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回顾与发展动态(论文文献综述)
王霆宇[1](2020)在《原相煤矿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环境影响后评价作为环境管理的有效手段,在预防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系统的过程中越来越发挥着尤为突出的作用。煤矿建设项目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这给我国的生态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实际生产中,煤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工作取得一定成果,但是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进展缓慢,给煤矿环境管理造成一定困扰。本文在大量资料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查阅资料、全面分析、综合对比、技术验证、系统评论等工作,对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识别,详细阐述环境影响后评价相关概念和理论;结合原相煤矿建设的实际情况,以单因子指数法,多因子综合评价法,现场调查法、观察法、层次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和系统科学方法等相结合,以建设前预估的环境影响和建设达产后对环境影响的实时监测的数据为支撑,对原相煤矿开展境影响后评价。本次后评价结果与环保验收的主要结论总体上一致,在生产过程中矿井环保设施运行良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到位,矿井周边环境有所改善。
陈阳[2](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研究说明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教育部[3](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指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王玉龙[4](2020)在《空间善治:转型期城市邻避型空间冲突及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环境意识的提升,“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现象逐渐成为我国城市面临的典型治理挑战。尽管近年来城市转型逐渐推进,指向对邻避现象背后“增长主义”城市发展逻辑的终结,但后者诱发的邻避现象却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普遍化”“常态化”“地方化”等新的发展态势,并进一步成为制约城市转型发展的阻力,使得转型城市面临“新邻避情境”。邻避现象的新态势反映了在产业布局、公共设施建设等城市空间利用中,多元主体围绕空间的生产与利用所形成的冲突,由此邻避冲突可以说是城市转型中一类典型的空间冲突。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型,邻避现象逐渐超越其群体性抗争行动特征带来的“维稳”主题,成为制约城市产业布局与升级、阻碍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的显见转型阻力,并导致城市转型中地方政府治理目标同治理效能间的异化。这要求立足于转型期邻避现象的问题呈现、城市转型的空间实质、基于社会发展而非社会维稳的冲突治理,以考察转型城市“新邻避情境”的治理议题。邻避治理逐渐超越如何回应和化解冲突本身,而指向如何通过对邻避冲突的治理推进社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即在当前城市转型的空间重塑过程中,如何通过对邻避型空间冲突的治理,实现城市可持续的转型与发展。考察城市转型的空间实质是分析邻避型空间冲突的理论起点。当前城市的转型实际上就是城市空间重塑的过程。品质化发展和现代化治理,是当前城市转型的主要进路,前者指向“生产怎样的空间”,后者则指向“怎样生产空间”的问题,这是考察邻避型空间冲突必须回应的时代背景。在理论上说,城市空间生产的建构性认知特征和政治性过程特征,内在地存在着空间冲突的张力,空间生产理论对这一问题的揭示,成为解释邻避型空间冲突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邻避型空间冲突从概念上看,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理论内涵,一是将冲突的起点从设施的属性拓展至设施推动的地方邻避空间生产,以及这一过程对地方空间“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方式;二是将冲突的性质拓展至多元主体所展开的空间抗争;三是将冲突的治理延伸至城市尺度的发展价值实现和空间治理。在邻避空间的生产中,基于不同空间利用方式中产权关系的差异,可区分为“增量型”和“存量型”两类具体的邻避空间生产情境,两类情境下的邻避空间生产在空间利用方式、主要设施类型等方面的情境表现各不相同,对于城市发展带来的冲突影响和治理挑战也有所差异。这意味着在邻避空间生产中,多元主体的认知差异和行动冲突发生的逻辑也有所差异,进而两类情境下的冲突治理往往意味着地方政府差异性的治理路径、治理策略和治理工具关注。“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表现为通过设施的规划建设决策,将邻避空间嵌入到既有的地方空间社会结构之中,由此引发空间抗争,也是当前最为普遍的邻避型空间冲突形式。由于“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及冲突情境呈现出明显的“截面式”特征,因此综合考虑情境特征、设施类型、案例特征等因素,选择四起典型案例进行跨案例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增量型”冲突主要围绕“建设决策”这一焦点展开,“公众—政府”之间的空间冲突是其重要的抗争形态。空间抗争的权利诉求集中在经济利益与决策参与等方面,针对设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获得财产补偿、了解决策过程。空间抗争的权力诉求集中于建设决策制定中行政权力运作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否认程序的正当性以拒绝由此产生的地方空间生产结果。空间价值诉求则强调新建设施所推动的地方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通常涉及决策程序同政策质量、精英利益与公众需求、决策立场与地方实际等方面的脱节。针对空间冲突所采取的治理行动,也面向差异化空间诉求形成了多元的治理举措,面向财产权抗争的空间治理主要寻求地方公众经济利益关系的重塑,面向财产权抗争的空间治理则试图寻求信息供给下的认知重塑,而面向权力抗争的冲突治理则试图瓦解和重构抗争权力的动员基础,面向价值抗争的空间治理则试图寻求空间生产决策程序正义的论证。总的来说,“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冲突及其治理,主要在于对相关的发展决策进行解释辩护以争取公众认同与地方支持,弥合政府、公众之间的空间关系。同时,地方政府常常选择将设施运营方、建设方纳入治理伙伴,利用后者提供的建设优化、技术解释、运营保障寻求有效的空间治理。“存量型”邻避空间生产主要表现为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由于地域扩张和人口集聚等因素,许多原本地处城市偏远地区的既有设施逐渐被城区建设所包围,其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因而逐渐演变为邻避空间,成为当前转型城市邻避型空间冲突的新趋势。由于“存量型”邻避空间生产及冲突情境呈现出明显的“历时性”演化特征,因此选取一起地方上的“呼吸之争”事件进行个案考察。研究发现,“存量型”冲突主要围绕“设施运营”这一焦点展开,并且随着从日常性污染到安全事故暴发的风险加剧,空间冲突的表现与抗争逻辑也不断升级,集中表现在空间冲突从针对生产运营活动结果、以健康权为代表的空间利益抗争、频发但议题和冲突规模有限的“常态化”抗争向“激烈化”冲突转变,后者在权利维度上,表现为地方公众对当前空间生产过程所生产出的空间结果的权利诉求,包括对所受空间影响的知情权、对空间冲突主体的监督权、以及推动空间结果调整的政策参与权等;在权力维度上指向地方公众、企业、地方政府等空间主体分别利用话语、经济、决策等权力资源,试图推动最大化满足自身空间需求的空间建构;在价值维度上,表现为对空间结果非正义性的价值争论。对“存量型”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冲突治理,地方管理者主要试图将空间冲突纳入企业运营优化为枢纽的治理框架下,通过应急性的监管、处罚以快速回应和平息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与舆论不满;采取日常性、常态化的监管行为与监管机制,以识别冲突风险并及时动态回应;通过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在客观上削弱邻避空间的地方影响,以地方社会结构调整、空间重塑消解空间冲突的动员基础。邻避空间生产的差异化情境带来了多元化的空间主体关系、差异性的主体空间认知和多维度的公众抗争指向,地方政府因此面临着复杂性的治理要求和治理挑战。复杂性的治理情境也随之导致了空间主体间复杂的行动方式,多元主体在邻避型空间冲突及治理互动中,交织着管理主义与发展主义的双重驱动,邻避型空间冲突的治理也由此涵盖了基于结果的空间概念差异弥合、基于过程的共识塑造机制建设、基于发展的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等多重导向。对邻避型空间冲突中的治理工具考察发现,一方面在具体情境中仍存在“干预性有余,协同性不足”“管理导向有余,发展导向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策变革,也推动了邻避型空间冲突相关治理工具的优化发展趋势。因此,邻避空间治理实际上就是在结果导向下弥合空间概念差异,在过程导向下构建共识塑造长效机制,在发展导向下实现城市融入与身份认同,并由此将邻避型空间冲突相关治理工具的改革趋势,切实转化为面向邻避型空间冲突的治理效能提升。一是规划品质提升下的空间要素配置优化,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在邻避空间治理中的基础性优势,在差异化治理情境下保障规划工具所发挥的治理效能;二是依托决策优化的共识塑造长效机制建设,以邻避空间治理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充分转化,完善邻避设施空间生产的决策机制,优化邻避治理体系,发挥社区在决策优化中的治理潜力,提升邻避治理能力;三是以邻避设施为纽带的空间利益共同体与城市融入,在邻避空间生产中推进地方公众基于“效益共享”的空间概念建构,建构依托回馈机制的效益共享空间关系,推进共享发展的空间要素重构。
刘日捷[5](2020)在《基于回复力原则的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完善》文中提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是指对规划实施后造成的已知和未知生态环境影响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并采取相应措施的制度。作为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规划实施后开展的后续评价制度,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实现规划环评与规划过程之间的有效衔接,对于预防规划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不良影响,并及时提出改进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仍然存在诸如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效果不理想、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标准较低、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的法律责任承担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亟待深入探研制度完善的理论支持及具体路径。回复力原则是指在生态系统受到外来污染、破坏或威胁时,可以重新排列组合其系统内部结构,并自动回到原有状态和质量应当秉承的基本准则。回复力原则强调生态系统内部自我调整能力的实现,强调生态系统保持可持续发展应当具备的最优状态,强调立法对生态系统保护应当达致的最优目标。我国现有的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评价标准和法律责任承担机制侧重通过对生态系统外在环境的保护来预防生态环境损害,而对通过生态系统内在能力的保有来预防生态环境损害存在不足,回复力原则的引入能够弥补这一缺憾。本文从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现有问题以及所研究的成果出发,在对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基本制度及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创新性提出“回复力”原则在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中的适用,从“回复力”原则本身所具有的生态属性出发,提出了应该遵循以回复力作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高标准的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审查标准和更加严格的法律责任承担制度。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对回复力原则的一般解读。该部分从回复力原则提出的背景、概念、特点、回复力原则与其他相关环境法律原则的联系区别,以及回复力原则提出的理论及实践价值等方面对回复力原则进行全面的分析。第二部分是我国现行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立法及实践检视。该部分通过对现有法律和地方行政法规的梳理,总结出我国目前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中仍然存在着开展跟踪评价的效果不理想、跟踪评价标准较低、跟踪评价的法律责任承担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第三部分是对回复力原则引入跟踪评价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回复力原则引入的必要性体现在它弥补了预防原则等现有原则的不足,对我国跟踪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并且回复力原则是与国外新近的研究理论相契合,因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同时具有技术上的可支持性。第四部分是对美国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概览及启示。该部分通过对美国跟踪评价的评价指标以及法律责任承担机制的借鉴,启发了我国应当提高跟踪评价制度的评价标准以及完善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的法律责任承担机制。第五部分是基于回复力原则的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完善。首先,将回复力原则确立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的立法原则,使其与我国预防原则等原有原则相协调,从而共同建立起一道预防生态环境损害和保护环境的法律屏障。其次,将回复力原则作为跟踪评价的评价标准来弥补跟踪评价标准较低的问题。最后,将对生态损害的救济的范围扩张到回复性生态功能损失的填补,从而健全法律责任的承担形式和承担范围,将生态修复作为主要的法律责任承担形式,把生态服务功能纳入到法律责任的承担范围当中。
王竹君[6](2019)在《异质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增长奇迹”,但在以往的发展中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量的增长,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为此我国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即我国早期用资源和环境代价换取了近三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以及发展的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带来的增长代价越来越大,以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因此转变经济增长向绿色效率驱动型转变迫在眉睫。绿色经济发展不仅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需要,更是保障我国人民生活条件改善的环境需要。环境规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当前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要求下,环境规制的制定可以有效帮助经济实现绿色化。环境规制可以划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不同的实施手段、规制形势、政策效果,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效果也不同。因此,本文通过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分析,找到更加有效的环境规制制定方式,推动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基于此,本文从对现有研究的评述及不足入手,借助对环境规制影响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机制进行分析,提出本文主要的理论判断,随后介绍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发展并剖析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现状以及当前面临的困境及成因,下一步应用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中介效应分析、门限效应回归及空间效应分析等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微观、中观、宏观三大层面分析异质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绿色经济效率的优化源于微观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中观产业结构变动两方面因素,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共同受到宏观双向FDI的推动,因此本文将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分析绿色经济效率的优化行为。第二,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地区间差距显着,并具有动态性、连续性、空间性特征。第三,微观层面分析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绿色经济效率均呈现显着U型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由于现阶段规制强度较低表现出对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效果并不显着。第四,中观层面分析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渠道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通过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于绿色经济效率。第五,宏观层面分析环境规制、双向FDI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双向FDI通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从而有利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改善,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一个非线性机制,IFDI与OFDI两者相互融合、协调发展,会对绿色经济效率有显着提升。第六,基于理论和经验分析结论,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应该有针对性、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并鼓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利用双向FDI实现绿色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第一,应对当前绿色经济发展需求,关注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增长。本文基于当前“绿色”发展需要,落脚于绿色经济效率分析。文中不仅分析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现状与影响因素,而且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全面分析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第二,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并构建综合指标对其进行考察。本文构建综合指标全面考察我国当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强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检验,从而得到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第三,从全新的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本文从经济发展的微观、中观、宏观全面考察我国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通过此三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析,提出了针对我国不同经济结构下构建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
肖况[7](2019)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文中提出人类社会从城市聚落的产生到如今步入城市文明时代,一直处于对生态环境的不断适应、改造和再适应过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协调发展状态如何,或者如何达到可持续发展要求,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我国当前快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开展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就更具现实意义。本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成都市的城市发展演变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过程进行特征分析;通过选取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生产函数模型以及耦合协调评价模型,探究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理,诊断和评估不同阶段城镇化过程的生态环境效应与协调度。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取得的结论如下:(1)系统阐述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理与调控机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首先,城镇化进程必然引起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这是因为城市的经济增长、空间扩张、人口涌入,势必导致水土资源和能源需求大增、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改变、植被生态条件破坏,给生态环境带来各种胁迫与影响。其次,生态环境的改变也必将引起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变化,这种变化同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相似。生态环境通过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约束城市规模、影响城镇布局、限制产业结构、左右城镇化发展速度,实现对城镇化各个环节的反馈和反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要通过制度化、政策化、机制化的结构性安排,实现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正、负反馈机制平衡。(2)全面揭示了成都建都以来城市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不同时期生态环境响应特征。从总体演化过程来看,成都的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过程大致经历了低水平协调发展、畸形发展、相对协调发展、不协调发展和向协调发展动态转变等五个阶段。传统农业经济时代和近代工业化(城镇化)初期,受生产方式和城市规模的限制,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处于一种低水平协调发展状态。民国时期,连年的战事使得城市发展衰退严重,生态环境饱受摧残,这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时期。建国初期,稳定局势使得国民经济与城镇化建设很快恢复,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处于相对协调状态。不过,随着意识形态主导一切以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快打破这种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背道而驰且渐行渐远。90年代以后,城镇化进程加速,但生态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两者逐步由不协调向协调发展转变。(3)比较分析了以城镇化率、人均GDP和市辖区建成区面积为主导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演化规律。将表征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水平的3个指标与IAQI和能源消费总量等8个代表环境质量和能源消耗水平的指标进行回归拟合。研究发现,不同的生态环境指标在不同的城镇化发展角度下呈现的演化曲线特征也不同。研究期间,成都的环境空气质量(IAQI)和水环境质量(NH3-N)并没有因为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升而表现出明显改善或恶化趋势,但SO2浓度出现了改善拐点并呈现下降的趋势;NO2浓度则随城镇化的发展而呈现上升趋势,PM10浓度表现的较为波动。在能源资源方面,水资源消耗量指标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变化特征,耕地面积指标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呈U型关系,能源消耗总量则随城镇化的发展而增加。(4)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阐述了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双向响应作用关系。将环境空气质量指数(IAQI)和主要出境断面氨氮(NH3-N)平均浓度与人均GDP、城镇化率和市辖区建成区面积进行脉冲响应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但城镇化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明显强于环境质量对城镇化的反作用。就影响程度而言,经济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是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其中对水环境质量的正向影响最为显着;环境质量对城镇化的负向反馈作用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其中空气质量对城镇化发展的负向反馈作用比水环境显着。(5)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资源约束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通过建立能源消费总量、总用水量和土地面积(耕地面积与建成区面积之和)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率的函数关系,评估其对经济发展与城镇人口增加的“尾效”作用。结果表明,自然资源在支撑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会因为其自身的稀缺性而制约城镇化发展。由于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消耗,成都市的经济增速每年要降低1.66个百分点,而城镇化率每年要下降0.24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约束作用最显着。(6)动态评价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作用过程,并分析了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状况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选取了16个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指标,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组合赋权法确定了16个表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及其指标权重,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水平评价体系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结果显示,2001-2015年来成都市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由不协调逐步向协调状态转变。从时序上看,不协调期主要集中在2006年以前,2007年以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开始转入协调并朝着协调方向发展。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状况的空间差异特征进一步反映了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生态环境压力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中部地区,而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沿山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较好。(7)详细阐述了成都市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机制与路径。通过建立产业调控、规划调控、社会文化调控与政策调控等机制,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契机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优化产业布局,从结构上推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以“多规合一”和“三条红线”为原则合理布局城乡空间,选择适度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规模,从制度上保障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将城市历史文脉传承与生态文明理念相融合,培育社会主流价值观,从精神上支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赵胜波[8](2019)在《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研究 ——以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蓬勃发展。在园区数量不断增加、园区建设不断推进、入园企业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对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进行评估,不仅是了解境外产业园区发展进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完善境外产业园区规划技术体系的必然要求。回顾国内外园区规划实施评估既有相关研究和实践进展,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领域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研究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作为中国产业园区模式的海外推广,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既需要参考已有研究和技术路线,也需要同步考虑境外产业园区的特殊性,如发展环境和所在国规划政策的差异性等。在系统梳理“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空间分布与产业发展特征基础上,本研究从规划类型、编制单位、规划管理等视角对23个国家级境外产业园区的规划实践进行总结,并对早期建设的一批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进展进行回顾。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体系不断完善,规划实施评估工作少有开展,规划实施评估技术路线仍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借鉴国内外规划评估、规划实施评估、境外产业园区发展领域的经典理论(理性规划与交互规划、社会影响评价理论、境外产业园区“飞雁模型”等),考虑境外产业园区发展特点与属性,立足规划实施评估目的与需求、结合具体规划类别与内容,本研究构建了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五维评估理论框架并进一步明确了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的具体内容。研究提出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工作应主要从规划实施环境评估、规划实施过程评估、规划实施效果评估、规划工作与成果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等五个方面展开。同时,本研究以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为样本,构建了基于“评估维度-评估层次-评估要素-评估指标”的四级评价指标体系,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测度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以及相关因素对于规划实施的影响。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对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中各类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在实证部分,本研究以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为评估对象,基于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五维评估理论框架和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园区2011版规划的实施环境、实施过程、实施效果以及规划工作与成果质量,并充分考虑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东方工业园一期规划实施评估总体优秀,但仍面临着较多的发展问题与挑战。实证部分验证了研究构建的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五维评估理论框架和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面向未来,本研究就东方工业园的持续发展提出建议:第一,促成国家间高级别合作协调机制;第二,完善风险防范与应对机制;第三,优化园区发展支撑体系;第四,提升园区规划可实施性。结合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践现状和东方工业园规划实施评估结果,研究就提升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的科学性、适用性、实用性和促进规划实施提出建议:第一,加强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研究,推动相关标准出台;第二,深化对园区所在国、所在地区的研究,体现规划的地方适宜性;第三,规划编制单位应加强与园区各类参与主体的交流协商;第四,重点考虑规划实施的不确定性和园区开发建设模式,合理编制实施计划;第五,加强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动态跟踪评估。
郭高晶[9](2019)在《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如何实现两者协调发展是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考虑到我国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应该统筹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对环境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区域生态效率反映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的推进,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强度不断提升,然而我国区域生态效率整体水平没有得到显着改善,东中西地区呈现梯度差,差距在不断拉大,表明环境政策没有完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互协调。那么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究竟是什么呢?这些机制和路径在不同地区是否具有一致性?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如何?这些问题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思考,也是本研究的缘起。环境政策文本是环境政策的物化载体,是政府处理环境公共事务的真实反映和行为印迹,几乎所有的政府环境管理活动都能从政策文本中寻找到依据。不同于以往大多数研究寻找代理变量表征环境政策强度的做法,本研究对大样本环境政策文本开展量化分析,尝试直接从环境政策本身出发衡量各类型环境政策强度,进而探索各类型环境政策如何影响多元利益主体行为进而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过程如下:本研究首先根据政治锦标赛竞争、波特假说和政治机会结构等理论,从环境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公众环境参与动员效应三个维度构建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政策—行为—绩效”理论分析框架,其次收集了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级政府制定的3676篇环境政策文本,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其开展量化分析,从环境政策的制定力度和执行监督力度两个方面出发测度了各省历年各类环境政策强度。再次,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了2008—2017年省域生态效率,最后遵循中介效应的检验原理,构建了若干个相互衔接的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和路径。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从环境政策文本量化视角出发阐明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在全国层面上,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带来的环境政策空间溢出交叉影响了彼此的区域生态效率,地方政府竞争是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重要机制。在作用路径方面,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通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U型曲线效应影响区域生态效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发挥了部分中介传导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通过促进公众环境参与进而提高区域生态效率,公众环境参与行为发挥了部分中介传导作用。而在地区层面上,东部地区的作用路径与全国保持一致,中西部地区没有得到验证。对于中央政府改善政绩考核和地方政府有效评估环境政策效果具有理论借鉴价值。(2)从新的视角丰富了人们对中国情境下“波特假说”理论的理解。本研究基于新的环境政策变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波特假说”在我国能够实现,为“波特假说”成立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发现存在地区差异和政策工具差异,拓展了“波特假说”的理论内涵。(3)为环境政策强度的测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从环境政策的制定力度和执行监督力度两方面出发测度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等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强度,不仅能够解决环境政策多维性问题,还解决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可比性问题,测度结果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事实比较吻合,同时建立在该测度结果之上的实证分析结论符合人的直观认知,证明了该测度方法具有良好的效度。(4)本研究实证分析发现,当中央政府政绩考核加大了环境绩效比重后,地方政府开始“逐顶竞争”,全国整体环境政策强度得到了很大提升,东部地区大多数省份跨越了拐点,对区域生态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中央政府应该继续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良性竞争,助推更多地区改善生态效率;东中部地区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能够引致“波特假说”,而西部地区是制约作用,东部地区的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能够引致“波特假说”,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为制约和不显着作用;东部地区的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动员了公众环境参与,而中西部地区则不显着,未来中西部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各类环境政策工具的科学设计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和形成环境治理格局,从根本上提升本地区生态效率水平。
杨柳[10](2019)在《外部监督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文中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将过去“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指导思想,这是将“经济优先”改为“环境优先”的战略性转变。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主要方向。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将绿色发展置于突出位置,拉开了绿色发展新时代的序幕,这意味着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的转变。新时代背景下,政府加大了环保投资规模,但单纯依靠政府环保投资,忽视市场机制,不仅不利于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也不利于形成环保投资的内生增长机制。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单位,承载重要的环境保护责任。在市场导向机制下,企业环保投资是实现绿色发展,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企业提升绿色竞争力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双赢的内在需要。基于此,本文基于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利益相关者等多重理论,综合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围绕Schwartz和Carroll(2003)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三领域模型,从制度、道德和经济三层面出发,分别检验了政府监管、公众参与、公众关注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另外,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从资源获取行为、资源获取能力、资源获取意图三个方面研究CEO两职合一、产权性质和绿色形象对外部监督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检验组织内外部因素对企业不同类型环保投资的影响及其实现路径。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本文在对企业环保投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依据制度战略观和内容特征将企业环保投资进一步细分为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和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利用2007-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并使用Median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T检验和Kolmogorov-Smirnov Z检验方法对中国上市企业环保投资分类特征和分布特征进行非参数检验和参数检验,发现中国上市企业不同类型环保投资行为具有行业异质性、空间异质性、个体异质性特征。第二,政府监管、CEO两职合一与企业环保投资。环境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特点,这使得在环境资源使用过程中存在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导致环境资源过度利用,环境污染问题凸显,需要通过政府监管弥补市场失灵来维护公共利益。在实践中,政府监管与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必然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各级政府将通过增强监管强度来维护公共利益,弥补市场失灵,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不确定性风险。当政府监管信息传递到企业,首先需要通过CEO的判断才能上传下达并采取行动,而CEO是否两职合一的领导权结构很大程度代表着一个企业管理者能够有多大权力对政府监管信息做出判断并采取资源获取行为。基于此,本文试图探究政府监管强度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CEO两职合一对政府监管强度对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OLS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1)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单维构念,那么政府监管强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关系是非线性关系,两者呈“U”型关系。CEO两职合一对政府监管强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U”型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当政府监管强度低于门限值时,CEO两职合一使政府监管强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负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变大,当政府监管强度高于门限值时,CEO两职合一使政府监管强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正相关系数绝对值变大。(2)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多维构念,那么政府监管强度仅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CEO两职合一仅对政府监管强度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之间的“U”型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上述结果说明政府监管强度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影响存在“门限值”,CEO两职合一在应对企业不确定风险时有信息优势和快速决策优势。第三,公众参与、产权性质与企业环保投资。为了防治环境污染,政府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但政府干预行为本身存在局限性,经常出现政府干预不足或是政府干预过度的“政府失灵”现象。公众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环境保护离不开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和政府监管为互补关系,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在环境管理和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方式被广泛用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但是,公众参与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因此公众参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效力。面对外部压力,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承担着不同的伦理道德责任,而且两者之间存在先天的资源获取优势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环保实践的差异。基于此,本文试图探究公众参与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产权性质对公众参与和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单维构念,那么公众参与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正相关。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弱化了公众参与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正向影响。(2)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多维构念,那么公众参与度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正相关,但是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的关系不显着。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弱化了公众参与度和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对公众参与度和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没有显着调节作用。上述结果说明,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外部监督力量能够对企业环保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但公众参与的效力受到产权性质和企业环保投资内容的限制。第三,公众关注度、绿色形象与企业环保投资。公众的环保意识、绿色消费理念、绿色生活方式推动着绿色经济发展。公众对环境保护问题逐渐形成的道德规范既影响着公众行为,也影响着企业行为。公众可以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对违背道德规范的企业采用“用脚投票”的退出机制向企业表示抗议,或是通过政治途径的呼吁机制向企业表达环保诉求,公众关注度与企业环保压力和违规风险存在密切联系。此外,环境信息是利益相关者管理、评价和监督企业环境污染防治行为的重要依据。在公众关注度一定的条件下,企业树立绿色形象的市场行为能否向公众传递企业良好的环境信息,影响公众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包容度呢?基于此,本文试图探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进一步绿色形象对公众关注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Logit模型、OLS模型和反向因果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环保投资决策受组织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从企业外部因素来看,公众关注度和环境管制强度是企业环保投资概率的增函数。从企业内部因素来看,从企业内部因素来看,资源获取能力、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成长能力和企业规模是企业环保投资概率的增函数。但是,企业年龄则是企业环保投资概率的减函数。(2)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单维构念,那么公众关注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显着正相关,绿色形象弱化了公众关注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3)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多维构念,那么公众关注度仅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显着正相关,绿色形象仅弱化了对公众关注度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结果说明良好绿色形象有助于缓解公众对企业环境行为的态度,提高公众对企业的包容度,公众能对企业不同类型环保投资行为做出回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基础理论研究。由于现有研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概念界定不清,存在测量和理解难的问题。本文根据主要目的原则和资本化原则界定企业环保投资的概念,根据确定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对企业环保投资进行统计。并根据制度战略观和内容特征对企业环保投资进行分类,将企业环保投资进一步细分为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和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两类。基于中国国情,探讨影响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内外部因素,使相关理论在企业投资行为绿色化层面上得以结合和拓展,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弥补了过去相关研究的局限性,在丰富既有文献的同时,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第二,深化了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从制度、道德和经济三层面出发,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等基础理论,将外部因素和组织内部因素结合、硬约束和软约束相结合、人和物相结合分析各要素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实现路径。本文识别了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五大重要因素,其中三个重要因素跟“人”有关,即公众和企业管理者,公众具体体现在公众参与度和公众关注度,企业管理者具体体现在CEO两职合一。另外两个重要因素跟“物”有关,即绿色形象、产权性质。限定其他条件下,对不同因素与企业不同类型环保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丰富和深化了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研究。第三,推进了内外部因素与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效应研究。现有文献较多针对单一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缺少将组织内外部因素与企业环保投资相结合探讨调节效应的研究。本文结合中国特殊政治经济背景,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分别检验了“CEO两职合一”“产权性质”“绿色形象”对外部监督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第四章将CEO两职合一作为调节变量,揭示企业资源获取行为对政府监管强度与企业不同类型环保投资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第五章将企业产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揭示企业资源获取能力对公众参与和企业不同类型环保投资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第六章将绿色形象作为调节变量,揭示资源获取意图对公众关注度与企业不同类型环保投资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调节效应研究,加强了组织内外部因素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相互关联性。第四,有助于促进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和创新。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常用强制性措施,如环境保护法规,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制度理论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但是,政府干预存在干预不足或是干预过度的“政府失灵”现象。而现有文献却缺少从多元共治视角将公众参与和公众关注度作为一种外部监督力量,结合组织异质性治理因素研究其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明确了公众与企业在环境保护中所承担的角色,打破了以往环境保护以政府为主的观念,有助于促进环境保护制度创新,“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由强制性向诱致性”的转变。有助于促进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形成“初级行动团体”,为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回顾与发展动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回顾与发展动态(论文提纲范文)
(1)原相煤矿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变量注释表 |
1 绪论 |
1.1 概念 |
1.2 环境影响后评价研究内容 |
1.3 环境影响后评价与环境影响评价区别 |
1.4 研究背景 |
1.5 研究意义 |
1.6 研究路径 |
1.7 研究方法 |
1.8 研究难点 |
2 国内外研究动态和文献评析 |
2.1 国内研究动态 |
2.2 国外研究动态 |
2.3 环境影响后评价研究趋势 |
3 原相煤矿环境影响后评价概述 |
3.1 项目概况 |
3.2 原相煤矿环境影响后评价目的及原则 |
3.3 原相煤矿环境影响后评价范围 |
3.4 原相煤矿环境影响后评价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
3.5 原相煤矿环境影响后评价评价标准 |
3.6 原相煤矿环境影响后评价重点 |
3.7 后评价流程 |
3.8 评价方法 |
4 原相煤矿大气环境影响后评价 |
4.1 大气环境影响现状调查及回顾性评价 |
4.2 大气环境影响环保措施有效性评价 |
4.3 小结及建议 |
5 原相煤矿地表水环境影响后评价 |
5.1 地表水现状调查及回顾性评价 |
5.2 地表水环境影响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价 |
5.3 小结及建议 |
6 原相煤矿地下水环境影响后评价 |
6.1 矿区地下水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 |
6.2 地下水环境影响现场调查和环保措施有效性评价 |
6.3 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 |
6.4 小结及建议 |
7 原相煤矿声环境影响后评价 |
7.1 声环境影响现状调查及回顾性评价 |
7.2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有效性评价评价 |
7.3 小结及建议 |
8 原相煤矿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后评价 |
8.1 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调查及回顾性评价 |
8.2 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 |
8.3 小结及建议 |
9 原相煤矿生态环境影响后评价 |
9.1 生态环境影响现状调查 |
9.2 生态影响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价 |
9.3 小结及建议 |
10 结论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供需预警程序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国际背景: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与实践持续强化演变 |
1.1.2 国内背景:本土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现实与转型需求存在落差 |
1.2 研究问题 |
1.2.1 理论问题:归纳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1.2.2 应用问题: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成效 |
1.3 研究意义 |
1.3.1 拓展完善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论认知 |
1.3.2 实现由静态格局到动态演进的规律总结转变 |
1.3.3 应对转型期本土旧城中心区的优化升级需求 |
1.4 相关概念 |
1.4.1 旧城中心区 |
1.4.1.1 概念定义 |
1.4.1.2 范围界定 |
1.4.2 土地混合利用 |
1.4.3 可持续更新 |
1.5 研究综述 |
1.5.1 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相关研究 |
1.5.1.1 发展历程研究 |
1.5.1.2 理论概念演变研究 |
1.5.1.3 政策与实践演变研究 |
1.5.1.4 形成机制、测度方法与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
1.5.2 旧城中心区更新路径演变 |
1.5.2.1 更新政策实践发展历程研究 |
1.5.2.2 演变规律研究 |
1.5.3 研究评述 |
1.6 研究目标 |
1.7 研究框架 |
1.7.1 研究方法 |
1.7.1.1 跨学科综合 |
1.7.1.2 历史研究 |
1.7.1.3 比较归纳 |
1.7.1.4 定量定性相结合 |
1.7.2 研究框架 |
第2章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 |
2.1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必要性 |
2.1.1 实现可持续更新是土地混合利用的本质内涵 |
2.1.1.1 土地利用方式内涵与准则的理论要求 |
2.1.1.2 实践复苏及广泛兴盛的现实要求 |
2.1.2 过往研究对土地混合利用认知的异同 |
2.1.2.1 概念理解差异中蕴含的模糊化 |
2.1.2.2 概念理解共识中的确定与非确定 |
2.1.3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
2.1.3.1 过往研究对演变规律的解析不足 |
2.1.3.2 新的审视框架建立的准则 |
2.2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 |
2.2.1 审视思路的确立 |
2.2.1.1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审视内容维度 |
2.2.1.2 基于实践方式演变的审视历程维度 |
2.2.1.3 基于研究目标的审视规律应用维度 |
2.2.2 审视对象及范围 |
2.2.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2.2.2.2 时间范围的确定 |
2.2.3 审视分析数据基础 |
2.2.3.1 西方路径演变规律审视数据资料 |
2.2.3.2 南京路径演变趋势审视数据资料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追求“秩序与疏解”的瓦解阶段(1900s-1950s) |
3.1 “混杂”成为急需解决的不可持续根源 |
3.1.1 环境维度:拥挤混杂布局引发环境恶化 |
3.1.2 社会维度:持续社会隔离加重交通拥堵 |
3.1.3 经济维度:混杂权属阻碍商业开发需求 |
3.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现代规划理论的应对方式评述 |
3.2.1 寻求结构秩序性 |
3.2.1.1 理性功能主义 |
3.2.1.2 交通分区的协同 |
3.2.2 疏散人口与功能 |
3.2.2.1 霍华德田园城市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3.2.2.2 格迪斯的区域规划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3.2.3 现代规划理论的利弊影响与“片面应用”机制 |
3.2.3.1 现代规划理论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利弊影响 |
3.2.3.2 现代规划理论的“片面应用”:经济维度至上的中央商务区 |
3.3 基于片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瓦解实践 |
3.3.1 关注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分离 |
3.3.1.1 政策引导下低价值功能外迁 |
3.3.1.2 市场机制下经济性职能集聚 |
3.3.1.3 政府掌控下公共空间提升 |
3.3.2 追求秩序隔离的时空利用模式 |
3.3.2.1 “功能—交通”空间隔离模式 |
3.3.2.2 “宏观—微观”时间断裂模式 |
3.3.3 强调集权控制的实施管理体系 |
3.3.3.1 集权式区划工具的运用 |
3.3.3.2 公共征地权下的更新政策 |
3.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第4章 促进“活力与消费”的复苏阶段(1960s-1980s) |
4.1 秩序疏解造成的不可持续恶果 |
4.1.1 社会维度:人口隔离与社会结构断裂 |
4.1.1.1 “宏观-微观”双层面的人口隔离 |
4.1.1.2 社会生态结构遭到破坏 |
4.1.2 环境维度:物质空间破坏与环境恶化 |
4.1.2.1 物质空间破坏 |
4.1.2.2 生活环境恶化 |
4.1.3 经济维度:经济衰退与去工业化灾难 |
4.1.3.1 经济持续衰退 |
4.1.3.2 去工业化的灾难影响 |
4.1.4 综合结果:安全丧失与不公平的动乱 |
4.1.4.1 秩序与疏解导致安全隐患 |
4.1.4.2 社会不公平引发大规模动乱 |
4.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后现代规划理论复苏框架评述 |
4.2.1 人本主义的城市多样性 |
4.2.1.1 雅各布斯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1.2 其他多样性拥护者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2 延续历史的城市文脉主义 |
4.2.2.1 英国城镇景观运动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2.2 美国文脉主义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3 批判无序蔓延的中心区回归 |
4.2.3.1 对无序蔓延的批判 |
4.2.3.2 重归中心区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4 追求社会公正的公众参与 |
4.2.4.1 土地利用方式非公正的背后机制 |
4.2.4.2 公众参与成为解决途径 |
4.2.5 后现代规划理论下的复苏框架与“非全面应用”机制 |
4.2.5.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框架 |
4.2.5.2 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非全面应用”:侧重经济维度的中央游憩区 |
4.3 基于非全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实践 |
4.3.1 侧重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混合复苏 |
4.3.1.1 居住功能的局部恢复及其混合复苏 |
4.3.1.2 办公引领的功能混合及社会维度关注尝试 |
4.3.1.3 商业模式转变及大规模建设 |
4.3.1.4 文化休闲的功能与规模多维度复苏 |
4.3.1.5 公共空间的经济维度转向及空间环境营造 |
4.3.2 基于涓滴模式的时空混合复苏模式 |
4.3.2.1 涓滴网络的空间模式 |
4.3.2.2 涓滴渗透的时间模式 |
4.3.3 应对弹性合作的实施管理体系 |
4.3.3.1 规划体系改革:弹性与约束并存 |
4.3.3.2 更新政策转变:由集权转向合作 |
4.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第5章 “可持续全面提升”的衍化阶段(1990s至今) |
5.1 活力营造表面下的不可持续隐忧 |
5.1.1 社会维度:绅士化、私有化及社区关注不足 |
5.1.1.1 多维绅士化与空间同质化 |
5.1.1.2 空间私有化与阴影效应 |
5.1.1.3 缺乏对社区与弱势群体关注 |
5.1.2 环境维度:忽视公共环境与公交一体化建设 |
5.1.2.1 公共环境影响 |
5.1.2.2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不足 |
5.1.3 经济维度:“人口-商业-办公”裹挟式外迁现象加剧 |
5.1.3.1 人口持续郊区化 |
5.1.3.2 零售购物郊区化 |
5.1.3.3 办公就业郊区化 |
5.2 可持续更新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拓展衍化 |
5.2.1 可持续发展对土地利用体系的创新需求 |
5.2.2 可持续更新三种分支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衍化 |
5.2.2.1 物质空间设计 |
5.2.2.2 城市发展行为改良 |
5.2.2.3 复杂系统提升 |
5.2.3 可持续更新理论下的衍化趋势与“耦合应用”机制 |
5.2.3.1 可持续更新理论影响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衍化趋势 |
5.2.3.2 可持续更新理论的“耦合应用”:多维度并重的中央活力区 |
5.3 基于耦合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衍化实践 |
5.3.1 迈向可持续的功能要素混合衍化 |
5.3.1.1 居住功能提升及其混合维度衍化 |
5.3.1.2 办公功能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社会包容效应 |
5.3.1.3 商业功能的中心区地位强调及模式的再度转变 |
5.3.1.4 文化休闲功能的社会效应显现 |
5.3.1.5 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回归 |
5.3.1.6 生态环境维度提升及其混合衍化 |
5.3.2 基于全面提升的时空混合衍化模式 |
5.3.2.1 整体可持续的空间模式 |
5.3.2.2 连续可持续的时间模式 |
5.3.3 协调多元需求的实施管理体系 |
5.3.3.1 规划体系改革:优化土地混合利用效果 |
5.3.3.2 更新政策优化:社会民主制度 |
5.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第6章 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剖析 |
6.1 协同性: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特征 |
6.1.1 土地功能要素的双重化演变 |
6.1.1.1 功能混合逻辑的演变 |
6.1.1.2 可持续维度的提升 |
6.1.2 土地利用形式的应对性演变 |
6.1.2.1 空间模式双层级演变 |
6.1.2.2 时间模式三层面演进 |
6.1.3 土地利用权力的保障性演变 |
6.1.3.1 管理维度的两极拓展 |
6.1.3.2 政策权力的多元民主化演变 |
6.1.4 “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 |
6.2 三角制: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机制 |
6.2.1 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 |
6.2.1.1 1990年代前市场的主动应对 |
6.2.1.2 1990年代后政策的全面促进 |
6.2.1.3 动力机制演变逻辑 |
6.2.2 动力机制实施逻辑 |
6.2.2.1 社会机制——应对“生产消费方式”是根本需求 |
6.2.2.2 市场机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直接动力 |
6.2.2.3 政策机制——制定“立体全面政策”是切实保障 |
6.2.2.4 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 |
6.3 多面化: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本质 |
6.3.1 路径演变的内在逻辑 |
6.3.1.1 体现了实践中概念理解的演变:从物质空间技术到可持续场所氛围营造 |
6.3.1.2 体现了中心区本质属性的回归:“社会活力”集聚区的恢复与超越 |
6.3.1.3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提升:个体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双重提升 |
6.3.2 路径演变的辩证性思考 |
6.3.2.1 重点即难点:协调的内容与过程 |
6.3.2.2 不是万能药:实践与理论缝隙的不断弥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效应实现的必然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演变审视 |
7.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
7.1.1 分析要素确立 |
7.1.2 分析对象界定 |
7.2 空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7.2.1 空间模式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 |
7.2.1.1 分析方法确立 |
7.2.1.2 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分析 |
7.2.1.3 小结 |
7.2.2 空间模式可持续维度演变趋势 |
7.2.2.1 多维度内容混合演变趋势分析 |
7.2.2.2 整体空间体系协同演变趋势 |
7.2.2.3 小结 |
7.3 时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7.3.1 时间模式纵向延伸趋势 |
7.3.2 时间模式横向延展趋势 |
7.3.2.1 历史氛围特色延续 |
7.3.2.2 绿色可持续环境提升 |
7.4 权力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7.4.1 功能混合逻辑控制灵活度演变趋势 |
7.4.1.1 用地分类标准弹性演变趋势 |
7.4.1.2 建筑物用途调整弹性演变趋势 |
7.4.1.3 小结 |
7.4.2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与形式演变趋势 |
7.4.2.1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演变趋势 |
7.4.2.2 可持续效应管治形式演变趋势 |
7.4.3 开发控制权力演变趋势 |
7.4.3.1 规划制定实施过程演变趋势 |
7.4.3.2 城市更新运作过程演变趋势 |
7.4.3.3 小结 |
7.5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问题、机制与改革建议 |
7.5.1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与问题总结 |
7.5.1.1 成效与问题的全面总结 |
7.5.1.2 成效与问题的分类总结 |
7.5.2 既有路径演变问题的内在机制 |
7.5.2.1 理念固化于“功能混合” |
7.5.2.2 实践固化于“局部地块” |
7.5.2.3 制度固化于“事前设计” |
7.5.3 既有路径优化改革建议 |
7.5.3.1 统一明确新时期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内涵,扭转“偏重经济维度”思维 |
7.5.3.2 结合城市双修政策,突破局部地块实践桎梏 |
7.5.3.3 建立保障良性演变的全历程调控制度体系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回顾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1.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历程 |
8.1.1.1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前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8.1.1.2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后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8.1.2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8.1.2.1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特征 |
8.1.2.2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机制 |
8.1.2.3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本质 |
8.1.3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南京路径演变审视 |
8.1.3.1 南京既有路径成效 |
8.1.3.2 南京既有路径问题 |
8.1.3.3 南京既有路径内在机制 |
8.2 主要创新点 |
8.2.1 创建了可持续更新综合审视框架 |
8.2.2 深化了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规律认知 |
8.2.3 审视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既有路径成效与问题 |
8.3 不足与展望 |
8.3.1 进一步深化演变规律认知 |
8.3.2 进一步全面审视我国路径 |
8.3.3 进一步提出改革政策措施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4)空间善治:转型期城市邻避型空间冲突及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城市转型期中的“新邻避情境” |
1.1.1 城市增长与邻避冲突的爆发 |
1.1.2 城市转型期与邻避现象的新态势 |
1.1.3 “空间转向”与城市新邻避情境的问题呈现 |
1.2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1.2.1邻避冲突的现象解释与治理讨论 |
1.2.2 空间冲突:城市治理问题的空间叙事 |
1.2.3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邻避解释:国内邻避冲突研究的新趋势 |
1.2.4 相关研究评价与展望 |
1.3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1.3.1 研究问题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框架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技术路线 |
1.6 研究的创新点、重点与难点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1.6.2 研究的重点 |
1.6.3 研究的难点 |
第2章 城市转型期邻避型空间冲突的理论解释与分析框架 |
2.1 时代背景: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及其空间特征 |
2.1.1 “生产怎样的空间”:面向发展的品质城市转型 |
2.1.2 “怎样生产空间”:城市转型的现代化治理之路 |
2.2 理论基础: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冲突张力 |
2.2.1 空间生产结果的认知分歧 |
2.2.2 空间生产过程的行动冲突 |
2.3 理念内涵:从邻避冲突到邻避型空间冲突 |
2.3.1 冲突的起点:地方邻避空间生产与空间价值开发 |
2.3.2 冲突的性质:城市多元主体的空间抗争 |
2.3.3 冲突的治理:城市尺度上的空间治理 |
2.4 发生情境: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增量”与“存量” |
2.4.1 基于产权关系的邻避空间生产情境 |
2.4.2 “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及其冲突 |
2.4.3 “存量型”邻避空间生产及其冲突 |
2.5 表现层次:邻避型空间冲突的认知基础与行动表现 |
2.5.1 邻避空间生产中的认知冲突 |
2.5.2 邻避型空间冲突的行动表现 |
2.6 邻避型空间冲突的分析框架 |
第3章 “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冲突表达与治理回应 |
3.1 案例选择与资料搜集 |
3.1.1 案例选择依据与案例概况 |
3.1.2 资料搜集与分析 |
3.2 “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情境与路径特征 |
3.2.1 跨案例的地方邻避空间生产情境描述 |
3.2.2 城市发展中“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的路径特征 |
3.3 “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冲突表达 |
3.3.1 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共识断裂 |
3.3.2 共识断裂下的差异化抗争选择 |
3.3.3 以建设决策为指向的空间冲突路径 |
3.4 差异化冲突表达下的治理举措选择 |
3.4.1 面向财产权抗争的经济关系重塑 |
3.4.2 面向参与权抗争的信息供给与认知重构 |
3.4.3 面向权力抗争的空间资源撤离与动员瓦解 |
3.4.4 面向空间价值抗争的程序正义建构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存量型”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冲突表达与治理回应 |
4. 1案例选择与资料搜集 |
4.1.1 案例选择 |
4.1.2 资料搜集 |
4.2 从“相安无事”到“呼吸之争”的邻避空间演变 |
4.2.1 从“否”到“是”:城市发展中邻避空间的识别 |
4.2.2 从“无”到“有”:邻避空间中的认知分歧 |
4.2.3 从“弱”到“强”:安全事故下的共识断裂与抗争激化 |
4.3 “呼吸之争”中空间抗争的特征与逻辑 |
4.3.1 邻避空间察觉:聚焦空间利益调适的常规性抗争 |
4.3.2 安全事故触发:面向多维度诉求的空间抗争激化 |
4.3.3 以设施运营为核心的邻避型空间冲突演化逻辑 |
4.4 以运营优化为枢纽的空间冲突治理选择 |
4.4.1 快速缓和抗争情绪的运营事故处置 |
4.4.2 规范企业生产的运营过程监管 |
4.4.3 弱化邻避空间影响的运营升级支持 |
4.4.4 消解动员基础的邻避空间更新策略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城市现代化转型进程中邻避型空间冲突的治理深化 |
5.1 邻避型空间冲突的治理导向 |
5.1.1 基于冲突情境分化的治理要求识别 |
5.1.2 邻避空间主体行动的双重驱动交织 |
5.1.3 面向现代化转型的邻避型空间冲突治理导向 |
5.2 邻避型空间冲突治理中的工具应用 |
5.2.1 邻避空间治理工具的情境差异 |
5.2.2 邻避空间治理工具的实效分析 |
5.2.3 相关治理工具的优化发展趋势 |
5.2.4 转型期城市邻避空间治理的层次与工具选择 |
5.3 邻避空间治理的路径实现 |
5.3.1 规划品质提升下的空间要素配置优化 |
5.3.2 依托决策优化的共识塑造长效机制建设 |
5.3.3 以邻避设施为纽带的空间利益共同体与城市融入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部分访谈记录整理摘录 |
附录二: 部分微博评论文本整理摘录 |
附录三: 现代化转型进程中主要相关治理工具的政策发展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基于回复力原则的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2.1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1.2.2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1.3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1.3.1 研究的重点 |
1.3.2 研究的难点 |
1.4 研究的方法 |
1.4.1 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
1.4.2 文献梳理研究方法 |
1.4.3 比较研究方法 |
1.5 论文创新点 |
1.5.1 研究视角创新 |
1.5.2 研究方法创新 |
2 回复力原则的一般解读 |
2.1 回复力原则的提出 |
2.1.1 回复力原则提出的背景 |
2.1.2 回复力原则的概念及特征 |
2.2 回复力原则与其他法律原则的联系与区别 |
2.2.1 与预防原则的联系与区别 |
2.2.2 与保护优先原则的联系与区别 |
2.2.3 与损害担责原则的联系与区别 |
2.2.4 与公众参与原则的联系与区别 |
2.3 回复力原则提出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
2.3.1 回复力原则提出的理论价值 |
2.3.2 回复力原则提出的实践价值 |
3 我国现行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立法及实践检视 |
3.1 现行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立法检视 |
3.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 |
3.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 |
3.1.3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的规定 |
3.1.4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3.2 现行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中的实践检视 |
3.2.1 跟踪评价实施效果不理想 |
3.2.2 跟踪评价的评价标准较低 |
3.2.3 跟踪评价的法律责任不健全 |
3.3 现行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
3.3.1 亟待添加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基本原则 |
3.3.2 亟待确立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评价标准 |
3.3.3 亟待健全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法律责任 |
4 回复力原则引入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4.1 回复力原则引入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必要性 |
4.1.1 弥补现行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基本原则的不足 |
4.1.2 能够有效解决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现存问题 |
4.2 回复力原则引入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可行性 |
4.2.1 契合国外的新近理论研究 |
4.2.2 因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 |
4.2.3 具有技术可支持性 |
5 美国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概览及启示 |
5.1 美国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相关内容 |
5.1.1 美国跟踪评价的评价指标 |
5.1.2 美国跟踪评价的法律责任承担机制 |
5.2 美国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对我国的启示 |
5.2.1 提高跟踪评价的标准 |
5.2.2 完善跟踪评价的法律责任承担机制 |
6 基于回复力原则的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完善 |
6.1 将回复力原则添加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基本原则 |
6.1.1 确立回复力原则的法律原则地位 |
6.1.2 与预防原则等原有法律原则相协调 |
6.2 确立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评价标准 |
6.2.1 将回复力原则作为跟踪评价的审查标准 |
6.2.2 提高跟踪评价的审查标准 |
6.3 健全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法律责任 |
6.3.1 将生态修复作为责任承担的优先方式 |
6.3.2 将生态环境功能损害纳入赔偿范围 |
7 结语 |
8 参考文献 |
9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 致谢 |
(6)异质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4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2.1 关于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 |
2.1.1 绿色经济理论发展 |
2.1.2 绿色经济效率发展 |
2.2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 |
2.2.1 环境规制理论演进 |
2.2.2 环境规制的实证研究 |
2.3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 |
2.3.1 环境规制对经济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
2.3.2 环境规制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2.4 国内外研究的评价及其对本文研究视角的启示 |
第三章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分析 |
3.1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逻辑机制 |
3.1.1 基于零和观点的新古典经济学 |
3.1.2 基于双赢观点的波特假说 |
3.1.3 不同层面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机制分析 |
3.2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模型 |
3.2.1 基本假设 |
3.2.2 企业排污成本分析 |
3.2.3 环境规制背景下企业收益分析 |
3.2.4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模型推导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异质型环境规制的政策演进 |
4.1 异质型环境规制的界定与分类 |
4.1.1 环境规制的界定 |
4.1.2 环境规制的分类 |
4.2 我国异质型环境规制政策变迁 |
4.2.1 命令控制型规制形成:1978—1989年 |
4.2.2 市场激励型规制兴起:1990—1999年 |
4.2.3 市场激励型规制快速发展:2000—2010年 |
4.2.4 多元化政策工具涌现:2011 年至今 |
4.3 异质型环境规制工具在我国的实践 |
4.3.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我国的实践 |
4.3.2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我国的实践 |
4.4 我国异质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践启示 |
第五章 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
5.1 现有研究回顾 |
5.2 研究方法 |
5.2.1 超效率SBM |
5.2.2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 |
5.3 绿色经济效率省域差异与动态分析 |
5.3.1 数据来源 |
5.3.2 省域绿色经济效率分析 |
5.4 我国省域绿色经济效率差异因素分析 |
5.4.1 数据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5.4.2 结果分析 |
5.5 我国省域绿色经济效率空间差异因素分析 |
5.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5.5.2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
5.5.3 空间估计结果与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微观层面:异质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效率 |
6.1 现有研究回顾 |
6.1.1 波特假说 |
6.1.2 反波特假说 |
6.1.3 波特假说的不确定性 |
6.2 机理分析 |
6.2.1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分析 |
6.2.2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机理分析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6.3.1 模型构建 |
6.3.2 指标说明 |
6.3.3 数据来源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4.1 异质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6.4.2 异质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空间回归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观层面:异质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 |
7.1 现有研究回顾 |
7.1.1 产业结构与绿色经济效率 |
7.1.2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 |
7.1.3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绿色经济效率 |
7.2 机理分析 |
7.2.1 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分析 |
7.2.2 异质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分析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7.3.1 模型构建 |
7.3.2 指标说明 |
7.3.3 数据来源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4.1 异质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
7.4.2 异质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效应检验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宏观层面:异质型环境规制、双向FDI与绿色经济效率 |
8.1 现有研究回顾 |
8.1.1 双向FDI与经济效率 |
8.1.2 双向FDI的环境效应 |
8.1.3 环境规制、双向FDI与经济效率 |
8.2 机理分析 |
8.2.1 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分析 |
8.2.2 异质型环境规制、双向FDI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分析 |
8.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8.3.1 模型构建 |
8.3.2 指标说明 |
8.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8.4.1 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结构中介效应检验 |
8.4.2 异质型环境规制、双向FDI与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异质型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
9.1 异质型环境规制政策建议 |
9.1.1 异质型环境规制的作用范围与导向 |
9.1.2 环境规制的动态实施与调整 |
9.1.3 关于规制工具的优化与组合 |
9.2 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的政策建议 |
9.2.1 微观层面:鼓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
9.2.2 中观层面: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 |
9.2.3 宏观层面:利用双向FDI实现绿色升级 |
第十章 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10.1 主要结论 |
10.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概念界定与辨析 |
1.2.1 城镇化的概念与内涵 |
1.2.2 生态环境的概念与内涵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研究评述 |
1.4 研究目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1.4.4 研究技术路线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城镇化发展规律:诺瑟姆曲线 |
2.2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规律:对数曲线 |
2.3 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规律: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 |
2.4 系统耦合协调理论 |
2.5 系统理论 |
2.6 协同理论 |
2.7 本章小结 |
第3章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
3.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内涵与特征 |
3.1.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内涵 |
3.1.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特征 |
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制分析 |
3.2.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 |
3.2.2 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作用机制 |
3.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规律 |
3.3.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类型 |
3.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时序规律 |
3.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调控机制 |
3.4.1 产业调控机制 |
3.4.2 规划调控机制 |
3.4.3 社会文化调控机制 |
3.4.4 政策调控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成都市城市发展演变及生态环境响应过程分析 |
4.1 古代成都城市发展过程与生态环境作用特征 |
4.1.1 古代成都城市发展的演变轨迹 |
4.1.2 古代成都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 |
4.2 工业化萌芽以来城镇化发展及其生态环境响应 |
4.2.1 清末城镇化起步阶段与生态环境作用关系 |
4.2.2 民国时期城镇化衰退发展与生态环境作用关系 |
4.3 现代工业化发展背景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响应 |
4.3.1 建国以后成都城镇化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分析 |
4.3.2 建国以后成都市的生态环境响应特征 |
4.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关性分析 |
4.4.1 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 |
4.4.2 环境质量与城镇化的关系 |
4.4.3 污染排放与城镇化的关系 |
4.4.4 资源利用与城镇化的关系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分析 |
5.1 基于EKC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
5.1.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择 |
5.1.2 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拟合曲线分析 |
5.1.3 城镇化与能源资源的拟合曲线分析 |
5.2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城镇化与环境质量双向作用分析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
5.2.2 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冲击响应分析 |
5.2.3 方差分解 |
5.3 基于生产函数的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作用分析 |
5.3.1 模型构建 |
5.3.2 指标选择与数据检验 |
5.3.3 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尾效”作用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
6.1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
6.1.1 评价指标选取 |
6.1.2 指标数据处理与权重确定 |
6.1.3 模型构建 |
6.2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评价 |
6.2.1 成都市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评价 |
6.2.2 成都市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评价 |
6.3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测度评价与分析 |
6.4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分析 |
6.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6.4.2 基于城镇化指标的区域差异比较 |
6.4.3 基于生态环境指标的区域差异比较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
7.1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机制 |
7.1.1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产业调控机制 |
7.1.2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划调控机制 |
7.1.3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文化调控机制 |
7.1.4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调控机制 |
7.2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
7.2.1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
7.2.2 选择适度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规模 |
7.2.3 构建合理的城乡空间布局 |
7.2.4 历史文化传承与生态文明理念的融合 |
7.3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1.主要结论 |
2.主要创新 |
3.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表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成果清单 |
(8)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研究 ——以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概念界定 |
1.2.1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 |
1.2.2 城乡规划实施评估 |
1.2.3 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进展 |
1.3.1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1.3.2 国内外实践发展动态 |
1.3.3 小结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技术框架 |
第二章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实践 |
2.1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现状 |
2.1.1 园区空间分布 |
2.1.2 园区产业发展 |
2.2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践进展 |
2.2.1 规划编制类型 |
2.2.2 规划编制单位 |
2.2.3 规划设计管理 |
2.2.4 规划实施评估 |
2.3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面临的问题 |
2.3.1 标准化统计工作机制尚未形成 |
2.3.2 规划实施的不确定性较多 |
2.3.3 国际环境与多元主体对评估的复杂影响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技术体系 |
3.1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理论依据 |
3.1.1 理性规划与交互规划 |
3.1.2 社会影响评价理论 |
3.1.3 境外产业园区“飞雁模型” |
3.1.4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
3.2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内容 |
3.2.1 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理论框架 |
3.2.2 境外产业园区发展特点与属性 |
3.2.3 境外产业园区参与主体及评估期望 |
3.2.4 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详细内容 |
3.2.5 境外产业园区各类规划实施评估侧重点 |
3.3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原则 |
3.4 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指标体系 |
3.4.1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
3.4.2 评估指标选取原则 |
3.4.3 评估指标体系建构 |
3.4.4 评估指标权重确定 |
3.4.5 评估指标量化方法 |
3.4.6 实施评估总体得分 |
3.4.7 实施评估结果判定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实证分析: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评估背景 |
4.1 东方工业园发展历程 |
4.1.1 园区发展总体概况 |
4.1.2 园区发展阶段回顾 |
4.1.3 园区空间拓展特征 |
4.1.4 园区产业发展特征 |
4.2 现行总体规划主要内容 |
4.2.1 发展目标与定位 |
4.2.2 规划理念 |
4.2.3 园区规模与布局 |
4.2.4 土地利用 |
4.2.5 交通体系规划 |
4.3 规划实施评估范围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实证分析:东方工业园总体规划实施评估 |
5.1 规划实施环境评估 |
5.1.1 宏观环境评估 |
5.1.2 中观环境评估 |
5.1.3 规划实施环境评估小结 |
5.2 规划实施过程评估 |
5.2.1 规划政策实施 |
5.2.2 外部政策实施 |
5.2.3 规划实施过程评估小结 |
5.3 规划实施效果评估 |
5.3.1 产业发展 |
5.3.2 土地开发 |
5.3.3 支撑体系 |
5.3.4 外部效应 |
5.3.5 规划实施效果评估小结 |
5.4 规划工作与成果评估 |
5.4.1 规划工作科学性评估 |
5.4.2 规划文本质量评估 |
5.4.3 规划成果合规性评估 |
5.4.4 规划文本外在有效性评估 |
5.4.5 规划工作与成果评估小结 |
5.5 规划实施评估总体结果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1.1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践随着园区的发展渐成体系 |
6.1.2 构建了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五维评估理论框架 |
6.1.3 建立了中国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指标体系 |
6.1.4 东方工业园实施情况较好但仍面临问题与挑战 |
6.1.5 对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发展的建议 |
6.1.6 对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的建议 |
6.2 主要研究创新点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6.3.1 研究不足 |
6.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中英文对照翻译 |
附录2: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调研访谈提纲 |
附录3: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调查问卷(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
附录4:QUESTIONNAIRE O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ETHIOPIAN EASTERN INDUSTRIAL ZONE) |
作者简介 |
致谢 |
(9)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基本概念界定 |
1.3.1 环境政策 |
1.3.2 环境政策工具 |
1.3.3 生态效率 |
1.4 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图 |
1.6 论文结构 |
1.7 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回顾 |
2.1 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
2.1.1 环境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 |
2.1.2 环境政策与生态环境保护 |
2.1.3 环境政策与区域生态效率 |
2.1.4 环境政策空间溢出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率 |
2.1.5 文献评述 |
2.2 环境政策强度测度方法相关研究 |
2.2.1 基于定性指标的测度方法 |
2.2.2 基于定量指标的测度方法 |
2.2.3 基于综合性指标的测度方法 |
2.2.4 基于环境政策本身的测度方法 |
2.2.5 文献评述 |
2.3 基于DEA方法的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研究 |
2.3.1 基于CCR-DEA和 BCC-DEA模型的区域生态效率评价 |
2.3.2 基于SE-DEA模型的区域生态效率评价 |
2.3.3 基于SBM-DEA模型的区域生态效率评价 |
2.3.4 文献评述 |
2.4 公共政策量化分析方法相关研究 |
2.4.1 基于设定政策量化标准的公共政策量化分析 |
2.4.2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公共政策量化分析 |
2.4.3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理论基础、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与研究假设提出 |
3.1 理论基础 |
3.1.1 政治锦标赛竞争 |
3.1.2 波特假说 |
3.1.3 政治机会结构 |
3.2 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
3.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3.3.1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政策空间溢出与区域生态效率 |
3.3.2 环境政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与区域生态效率 |
3.3.3 环境政策、公众环境参与行为与区域生态效率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环境政策文本量化的我国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强度测度 |
4.1 基于环境政策文本测度的逻辑起点 |
4.1.1 我国政策文本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4.1.2 基于环境政策文本测度环境政策强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
4.2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文本的收集与整理 |
4.3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文本的初步统计分析 |
4.4 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强度测度的实施 |
4.4.1 基于环境政策文本测度的操作化思路 |
4.4.2 不同类型环境政策的制定力度 |
4.4.3 环境政策的执行监督力度 |
4.4.4 信度与效度评估 |
4.5 数据处理与测度结果分析 |
4.5.1 数据处理 |
4.5.2 测度结果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SBM-DEA的我国省域生态效率测算与分析 |
5.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5.2 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 |
5.2.1 指标体系构建 |
5.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5.3 测算结果及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对省域生态效率影响 |
6.1 本章实证分析思路 |
6.2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对省域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回归 |
6.2.1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与省域生态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6.2.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6.2.3 政策背景与分时期回归时间节点选择 |
6.2.4 变量和数据 |
6.2.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3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对中介变量影响的回归分析 |
6.3.1 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
6.3.2 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对公众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 |
6.4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和中介变量对省域生态效率影响的回归分析 |
6.4.1 计量模型构建 |
6.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5 公众环境参与行为与环境政策的交互效应对省域生态效率影响 |
6.5.1 计量模型构建 |
6.5.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
7.1 主要结论 |
7.1.1 基于环境政策文本量化的环境政策强度测度方法具有良好的效度 |
7.1.2 环境政策空间溢出显着影响了区域生态效率,但存在政策工具差异 |
7.1.3 “波特假说”在我国成立,但存在地区差异和政策工具差异 |
7.1.4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和公众环境参与行为的中介效应得到了一定验证,但存在地区差异 |
7.1.5 公众环境参与行为与环境政策存在交互效应,有助于改善区域生态效率 |
7.2 政策启示 |
7.2.1 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促进地方政府良性竞争 |
7.2.2 加强环境政策工具的科学设计,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驱动实现绿色发展 |
7.2.3 培育公众环境参与热情,发挥上下结合的协同治理优势 |
7.3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外部监督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论文结构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一、制度理论 |
二、资源基础理论 |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
四、高阶理论 |
第二节 制度背景 |
一、中国环境管理制度的发展历程 |
二、中国环境保护财税制度 |
三、政府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
四、企业社会责任指引及其他相关制度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第一节 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文献回顾 |
一、污染避难所假说 |
二、要素禀赋假说 |
三、波特假说 |
四、不同环境规制形式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
第二节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文献回顾 |
一、消费者的影响 |
二、公众的影响 |
三、供应商的影响 |
四、竞争者的影响 |
第三节 组织内部因素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文献回顾 |
一、高管的影响 |
二、环境管理系统的影响 |
三、组织内部其他因素的影响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
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
二、研究重点发生转变 |
三、研究方法不断丰富 |
第三章 概念界定与发展特征分析 |
第一节 企业环保投资的概念、结构与分类 |
一、企业环保投资的概念及结构 |
二、企业环保投资的分类 |
第二节 企业环保投资的分类与分布特征分析 |
一、分类特征分析 |
二、分布特征分析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政府监管、CEO两职合一与企业环保投资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政府监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
二、CEO两职合一的调节作用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相关性分析 |
三、回归分析 |
四、进一步分析 |
五、稳健性检验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公众参与、产权性质与企业环保投资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一、公众参与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
二、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相关性分析 |
三、回归分析 |
四、进一步分析 |
五、稳健性检验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公众关注度、绿色形象与企业环保投资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一、公众关注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
二、绿色形象的调节作用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相关性分析 |
三、回归分析 |
四、进一步分析 |
五、稳健性检验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一、主要结论 |
二、主要贡献 |
三、研究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政府应积极推动环境规制制定和执行工作 |
二、政府应健全公众参与制度与信息披露制度 |
三、公众应提高环境保护责任感和参与水平 |
四、企业应重视环境保护战略和内部治理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回顾与发展动态(论文参考文献)
- [1]原相煤矿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研究[D]. 王霆宇.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2]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3]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4]空间善治:转型期城市邻避型空间冲突及治理研究[D]. 王玉龙. 山东大学, 2020(02)
- [5]基于回复力原则的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的完善[D]. 刘日捷.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6]异质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D]. 王竹君. 西北大学, 2019(04)
- [7]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D]. 肖况.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8]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研究 ——以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为例[D]. 赵胜波. 东南大学, 2019(06)
- [9]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D]. 郭高晶.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10]外部监督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D]. 杨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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