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后的夏日(小说连载之四)(论文文献综述)
彭民权[1](2022)在《从自由生长到流量时代:新世纪江西网络文学二十年》文中研究说明从20世纪90年代初算起,中文网络文学已经走过30年春秋。如果与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相比,网络文学的历史十分短暂。但就作品、作者与读者数量而言,仅仅发展30年的网络文学,则是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无法企及的。而与同样是30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发展之迅猛,也是从古文向白话转变的现代文学无法比较的。如果从1929年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这一课堂讲稿算起,甚至更早,从胡适1922年完成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算起,
张英祺[2](2021)在《刘云若杂感时评与其小说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刘云若是民国时期的通俗小说家与名报人,一生创作小说近五十部,曾为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等副刊撰稿人,并担任《北洋画报》主编和《星期六画报》等40年代盛行的小报副刊主笔,在写作小说的同时发表了大量杂感时评。目前学界的研究视角广博,针对刘云若的研究也愈加多元化,但就其具体研究内容而言,则多是针对刘云若小说而展开的研究,对刘云若杂感时评专门的研究文章少之又少,更未有人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对刘云若的小说和杂感时评展开关系研究。由于出自同一作家的笔下,分属不同文体形式的小说与杂感时评往往存在着某种割舍不断的联系。本文在整理刘云若杂感时评和经典小说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文本对照,试图寻找二者的异同之处,进而探究二者相互交错的关系对刘云若创作的影响。本篇论文主要分四部分来写:第一部分主要从创作内容入手进行研究。凭着对天津的熟悉和感情,刘云若在创作上大都取法周遭。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感时评,其创作素材都来源于天津这座城及城中的人与事,这是二者在内容上的相同之处。但小说与杂感时评又因不同的文体特征而在具体的文本演绎中呈现出差异性。这一部分主要从典型的人物、事件与富含文化隐喻的空间三方面展开具体论述。第二部分主要从写作技法方面进行研究。杂感时评突出的特点是议论与说理,而刘云若小说中惯用的“闲笔”恰是杂感时评议论功能的贯穿与转化,小说中为了做到通俗易懂而特意以举例子、打比方等手法进行阐述的方式可以说是杂感时评说理功能的延伸,此外,其作品在技法方面的一大特色是笔调随性,融汇庄谐两种笔墨。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刘云若杂感时评与小说中独具特色的语言进行研究。无论是其小说语言还是杂感时评的语言都经历了由文白杂糅到现代白话的转化过程,语言的修饰减少,呈现出谈话交流的特征,同时其作品语言的幽默的风格存在着由付诸“归哏”到幽默性讽刺的内在转化。第四部分主要从思想内蕴上进行研究。小说是以旁观的方式冷静地叙述,到了杂感时评中则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真实的经历与感受。刘云若的杂感时评与小说中所蕴含的思想具有多重性,并且随着时代环境的变更而变化。在二三十年代,由于画报普遍重视趣味性与刘云若本身具有名士气与洒脱气,这使得他的创作具有一种消闲色彩。然而经历八年沦陷后,刘云若开始思考文学在精神上对人生的引领作用。
郭雨明[3](2021)在《明治“新志派”汉文小说作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治初期,西学东渐之风吹向日本。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不仅使汉文学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改变了其在日本上层社会与文学领域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在一味追求西化的激进思潮影响下,汉学甚至成为了腐朽落后的代言词,一度陷入了衰退的窘境。一直到明治二十年左右,人们开始反思对西方文明的过度吸纳,汉学才得到了重新审视并得以再次复兴,逐步开始了明治时期汉文学创作的繁荣期。随着民众素养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批专门刊登汉文作品的报刊杂志随之涌现。在这些杂志中,有一部分均以“新志”为名,也有不少作家的单篇作品以此为名。鉴于这批作品或多或少都依托于“新志”这种题材,故将其归类为“新志派”作品。“新志”刊物上多刊载以汉文书写创作的各类作品,这些刊物的办刊初衷不外乎振兴汉学,恢复国学传统,号召一般民众深入接触汉学。随着这些汉文作家的不断创作,依托于“新志”杂志发表的汉文作品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批作家队伍。“新志派”作家的作品中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批判意识,面对维新之后全日本翻天覆地的巨变,他们选择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感受。从文学记录的角度看,这一批“新志”杂志忠实记述了明治时期新思潮冲击下民众生活的变化,以传统汉文作家的笔触来描绘自己的所见所闻,极大补充了后人回顾历史的视角;从文学社群的角度看,在这一批作家中,主要以服部抚松、成岛柳北、三木爱花这三人为代表,其他作家或多或少与他们有着交游与联系,也就形成了以服部抚松的《东京新志》、成岛柳北的《花月新志》、三木爱花的《吾妻新志》为中心的三个小说作家群。“新志派”的小说创作类型大致可分为“繁昌”笔记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这两类,虽然体裁不同,但二者都志在以小说笔法展现作者对明治时期社会巨大变革的个人想法。“新志派”的各类作品不仅在日本国内影响深远,对中国同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繁昌”系列作品历经百年续作仿作不断,三木爱花的才子佳人小说间接启发了以东海散士所着《佳人之奇遇》为代表的政治小说的创作,开启了日本近代文学史的门扉。“新志派”的各类作品也被传播引入了中国,“繁昌”这一体裁自此也进入了中国文人的创作视野,清人葛元煦撰写了《上海繁昌记》三卷,这部作品又于明治十一年(1878年)经由藤堂良骏训点在日本出版刊行,完成了“繁昌”体裁在中日之间的往来流转。本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共分三章。第一章详细介绍明治时期“新志”刊物的创办与“新志派”小说作家群的形成;第二章考察“新志派”小说的两种创作类型;第三章综述“新志派”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以及对国内外的创作影响。本篇论文试图在中日学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对日本明治时期“新志”刊物及作家群的研究出发,详细考察分析“新志派”汉文小说作品,分析论证其与中国古代小说之间的承继关系与接受情况。
丁明秀[4](2020)在《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以这个时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作为研究的史料依据。在全面搜集散落于东北各大报纸副刊与杂志中的有关沦陷区儿童文学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梳理,深入解读,力图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以东北殖民语境为背景,利用全方位的视角,通过对儿童文学的类型、主题、艺术表现及儿童文学作家、理论批评等多方面的考察,形成对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发展状况的整体建构。纵向上,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放置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横向上,与同时期其他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进行对比。以期可以在宏观层面了解、把握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探求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东北儿童文学的存在形态。揭示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创作者受制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选择,归纳概括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第一部分梳理沦陷前的东北儿童文学。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与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二是东北新文学运动与现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第二部分具体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态环境。殖民语境是沦陷时期东北儿童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通过对统治机构、文化政策、教育措施和文学阵地的分析,明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存语境。第三部分划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类型。以报纸《泰东日报》的儿童副刊《儿童专刊》《儿童周刊》《少年》等(1931—1945)、《大同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儿童与学生》等(1933—1942)、《盛京时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周刊》等(1933—1942)、《国际协报》的儿童副刊《儿童》等(1934—1936)及杂志《满洲学童》(1936.10—1945.3)、《新满洲》(1939.1—1945.4)、《新青年》(1935.10—1942.6)、《麒麟》(1941.6—1945.1)等作为切入口,梳理、评析东北沦陷时期的童谣、儿童诗,童话,儿童小说,儿童剧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价值,以期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面貌。第四部分考察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群体。通过对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突出的作家杨慈灯,郑毓钧、未名等有影响的作家及站在正义立场上的作家群体创作情况的考察,致力于展现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同时探究作家创作思想的转变和由此引起的作品主题转型,并阐释其中的文化意义。第五部分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多样主题与艺术特色。在殖民统治之下,儿童文学主题表现出反抗、潜隐反抗与迎合三种倾向,每种主题倾向中都包含着复杂、多样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三种主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互相渗透和流变的特征。第六部分是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通过对东北沦陷时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呈现的特征分析,勾勒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方向。东北沦陷区这个特殊时空使得儿童文学既遭到殖民统治的束缚,也使其在政策的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文化殖民主义的二律悖反性使得东北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文学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李鑫[5](2020)在《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初(1902—1919年),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小说创作迎来了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与小说相伴而生的小说评点亦迎来了极大的繁荣。值得注意的是,诞生于小说革命界之后的小说评点较之前代,无论是评点主体、评点对象、评点内涵、评点媒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说评点在其尾声期具有了新的素质,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本文将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置于古代小说评点的脉络中,立足近代小说的生存环境及特性,以“新变”为落脚点,具体考察近代小说评点的情况。研究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报刊这一新兴传播机制与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的互动关系。本章首先从评点意图、评点特色、评点效果等方面分析小说评点与报刊的互动。其次从小说评点的形态角度,将小说话、小说论文等新兴批评方式视为报刊连载机制下传统小说评点形态之演化,探讨新旧评点形态之关系。第二章探讨评点者。晚清报刊业的发展为清末小说评点提供了新生力量,这一时期,许多评点者有报刊从业的经历,某种程度上说,报人成为小说评点的主流。本章以评点者的报人身份为切入点,首先分析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质及其与普通文人、书商的异同,从而提炼出报人评点者兼具商人与文人的特质复合型特征。其次结合本期评点的“同人化”潮流,探究不同报人群体的评点动机及评点情况。最后关注本时期大量出现的自评现象,探究不同评点者的自评倾向及其评点特色。第三章分析评点思想。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地位一跃而起,小说救国的论调使得对小说地位、小说思想的阐释与宣传成为小说评点的主要内容。本章首先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对小说价值的阐释,以此反映时人的小说功利观。其次从题材角度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思想内涵的转变及对西方思想的认识与宣传。第四章探讨评点中的叙事理论。清末民初处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前夕,是小说叙事模式新旧转变的关口,在这一重要又微妙的时间里,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稳定成熟,另一方面是题材新颖、叙事方式令人目眩神迷的翻译小说的涌入大开时人眼界。本章首先介绍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传统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背景及基本情况。其次阐述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评点情况。最后论述在翻译小说影响下,评点对小说中新叙事因素的反映。
韩蓉[6](2020)在《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文中认为清末民初的新着小说图像是小说图像源远流长发展进程中别开生面、自成系统的旁支。这一部分小说图像承载着广阔的现实内容,较大程度地再现了清末民初社会的众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基于此,本文将其置于小说图像发展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审视,试图揭示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总体面貌。因此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从纵横两个维度切入,纵向以(附图)新着小说的题材类型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和小说图像发展情况,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横向以小说图像不同绘制对象的发展情况为线索,具体论述人物图、情节图、副图等的新变。第二章主要探讨清末民初小说图像的叙事功能。从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小说图像的样式(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图像和图像的关系)到图像的本身(小说图像主体部分对文本内容的还原情况、新着小说图像独特的具象模式)这两个维度切入,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作一番梳理。第三章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刊刻场所作一番追踪,采用点面结合的思路,既对这一时期刊刻(附图)新着小说的书局的总格局作一番总结,又对小说图像的生产和传播起到重要推介作用的书局进行分析,将涉及上海改良小说社、上海书局和文明书局三个重要书局。第四章主要从印刷技术和画师群体两个角度来论述其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产生的助力,一方面分析这一时期石印、铅印、铜印等印刷技术的发展所引领的图像发展;另一方面阐述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绘制者的群体特点和画家绘画技术的多维发展。第五章通过个案细读的方式,从解读小说图像内容的角度还原清末民初的社会新貌,主要从“外国人”与异域建筑(描绘异域想象的图像)、从“飞机”到“潜艇”(充满科学幻想元素的图像)、“女学生”与新式学堂(反映教育情状的图像)三个方面来考察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呈现的历史新貌。
秦轩[7](2020)在《迈克尔·夏邦幻想小说中的犹太历史重构》文中研究表明传统文化的守护、历史创伤的治愈和种族矛盾的化解,这些问题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书写中并不少见。迈克尔·夏邦作为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的代表,时常在作品中探讨这些问题。此外,本文发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他的作品大多是具有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幻想小说:历史性表现为他往往呈现犹太人在中世纪、二战和冷战期间等历史阶段的生存困境和情感需求;超越性表现为他常常在奇幻和科幻等幻想视域下对真实犹太历史进行重构。鉴于夏邦的幻想小说大多扎根于犹太历史并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重构,本文认为其幻想小说创作过程其实也是重构犹太历史的过程。本文将选取他的《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犹太警察工会》、《绅士之路》和《月光狂想曲》等几部幻想小说,从人、地和时三个层面具体论述他对犹太历史中的犹太人、民族信仰和传统的重构。首先基于幻想之人,本文发现夏邦偏爱具有犹太身份的探险者,突出他们的自我救赎和防卫机制。他们的身份特质中既有历史传统熏陶下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又有流行文化浸染下的通俗性和娱乐性。其中部分重构的犹太人所拥有的诸如奇幻-科幻小说中的超能力可以打破小说类型的束缚,并通过良好的内容过渡和形式接洽将历史和幻想联结,从而提升新奇与精致的阅读感受力。另外,夏邦将重构犹太人背后的科幻背景建立在犹太传统习俗的基础上,既彰显了科技本身的辩证效应对犹太宗教和社会活动的影响,又表达了对犹太人的人文关怀。其次基于幻想之地,本文发现夏邦常常重构犹太历史上的原有之地。他在重构过程中突出犹太民族信仰中的乌托邦精神,并关注恶托邦和异托邦等乌托邦分支。通过分析乌托邦的学脉渊承、文化表征和历史宿命,本文发现夏邦对乌托邦的重构反映了犹太历史中弥赛亚的渊源、犹太神秘主义中的救赎观以及犹太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挣扎和逃离。基于他对犹太传统乌托邦精神的提炼以及他的乌托邦写作风格,加上他重构的乌托邦在后理论的情境下诞生,本文认为其幻想小说可以理解为后乌托邦批评视域下的政治宣言,倾向于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增加民族自信并为创造更好生活提供动力。最后基于幻想之时,本文发现夏邦在打乱时间线性链条的过程中,关注真实犹太历史之外一段重构的犹太历史。在他重构的犹太历史中,时间可能被替换、延长或者压缩,结果可能引发重构历史偏离甚至颠覆真实历史的情况。细考之,本文发现夏邦在重构犹太历史中的重要事件、民族关系和传统主题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对时代议题的审视和对犹太民族传统的守护。另外,在重构的时间中,他其实向犹太历史的深层时间内注入了预期的成分,同时强调了象征永久期望和延迟的弥赛亚时间——犹太原教旨主义时间。本文认为夏邦其实是将一只手伸向犹太历史传统和宗教渊承,而将另一只手伸向后现代主义之下的多元价值取向和去规范化路径,从而在幻想小说中透露出多视角地回望历史、个性化地寄托情感和辩证化地反思创伤等具有犹太民族特色的趋向。多视角地回望历史体现在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以当下的视角对犹太历史的回归和反思,又可以看到他以未来预期的视角对犹太历史的介入和补偿;个性化地寄托情感体现在他彰显了犹太个体对集体的疏远,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自由情感联结的重要性,正如读者往往可以在其小说结尾领悟到个体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等源于本能的情感渴求;辩证化地反思创伤体现在他通过跨类别的幻想小说写作模式,弱化了同化或者流散等传统叙事主题,强化了堕落和救赎并存的犹太神秘主义思想以及荣光与阴暗并存的犹太复国主义行动。目前,从幻想小说视角对夏邦畅销作品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多。本文意在从幻想小说的视角探究他对犹太历史的重构,从而发掘他的重构其实提供了一种继承犹太传统文化的新思路。通过分析他以救赎性和启发性的目的回归犹太历史的过程,本文发现他致力于将犹太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美国犹太文学创作中,并关注犹太个体之间的联结、犹太社区内部的矛盾以及犹太神秘主义思想的延续。
谢香子[8](2020)在《从“上海经验”到“香港影响” ——1949年前后赴港上海作家的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认为香港与上海由于共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以及扎根大都会的文化感性,一直以来往来密切,表现出明显的亲和力和关联性。特别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内地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使得上海大量的资金与资源移入香港,对香港的经济、文化、教育、城市景观等均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文学领域,则是徐訏、刘以鬯、金庸、马朗、张爱玲、南宫搏等上海文人流寓到香港后,凭借在文化中心积累的强势经验,以创作、评论、编辑、文学社会活动等形式全面介入,在香港文坛反客为主地烙下明显的“海派”色彩。这种“海派”色彩直到1960年代中后期香港战后新一代青年广泛参与进文学活动,才逐渐暗淡。但是,香港与上海毕竟是不同的文化场域,这群跨地域的作家也必然在新的文化场域中发生“在地性”的改变,并反映在文学创作之中。论文旨在通过三四十年代上海与五六十年代香港城市文化语境的互相观照,重点分析徐訏、刘以鬯、金庸三人的文学创作,观察他们在跨地域的流徙经历中,如何既活用过去的文化经验,又有所突破创新,从而实现从“上海经验”到“香港影响”的转变过程。第一章:1949年前后文化转型期文人的流动与身份的变迁。以上海、香港为主线,探讨1949年前后文人的空间流动与身份变迁。当大量左翼文人从香港“北返”上海,参与新中国政权建设时,另一批文化人则由于意识形态冲突等复杂原因从上海“南来”香港,并凭借持续且大量的创作成为主导香港五六十年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如此空间流动的背后还隐藏着复杂的身份变迁问题。1950年代后的留沪文人在文艺机制的巨大变革中经历了从“文人”到“文艺干部”的转变,“出逃”香港的上海文人则由于难民、移民的身份面临被上海、香港乃至自身边缘化的多重尴尬。第二章:立体化的现代都市传奇。上海发达的都市文明以及租界语境下的异质化形态,孕育了一群以现代化都市为背景并“作意好奇”的都市文人。当上海的都市语境发生根本改变,“传奇性”失落后,1950年代的香港却因相似的城市文化语境与这群南来的“传奇文人”发生遇合,使之创作颇丰。但跨地域视野中城与城的互观,离散经历下情感与精神悬置产生的原乡情结,以及香港边陲地理位置与边缘文化地位所激发的“边缘的活力”,也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写作范式。以徐訏为例,香港时期的创作明显突破了1940年代浪漫诡谲的“异域”模式,更多地在琐细实在的日常人生中挖掘世俗传奇,并通过上海、香港的精神对话,以及城市与乡土的深层对照,走向了都市想象的纵深,建构起了立体化的现代都市传奇。第三章: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承与创新。1950年代的香港,无论是政治文化环境,还是日常消费环境,都是当时中国最适合现代主义文学生长的文化场域。因而1930年代从上海出发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在1950年代的香港得以延续、传承并收获了更为成熟的形态。刘以鬯作为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文学的集大成者,在上海时期就已展开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实验探索,来到香港后,则在更为自由开放的文化政策与包容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既承继中国现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技巧,更应对香港反拨政治与商业语境的现实需求,开创出在“另类”中显其正宗的现代主义文学。第四章:商业语境下的雅俗融合。都市文明的发达,出版机构的繁荣以及市民群体的庞大,使得上海与香港的通俗文学遍地开花。但香港相比于上海,经济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以致缺乏其他强势力量与文学商业化抗衡。再加上港英殖民政府对中文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的忽视,更加剧了通俗文学一家独大,严肃文学空间逼仄的局面。因而上海作家来到香港后,一方面因文学的高度商业化举步维艰,不得不更多地从众、从俗、从下;另一方面又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凭借在上海时期就已具备并在香港商业殖民语境中全面激活的雅俗融合的能力,在适应的同时努力践行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提升香港的文化品位。其中,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就具有典型意义。第五章:走向香港。无论是徐訏等人在城与城、城与乡的互观、碰撞中获得立体化的都市想象,还是刘以鬯等人围绕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化而进行的融汇贯通的现代主义文学实验,或是金庸等人在商业殖民语境下雅俗融合的叙事策略,都是基于五六十年代香港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做出的因地制宜的改变与突破,融合与创新,是属于五六十年代香港独特文化语境中的文艺范式。这群上海文人也是在这一文艺范式的形成中实现了从上海经验到香港影响的转变,并成就了强调个人性,注重世界性的香港文化属性。
杨安文[9](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陈曦[10](2019)在《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文中指出由日本人西片朝三在大连创办的《满洲报》,1922年7月24日创刊,1937年7月31日停刊,历时15年,一度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满洲报》前身是“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的汉文版。《满洲报》独立创刊后,以“民办”报纸的身份存在,却又和日本殖民机构“满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力于完成文化殖民的使命。为落实“以文化的力量图两国民众的亲和”的“官方”要求,《满洲报》以副刊为最佳载体,成功吸引读者并将殖民意识潜移默化地输出。《满洲报》共创办副刊25个,数量和版面多,内容丰富,且极具影响力,既完成了殖民政治赋予的使命,又带动了报纸发行量迅速增加。《满洲报》的创办获得了极大成功。1937年,《满洲报》基本完成了日本在东北前期文化殖民的任务,在历史潮流中走向终结。《满洲报》的命运紧紧与日本殖民东北的步伐联系在一起,力图实现“中日亲善”的文化殖民目标,为伪满洲国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同时代日本殖民机构的“官报”不同,《满洲报》以“民办”报刊特有的亲民风格,立足报业市场,广受认可。《满洲报》副刊的文字,保存了当时殖民社会的丰富形态,是还原日本在东北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学术界对伪满时期报纸研究越来越重视,但主要集中在对《盛京时报》的研究,《满洲报》研究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目前,仅有的一些关于《满洲报》副刊的研究,也只限于文学方面。政治文化以媒介为载体传播时,恰恰可以被视为媒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的视角,给我们从大众媒介中勾勒出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形体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将《满洲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来揭开日本对东北殖民的“冰山一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殖民东北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日本加速殖民,伪满洲国建立,形成了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殖民历史时期。因此,本文将《满洲报》的研究时间起点定为1931年。论文对《满洲报》副刊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把每种副刊的办刊详情,进行细致的整理挖掘。整篇论文的章节按照《满洲报》副刊类别和具体副刊展开。文章将针对重点副刊,分析特色、解析内容,从政治文化角度总结其文化殖民的内在逻辑。通过对《满洲报》副刊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文化殖民,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话语表达“去中国化”,割裂既有的国家认同,进而达到让殖民地人民广泛认同“满洲国”的目的;二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思想”,以教化手段,将东北人民在思想意识上奴化,塑造成合格的“满洲国民”。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满洲报》副刊上有着清晰的政治言论表达界限,政治议题围绕“中日满”三个“国家”的概念展开,在构建“满洲”是“国家”这样的判断上不遗余力,同时,将“满日”关系形成“亲善”、“友邦”这样清晰表达。从对“满洲国”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出发,《满洲报》政治副刊、儿童副刊、妇女周刊、体育副刊,从各自不同读者群体出发,试图塑造殖民统治下不同类人群的共同政治人格,形成个人对“满洲国民”的身份认知和价值认同。在殖民的政治生态下,《满洲报》副刊总体上折射了特有的殖民政治文化,成功向民众输出权力主导的价值取向。其中,文艺副刊稍显特殊。文艺副刊通过文学叙事,全方位生动展示了伪满洲国的社会形态,其中夹杂诸多世俗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同时也透露出迷茫和消沉的社会情绪。文艺副刊中,有些文学作品已经出现与其他副刊思想主旨相背离的叙事,试图戳破充满希望的“王道”国家的政治幻象,由此生发出对殖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可以说,《满洲报》副刊中唯有文艺副刊显示出疏离殖民政治的现象,甚至出现对殖民的抵抗力量。总之,《满洲报》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一份重要报纸,成为当时社会形态的缩影,让我们得以窥探殖民政治文化在伪满洲国蔓延深入的过程。
二、最后的夏日(小说连载之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最后的夏日(小说连载之四)(论文提纲范文)
(1)从自由生长到流量时代:新世纪江西网络文学二十年(论文提纲范文)
一、《悟空传》与自由生长的网络文学 |
二、付费阅读时代早期的江西网络文学 |
三、从付费阅读到深度商业化时代的网络文学 |
(一)从实体出版到大IP |
(二)商业浪潮裹挟下江西网络文学的创作 |
四、余论:免费时代,流量为王 |
(2)刘云若杂感时评与其小说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杂感时评与小说之间内容的互动与交错 |
第一节 重叠出现的人物形象 |
第二节 互为补充的事件呈述 |
第三节 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城市空间 |
第二章 杂感时评与小说之间技法的互涉 |
第一节 “闲笔”:杂感时评议论功能的贯穿与转化 |
第二节 举譬设喻:杂感时评说理功能的延伸 |
第三节 笔调随性:杂感时评庄谐笔墨的融汇 |
第三章 杂感时评与小说之间语言的浸染与通俗化 |
第一节 由文白杂糅到现代白话 |
第二节 由平静陈述到谈话交流 |
第三节 由付诸“归哏”到幽默性讽刺 |
第四章 杂感时评与小说之间思想的流变与融合 |
第一节 杂感时评与小说思想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关怀与共情:对市民与民生的关切 |
第三节 变情与正责:由风花雪月到引领人生正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明治“新志派”汉文小说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学术史回顾 |
第一章 明治时期“新志”刊物创办与“新志派”小说创作 |
第一节 “新志”刊物创办与汉文小说刊载 |
第二节 “新志”小说作家群的形成 |
一 以服部抚松《东京新志》为中心的作家群 |
二 以成岛柳北《花月新志》为中心的作家群 |
三 以三木爱花《吾妻新志》为中心的作家群 |
第三节 “新志派”小说作家及其小说创作介绍 |
第二章 “新志派”小说文本探究 |
第一节 “繁昌”系列的城市书写 |
第二节 转型期的“才子佳人”书写 |
第三节 其他题材之书写 |
第三章 “新志派”小说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
第一节 多视角的日本风物与城市形象书写 |
第二节 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 |
第三节 “新志派”小说的国内外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A |
附录B |
致谢 |
(4)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理由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理由 |
二、研究内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三、文献综述 |
(一)关于儿童文学史研究 |
(二)关于东北儿童文学研究 |
(三)关于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 |
(四)关于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研究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沦陷前的东北儿童文学发展状况溯源 |
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与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 |
(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倡导 |
(二)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 |
二、东北新文学运动与现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 |
(一)东北新文学运动 |
(二)20年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形态 |
第二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态环境 |
一、严苛的统治机构 |
二、极端的文化政策 |
三、奴化的教育措施 |
四、飘摇的文学阵地 |
第三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类型 |
一、童谣、儿歌与儿童诗 |
(一)童谣 |
(二)儿歌 |
(三)儿童诗 |
二、童话 |
(一)童话与教育 |
(二)“纯童心文学”与讽刺控诉 |
(三)借鉴中改写 |
(四)翻译童话的殖民想象 |
三、儿童小说 |
(一)现实主义的儿童短篇小说 |
(二)描画“世界”的长篇儿童小说 |
四、儿童剧 |
(一)报刊中的儿童剧 |
(二)广播中的儿童剧 |
第四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作家研究 |
一、突出的作家——杨慈灯 |
(一)异化形象书写现实人生 |
(二)利用幻想增强作品趣味 |
(三)揭露儿童精神受到摧残 |
二、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 |
三、正义立场上的作家群体 |
(一)殖民地生存境遇的书写 |
(二)失去家园者的无限悲凉 |
(三)麻木到觉醒的转变历程 |
第五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主题与艺术特色 |
一、深重的苦难 |
(一)生活的困苦 |
(二)精神的创伤 |
(三)生命的消亡 |
二、激烈的抗争 |
(一)反抗者的旗帜 |
(二)抗争中的和声 |
(三)黑暗里的低吟 |
三、满洲的颂歌 |
(一)悬赏征文 |
(二)献纳文体 |
四、艺术特色 |
(一)东北方言俗语的运用 |
(二)隐喻反讽的运用 |
第六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批评 |
一、儿童文学批评的成果 |
二、儿童文学批评的内容 |
(一)关注读者与呼唤作品 |
(二)童话创作的理论建树 |
(三)童话的整体、个案批评 |
三、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 |
结语 |
一、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历史地位 |
二、文化殖民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后记 |
(5)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论题研究背景及概念界定 |
第二节 论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第一章 报刊——小说传播媒介与小说评点 |
第一节 报刊与小说评点的互动 |
第二节 报刊与其他小说评点形态 |
第二章 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征及其评点特色 |
第一节 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征及其思想变化 |
第二节 评点者的友人化、“同人化”及其评点动机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的自评现象 |
第三章 以评觉世——小说评点的思想内涵 |
第一节 觉世之文、裨益社会——评点对小说价值的重新定位 |
第二节 讲公德之权舆,谈宪政之滥觞——评点思想内涵的转变 |
第四章 “观其一起之突兀”——小说评点中的叙事理论 |
第一节 传统小说叙事理论 |
第二节 翻译小说评点中的叙事理论 |
第三节 翻译小说的余响——清末民初自着小说评点中的新叙事因素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清末民初(1902—1919)小说评点叙录 |
后记 |
(6)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界定 |
第二节 研究现状概述 |
第三节 选题缘由与构想 |
第一章 承与变:清末民初小说图像发展态势 |
第一节 题材类型分类:两期发展脉络 |
第二节 绘制对象分类:多样性的图像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叙事效果 |
第一节 外部:图像样式干预叙事效果的实现 |
第二节 内部:图像主体影响叙事效果的达成 |
第三章 刊印新着小说图像的书局 |
第一节 书局出版新着小说图像的总格局 |
第二节 重要书局对新着小说图像的推介 |
第四章 印刷技术与画师群体的助力 |
第一节 印刷技术发展引领的图像嬗变 |
第二节 画师技术革新引领的图像发展 |
第五章 社会百相:从小说图像看清末民初的历史新貌 |
第一节 “外国人”与异域建筑:从小说图像看异域想象 |
第二节 从“飞机”到“潜艇”:从小说图像看科幻想象 |
第三节 “女学生”与新式学堂:从小说图像看教育情状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清末民初新着单行本小说中不同类型图像的题名情况 |
二、清末民初单行本(附图)新着小说编年叙录 |
后记 |
(7)迈克尔·夏邦幻想小说中的犹太历史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迈克尔·夏邦幻想小说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第二节 迈克尔·夏邦小说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主体结构 |
第一章 幻想之人:重构犹太历史中的犹太人 |
第一节 多样化的犹太人物类型 |
第二节 犹太人的奇幻-科幻之力 |
第三节 重构犹太人背后的科学和人文关怀 |
第二章 幻想之地:重构犹太历史中的民族信仰 |
第一节 犹太历史传统中的乌托邦幻想 |
第二节 后乌托邦下的逃离与救赎之地 |
第三节 重构乌托邦背后的多种动力 |
第三章 幻想之时:重构犹太历史中的民族传统 |
第一节 深层时间预期与犹太宗教时间 |
第二节 犹太历史的回归和重构路径 |
第三节 重构犹太历史背后的现实观照 |
结论 |
参考文献 |
(8)从“上海经验”到“香港影响” ——1949年前后赴港上海作家的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第三节 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一章 1949年前后文化转型期文人的流动与身份的变迁 |
第一节 空间流动:“上海——香港” |
第二节 身份变迁:多重边缘人 第二章 立体化的现代都市传奇 |
第一节 “异质性”的都市语境与“作意好奇”的文学想象 |
第二节 徐訏的“沪港传奇” |
一、“城”与“城”的互观 |
二、“城”与“乡”的徘徊 |
第三节 边缘的活力 第三章 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
第一节 上海与香港的“现代”渊源 |
第二节 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现代主义小说与上海南来作家 |
一、马朗、徐訏等作家的现代派小说创作 |
二、集大成者的刘以鬯 |
第三节 “积极不干预”政策下“中国”与“世界”的汇通 第四章 商业语境下的雅俗融合 |
第一节 由“海”入“港”:商业语境的转换 |
第二节 金庸与新派武侠小说 |
一、顺势而为的市场运作 |
二、何以为“新”? |
第三节 商业殖民语境下的文化担当 第五章 走向香港 |
第一节 上海影响香港 |
第二节 香港塑造上海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9)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对象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2.1 柏桦生平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2.4.1 香港 |
2.4.2 台湾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3.1 译介概况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3.2 译介主体 |
3.2.1 译者背景 |
3.2.2 译者类型 |
3.2.3 翻译模式 |
3.3 文本选择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3.4 传播媒介 |
3.4.1 出版机构 |
3.4.2 网络媒介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3.5.1 早期:1988-2007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4.1.1 接受概况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4.4.3 海外评价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5.1.1 文本概述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选题意义 |
二、史料搜集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一、报纸副刊 |
二、政治文化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报刊研究 |
二、伪满时期的报纸副刊研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一、主要方法 |
二、框架安排 |
第一章 殖民统治下的《满洲报》 |
第一节 《满洲报》十五载兴衰 |
一、殖民统治下孕育而生 |
二、成长为“满洲第一” |
第二节 《满洲报》的殖民“底色” |
一、西片朝三:为政治利益办报 |
二、于殖民政治“功绩尤属匪浅” |
第三节 《满洲报》副刊的政治属性 |
一、25个副刊的更迭发展 |
二、殖民政治的呈现形态 |
第二章 政治副刊:建构殖民的政治认同 |
第一节 《内外论潮》:中国与“满洲”的割裂 |
一、四种重要的文章来源 |
二、中国与“满洲”的对立形象 |
第二节 《政海津梁》:“满日”的提携与亲善 |
一、“中日满”之间的关系 |
二、日本视角下的国际形势 |
第三节 《王道周刊》:以“道德教化”美化殖民 |
一、为谁的“王道”立言 |
二、阐释传播“王道主义” |
第四节 结语:殖民话语下的政治幻象 |
第三章 儿童副刊:从“王道”到“皇道”的灌输 |
第一节 “王道”浸染下的《小友乐园》 |
一、纯粹的“儿童化”内容 |
二、“王道”全方位的渗透 |
三、赋予儿童“王道”品格 |
第二节 “皇道”教育在《新小友》兴起 |
一、以“科学”名义引导劳动 |
二、童话:营造“希望”之国 |
三、漫画:描绘“教化”故事 |
第三节 结语:塑造爱国的“第二国民” |
第四章 妇女周刊:“王道政治”下的“新女性” |
第一节 宣讲“王道”的“妇女观”(1933-1935) |
一、倡导“新女性”追求“解放” |
二、借“旧思想”塑造“贤妻良母” |
三、养成社会需要的“新女性” |
第二节 做战时服务的“后援团”(1936-1937) |
一、渐进式“鼓励”女性生育 |
二、“御夫术”背后的思想枷锁 |
三、当好孩子的家庭“教职员” |
第三节 结语:培养殖民政治的“女仆” |
第五章 体育副刊:借体育礼义施“王化之行” |
第一节 报道内容与话语特色 |
一、在殖民统治之下创刊 |
二、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 |
三、“军事化”的表达特色 |
第二节 体育报道的政治诉求 |
一、谋求独立的国际地位 |
二、对中日态度上的反差 |
三、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
第三节 结语:殖民与体育“共谋” |
第六章 文艺副刊:殖民政治重压下残喘 |
第一节 《星期副刊》:初露批判殖民的端倪 |
一、开启东北新文学的先河(1931-1933) |
二、批判和描写现实社会 |
第二节 副刊更迭期:挣扎着传达呐喊声 |
一、选择“抗争”的文学出路 |
二、背离“王道乐土”的叙事 |
第三节 《消闲世界》:殖民时代的社会图景 |
一、连载小说的刊载情况 |
二、小说叙事里的现实百态 |
第四节 结语:殖民政治的文学叙事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内外论潮》国际事件报道目录 |
二、《满洲报》政治副刊时评文章目录 |
三、《王道周刊》头条文章统计 |
四、体育副刊竞技常识文章目录 |
五、《医识》副刊头条文章目录 |
六、《星期副刊》传播现代思想一览 |
七、《晓野》和《北国文艺》中的社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最后的夏日(小说连载之四)(论文参考文献)
- [1]从自由生长到流量时代:新世纪江西网络文学二十年[J]. 彭民权. 创作评谭, 2022(02)
- [2]刘云若杂感时评与其小说的关系研究[D]. 张英祺.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3]明治“新志派”汉文小说作家研究[D]. 郭雨明.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D]. 丁明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D]. 李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6]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D]. 韩蓉.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7]迈克尔·夏邦幻想小说中的犹太历史重构[D]. 秦轩.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8]从“上海经验”到“香港影响” ——1949年前后赴港上海作家的小说创作研究[D]. 谢香子. 西南大学, 2020(05)
- [9]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10]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D]. 陈曦.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