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中国百姓十大“焦点关注”（论文文献综述）
周芳[1]（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村落体育表演是在独特村落地缘空间下产生,以身体动作、身体运动和身体表演为主要展现形式的民间体育活动,是中国式村落风土人情、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和生活情趣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本论文运用逻辑分析、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对村落体育表演实践案例进行充分挖掘、整理基础上,深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村落体育表演的实践价值、生存困境和发展路径,为完善村落体育表演理论,指导村落体育表演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和美好生活实现,加快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研究结论如下:1.村落体育表演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载体,也是宗教仪式人神对话的媒介和节庆活动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村落体育表演体现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具有健身健体、教育教化、娱乐健心、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等价值;表现出表演动作模仿性、表演特色差异性和表演形式朴素性等三大特征;并按参与人员数量分为竞技对抗类、休闲娱乐类和信仰图腾类表演;按表演人数分为单人类、双人类和群体类表演;按照项目来源分为生产生活类、宗教祭祀类和军事训练类表演。2.村落体育表演呈现出表演目的由悦神祈禳转向娱人娱心、表演地点由朴素空间转向专业舞台、表演性质由全民表演转向专业表演、表演结构由完整呈现转向多元展示、表演功能由自娱自乐转向他者娱乐等变化指征,充分彰显了村落体育表演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价值。村落体育表演与乡村振兴具有互融互通关系,村落体育表演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基础和行动支持,以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种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乡村振兴在村落体育表演中的现象表达主要体现在促进村落产业振兴、提升村落社会治理和加速村落文化共同体构建等层面。3.依据助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的主体差异,将村落体育表演分为精英引领型、政府推动型和自组织型。（1）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依靠村落精英的积极引领,袁窦村遵循“古村旅游+秧歌表演”的发展思路,将秧歌古村打造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并带动袁窦村由省级贫困村发展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袁窦村鼓子秧歌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经营用地难以扩大;演员年龄老化,人才断档,高层次发展受制约等困境。（2）尚寨竹马表演依靠各级政府推动,尚寨村遵循“文化景观旅游+竹马表演”的发展思路,依托遗址文物、竹马文化残存复现,重构形成省级非遗民俗村,并带动了村落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尚寨竹马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少,村民功利性较强;文化自觉性弱,权益集中化严重,日常化发展受阻等困境。（3）大梭庄舞龙表演依靠村落自组织、借助村民文化惯习、自觉意识和项目魅力,大梭庄舞龙表演实现了自我传承、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但项目带动产业振兴和文化反哺作用尚需提高。大梭庄舞龙表演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申报非遗评选意识弱;地方政府参与度不高,政策及经费支.持不足;管理组织不稳定;与教育、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等困境。4.精英引领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寻求政府支持,对接社会需求,稳定精英团体,优化村落体育表演的品牌化、特色化和创新化发展。政府推动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引导村落精英积极作为,合理开发村落体育表演文化;鼓励村落力量参与,借力村落旅游发展村落体育表演;拓展衍生产业,提高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等优化路径。自组织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加强自组织建设,提高村落体育表演核心竞争力;动员全员参与,筑牢村落体育表演的群众基础;获取政府帮助,提升村落体育表演的影响力等优化路径。研究提出了多元主体协同型村落体育表演类型,探讨了深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村落体育表演的理念认同、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部门协同、明晰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责任分担等机制,并提出了拓展村落体育表演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空间,加大村落体育表演组织化、日常生活化融入,延续村落体育表演制度化、谱系化非遗传承,开展村落体育表演信息化、科学化创新发展和扩大村落体育表演竞赛化、标准化项目开发等路径选择。5.研究提出了（1）政府部门联动协作,促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2）村落精英主动参与,加快村落体育表演文化向村落文化产业转化;（3）积极引导村落体育表演自组织内生性发展,提高自我造血、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4）提升村落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塑造良好的村落文化氛围;（5）借助商业化、产业化发展机遇,将村落体育表演与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相结合,促进村落文化和村落体育表演的良性发展;（6）专家学者科研助力,挖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价值,提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影响力等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六大发展保障体系。
李想[2]（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指出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刘宇琳[3]（2020）在《从民间立场看刘震云的小说创作（1979-2012）》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学界对于刘震云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其作品中的某一主题或艺术特色进行分析探究。虽然有一些研究者力图对刘震云的创作脉络进行整体性的爬梳,但是由于刘震云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其新作品层出不穷,不少研究着述便无法涵盖他的全部创作。这就使得研究者们对作家的成长和意识转变缺乏整体性的观照。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民间立场为切入点,爬梳作家自初登文坛至今（1979-2012）的创作历程,探究作家放弃启蒙,转向民间立场的原因,以及在这一立场的影响下,作家的思考维度是如何层层深化、不断发展的,其写作风格又得以呈现出何种艺术特点。论文旨在对作家的写作做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考察,探究民间立场对作家思考维度和叙述策略的影响。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三个章节。第一章辨析民间及民间立场的概念,阐明刘震云民间立场的成因。论文梳理自晚清政治维新运动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民间文化的地位转变;以陈思和等人的相关论文为切入点,辨析学界对于民间立场的讨论,从而厘清民间立场这一概念的生发及内涵。进而,论文运用相关的档案数据和史料记载,对河南的“弃儿”历史和刘震云早年的人生经历进行挖掘,并结合八九十年代的文艺思潮和福柯、萨义德等人的理论传播,阐明刘震云的民间立场是源于对河南衰落的同情、对主流话语的不信任、对自身时代边缘人处境的不满以及对知识分子启蒙精神正义性的怀疑。第二章论述刘震云的民间立场与其小说书写视野的流变,重点探究作家思考维度的深化与发展。论文从伦理、言说、历史三个层面出发,综合运用文本细读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了伦理学、国家意识与地域认同、语言学等相关理论,探究刘震云对于传统伦理的解构,对小人物精神状态的关注以及对生存正义性的肯定和宣扬。第三章论述刘震云在民间立场的影响下,于具体书写中所展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叙述策略。论文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读,重点探究刘震云文本中冷峻的叙事视角、精妙的反讽艺术和方言俗语的运用。通过比对刘震云不同创作阶段的艺术风格,本章认为,这些叙事策略不仅可以生动、有力地表现刘震云的民间书写,其本身更是作家对民间认知不断深化的结果,二者相辅相成。论文以民间立场为切入点,从整体上梳理刘震云的创作脉络,探索其创作风格和思想意识转变的原因、意义及问题。刘震云也曾充溢着启蒙的激情,但是对故土河南衰落的同情、对主流话语的不信任、对自身时代边缘人处境的不满以及对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正义性的怀疑最终将他引向了民间立场。他试图于民间伦理中寻得精神的慰藉,却勘破了传统伦理的美好幻境,意识到那不过是权力的锁链;他试图通过言说寻得知心人,为自己,为民间寻得精神的出路,却发现孤独才是民间的常态;当对现实失望后,刘震云便迎着“新历史主义”的浪潮,转向历史,转向对生活晦暗缘由的探寻。从伦理,至言说,再到历史,作家的思考维度层层深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体风格。尽管刘震云竭力以冷静客观的视角剖析民间,但自身与民间同处边缘的相似命运却让他始终对民间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感。这就使得刘震云在具体的写作中,虽然能够剖析民间的晦暗,却无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探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家写作的深度。
杨文[4]（2020）在《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文中指出社会生活是着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学术考察的基本领域,尤其是其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这一关注对象的选择体现了其特定时代背景、问题意识、学科特征和个人学术特点,对此进行历史探讨,有助于认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亦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跨学科借鉴。费孝通成长于江南绅士家庭,新旧兼及的家庭教育开启了他的知识视野,而人类学的熏陶促使他更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获取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洞见,显示了其传统文化根基和对世界文化态势的总体把握。费孝通直面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局和现实生活问题,立志探求社会发展路向,溯源社会问题的历史症结,揭示社会生活变迁的规律,体现了人类学的学术使命。在他看来,构成中国历史症结的贪污无能、技术落后和高文盲率等,是社会结构、匮乏经济和儒家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一般社会改良所能济事,社会发展论应运而生。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出路在于以技术和组织变革为特征的工业化,落后族群只有在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和学习中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按照上述既定学术目标,费孝通在实证考察和理论省思层面,都作出了独特建树。费孝通的民众生活研究开始于对中国小农社区的观察,表明了社会人类学学者清晰的生活空间意识,他积数十年之功最终找到一条对庞大中国进行日常生活观察的“现实的方法”。以花蓝瑶、江村和禄村等不同类型的小农社区生活为个案进行考察,费孝通充满自信地认为,积以时日,必将增进对整体中国社会的认识。在众多的日常生活空间里,费孝通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所获得的社会仪式、口传和物质文化资料等,与历史通识的系统化资料以及经书、正史、地方志和官方统计等文献的使用,共同揭示了近代中国民众生活的细节。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历史通识和历史文献的结合,展示了以人类学为主、史学为辅的素材应用技艺。费孝通的近代中国生活审思聚焦于文化特质的变化、社会关系的产生和社会生活的变异。近代交通和价值观念等文化特质的变化,或者是近代以降的自我生成,或者是文化播迁的结果,其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随着近代中国城乡的人口流动,社会逐渐由血缘结合转变为地缘结合,家庭亲属关系以新的形式进行组合和调整,青年人普遍追求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结合,传统农业社会悄然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替易,与此,在这同时,手工业的衰落和劳工的社会地位成为重要中国社会问题。费孝通认为,外部助力和当地自立相结合的计划变迁构成社会生活近代变迁的基本路径。上述关注焦点的聚成,源自于费孝通敏锐的问题意识。作为功能派人类学家,费孝通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台阶式”历史观,以“志在富民”为职志,特别关注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中国乡村社会,从而提出了乡村工业化等一系列现实而可行方案。由此可见,时代关切、学科关怀和个人学术志趣等共同催生了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就理论工具而论,功能派人类学以社会生活结构的考察见长,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深度关联,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探究不能离开其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体现了一种日常生活史观。这样的生活探究既充满具象的社会描述,更重视一般原则的抽象;既注意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活着的历史”元素,更注目于动态生活脉络的勾勒;既有研究者的理性判断,更重视当时、当地、当事人的日常思维逻辑。功能主义的文化观、生活史观和主位—客位认识论成为费孝通认识近代中国生活的独特理论工具。基于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向,选择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进行考察,我们不但认识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也可见其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指导价值,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功能派人类学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张雷[5]（2020）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挺立,依靠的是脊梁;一个民族的崛起,支撑的是精神。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需要遍地林立的物质大厦,更需要建造巍峨耸立的精神大厦。人是精神的载体,人物报道是传播和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主流舆论的利器,也是建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作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大报”,70多年来,一代代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者,秉承党中央机关报的历史使命,书写着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战斗、生活、建设、发展的当代史,描绘着新中国精神大厦的图谱,形成了独特的人物报道传统。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经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指导意见的通过,标志着“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有了系统的顶层设计。在党中央领导下,打响了一场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体、夺取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主流媒体排头兵和主力军,人民日报抓住媒体融合的时代机遇,坚持“一手抓技术,一手抓内容”,在依托“中央厨房”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同时,不断提高优质内容生产能力,把人物报道这一传统优势和长处发挥到了极致,人物报道的栏目创新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根据本研究所做的全样本统计,2014年8月至2019年4月,人民日报共刊发人物报道9000多篇,月均150余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栏目稿,涉及栏目387个,新开设栏目197个,人物报道由以往的“多栏目”格局演化为“多栏目集群”的新格局。以人物的精神为“特殊材料”,以栏目建设为主体,人民日报在其版面、网页、移动新媒体上构建起一种类似当今“摩天大楼”所普遍采用的“巨型框架+核心筒+加强桁架”结构,映射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生动镜像。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格局发生变化:首先是典型报道栏目多样化、立体化、系统化:重大典型报道以“时代楷模”宣传为核心,“时代先锋”、“先锋足印”、“最美基层干部”、“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四大栏目“鼎足之势”,各类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不断推陈出新。这四大栏目与“时代楷模”以及众多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结合在一起,就构筑起了一座精神大厦的“核心筒”。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已经出现多个大型常设普通人故事栏目,并形成了“人生境界”、“劳动者之歌”、“身边的感动”、“暖流”等多个栏目“接力”的局面。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以“普通人”为报道对象的栏目由过去的“接力”,发展到“栏目集群”,“新春走基层”、“点赞中国”、“故事·百姓影像”、“守望”、“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发现身边”等新栏目与“劳动者之歌”齐头并进,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类似超高层建筑上围绕在“核心筒”周围的“巨型框架”结构。在人民日报四大类栏目集群当中,还有一类数量较大的“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基本上都是为了适应阶段性主题宣传而设置。这些人物报道栏目均为战役性主题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围绕特定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通过人的故事来鼓舞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形成了人民日报建设民族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人民日报上的人物报道,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生动故事,树立了一个个光辉的典型、榜样、楷模。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最新的“中央厨房”全媒体运行平台,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也探索出一条“用全媒体手段讲述人物故事”的新路径,开创出一个个全新的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大厦最具创新色彩、时代特色的“塔尖”。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的实践,为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也启发了更多的思考:任何一座高楼大厦,要想巍然耸立,矗立不倒,必须打好坚实深厚的基础。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巍然耸立在党心民心的基础之上。党心和民心,是这座大厦的基础和生命力所在。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不忘初心锤炼党魂,使精神大厦的“核心筒”根深蒂固;二是扎根人民凝聚民心,使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牢不可破;三是守正创新做强媒体,使精神大厦的“建筑师”坚强有力。
王永杰[6]（2020）在《司法裁判中的民意安置》文中研究说明民意与司法并非新话题,而是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民意介入司法已成事实,观察民众对司法案件的介入,从孙小果案被揭发,当年违规判决、减刑遭披露,一批“保护伞”被公诉;到王浪“反杀”案、于欢案等,民众对正当防卫的积极讨论;再到吸烟被劝猝死案一审判决引发的民众关于“劝不劝”的探讨;以及追逃逸者致死案中关于“追不追”的思考等系列案件中,我们能够发现民意表达整体上推动了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经济体制的变革,而这一切又使得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但是,立法民意因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等因素,致使其在面对新问题时束手无策,此时,涉案民意就不应再被人们所忽视。因此,如何安置民意,即如何将民意程序性输入到司法裁判中便成为当代学者应当思考的话题。首先,对“民意”进行相关阐述。关于“民意”的概念界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在国外,学者们所下定义不下13种;在国内亦远超过10种。民意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分别从主体、客体、本体等方面分别对“民意”一词进行了分析,认为所谓“民意”,是个人围绕某一议题表达出的意见、态度,而这一议题既可能涉及某种社会现象,亦可能与某个事件、某项政策有关。因为一方面,除非进行全民表决,否则很难对“大多数人”进行准确判断;另一方面,多元丰富的价值观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而通常情况下,观点是否主流以及影响力强弱,与主张该观点的人数的多寡并无决定性关系,关键在于主张该观点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能力。因此,民意的主体既可能是多数人,也可能是少数人甚至个体。文章对民意与公意、舆论、舆情进行了概念辨析,并对民意的相关分类进行了简单阐述,意在让读者对“民意”一词有更加清晰地认识。如今互联网迅猛发展,法治建设深入推进,民意除具有不理性、不稳定性等传统特征外,亦结合时代产生出了新的特质——表达载体更加多元,作为公众参与政治之新方式,民意演变愈发碎片化,规则意识成为争议制高点。其次,本文以2017年到2019年三年间民众所关注的司法案件为研究样本,旨在发现民众所关注的司法案件类型及其特点。通过样本分析可以发现,虽然民众每年所关注的司法案件只是法院每年审结案件中的冰山一角,然而从2017年到2019年的数据来看,民众所关注的司法案件本身的绝对数量在成倍增长,从其增长趋势以及所造成了社会影响性来看,无论是实务工作者亦或是理论研究者,都不能小觑这部分总体占比小的案件。权贵身份案件、道德冲突案件一直以来都是民众关注的焦点;而近年来未成年人案件,包括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关注度迅猛上升;突发公共安全案件亦成为近年民众讨论的热点,例如食品安全、抢夺方向盘、高空抛物以及随机杀人等等;此外,在互联网基础上产生的新生事物所涉案件,毫无疑问地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例如浙江乐清滴滴顺风车杀人案、“e租宝”非法集资案、第一例组织刷单入刑案等等。而当前述几类案件存在融合时,民众的关注度更是高涨,如新城董事长猥亵儿童案,权贵身份和涉未成年人两个因素,使得该案一经披露,民众顿时就炸了锅。通过分析前述民众所关注的案件能够发现,这些案件或存在违规判决、减刑,或存在案件判决畸轻、畸重,或包含法情理冲突。再次,民意并不能作为司法裁判的正当化理由。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能作为裁判大前提的理由只能是正当化理由。通过正当化理由进行裁判,不仅能够实现发现裁判结果这一目的,而且还能使得裁判结果具有正当性。这是有正当化理由所具有的特性所决定的。一个行动理由之所以能成为正当化理由,或者满足了道德优点;或者在道德分歧时,能克服此种分歧而成为稳固的讨论基础。就民意本身来看,它并不必然具有道德优点:一方面,民意并不一定是好的意见、态度,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男女同工不同酬;另一方面,虽然存在部分民意是“好”的意见、态度之情形,然而该民意原本就是一个符合道德优点的好意见、态度,并非因为民众认同才使它具备这一特性。其次,民意也不符合第二点要求。民意的形成过程是不稳定的,其内容本身亦不稳定,因此,它无法担任法律推理过程中稳定的前提。这就使得民意无法如法律般成为正当化理由,发挥出正当化能力。然而通过前文的样本分析可以发现,民意对于司法裁判而言有其独立的价值,它能推动了部分案件的立案、审判程序,能使案件的处理结果更趋合理、公正,能使诉讼程序朝着更公开、公正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总的来说,民意表达整体上推进了司法公正,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出民意的这份积极作用,使之程序性输入司法裁判成为当前考虑的问题。最后,文章提出司法裁判安置民意的具体路径。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代表群众,它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象征,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党政部门的一致重视,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该制度一路曲折前行,存在的问题亦不断涌现,如全国性法律缺失、“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2015年4月全国50家试点法院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试点改革,并于2018年4月27日顺利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为保障人民陪审员实质性参审,该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在七人合议庭下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区分,即就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但对法律适用问题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然而在理论上事实审与法律审水乳交融,难以区分;在实践中具体操作方式至今亦未能统一,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文章在探索域外经验及50家试点法院三年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制定事实认定规则,制作类案清单,并完善配套机制——法官指示制度。美国的法庭之友制度在凝练民意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民意程序性输入司法裁判提供了良好平台。回顾我国司法制度与现象,诸如专家意见书、鉴定意见、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等在设计理念上与美国法庭之友制度极为相似,因此发现这些现象或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并加以完善是实现民意程序性输入司法裁判的良好措施。
陈凌[7]（2020）在《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日常生活”为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融入社会进程的历史过程,并重点关注这一过程中,个人如何参与到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以及个人意识生成与自我认同的影响问题。在此强调提出,本文研究的广告生产主要指商业广告,公益广告不在本次研究讨论范围之内。之所以,选择“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广告史的线索,是因为既有研究常将广告作为社会生活影响的外部因素,对广告生产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内部机理关注不足,对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关注比较有限。“日常生活批判”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延伸。列斐伏尔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消费受控制的社会”语境下,日常生活已经沦为一种被规划的对象物,其中市场化与广告的力量尤为重要。广告理论家尤恩·斯图尔特（Stuart Ewen）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此观点,并提出作为“社会生产的广告”概念。本文尝试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社会过程史。本文认为中国广告业40年发展及其社会过程史,与西方消费社会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如何理解这一“不同”,并重估它与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的关联,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广告业首先是国家推动,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的自上而下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意义博弈过程。加入WTO之后,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影响加剧,广告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博弈关系逐渐打破,广告生产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个人实践的重要场域,并深刻影响个人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形成。重新叙述这一过程,也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发展史的理论尝试。绪论部分将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并抵达个人实践的过程建构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与主流研究以市场营销学和广告心理学为理论视角不同,本文以社会过程论为出发点,关注的是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意识生成与认同影响过程。这是绪论部分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设想。第二章主要研究商业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的时期（1978年一 1991年）。这一阶段,广告生产经历了由生产资料型广告向生活资料型广告为主的转向过程,与此同时,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日常实践过程也伴随集体价值向个人意识形成的转变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广告生产再造闲暇与工作“新关系”的日常过程（1992年一2001年）。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个人开始积极参与到广告生产的各类型闲暇生活实践中,个人开始认同广告生产的价值体系。第四章主要研究日常生活全面广告化,打造“生活方式”的社会过程（2002年—2009年）。加入WTO后,随着全球化和消费主义进一步影响,广告生产参与到媒体空间、城市空间的建构中,广告生产将日常生活具象为“生活方式”,这一过程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的程度加深,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显现。第五章研究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及其个人主义文化（2010年—2018年）。广告生产的智能化、计算化、精准化,使个人逐渐退缩到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中,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加剧,第五章的结论与第二、三章的研究形成对话关系。第六章对全文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并对这段历史考察提出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广告生产再造生活实践,影响个人意识与自我认同的过程,既有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趋同,也有自身实践的差异。理解异、同问题的过程,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史的补充视角。本文提出三点主要结论:首先,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搭建广告史的研究框架,补充了广告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对不同时期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研究发现,80年代广告与日常生活互为建构的过程,对40年广告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应得到重视。最后,文本将认同困境放置到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下探讨,是广告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与中国语境下展开对话的尝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理论建设的新路径。
池夏冰[8]（2020）在《语文学科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面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和国际文化冲突的时代挑战,《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和《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都提出培育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要求,但在实践层面缺失具体路径,教育戏剧的体验特性为语文学科发展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提供新的思路。目前,有关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研究是稀缺的。研究者以案例研究为主,收集和分析学生访谈、课堂观察、实物资料等质性资料,并辅之以调查问卷等量化数据,以文化体验为核心探究教育戏剧在发展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中的功能及其教学模式。本研究构建了学生文化体验分析框架、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功能模型和教育戏剧教学发挥文化体验功能的内在机制模型,设计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教学模式并检验其教学效果。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二、三章）是研究准备,基于时代背景提出研究问题,围绕关键概念回顾相关文献,确定研究方案。第二部分（第四、五章）是理论研究,构建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并设计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教学模式。第三部分是实践研究（第六章）,将教学模式的理论构想应用于语文课堂并检验其有效性。第四部分（第七章）是研究总结,得出研究结论并回答研究问题。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教育戏剧对学生文化体验发展有正面影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文化体验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第二,教育戏剧对学生文化体验发展的影响具有个体差异性,影响因素主要有性格特征、感觉偏好和阅读策略。第三,教育戏剧具有多种文化体验功能。在行为方面,它能唤醒学生的运动感觉,改善学生的朗读表现,让学生深入体验角色的内心世界;在情感方面,它能让学生在愉悦的情绪状态中学习文化,提高学习参与度,并在移情中深化文化体验;在认知方面,它能优化学生理解、分析、创造这三类认知表现。第四,教育戏剧发挥文化体验功能的教学模式是有效的。在文本理解方面,教育戏剧能促进学生还原文字的本意,领会作品的深意;在角色代入方面,角色转换能提升文化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双重角色能促使学生连接文化和自我;在教学设计方面,“参与—描述—阐释—反省”教学循环圈以及肢体剧场、朗读剧场、故事剧场、提问角色、教师入戏等教育戏剧教学策略能促进学生文化体验发展;在教学环境方面,教育戏剧能模拟再现文化事件和人物关系,为学生的想象创设自由而宽容的开放情境,合作的人际环境让学生在互相依赖、互相支持的氛围中深化文化体验,教师关注个体差异和学生相互尊重包容有助于创设安全的教学环境。依据研究发现,研究者提出四条建议:完善课程标准中“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内容标准;更新语文学科文化教学的体验精神;倡导运用教育戏剧优化文化体验教学;发展教师教育戏剧教学的专业素养。本研究顺应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潮流,开展实证研究,探讨了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功能和教育戏剧教学发挥文化体验功能的内在机制,探索出以教育戏剧为主要教学活动的文化体验教学模式,将西方教育戏剧的前沿理论和教学实践本土化并革新。研究受限于实践条件、教学资源等因素,未来有待通过量化研究、跟踪研究、比较研究等路径,继续提升教育戏剧在发展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品质。
王春晓[9]（2020）在《公共生活视野下的贾樟柯电影研究》文中指出作为现代大众传媒的重要方式之一,电影具有突出的公共性特征,担负着关注公共生活、启蒙公民、反思和建构公共价值观念的社会责任。但在消费主义文化主宰的当下社会,电影的娱乐性和资本性影响和左右着很多电影创作者的立场和姿态。在这种情势下,贾樟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公共情怀,通过电影积极介入公共生活,影响社会公共领域,用影像世界里的诗性正义引领人们反思和推动社会公共价值观念的进一步完善。以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和公共生活》一书中的相关理论为依托,本文采用电影介入公共生活的理论视角对贾樟柯电影进行深入研究。论文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电影艺术在介入公共生活的实践中,建构诗性正义的可能。对“公共生活”概念和玛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理论进行界定,继而从公共生活与电影艺术的关系、电影艺术与诗性正义的关系两个层面,阐述电影艺术作品如何介入公共生活,以及如何在介入公共生活的实践中,最终建构起一种可以对社会公共价值观念产生影响的诗性正义。第二部分分析贾樟柯的时代“天命”感和公共情怀。结合贾樟柯生活的时代背景和艺术经历,可以发现贾樟柯深度沉潜于故乡汾阳县城的故事中,这种沉潜让他有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现实,从而以汾阳县城为当代中国的缩影,以汾阳故事观照中国命运,这种超越性姿态让他实现了对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关注。在这一过程中,贾樟柯及其电影的公共性越来越被世界认识和肯定,他从一个文艺青年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以电影为媒介,参与政治、社会等公共问题的讨论与发言,彰显出知识分子应有的公共情怀。第三部分分析贾樟柯的电影是如何介入公共生活的。首先,他关注公共事件聚集时代变革,突破线性叙事展示时代群象,通过丰富的场面调度扩增镜头的信息容量,以此建构了以纪录中国为使命的电影世界;其次,贾樟柯以人性为电影创作的基点,以人情书写、生存困境的展示和人性思考来质疑现实和反思道德、法理,为社会公共理性的进展提供人性的参考;最后,贾樟柯通过对镜头理性和感性的调控,对人物语言做加法和减法,对视听美学的探索,有效制衡电影的表意功效,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观众的影响和对公共生活的介入。第四部分主要从学术研究界、电影研究界和普通电影受众三大受众群体研究分析贾樟柯电影对公共领域的具体影响。在学术研究界,他关注真实中国的理念被广泛发现和认可,引发研究者们对电影“真实美学”的探讨,使电影的“生活实感”和“在场”感成为学术界思考电影与现实关系的焦点。在电影研究界,贾樟柯的影像从内容到风格影响了电影研究界对中国电影的看法,甚至使他们用新的话语来定义中国电影。而从豆瓣网、微博和知乎中,搜集普通电影受众对贾樟柯电影的评价,可以发现,贾樟柯的电影让普通人得以重新发现和审视自己。第五部分主要探究贾樟柯电影中“诗性正义”的具体体现。具有公共情怀的贾樟柯,以其电影对公共生活积极介入,在自己的电影世界中建构起了可供公共社会借鉴的诗性正义观念。比如,他借助电影故事吁请社会:关注普通人的平等与尊严;建构公民社会中理解与同情的人际关系;丰富法律与道德中的人性维度;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与完善。在商业性和娱乐性主导的电影市场环境下,贾樟柯坚守自己的电影创作初心,在公共生活中积极地发挥其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让电影在公共生活中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激发观众对人性和公共生活的深度思考,消除偏见,平等相处,从而促进人们进一步实现和完善社会正义。当下,如何能够让更多电影创作者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与良知,发挥其公共性价值,这是我们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张晓雪[10]（2020）在《场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舆论社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李普曼、考夫卡、卢因等人开始,有关“场”或“场域”的概念就与舆论研究密切相关。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被公认为是场域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创造性地将场域理论运用到媒介现象的观察分析中。此外,布迪厄所提出的文化再生产等相关理论也对舆论研究具有很大帮助。场域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相结合,可以用来分析舆论对于社会可能产生的重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舆论场域中诸多因素发生变化,舆论在国家、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对于社会的变革性作用越来越强烈。伴随着这种变化,社会舆论作为一种社会表达现象,开始逐步突破原有的影响范围,对社会形态产生建构作用,舆论社会作为一种舆论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渐趋产生。参考丹尼尔·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界定,本文拟定了中国舆论社会形成的指标体系,结合这一指标体系,考证了舆论社会在我国形成的时间节点。其后,就中国舆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核心要素、舆论社会的运行机制、舆论社会的关系结构和舆论社会中的舆论治理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并为舆论社会勾画了一幅未来图景,具体来说主要包括:1.舆论社会形成的指标体系舆论社会在学理上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一个社会形态的形成势必要符合一系列的指标特征,并通过这些指标特征与舆论社会形成之前的社会产生明显区隔。本文参照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界定,为我国舆论社会的形成制定了一个指标体系,分别是:（1）舆论结构:从“宣传”到“沟通”,即从传统主流媒体主导的“宣传框架”转向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沟通框架”;（2）舆论主体:从“单元”到“多元”,即舆论场域中的话语权由以往的“精英化”逐步转向“平民化”,全员凭借技术手段普遍参与成为新的主体特征;（3）舆论影响:从“社会反映”到“社会建构”,即舆论以其特有的生产链条和运行机制,重构着社会的组织、圈层以及交往方式,舆论成为社会的鲜明标签;（4）舆论效能:从“周期应用”到“全程赋能”,即舆论赋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全程性动力,舆论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经常性手段。在明确了指标体系后,本文从这些指标形成的时间去考证,最终提出中国于2015-2016年间正式进入了舆论社会。2.舆论社会的核心要素舆论社会的核心要素包括舆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舆论场域要素以及舆论社会形成后的构成要素。舆论社会的形成与舆论场域的变迁密不可分,场域中的要素变化成为舆论社会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舆论社会在现实社会中一旦形成,它自身又会包含许多现实要素。经过梳理,本文从技术变革、商业资本、信息要素等三方面来探讨场域要素变迁与舆论社会的形成,并勾画出各要素与舆论社会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3.舆论社会的运行机制作为一种亚文化社会形态,舆论社会与其他宏观社会形态相比,同样具备其自身的运行机制。一个社会形态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舆论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也不例外。媒介技术是舆论社会中的核心生产力,与作为舆论社会生产关系存在的媒介关系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舆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的主客交流,构成了舆论社会的运行机制。4.舆论社会中的关系结构舆论社会由媒介连接在一起,又不以媒介的某一端为中心,这种由媒介开始,但又不完全以媒介为中心的去中心化发散式的关系,成为舆论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典型特征。关系意味着权力,关系意味着地位。此时,媒介赋权在由媒介延伸开来的各种关系组成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与之前布迪厄场域理论中资本的力量不谋而合。据此,本文用舆论场域中媒介赋权的视角来审视舆论社会中的媒介与媒介、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发现其与前舆论社会相比均发生了显着的变化。5.舆论社会中的舆论治理舆论治理在国家层面尚没有作为一个正式的治理概念加以推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有关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决议中,仍然将舆论治理具体化为舆论引导机制加以论述。但是,在学术层面,舆论治理早已不是一个新的提法,特别是在网络场域中,探讨网络舆论治理的文章也有很多。舆论社会中,围绕舆论社会治理重提舆论治理,似乎更有必要,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本文将舆论治理视为舆论社会的治理手段,将其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其他手段相比较,并提出了“舆论治理”与“治理舆论”在主客体、出现时间、治理手段和治理目的等方面的差异。此外,针对各级融媒体中心作为舆论社会中舆论治理的创新性实体机构进行了专门论述,并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例,阐述了构建基层主流舆论场对于促进基层舆论社会治理的重大意义。6.舆论社会的未来图景舆论社会已经到来,从构成要素到运行机制,从关系结构到舆论治理,舆论社会的轮廓逐步清晰。未来舆论社会究竟将呈现出怎样的景象?本文将结合业界和学界专家对于未来舆论发展、技术发展、社会发展等几方面的预测,结合未来舆论场域可能出现的变化,试着勾画一幅舆论社会的未来图景。具体来说,本文认为未来舆论社会将在四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分别是智能传播将成为舆论社会的主要特征,扁平化机制将主导舆论社会的运行,“身体在场”成为舆论社会关系结构的新方向,舆论治理将进入国家核心治理体系。
二、2003,中国百姓十大“焦点关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中国百姓十大“焦点关注”（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一、研究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五节 理论基础 |
| 一、表演理论 |
| 二、社区理论 |
| 三、社会变迁理论 |
| 四、文化资本理论 |
| 第二章 村落体育表演论略 |
| 第一节 村落体育表演本体论 |
| 一、村落体育表演概念 |
| 二、村落体育表演源流 |
| 三、村落体育表演本质 |
| 第二节 村落体育表演的演进 |
| 一、古代社会村落体育表演 |
| 二、近代社会村落体育表演 |
| 三、当代社会村落体育表演 |
| 第三节 村落体育表演的分类 |
| 一、按照表演目的分类 |
| 二、按照表演人员数量分类 |
| 三、按照表演项目来源分类 |
| 第四节 村落体育表演的特征 |
| 一、表演动作的模仿性 |
| 二、表演特色的差异性 |
| 三、表演形式的朴素性 |
| 第五节 村落体育表演的价值 |
| 一、健身健体价值 |
| 二、教育教化价值 |
| 三、娱乐健心价值 |
| 四、社会治理价值 |
| 五、经济发展价值 |
| 六、文化传承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与村落体育表演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乡村振兴战略阐释 |
| 一、乡村振兴发展历程 |
|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维度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中的村落体育表演 |
| 一、乡村振兴为村落体育表演提供发展环境 |
| 二、乡村振兴为村落体育表演提供发展契机 |
| 第三节 村落体育表演中的乡村振兴 |
| 一、村落体育表演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 |
| 二、村落体育表演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形式 |
| 三、村落体育表演中的乡村振兴现象表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个案 |
| 第一节 个案选择原则与方法 |
| 一、个案选取原则 |
| 二、个案选取方法 |
| 第二节 个案一: 山东商河袁窦村鼓子秧歌 |
| 一、田野概况 |
| 二、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 |
| 三、袁窦村鼓子秧歌源起 |
| 四、社会变迁视域下的袁窦村鼓子秧歌发展历程 |
| 五、袁窦村鼓子秧歌的文化内涵 |
| 六、精英引领: 乡村振兴中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个案二: 山东邹城尚寨竹马 |
| 一、田野概况 |
| 二、尚寨竹马表演 |
| 三、尚寨竹马源起 |
| 四、社会变迁视域下的尚寨竹马发展历程 |
| 五、尚寨竹马的文化内涵 |
| 六、政府推动: 乡村振兴中尚寨竹马表演的路径选择 |
| 第四节 个案三: 山东祝阳大梭庄舞龙 |
| 一、田野概况 |
| 二、大梭庄舞龙表演 |
| 三、大梭庄舞龙源起 |
| 四、社会变迁视域下的大梭庄舞龙发展历程 |
| 五、大梭庄舞龙的文化内涵 |
| 六、自组织: 乡村振兴中大梭庄舞龙表演的路径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的原则与目标 |
| 一、指导思想 |
| 二、发展目标 |
| 三、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 |
| 一、精英引领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 |
| 二、政府推动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 |
| 三、自组织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 |
| 四、多元主体协同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创设 |
| 第三节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运行保障 |
| 一、政府部门联动协作 |
| 二、村落精英主动参与 |
| 三、村落自组织积极发展 |
| 四、村落文化认同增强 |
| 五、村落文化产业发力 |
| 六、专家学者科研助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2）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中朝韩抗日叙事国别文学研究情况 |
| 二、中朝韩抗日叙事比较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述 |
| 一、当代抗日叙事的范畴 |
| 二、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观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 |
| 第一节 全民抗战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构建 |
| 一、中国全民抗战群像的构筑 |
| 二、朝鲜领袖抗日形象的塑造 |
| 第二节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成因 |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延安文学的续写 |
| 二、从“全民”到“领袖”的抗日叙事转向 |
| 三、后世的书写走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抗日革命成长叙事 |
| 第一节 中朝抗日革命成长叙事特征 |
| 一、革命成长叙事的模式化 |
| 二、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 第二节 革命成长叙事的个例分析 |
| 一、《苦菜花》与《血海》中的母亲革命成长叙事 |
| 二、《小兵张嘎》与《她当时九岁》中的儿童革命成长叙事 |
| 三、母亲革命成长与儿童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 小结 |
| 第四章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 |
| 第一节 中朝韩抗日英雄理念 |
| 一、中国的人民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 二、朝鲜的忠诚化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 三、韩国的民族主义英雄理念 |
| 第二节 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与朝鲜“忠臣”抗日叙事样态 |
| 一、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义”的书写 |
| 二、朝鲜的抗日“忠臣”叙事:“忠”的泛化 |
| 第三节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个例比较 |
| 一、狼牙山五壮士与游击队五兄弟 |
| 二、英雄李舜臣与忠臣李舜臣 |
| 三、爱恨情仇安重根与抗日英雄安重根 |
| 小结 |
| 第五章 理念指向叙事 |
| 第一节 理念指向叙事 |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含义 |
| 二、理念多重选择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北间岛》、《苦难的年代》与《豆满江》中的理念指向叙事 |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呈现 |
| 二、不同理念指向下的不同矛盾叙事 |
| 三、理念指向下的历史叙事 |
| 四、历史与现实视角交融下的理念指向 |
| 第三节 《驽马万里》与《长征》中的理念叙事 |
| 一、出逃动机中的理念选择 |
| 二、建设新国家的梦想与期望和失望的交织 |
| 小结 |
| 第六章 抗日伤痛叙事 |
| 第一节 阶级创伤叙事与反战叙事 |
| 第二节 历史惨案伤痛叙事 |
| 一、象征化的创伤:“南京大屠杀”与“柳宽顺” |
| 二、突出女性立场的创伤叙事 |
| 第三节 “慰安妇”伤痛叙事 |
| 一、“慰安妇”问题在中韩的提出 |
| 二、中韩“慰安妇”伤痛叙事特点 |
| 三、《三十二》、《二十二》与《鬼乡》中的伤痛与治疗叙事 |
| 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复原叙事 |
| 第一节 国家话语下的主流历史复原叙事 |
| 一、党派对立中的抗日斗争历史 |
| 二、国家政治语境的改变 |
| 三、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历史复原与韩国义烈团历史复原叙事 |
| 第二节 边缘化历史复原叙事 |
| 一、金学铁笔下的朝鲜义勇军历史 |
| 二、金衍洙书写的“民生团”事件 |
| 三、文人个体视域下历史复原叙事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与《异梦》的历史复原叙事 |
| 一、全景展示历史:人物多元、背景宏大与空间多变 |
| 二、民族魂的书写 |
| 三、强化集体身份认同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B 中朝韩抗日诗歌比较研究 |
（3）从民间立场看刘震云的小说创作（1979-2012）（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刘震云小说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意义 |
| 第一章 刘震云民间立场的成因 |
| 第一节 民间立场概念的生发及内涵 |
| 第二节 从启蒙姿态到民间立场的转变 |
| 第二章 民间立场与刘震云小说视野的流变 |
| 第一节 扭曲的伦理桎梏 |
| 第二节 孤独的言说困境 |
| 第三节 小人物的生存史诗 |
| 第三章 民间立场与刘震云小说叙述的策略 |
| 第一节 冷峻的叙事视角 |
| 第二节 笑中带泪的反讽艺术 |
| 第三节 河南“侉子”式的语言 |
| 结语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4）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费孝通学术生涯与社会生活考察轨迹 |
| 第一节 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 |
| 一、费孝通的成长环境 |
| 二、来往于故土与他乡 |
| 三、近代变动潮流中的费孝通 |
| 第二节 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考察的历程 |
| 一、田野调查方法的确立(1930年代初—1936年初) |
| 二、对小农社区的调查与研究(1936年夏—1946年底) |
| 三、对乡土中国的理论分析(1947年初—1949年5月) |
| 四、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回溯(1978年—2003年底) |
| 小结:人类学家的生活眼光 |
| 第二章 费孝通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学术目标 |
| 第一节 现实问题的历史溯源 |
| 一、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症结 |
| 二、域外华人问题的由来 |
| 第二节 社会发展路向的探索 |
| 一、从“社会目的论”到“社会发展论” |
| 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缓解 |
| 三、“中国问题”及其药方 |
| 第三节 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 |
| 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
| 二、对近代社会演变规律的省思 |
| 三、发展中民族的出路 |
| 小结: 学术使命的学科体现 |
| 第三章 费孝通观察近代中国的空间单元 |
| 第一节 对小农社区的解剖 |
| 一、走向小农社区 |
| 二、小农社区个案 |
| 第二节 类型比较法:从局部到整体 |
| 一、对微型社区研究的辩护 |
| 二、近代社区类型及其成因 |
| 三、类型比较法的意义 |
| 小结: 历史研究的空间意识 |
| 第四章 费孝通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素材 |
| 第一节 田野考察 |
| 一、田野调查 |
| 二、社会仪式 |
| 三、物质文化资料 |
| 第二节 历史文献 |
| 一、经典载录 |
| 二、地方文献 |
| 三、官方统计 |
| 第三节 历史通识 |
| 一、日常旧事系统化 |
| 二、历史常识系统化 |
| 小结: 历史素材的学科特色 |
| 第五章 费孝通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焦点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文化特质的变化 |
| 一、近代文化要素的生成 |
| 二、文化特质的近代播迁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产生 |
| 一、近代以降的中国社会流动 |
| 二、社会纽带的递嬗 |
| 三、社会变迁与社会关系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异 |
| 一、近代江南乡村生活的剧变 |
| 二、近代计划变迁 |
| 小结: 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近代脉络 |
| 第六章 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 |
| 第一节 费孝通的时代关切:变与常 |
| 一、对于近代变革时势的认识 |
| 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中国文化利病 |
| 第二节 社会人类学的关怀 |
| 一、人类学对进化的关注 |
| 二、人类学的平民性格 |
| 第三节 费孝通的学术志趣 |
| 一、钟情“乡巴佬” |
| 二、关注“小城镇” |
| 三、改造“乡土工业” |
| 小结: 问题意识的产生途径 |
| 第七章 费孝通探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功能主义文化观 |
| 一、文化:生活的手段 |
| 二、文化迫力及其社会变迁 |
| 三、费孝通的晚年反思:文化的历史性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生活史观 |
| 一、理论抽象与具象史 |
| 二、“活着的历史”与“死的历史” |
| 三、“协调论”与“动态论” |
| 第三节 主位—客位认识论 |
| 一、社会生活考察的价值问题 |
| 二、地方性知识 |
| 三、理解“他者” |
| 小结: 理论与生活 |
| 余论: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跨学科借鉴 |
| 一、费孝通对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 |
| 二、费孝通对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
| 参考文献(按作者拼音为序)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选题背景与文献综述 |
| 1.1 媒体融合是一场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 |
| 1.1.1 媒体融合的背景:主流媒体面临空前挑战 |
| 1.1.2 媒体融合的手段: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
| 1.1.3 媒体融合的目的:传播和塑造主流价值观 |
| 1.2 人民日报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 1.2.1 独特地位:党中央机关报的使命与担当 |
| 1.2.2 重要作用:从主流媒体到新型主流媒体 |
| 1.2.3 具体实践:用主流新闻塑造传播主流价值观 |
| 1.3 人物报道对传播塑造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
| 1.3.1 人物报道溯源:东方纪传体史书与西方人物传记 |
| 1.3.2 中国特色人物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体现 |
| 1.3.3 西方特色人物报道:现代传播学的借鉴 |
| 1.4 栏目创新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 |
| 1.4.1 栏目:也是一种系统化的框架结构 |
| 1.4.2 人民日报的栏目创新:正处在新的活跃期 |
| 1.4.3 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尚待深耕的“沃土” |
| 1.5 本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和结构 |
| 1.5.1 本研究选题的目的 |
| 1.5.2 本研究选题的意义 |
| 1.5.3 本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5.4 本研究的逻辑结构 |
| 第二章 媒体融合阶段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多维分析 |
| 2.1 文本分析:对9462篇人物报道的量化分析 |
| 2.1.1 人物报道日均发稿量在5篇以上 |
| 2.1.2 人物报道发稿的主阵地在要闻版 |
| 2.1.3 人物报道的主旋律是核心价值观 |
| 2.1.4 人物报道是人民日报的核心优势 |
| 2.2 栏目分析: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空前活跃 |
| 2.2.1 栏目众多:涉及人物报道的栏目多达387个 |
| 2.2.2 创新活跃:新开设人物报道栏目多达197个 |
| 2.2.3 结构有序:人物报道栏目呈现四大集群现象 |
| 2.3 模式分析:媒体融合催生人物报道新模式 |
| 2.3.1 “扫一扫”背后:媒体融合带来新闻模式之变 |
| 2.3.2 人物报道新体验:“扫描二维码体验更丰富” |
| 2.3.3 人物报道新映像:“看人民映像品百味人生” |
| 2.3.4 人物报道新呈现:“扫一扫与人物面对面” |
| 2.4 理论分析:社会文化空间的重构与精神交往升级 |
| 2.4.1 文化空间重构呼唤精神交往升级 |
| 2.4.2 人类精神交往具有“多层次性”特征 |
| 2.4.3 高层次精神交往追求人与人的默契、心与心的和谐 |
| 2.4.4 高层次精神交往的价值在于构建心灵相通的意义世界 |
| 2.4.5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精神交往意义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历程:久久为功的铸魂工程 |
| 3.1 纸媒体阶段:树立重大典型,报道新人新事 |
| 3.1.1 典型人物报道的三次高潮(1949—1989) |
| 3.1.2 典型人物报道的栏目化趋势(1990-1996) |
| 3.1.3 “新人新事”类栏目的演化(1951—1996) |
| 3.2 报网互动阶段:弘扬时代先锋,讲述百姓故事(1997—2013) |
| 3.2.1 报网互动开启典型报道“新模式” |
| 3.2.2 “时代先锋”栏目成为典型报道“顶梁柱” |
| 3.2.3 普通人物报道栏目成为“新常态” |
| 3.3 媒体融合阶段:讴歌时代楷模,构建精神大厦(2014——2019) |
| 3.3.1 典型报道栏目集群:矗立起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3.3.2 普通人报道栏目集群:编织起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3.3.3 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构造出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3.3.4 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突出为精神大厦的“塔尖”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4.1 时代楷模报道:铸就“核心筒”的“中心柱” |
| 4.1.1 “时代楷模”的来龙去脉 |
| 4.1.2 “时代楷模”的“全媒体交响” |
| 4.1.3 人民日报上的“时代楷模” |
| 4.2 四大典型报道栏目:“核心筒”的“四大支柱” |
| 4.2.1 “时代先锋”栏目:先锋模范的典型事迹 |
| 4.2.2 “先锋足印”:践行核心价值观 |
| 4.2.3 “最美基层干部”:扎根基层的颂歌 |
| 4.2.4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永恒的英烈精神 |
| 4.3 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群:“核心筒”的有机结构 |
| 4.3.1 多姿多彩的“典型风采” |
| 4.3.2 别出心裁的“典型呈现” |
| 4.3.3 各式各样的“典型故事” |
| 4.4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为国家立心,为时代铸魂 |
| 4.4.1 典型人物:体现“榜样的力量” |
| 4.4.2 典型人物报道:体现党报的担当 |
| 4.4.3 栏目创新:为典型人物报道开辟新空间 |
| 第五章 人民日报普通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5.1 大型栏目:“巨型框架”的“巨型柱” |
| 5.1.1 “走转改”系列:歌颂基层一线的普通劳动者 |
| 5.1.2 “微故事”系列:微小故事里的伟大进程 |
| 5.1.3 “影像”系列:镜头里的百姓故事 |
| 5.1.4 “青春派”:青春飞扬的新一代 |
| 5.2 中小型栏目群:“巨型框架”的“二级柱” |
| 5.2.1 “发现”系列:挖掘生活深处的精神之美 |
| 5.2.2 “生活”系列:老百姓的美好新生活 |
| 5.2.3 “法治”系列:见证法治进程 |
| 5.2.4 “青春”系列:新生代的故事 |
| 5.3 人民日报普通人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 |
| 5.3.1 用“新人新事”反映“新时代新风尚” |
| 5.3.2 讲述普通人身边的感人故事 |
| 5.3.3 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第六章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6.1 新时代主题人物报道栏目群:四大“腰桁架” |
| 6.1.1 中国梦系列栏目:用“中国梦”凝聚人心 |
| 6.1.2 新时代系列栏目:演奏新时代交响 |
| 6.1.3 脱贫攻坚系列栏目:脱贫攻坚的故事 |
| 6.1.4 中国故事系列栏目: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
| 6.2 纪念性栏目群:四大“伸臂桁架” |
| 6.2.1 抗战主题系列人物栏目:传承抗战精神 |
| 6.2.2 长征主题系列栏目:重温长征精神 |
| 6.2.3 改革开放系列栏目:坚定改革开放的脚步 |
| 6.2.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栏目: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 |
| 6.3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智媒时代尤需“以情动人” |
| 6.3.1 重大主题报道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
| 6.3.2 不断提高重大主题报道的“人气指数” |
| 6.3.3 “以情动人”是重大主题报道的最高境界 |
| 第七章 人民日报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塔尖” |
| 7.1 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开创人物报道新栏目 |
| 7.1.1 “点赞中国”:第一个大型全媒体互动人物报道栏目 |
| 7.1.2 “工匠绝活”栏目:用绝活表现“绝活” |
| 7.1.3 “暖闻热评”栏目:用评论传播“人物” |
| 7.1.4 “中国有我”栏目:用故事为奋斗者喝彩 |
| 7.2 在“中央厨房”支撑下讲述全国两会“融故事” |
| 7.2.1 “融·两会”栏目:中央厨房的新呈现新体验 |
| 7.2.2 “融两会”栏目: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讲述 |
| 7.2.3 “我当融记者”栏目:人民日报记者的“融故事” |
| 7.3 在媒体融合时代讲好“总书记”的“微故事” |
| 7.3.1 “我和总书记面对面”栏目:“大主题”的“全媒体呈现” |
| 7.3.2 “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栏目:脱贫攻坚最前沿的故事 |
| 7.3.3 总书记的“微镜头”:“大人物”的“微视角”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 |
| 8.1 铸党魂:强化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8.1.1 活力的源泉:党的主题教育活动接力 |
| 8.1.2 永远的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 8.1.3 榜样的力量:用英烈先锋教育全党 |
| 8.2 聚民心:优化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8.2.1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
| 8.2.2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民心” |
| 8.2.3 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8.3 砺铁军:锤炼精神大厦的“铸魂人” |
| 8.3.1 新闻工作者也是“铸魂人” |
| 8.3.2 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新闻工作者 |
| 8.3.3 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历史重任 |
| 8.3.4 书写好当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生活史、心灵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一个新闻记者的心路 |
| 个人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司法裁判中的民意安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民意的机理解读 |
| 第一节 民意的界定 |
| 一、有关民意的已有界定 |
| 二、本文关于民意的界定 |
| 第二节 民意的分类与概念辨析 |
| 一、民意的分类 |
| 二、民意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第三节 民意的当代特质 |
| 一、表达载体更加多元 |
| 二、公众参与政治之新方式 |
| 三、民意演变愈发碎片化 |
| 四、规则意识成为争议制高点 |
| 第二章 近三年民众关注司法案件的样本表述 |
| 第一节 民众关注的司法案件及其分类 |
| 一、民众近三年关注的司法案件 |
| 二、民众关注的司法案件类型 |
| 第二节 民众所关注司法案件的特点 |
| 一、涉黑涉恶案件牵出违规判决及减刑旧案 |
| 二、案件判决存在畸轻或畸重 |
| 三、案件包含法情理的冲突 |
| 第三章 司法裁判安置民意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民意不能作为司法裁判之正当化理由 |
| 一、说明性理由与正当化理由 |
| 二、民意非裁判的正当化理由 |
| 第二节 民意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 |
| 一、司法公信力的价值 |
| 二、司法公信力在当前我国社会中的现状 |
| 三、民意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 |
| 第四章 司法裁判中的民意安置路径 |
| 第一节 完善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权 |
| 一、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的重新配置 |
| 二、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面临的困境 |
| 三、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的建议 |
| 第二节 构建中国特色的法庭之友制度 |
| 一、规范专家意见书 |
| 二、完善鉴定意见有效质证 |
| 三、规范行政公益诉讼第三人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思考缘起、概念界定及逻辑起点 |
| 一、思考缘起 |
| 二、逻辑起点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相关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对既有成果的分析与本文研究的关系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内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从集体价值到个人意识: 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1979-1991) |
| 第一节 重启与转型期的集体价值取向(1979-1983) |
| 一、政治主导或意义互构: 由《人民日报》的一条广告说起 |
| 二、集体价值取向: 《光明日报》的广告生产(1979-1983) |
| 第二节 广告生产的生活“新叙事”(1983-1991) |
| 一、家居生活新想象: 松下电器橱窗广告 |
| 二、流行文化新表达: “燕舞之歌”广告 |
| 三、儿童日常新游戏: 变形金刚的软性广告 |
| 第三节 博弈·徘徊·参与: 个人意识在广告实践中复苏 |
| 一、“家居生活”与广告实践: 博弈协商的现代生活认同 |
| 二、自我价值表达的广告实践: 社群分享与青年认同 |
| 三、偶像崇拜与儿童广告实践: 现代工业与文化认同 |
| 小结 |
| 第三章 建构工作-闲暇新关系: 广告生产的生活情境(1992-2001) |
| 第一节 广告生产与闲暇生活价值 |
| 一、家庭空间市场化: 顺德碧桂园广告项目 |
| 二、闲暇与“美好生活”: 宝洁的中国调查与洗发水广告 |
| 三、整合统一的劳动者日常: “逆流而上”的大宝广告 |
| 四、闲暇与购物关联的“生活想象”: 家乐福的陈列式广告 |
| 第二节 在广告情境中“生活”: 角色、消费实践与认同 |
| 一、角色转换与等级认同: 个人参与碧桂园广告生产的实践过程 |
| 二、能动消费与互构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宝洁广告生产实践 |
| 三、平民认同: 个人参与大宝广告生产的实践动机 |
| 四、现代购物体验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家乐福广告生产实践 |
| 第三节 再思考: 作为“工作-闲暇”分割的广告生产 |
| 一、虚假补偿: 被广告生产分割的孤立“闲暇” |
| 二、大宝“逆流”: 试图构建“工作-闲暇”统一的日常情境 |
| 小结 |
| 第四章 重塑“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2002-2009) |
| 第一节 打造“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过程 |
| 一、休闲生活的广告效果: “不打广告”的星巴克及广告生产 |
| 二、媒体时、空型塑生活圈广告地图: 分众传媒的广告生产 |
| 三、城乡差异与老年生活广告化: 脑白金的“十差广告”奇迹 |
| 第二节 广告化生活实践: 消费者到“生活者”认同 |
| 一、“生活者”的自我表演: 广告化的个人“闲暇” |
| 二、“生活者”的生活圈广告实践: 延长的时效与分化的认同 |
| 三、城乡关系与子女广告实践: 家庭新关系与情感认同 |
| 第三节 再思考: “生活方式”作为“生活者”认同来源 |
| 一、空间、技术与家庭情感的广告化:“生活方式”的实践性 |
| 二、“生活方式”: 解体与重构的“生活者”认同的框架 |
| 小结 |
| 第五章 广告生产再造“个人化”生活(2010-2018) |
| 第一节 广告生产再造的“个人化日常” |
| 一、“狂欢节”与幸福“日常”: 十年“双11”广告项目(2009-2018) |
| 二、“我”的困境“日常”: “11度青春”广告生产项目 |
| 三、温情的“日常”: 《爸爸去哪儿》中的内容化广告生产 |
| 第二节 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实践 |
| 一、“抢红包”与“分享”: 个人时间的“主题化”狂欢实践 |
| 二、制造话题与强制返场: 以广告生产的个人“日常”引导实践 |
| 第三节 再思考: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意识危机 |
| 一、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抽象的自我意识 |
| 二、个人意识危机: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政治 |
| 小结 |
| 第六章 认同困境: 对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反思 |
| 第一节 广告化日常与自我认同困境 |
|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广告生产与日常实践 |
| 二、自我认同困境的不同内涵与价值对话 |
| 第二节 反思: “趋同·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及历史启示 |
| 一、趋同与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 |
| 二、对认同困境的反思及其历史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语文学科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序幕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教育戏剧 |
| 一、教育戏剧的理论基础 |
| 二、教育戏剧的实践路径 |
| 三、教育戏剧的研究方法 |
| 四、教育戏剧与阅读教学 |
| 五、教育戏剧与情感教育 |
| 六、教育戏剧与文化传播 |
| 七、教育戏剧与体验发生 |
| 八、教育戏剧在中国的发展 |
| 第二节 文化教育 |
| 一、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文化体验教学 |
| 第三节 总结 |
| 一、探究教育戏剧在文化体验中的价值 |
| 二、设计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案 |
| 三、基于本土语境讨论教育戏剧和文化体验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方案的选择与实施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流程 |
| 三、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
| 一、研究资料的收集 |
| 二、研究资料的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
| 一、长期参与 |
| 二、三角检验 |
| 三、自我反思 |
| 四、外部审查 |
| 五、深度描述 |
| 第四章 教育戏剧文化体验研究的理论框架构建 |
| 第一节 学生文化体验分析框架 |
| 一、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分析框架 |
| 二、体验水平分析框架 |
| 三、文化体验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功能模型 |
| 一、设计理据 |
| 二、模型建构 |
| 第三节 教育戏剧教学发挥文化体验功能的内在机制模型 |
| 一、设计理据 |
| 二、模型建构 |
| 第五章 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教学模式构建 |
| 第一节 教学模式概述 |
| 一、教学模式的概念 |
| 二、教学模式的系统构成 |
| 三、教学模式的建构路径 |
| 第二节 思想基础 |
| 一、释义学的“体验”精神 |
| 二、经验主义教育思想 |
| 三、阅读交互理论 |
| 第三节 教学模式设计 |
| 一、教学目标 |
| 二、教学过程 |
| 三、教学策略 |
| 四、教学评价 |
| 第六章 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教学模式实践 |
| 第一节 教学设计示例 |
| 一、《卖炭翁》 |
| 二、《背影》 |
| 三、《愚公移山》 |
| 第二节 教学实践分析 |
| 一、学生文化体验的个案分析 |
| 二、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功能分析 |
| 三、教育戏剧教学发挥文化体验功能的内在机制分析 |
| 第七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教育戏剧对学生文化体验发展有正面影响 |
| 二、教育戏剧对学生文化体验发展的影响具有个体差异性 |
| 三、教育戏剧具有多种文化体验功能 |
| 四、教育戏剧发挥文化体验功能的教学模式得到实践印证 |
| 第二节 研究建议 |
| 一、完善课程标准中“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内容标准 |
| 二、更新语文学科文化教学的体验精神 |
| 三、倡导运用教育戏剧优化文化体验教学 |
| 四、发展教师教育戏剧教学的专业素养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 |
| 一、理论层面的贡献 |
| 二、实践层面的贡献 |
| 第四节 研究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未来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公共生活视野下的贾樟柯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
| 一、有关贾樟柯电影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有关“公共生活视野”研究文学艺术的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创新价值 |
| 一、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合理性 |
| 二、研究的创新价值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介入公共生活,构建诗性正义 |
| 第一节 电影艺术介入公共生活 |
| 第二节 电影艺术与诗性正义的建构 |
| 第二章 贾樟柯的时代“天命”感与公共情怀 |
| 第一节 从汾阳看中国:贾樟柯的时代“天命”感 |
| 一、贾樟柯的沉潜:“我的边城” |
| 二、贾樟柯的超越:“我的国” |
| 第二节 从文艺青年到人大代表:贾樟柯的公共情怀 |
| 一、文艺青年的蜕变:扞卫独立电影 |
| 二、人大代表的担当:关注公共问题 |
| 第三章 贾樟柯电影对公共生活的介入 |
| 第一节 纪录中国的“同一部电影” |
| 一、关注公共事件,聚焦时代变革 |
| 二、突破线性叙事,展示时代“群像” |
| 三、丰富场面调度,扩增镜头内涵 |
| 第二节 展示公共理性的人性进路 |
| 一、质疑冷峻现实,传递人情暖流 |
| 二、反思法理局限,彰显生存困境 |
| 三、淡化道德评判,维护人性尊严 |
| 第三节 制衡视听语言的表意功效 |
| 一、镜头设计的理性与感性 |
| 二、人物语言的加法与减法 |
| 三、视听美学的粗糙与精致 |
| 第四章 贾樟柯电影对公共领域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学术研究界的影响:探讨“真实美学” |
| 第二节 对电影研究界的影响:摆脱电影“常规” |
| 第三节 对普通电影受众的影响:审视并发现自己 |
| 第五章 贾樟柯电影“诗性正义”的追求 |
| 第一节 发现普通人的平等与尊严 |
| 第二节 建构公民社会的理解与同情 |
| 第三节 丰富法律与道德的人性维度 |
| 第四节 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与完善 |
| 结语 |
| 附录一 贾樟柯导演作品及获奖情况 |
| 附录二 贾樟柯简谱 |
| 参考文献 |
| 着作 |
| 会议论文集 |
| 汇编 |
| 学位论文 |
| 期刊报纸 |
| 电子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10）场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舆论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西方学界中的场域理论与舆论研究 |
| 二、中国近代以来舆论变迁及观点简述 |
| 三、中国当代舆论场研究的基本状况 |
| 第三节 场域视角下的社会舆论和舆论社会 |
| 一、社会舆论:作为社会现象的舆论存在 |
| 二、舆论社会:作为社会形态的舆论存在 |
| 三、舆论社会形成的指标体系 |
| 四、舆论社会形成的时间考证 |
| 第二章 舆论社会的核心要素 |
| 第一节 技术变革:舆论社会形成中的动力源 |
| 一、技术进步对于舆论发展的推动作用 |
| 二、技术要素对于舆论社会的建构意义 |
| 第二节 商业资本:舆论社会形成中的筹码作用 |
| 一、商业资本与社会舆论的相生相悖 |
| 二、舆论社会形成中的商业资本 |
| 第三节 信息要素:舆论社会形成中的内容贡献 |
| 一、舆论场域中的信息内容及其呈现 |
| 二、舆论社会形成中的作品变迁 |
| 第四节 制度要素:舆论社会形成中的机制规约 |
| 一、政治制度对于舆论场域的普遍性约束 |
| 二、中国舆论社会机制规约的独特性 |
| 第三章 舆论社会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舆论社会的基本矛盾 |
| 一、舆论社会中核心生产力的存在 |
| 二、舆论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存在 |
| 第二节 舆论社会的运行机制 |
| 一、社会治理中的舆论社会运行 |
| 二、舆论社会中的客体主体化 |
| 三、主客交流中的社会运行 |
| 四、舆论场域与其他场域的互动关系 |
| 第四章 舆论社会中的关系结构 |
| 第一节 舆论社会中媒介与媒介的关系 |
| 一、舆论社会中的媒介间共生 |
| 二、舆论社会中的媒介间竞争 |
| 第二节 舆论社会中媒介与人的关系 |
| 一、作为主/客体的“人”与媒介的关系 |
| 二、作为媒介的“人”与媒介的关系 |
| 第三节 舆论社会中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
| 一、生存空间转换:社会对于媒介的包容性表现 |
| 二、社会治理构建:媒介对于社会的功能性表现 |
| 第四节 舆论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分析 |
| 一、人:舆论社会中的权力中枢角色 |
| 二、媒介:权力结构中的中继与传导角色 |
| 三、社会:权力传导的接收与消化角色 |
| 第五章 舆论社会中的舆论治理 |
| 第一节 舆论治理:舆论社会的治理手段 |
| 一、舆论治理的地位及其协作关系 |
| 二、“舆论治理”与“治理舆论”的差异化辨析 |
| 第二节 融媒体中心:舆论治理的实体支撑 |
| 一、融媒体中心在舆论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
| 二、构建主流舆论场实现舆论治理的底层支撑 |
| 第六章 舆论社会的未来图景 |
| 一、智能传播将成为舆论社会的主要特征 |
| 二、扁平化机制将主导舆论社会的运行 |
| 三、“身体在场”成为舆论社会关系结构的新方向 |
| 四、舆论治理将进入国家核心治理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2003,中国百姓十大“焦点关注”（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D]. 周芳.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2]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3]从民间立场看刘震云的小说创作（1979-2012）[D]. 刘宇琳.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4]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D]. 杨文. 苏州大学, 2020(06)
- [5]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D]. 张雷. 河北大学, 2020(02)
- [6]司法裁判中的民意安置[D]. 王永杰.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7]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D]. 陈凌.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8]语文学科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研究[D]. 池夏冰.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公共生活视野下的贾樟柯电影研究[D]. 王春晓.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10]场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舆论社会研究[D]. 张晓雪. 山东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