整合策略分析:适中整合程度 |
| 7.3.4 万向并购整合A123后全球网络位置分析 |
| 7.3.5 万向并购整合A123后对产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
| 7.4 案例间横向对比 |
| 8 总论 |
| 8.1 研究路线与主要结论 |
| 8.1.1 研究路线总结 |
| 8.1.2 研究主要结论 |
| 8.2 理论进展与现实意义 |
| 8.2.1 理论进展 |
| 8.2.2 现实意义与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8.3.1 研究局限 |
| 8.3.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3）MAN公司总部对在华子公司管理控制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对象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相关理论观点 |
| 1.3.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MAN情境及总部对中国子公司管理和控制行为 |
| 2.1 MAN公司概况 |
| 2.1.1 MAN中国子公司简介 |
| 2.1.2 中国业务 |
| 2.2 MAN公司汇报机制及组织架构 |
| 2.3 阶段大事件梳理 |
| 2.3.1 第一阶段(2010年8月-2012年12月)三足鼎立时代之祥和 |
| 2.3.2 第二阶段(2012年12月-2013年2月)空降催化独立大区联席汇报 |
| 2.3.3 第三阶段(2013年2月-2014年5月)OneChina是必然 |
| 2.3.4 第四阶段(2014年5月-2016年12月)MAN中国迎来改朝换代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MAN总部对中国子公司管理和控制行为分析 |
| 3.1 为什么打破三角形的稳定结构(第一阶段) |
| 3.1.1 第一阶段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分析 |
| 3.1.2 空降令人事结构失去平衡 |
| 3.1.3 “中国通”外籍高层更易实现总部集权 |
| 3.1.4 区域相对独立维护平衡 |
| 3.1.5 总部适度放权有利平稳业绩 |
| 3.2 管理层更迭对业绩负面影响(第二阶段) |
| 3.2.1 第二阶段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分析 |
| 3.2.2 激进的结构调整带来不适应性 |
| 3.2.3 总部新文化政策力促业绩增长 |
| 3.2.4 新战略在动态市场下存在风险 |
| 3.2.5 波动的业绩回应总部调控 |
| 3.3 总部加强施政力度影响独立大区(第三阶段) |
| 3.3.1 第三阶段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分析 |
| 3.3.2 联席汇报彰显管理弊端 |
| 3.3.3 总部文化战略带来业绩的正面影响 |
| 3.3.4 独立大区不可协调之矛盾 |
| 3.3.5 市场表现未能匹配战略地位 |
| 3.4 One China一把手独舞难控(第四阶段) |
| 3.4.1 第四阶段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分析 |
| 3.4.2 回归亚太是王道 |
| 3.4.3 战略理念高度统一正面影响业绩 |
| 3.4.4 资源整合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
| 3.4.5 反思One China的是非功败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借鉴和启示 |
| 4.1 案例研究的价值和借鉴的意义 |
| 4.2 总部对海外子公司战略管理的讨论与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2.1 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的研究状况 |
| 2.1.1 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状况 |
| 2.1.2 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研究状况 |
| 2.1.3 国外学者对汽车产业集群与竞争力的研究状况 |
| 2.2 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的研究状况 |
| 2.2.1 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状况 |
| 2.2.2 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研究状况 |
| 2.2.3 国内学者对汽车产业集群与竞争力的研究状况 |
| 第3章 产业集群的基础理论概述 |
| 3.1 亚当·斯密的分工协作理论 |
| 3.2 马歇尔的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理论 |
| 3.3 韦伯的工业区位与产业集群理论 |
| 3.4 前苏联的地域生产综合体与增长极理论 |
| 3.5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与产业集群理论 |
| 3.6 波特的竞争优势与产业集群理论 |
| 第4章 国内外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
| 4.1 国外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启示 |
| 4.1.1 国外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 |
| 4.1.2 国外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的启示 |
| 4.2 国内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
| 4.2.1 长三角汽车产业集群 |
| 4.2.2 珠三角汽车产业集群 |
| 4.2.3 环渤海汽车产业集群 |
| 4.2.4 东北汽车产业集群 |
| 4.2.5 华中汽车产业集群 |
| 4.2.6 西南汽车产业集群 |
| 4.3 国内汽车产业集群的不足剖析 |
| 4.3.1 规模效益较差 |
| 4.3.2 技术水平有待进一步发展 |
| 4.3.3 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
| 4.3.4 投资主体多元化导致生产主体多元化 |
| 4.3.5 区域内企业竞争大于合作 |
| 第5章 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 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目标的界定 |
| 5.2 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体系中相关指标的分解 |
| 5.3 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5.3.1 相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原则 |
| 5.3.2 可预测性原则 |
| 5.3.3 科学性与完备性相结合的原则 |
| 5.3.4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 |
| 5.3.5 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 |
| 5.4 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要求 |
| 5.4.1 产业集群边界的确定 |
| 5.4.2 数据的取得及可靠性评价 |
| 5.4.3 评价指标筛选和处理 |
| 5.5 评价体系中输入输出指标的设置 |
| 第6章 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 |
| 6.1 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综合）技术效率评价 |
| 6.1.1 样本界定及相关基础数据的获取 |
| 6.1.2 样本省份（综合）技术效率评价 |
| 6.2 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评价 |
| 6.2.1 总体有效性的分解 |
| 6.2.2 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纯技术有效性识别 |
| 6.2.3 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规模有效性分析 |
| 6.3 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核心企业竞争力评价 |
| 6.3.1 样本界定及相关基础数据的获取 |
| 6.3.2 核心企业（综合）技术效率评价 |
| 6.3.3 核心企业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评价 |
| 第7章 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对策 |
| 7.1 提高集群内汽车生产企业（综合）技术效率水平 |
| 7.1.1 集群内汽车生产企业绩效评价 |
| 7.1.2 提高集群内汽车生产企业（综合）技术效率水平 |
| 7.2 提高集群内汽车生产企业纯技术效率水平 |
| 7.2.1 重复评价有效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水平 |
| 7.2.2 结合参照样本，分析“改进目标值” |
| 7.3 提高集群内核心企业绩效水平 |
| 7.3.1 提高集群内核心企业（综合）技术效率水平 |
| 7.3.2 提高集群内核心企业纯技术效率水平 |
| 7.3.3 提高集群内核心企业综合绩效水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5）上海汽车研发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1. 危机后汽车研发中心相继落户上海 |
| 2. 上汽集团“大研发体系”初步形成 |
| 3. 环保与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研发逐渐兴起 |
（6）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二、境内、外研究动态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部分 跨国公司及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章 跨国公司及其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影响 |
| 一、跨国公司的界定 |
| 二、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
| 三、跨国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 |
| 第二节 跨国公司理论 |
| 一、跨国公司主要理论流派 |
| 二、跨国公司理论的法律因素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立法 |
| 一、跨国公司(集团公司)对传统法律的挑战 |
| 二、境外跨国公司立法 |
| 三、中国关于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相关立法 |
| 第四节 跨国公司的主要法律问题 |
| 一、跨国公司的法律地位 |
| 二、跨国公司的法律结构和法律关系 |
| 三、跨国公司的公司治理 |
| 四、跨国公司的法律管辖冲突 |
| 五、跨国公司的法律责任 |
| 六、跨国公司的其他法律问题 |
| 第二章 跨境并购与跨国公司投资战略 |
| 第一节 并购与并购整合 |
| 一、并购的界定 |
| 二、并购的基本类型 |
| 三、并购整合 |
| 第二节 并购理论 |
| 一、西方主要并购理论 |
| 二、关于三种并购类型的理论 |
| 三、并购是否创造价值 |
| 第三节 跨境并购特点与驱动力 |
| 一、跨境并购的界定 |
| 二、跨境并购的特点 |
| 三、跨境并购的驱动力 |
| 第四节 跨境并购与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 |
| 一、跨境并购与国际直接投资 |
| 二、跨境并购与绿地投资 |
| 三、跨境并购与跨国公司非实体制造(NEMs) |
| 四、跨境并购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 |
| 第三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跨境并购的历史回顾 |
| 一、并购的六次浪潮 |
| 二、跨境并购的发展轨迹 |
| 第二节 跨境并购的现状、特点和趋势 |
| 一、跨境并购的现状 |
| 二、当代跨境并购的主要特点 |
| 三、跨境并购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是跨境并购的主体 |
| 一、跨国公司是跨境并购的产物 |
| 二、跨国公司是跨境并购的主角 |
| 三、跨国公司是跨境并购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
| 第四节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管辖冲突及争端解决 |
| 一、关于兼并与收购法 |
| 二、跨境并购的准据法之选定 |
| 三、跨境并购的管辖权冲突 |
| 四、跨境并购的争端解决机制 |
| 第二部分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新动向及其法律分析 |
| 第四章 特殊目的公司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特殊目的公司(SPV)界定与地位 |
| 一、SPV的界定 |
| 二、SPV的法律地位 |
| 第二节 特殊目的公司(SPV)跨境并购的意义 |
| 一、SPV的经济意义 |
| 二、SPV的法律意义 |
| 第三节 可变利益实体(VIE模式)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一、VIE模式的由来 |
| 二、VIE模式进入中国 |
| 三、VIE模式的结构 |
| 四、VIE模式的法律问题及风险防范 |
| 第四节 离岸公司的监管 |
| 一、离岸公司跨境并购的国际监管 |
| 二、欧盟和美国对离岸公司的监管 |
| 三、离岸公司注册地的监管 |
| 四、中国对离岸公司的监管 |
| 第五章 国有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国有跨国公司解析 |
| 一、国有跨国公司界定 |
| 二、早期国有跨国公司与当代国有跨国公司的比较 |
| 三、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体 |
| 第二节 国有跨国公司重上历史舞台 |
| 一、国有跨国公司势头强劲 |
| 二、发展中国家国有跨国公司异军突起 |
| 三、国有跨国公司业务多元化 |
| 四、国有跨国公司成为争议焦点 |
| 第三节 国有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 |
| 一、公司治理问题 |
| 二、市场准入和国家安全问题 |
| 三、公平竞争和反垄断问题 |
| 四、反海外腐败法适用问题 |
| 第六章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与并购融资 |
| 一、PE的界定 |
| 二、PE的特点 |
| 三、PE与VC的区别 |
| 四、PE的退出模式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发展和影响 |
| 一、PE的由来和发展 |
| 二、PE在中国的高速发展 |
| 三、PE在并购融资中的积极作用 |
| 四、PE的消极影响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助推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一、PE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联系 |
| 二、发展中经济体PE在跨境并购中的表现 |
| 三、PE参与的跨境并购的规模和分布 |
| 四、PE在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中扮演重要角色 |
| 第四节 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法律规制 |
| 一、PE的组织结构 |
| 二、PE的常用法律条款 |
| 三、对PE的监管 |
| 四、进一步发展PE的建议 |
| 第七章 反海外腐败法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解析 |
| 一、FCPA引人关注的背景 |
| 二、FCPA的主要禁止性规定 |
| 三、FCPA的约束对象 |
| 四、腐败的动机和有价物的定义 |
| 五、违反FCPA的后果 |
| 六、FCPA执法的趋势和积极的抗辩 |
| 第二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并购交易的影响 |
| 一、FCPA带来的并购风险 |
| 二、FCPA凸显尽职调查的重要性 |
| 三、交割后合规整合的重要性 |
| 第三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尽职调查 |
| 一、FCPA尽职调查的重点领域 |
| 二、FCPA尽职调查的过程 |
| 三、FCPA尽职调查的程度 |
| 四、发现问题后的对策 |
| 第四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与基金并购和资产分拆 |
| 一、私募基金问题 |
| 二、资产分拆问题 |
| 第五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风险防范 |
| 一、跨国公司的反腐败责任 |
| 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中的反腐败风险防范 |
| 三、反腐败与中国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 |
| 第八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全球化 |
| 一、CSR备受关注的背景 |
| 二、CSR的解读 |
| 三、中国企业的CSR |
| 四、CSR的全球认同 |
| 第二节 跨境并购中的企业社会责任(CSR) |
| 一、履行CSR促进跨境并购 |
| 二、漠视CSR对跨境并购的影响 |
| 三、跨国“责任投资”方兴未艾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分析 |
| 一、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范围和监督 |
| 二、CSR标准与国际投资政策 |
| 三、推进CSR标准发展的政策取向 |
| 第四节 企业社会责任(CSR)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
| 一、制定社会责任法规强化责任意识 |
| 二、引进国际标准倡导责任投资 |
| 三、借助专业公关公司改善中国企业海外形象 |
| 第三部分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 |
| 第九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规制体系 |
| 第一节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规制的必要性 |
| 一、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规制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监管的特点 |
| 第二节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国际监管体系 |
| 一、国际组织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 |
| 二、区域性国家组织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 |
| 三、双边合作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规制体系的新发展 |
| 一、国外关于外国投资的立法和监管的发展概况 |
| 二、国际投资保护协议领域的新发展 |
| 三、国际投资政策法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
| 第四节 中国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监管体系 |
| 一、中国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的法制建设 |
| 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 |
| 第十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市场准入审查 |
| 第一节 产业政策和国际投资政策的互动 |
| 一、产业政策影响跨境并购 |
| 二、国家产业政策和外资政策的互动 |
| 三、国际投资协议中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互动 |
| 四、产业和投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市场准入限制的主要形式 |
| 一、市场准入限制是普遍现象 |
| 二、市场准入限制的不同方式 |
| 第三节 市场准入限制对跨境并购的影响 |
| 一、跨境并购前后市场准入的影响 |
| 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国有化 |
| 三、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国有化” |
| 第四节 完善中国的外资市场准入制度 |
| 一、中国外资并购市场准入制度概述 |
| 二、2011版产业指导目录的进步和不足 |
| 三、我国外资市场准入制度改进路径 |
| 第十一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反垄断审查 |
| 第一节 反垄断审查立法 |
| 一、反垄断审查的渊源 |
| 二、国外反垄断审查立法 |
| 三、中国反垄断法之经营者集中审查 |
| 第二节 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的实施 |
| 一、反垄断审查执法机关和执法模式 |
| 二、反垄断审查标准 |
| 三、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反垄断审查 |
| 第三节 反垄断审查域外效力和国际合作 |
| 一、反垄断审查的域外效力 |
| 二、反垄断审查的国际合作 |
| 三、反垄断审查作为投资保护主义的工具 |
| 第十二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和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审查辨析 |
| 一、国家安全审查的由来 |
| 二、国家安全审查对象、范围和标准 |
| 三、国家安全审查的机关 |
| 四、国家安全审查的程序 |
| 五、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审查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影响 |
| 一、国家安全审查的必要性和影响 |
| 二、国家安全审查与市场准入 |
| 三、国家安全审查与反垄断审查 |
| 第三节 完善中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
| 一、增加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可预见性 |
| 二、确保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统一性 |
| 三、协调安全审查和产业发展战略 |
| 四、减少海外并购安全审查的风险 |
| 第四部分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防范和制度建设 |
| 第十三章 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并购战略 |
| 第一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史沿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 |
|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政策法律环境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和挑战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和特征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挑战 |
| 三、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思考 |
| 第三节 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并购 |
| 一、培育精于海外并购的中国跨国公司 |
| 二、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其他方式 |
| 第四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的类型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机制 |
| 三、减少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的几点建议 |
| 第五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规范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法律制度构建的指导原则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建设 |
| 三、加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调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论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及其协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言 |
| 0.1 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成果评析 |
| 0.3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的含义及原因 |
| 1.1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的含义 |
| 1.1.1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的定义 |
| 1.1.2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的特征 |
| 1.1.3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与法律冲突的区别 |
| 1.2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的原因 |
| 1.2.1 管辖权的域外延伸 |
| 1.2.2 追求国家利益所致 |
| 1.2.3 经济全球化发展所致 |
| 1.2.4 缺乏有效的协调方式 |
| 第二章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的表现 |
| 2.1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的情形 |
| 2.2 具体的重叠内容 |
| 2.2.1 管辖重叠 |
| 2.2.2 案件调查、审理的重叠 |
| 2.2.3 结论和处罚的重叠 |
| 2.3 反垄断法适用重叠引起的冲突 |
| 2.3.1 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
| 2.3.2 管辖权的冲突 |
| 2.3.3 适用过程中的冲突 |
| 第三章 协调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的必要性分析 |
| 3.1 域外适用重叠的弊害 |
| 3.1.1 对行为人造成的不便 |
| 3.1.2 对其他经营者带来的不便 |
| 3.1.3 损害本源国的主权 |
| 3.2 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
| 3.2.1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发展中的国际竞争概况 |
| 3.2.2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对反垄断法的要求 |
| 3.3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调的需要 |
| 3.3.1 产业政策目标的需求 |
| 3.3.2 竞争政策目标的需求 |
| 3.4 反垄断法自身发展完善的需求 |
| 第四章 协调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的路径选择 |
| 4.1 各国反垄断法的自制规定 |
| 4.1.1 合理管辖原则 |
| 4.1.2 完善本国反垄断法技术 |
| 4.2 适用国际礼让原则 |
| 4.3 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
| 4.3.1 双边合作 |
| 4.3.2 区域性合作 |
| 4.3.3 多边合作 |
| 第五章 对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的建议 |
| 5.1 我国现行域外适用制度 |
| 5.1.1 我国域外适用制度立法规定情况 |
| 5.1.2 我国域外适用制度执法情况 |
| 5.2 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的改进建议 |
| 5.2.1 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立法 |
| 5.2.2 反垄断域外适用执法制度 |
| 5.2.3 建立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救济机制 |
| 5.2.4 努力推动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8）反垄断软性执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国外反垄断软性执法现象考察 |
| 第一节 美国反垄断软性执法现象 |
| 一、指导性规则与意见 |
| 二、合并前申报制度 |
| 三、协议裁决 |
| 四、宽恕政策 |
| 第二节 欧盟反垄断软性执法现象 |
| 一、指导函制度 |
| 二、安慰函制度 |
| 三、可接受的补救制度 |
| 四、和解结案制度 |
| 五、宽恕制度 |
| 第三节 加拿大反垄断软性执法现象 |
| 一、通过教育遵守法律的措施 |
| 二、促进遵守措施 |
| 三、对不遵守竞争法的应对措施 |
| 第四节 德国反垄断软性执法现象 |
| 一、竞争规则 |
| 二、同意 |
| 第五节 日本反垄断软性执法现象 |
| 一、警告、注意与劝告审决 |
| 二、合并前申报的非正式磋商 |
| 三、同意审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反垄断软性执法概念的提炼 |
| 第一节 反垄断软性执法名称的由来 |
| 一、相关名称的辨析 |
| 二、反垄断软性执法与非强制性行政执法 |
| 三、反垄断软性执法与软法 |
| 第二节 反垄断软性执法的内涵 |
| 第三节 反垄断软性执法的外延 |
| 一、反垄断软性执法与非软性执法的界限 |
| 二、反垄断软性执法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反垄断软性执法的生成 |
| 第一节 反垄断软性执法生成的背景因素 |
| 一、公域治理模式的转型 |
| 二、行政活动方式的转变 |
| 第二节 反垄断软性执法生成的主体条件 |
| 一、独立经济管制机构的产生 |
| 二、独立管制机构的行为模式转型 |
| 三、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形成与职权 |
| 第三节 反垄断软性执法的挑战 |
| 一、反垄断规则：决策模式走向指导模式 |
| 二、反垄断裁量：建构理性走向交往理性 |
| 三、反垄断处分：责任规制走向直接规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反垄断软性执法的正当性基础：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 |
| 第一节 法律的确定性需求 |
| 第二节 反垄断法不确定性的表现 |
| 一、反垄断法不确定性在我国的表现：反垄断“伪案”之争 |
| 二、反垄断法不确定性在美国的表现：“反垄断双语” |
| 第三节 反垄断法不确定性的特殊性分析 |
| 一、从法律语言角度的分析 |
| 二、从法律规制对象角度的分析 |
| 三、从案件分析规则角度的分析 |
| 四、从法律目的角度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反垄断软性执法的优势分析 |
| 第一节 行政执法优势理论 |
| 一、最优法律理论 |
| 二、不完备法律理论 |
| 三、执法激励理论 |
| 第二节 反垄断私人执行之不足 |
| 一、私人诉讼与反垄断法目标的冲突 |
| 二、反垄断私人诉讼中私益与公益的冲突 |
| 三、司法裁判运作原理与反垄断法不确定性的冲突 |
| 第三节 反垄断软性执法的比较优势 |
| 一、非裁判性优势 |
| 二、非制裁性优势 |
| 三、协商性优势 |
| 四、过程性优势 |
| 五、参与性优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反垄断软性执法运行与监督：以美国反垄断协议裁决为例 |
| 第一节 为何选择美国反垄断协议裁决 |
| 一、协议在反垄断软性执法中的地位 |
| 二、协议裁决在美国反垄断软性执法中的地位 |
| 三、美国反垄断协议裁决在反垄断法执法和解制度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美国反垄断协议裁决制度的运作 |
| 一、产生背景 |
| 二、运作程序 |
| 三、制度价值 |
| 第三节 美国反垄断协议裁决的监督 |
| 一、需要监督：美国协议裁决制度的正当性质疑 |
| 二、监督的选择：反垄断协议裁决应选择何种监督方式? |
| 三、如何监督：美国反垄断协议裁决司法审查机制的立法与实践 |
| 第四节 评价与启示 |
| 一、在运行过程中充分保持协议裁决的“软性”特质 |
| 二、立法与司法都对反垄断行政裁量权给予充分尊重 |
| 三、利用“公示-评论-解释”程序保障反垄断协议裁决的正当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反垄断软性执法的评价与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现状 |
| 第二节 反垄断软性执法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
| 一、适宜的社会背景 |
| 二、各国市场经济与法律制度的趋同化 |
| 三、软性执法是反垄断法的内在需求 |
| 四、限制软性执法适用范围来加强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我国反垄断法指导性规则 |
| 一、我国《反垄断法》指导性规则现状 |
| 二、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现有指导性规则的评析 |
| 三、完善我国反垄断指导的若干建议 |
| 第四节 我国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软性执法 |
| 一、经营者集中商谈实践 |
| 二、经营者集中审查听证制度 |
| 三、评价与建议 |
| 第五节 我国反垄断法经营者承诺制度 |
| 一、我国反垄断法承诺制度的特点及不足 |
| 二、我国反垄断法经营者承诺制度的完善 |
| 第六节 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 |
| 一、宽恕政策的适用对象 |
| 二、获得宽恕的资格要件 |
| 三、法律责任的减免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基于中国汽车产业的产业链纵向关系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插图清单 |
| 附表清单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论文研究思路 |
| 1.2.2 论文研究方法 |
| 1.3 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和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说明 |
| 2.2 纵向关系治理理论发展回顾 |
| 2.2.1 国外相关理论研究 |
| 2.2.2 国内相关理论研究 |
| 2.2.3 理论评述 |
| 2.3 汽车产业链纵向关系治理理论综述 |
| 2.3.1 国外相关研究 |
| 2.3.2 国内相关研究 |
| 3 汽车产业链纵向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 |
| 3.1 一个产业链纵向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 |
| 3.1.1 交易费用理论下的纵向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 |
| 3.1.2 对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拓展 |
| 3.2 汽车产业链零整环节纵向关系治理的"中心-外围分析模式" |
| 3.2.1 汽车产业链概况与研究对像说明 |
| 3.2.2 "零部件-整车"纵向关系治理的"生产费用-交易费用"分析 |
| 3.2.3 "零部件-整车"环节"生产费用-交易费用"分析的动态演示 |
| 3.2.4 零整环节纵向关系治理的"中心-外围模式" |
| 3.3 全球汽车产业链案例实证研究 |
| 3.3.1 全球汽车产业链纵向关系现状 |
| 3.3.2 案例分析 |
| 4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现状 |
| 4.1 引言 |
| 4.2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现状 |
| 4.3 总结 |
| 5 合资模式下的汽车企业零整纵向关系治理研究 |
| 5.1 合资模式下零整纵向关系形成机制的模型分析 |
| 5.2 合资模式下的中国汽车零整纵向关系现状 |
| 5.3 案例实证:以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为例 |
| 5.4 合资模式下的纵向关系治理评价 |
| 5.4.1 对整车生产中技术创新的影响 |
| 5.4.2 对零部件生产企业的影响 |
| 5.4.3 对隐性知识学习的影响 |
| 6 自主发展模式下的汽车企业纵向关系治理研究 |
| 6.1 自主发展模式下的中国汽车企业概况 |
| 6.2 自主发展模式下的纵向关系治理现状及形成机制 |
| 6.3 案例实证:以浙江吉利汽车为例 |
| 6.3.1 零部件关键度维度的纵向治理分析 |
| 6.3.2 企业发展过程中纵向治理模式的动态演变 |
| 6.4 结论与评价 |
| 6.4.1 自主创新方面的评价 |
| 6.4.2 对零部件生产的影响 |
| 7 全文总结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10）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全球采购策略的制定与实施（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课题研究的必要性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研究 |
| 2.1 供应链相关理论研究 |
| 2.2 全球采购相关理论研究 |
| 2.3 全球采购的供应商管理 |
| 第三章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采购现状分析 |
| 3.1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背景简介 |
| 3.2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采购组织 |
| 3.3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的采购流程 |
| 3.4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采购的质量管理 |
| 3.5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采购风险管理 |
| 第四章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全球采购的SWOT 分析 |
| 4.1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全球采购的优势（S）分析 |
| 4.2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全球采购的劣势(W)分析 |
| 4.3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全球采购的机会（O）分析 |
| 4.4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全球采购的威胁（T）分析 |
| 第五章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的全球采购策略 |
| 5.1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全球采购流程标准化策略 |
| 5.2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提升全球采购竞争力策略 |
| 5.3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供应商管理策略 |
| 第六章 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全球采购策略的保障措施 |
| 6.1 从内部采购管理向外部资源管理转变 |
| 6.2 采购方式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 |
| 6.3 提高风险规避能力 |
| 6.4 根据市场需求和产品类型设计供应链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四、德尔福公司与浙江岱美公司签署协作协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研究[D]. 高鹏. 辽宁大学, 2019(05)
- [2]基于创新网络的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研究[D]. 李飞. 浙江大学, 2017(11)
- [3]MAN公司总部对在华子公司管理控制的案例研究[D]. 胡薇（Valarie Hu）.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5)
- [4]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D]. 姬霖. 吉林大学, 2012(03)
- [5]上海汽车研发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J]. 曹永琴. 上海经济, 2012(11)
- [6]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王仁荣. 复旦大学, 2012(02)
- [7]论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重叠及其协调[D]. 申昊. 中南大学, 2012(02)
- [8]反垄断软性执法研究[D]. 刘进. 南京大学, 2011(08)
- [9]基于中国汽车产业的产业链纵向关系治理研究[D]. 舒天之. 浙江大学, 2011(08)
- [10]德尔福派克长春分公司全球采购策略的制定与实施[D]. 田建勋. 吉林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