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生态（论文文献综述）
王毅[1]（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张可[2]（2020）在《生态学批判与生态社会主义构建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通过研究萨拉·萨卡的相关着作我们发现,与其它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不同,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详实的实证材料的基础之上所完成的。其核心观点是认为:不论是传统社会主义,还是基于经济理性的资本主义,就其实质来说都是工业社会的现代变种。以计划模式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所衍生出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其诞生时起就面临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对立,过度强调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最终和新阶级的出现、社会道德的沦丧一并造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此外,萨拉·萨卡基于生态学视角,对基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也进行了生态学批判,他着重分析了衍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治理方案——“生态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虚幻性及其理论主张的现实矛盾,认为这种不涉及问题本质的局部调整方案带来的同样是在“自然极限”状态下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并且会像传统社会主义那样走向“死胡同”。在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分析的基础上,萨拉·萨卡提出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他主张从培育生态社会主义“新文化”入手,倡导“替代性进步观念”和“简单生活的新文化”,进行经济收缩和有计划、有秩序的撤退,在此基础上“重构”社会主义以实现可持续的目标。从而建立一个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有机共存,符合生态正义原则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萨拉·萨卡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生态性批判和基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生态性批判,不仅丰富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扩展了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思想的研究视域,而且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原因,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和不可持续性。并且,他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状出发,指出中国极其具备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可以说,萨拉·萨卡从生态学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了信心。此外,萨拉·萨卡从道德伦理选择、生产调节选择、稳态经济模式选择这三大层面为我们描绘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美好画卷,为生活在人际冷漠和主客间对立的矛盾世界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光明和希望。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理论主张也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其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具有很大程度的乌托邦色彩,这必然会使其陷入理论与实践无法统一的矛盾窘境。但即使是这样,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以及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因此,不管从价值层面来看,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研究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刘滢泉[3]（2020）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充足、可持续的能源供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和生产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愈加严重。能源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种类,当前,世界能源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石燃料。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会带来酸雨、雾霾等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更会引起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危及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国际社会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浮出水面,也让许多国家更清醒地意识到能源供给持续性和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全球范围内屡次发生的核事故,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人类对核能安全的不信任。一些国家相继宣布“弃核”,并努力实现从核电到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因此,寻找替代能源,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再生能源低碳、清洁、可持续的优点,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从过去个别国家、部分地区逐步扩展成为全球各国的一致行动。各国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保障本国能源安全,推进能源转型;保护环境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初始投资成本高、成本受技术创新进步影响大、长期成本有下降空间等显着特点,因此,可再生能源产生经济效益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巨大的投资、研发成本给成立初始阶段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使其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传统能源相竞争。考虑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这一特点,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的环境、生态、经济价值,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法律、政策,用以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作为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不仅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说,谁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领域占得先机,就将在这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科技革命中获得优势地位。世界各国既是气候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更是经济社会存在竞争的利益个体,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在争夺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国际市场领域也存在竞争关系。补贴作为一种常用的政府激励措施,成为各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常用手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补贴措施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应当如何使用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不断涌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更是对各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的合规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在各国普遍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给予补贴的背景下,相比环境负面效应更大的化石能源补贴,为何可再生能源补贴屡遭国际争端诉讼?成为本文研究国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从GATT到WTO,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WTO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维护作出了贡献,其制度的详实程度、争端解决机制的广泛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成员方遵守的“模范国际法”。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WTO既有制度的僵化、新规则的难以达成,都让成员方对WTO“究竟走向何方”产生了怀疑。争端解决机构难以完成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难以开展合规论证,正是WTO既有制度僵化的印证和缩影。与多边经贸规则难以达成相对应,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如火如荼。美国、欧盟、日本主导或参与了TPP、CPTPP、USMCA、EPA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具体到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前述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环境条款”“一般例外条款变通适用”等规则的设计,事实上改变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体现了先进发达国家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战略意图。虽然目前而言,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相对原则,且未有争端实践适用,但结合多边经贸规则的形成过程来看,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推而广之,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先进发达国家在推进诸边、双边层面经贸规则发展的同时,也在国内层面不断发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设计覆盖研发、投资、生产、销售环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并向全球输出了“上网固定电价制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等制度设计,在国内法制度层面实现了领跑。而今,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补贴支持,先进发达国家更多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其中部分类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了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实力。由此不难发现先进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领域的整体设计图谱:第一,在国内法制度层面逐渐将市场因素纳入原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以实现优胜劣汰,提升成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第二,把握既有多边经贸规则,发起对其他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措施争端,为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和发展时间;第三,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实践,制定有利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高标准条款,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立法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能源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发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核能安全性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已成为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近年来,中国也成为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最大的投资者,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然而,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抬头的当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在国际上屡遭反补贴诉讼。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归根到底的落脚点在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助力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的发展。补贴、反补贴法律制度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自2004年后未有新的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缺乏系统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散见于法律、政策之中,且多以政策形式出现,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化程度明显不足,部分制度的合规性也有待论证。制度的局限必然影响实践的效果,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一方面是电力消纳的统筹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合理性的实践质疑。如何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成为本文研究国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本文将在既有多边贸易体系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寻找制度依据,并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探析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及制度问题,并将归纳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内国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趋势,以推进多边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和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本文从法学视角出发,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探讨了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价值、实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分析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相关制度,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及WTO制度,归纳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所应遵循的逻辑思路;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制度,从诸边、双边层面为多边层面制度革新提供参考借鉴依据;讨论了可再生能源补贴专向性、不可诉补贴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补贴与GATT1994第20条的关系等几个法律问题,就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发展提出了建议;对标WTO既有规则体系及案例实践,审视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的合规性,在结合他国立法、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审视国内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科学性,为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解决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由以下五章组成。第一章通过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补贴概念的界定,明确文章的研究对象,从基础理论层面为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结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气候、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及环境问题的无国界特征,寻求发展替代能源,大力发展可能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结合“幼稚产业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两种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政府通过“有形的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合理化能源产品的最终成本,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符合自然法的公平价值和理性精神,体现了自然法的核心诉求。在综合政策的支持下,可再生能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空间、可实现,国际社会的认可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作为各国政府常用的政府干预手段和调控措施,其存在必要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然而,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质疑、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救济措施、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争端频发,可再生能源补贴“深陷”国际法律争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性备受质疑,成为了本文进一步研究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的动因所在。第二章围绕WTO框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适用这条主线,在第一节分析了WTO框架下SCM协定、GATT1994、GATS和《农业协定》中的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的制度及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适用性,发现除了SCM协定,其他协定中的补贴制度都无法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提供充分依据;除了《农业协定》中的“绿箱”国内支持措施,其他涵盖协定中均无肯定可再生能源补贴环境价值、正外部性的补贴制度,有鉴于《农业协定》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因此当前WTO框架下没有专门适用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特殊补贴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论证遵循一般补贴认定、论证规则。在第二节中,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以“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为例,详细分析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确定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规则;并结合DSB裁决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肯定了既有合规论证规则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并结合WTO补贴争端实践发展,发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呈现“非补贴”化处理和高频度嵌入“国内成分要求”两个显着发展特点。而今,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结合实践发展反思制度本身,发现WTO框架下补贴认定制度和分类制度都存在局限性,不利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无法在既有补贴制度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提供豁免机会。DSB实践中形成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方法,是根据当前WTO框架下补贴制度做出的最无奈,也是最积极的选择,这种合规论证方法虽然暂时为非禁止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在事实上构建了暂时的绿色安全网,但从解决问题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依然不是根本之道。第三章围绕“非多边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从“诸边、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视角和“单边”内国法视角分别切入,系统梳理了重点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在“诸边、双边”维度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度创新,事实上拓展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从实体层面将环境因素融入补贴制度、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设计改变了国有企业补贴认定方式,从程序层面凸显了对透明度原则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多个国家（地区）认识到了既有WTO框架下补贴制度无法适应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需求,并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发展尝试,这对在多边层面尝试制度革新提供了发展思路。当然,区域贸易协定中许多创新规则的设计还不够完善,相比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相对更为原则,实践中也未有争端案例适用这些创新规则,规则如何加以运用、解释还有待实践的发展。在“单边”维度下,列举国家都对可再生能源给予了形式各样的补贴,都有着自成体系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列举国家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制化程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共同构筑了制度体系。列举国家相互之间在制度上也存在相互借鉴,同一补贴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需要特定国家结合本国能源市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适用。而今,市场因素逐渐并充分融入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可以预计,根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逻辑,无论一国实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究竟为何,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补贴的规模、数量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可再生能源产业最终面向的是自由市场,并将在自由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对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制度内容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对多边层面制度革新及中国相关制度发展都有良好的参考价值。第四章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发展困境和制度适用问题,参考非多边视角下相关制度的发展实践,以WTO法律制度为基础,从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和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两个层面出发,为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第一节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通过对不可诉补贴制度恢复、修订,为具有环保、科研价值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构建了绿色空间;通过《环境产品协定》谈判视角下为可再生能源产品争取特殊待遇;参照《农业协定》分类模式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设计特殊规则,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提供发展思路。第二节根据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特点,结合“具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无法在补贴制度范畴内得到救济”的现状,尝试在补贴制度之外,为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论证寻找制度依据;效仿EPA吸纳一般例外条款的做法,着力探析WTO框架下GATT1994第20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并在归纳GATT1994第20条实际适用效果的基础上,从适用方法变更、条款修改两种“必要的变通”模式出发,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补贴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路径。虽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阻力重重,但还是应当有制度革新的愿景和勇气,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论证提供发展思路和方向指引。结合逆全球化发展浪潮,多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不可能也无法一蹴而就,应当结合多边、诸边、双边、内国法实践发展,以原则导向的修订为起点,明确制度改革基本方向,以期实现从原则形成到原则接纳,再到规则形成到规则接纳的发展过程,有策略、有方法的实现多边经贸规则渐进式改革的目的。综合第四章的制度设计,本文将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性论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需要多边层面规则的革新,无论是否最终在WTO平台解决,WTO既有制度和实践都会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在既有多边补贴制度框架内,最紧迫的就是重建不可诉补贴制度,在原则修订的基础上,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创造绿色空间;第三,对于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可通过在对GATT1994第20条进行“必要的变通”的基础上加以适用,为该类措施在制度层面再提供一次得以豁免的机会。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起步较晚,既有制度体系包括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的内容,且以政策为主。第五章在系统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具体类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内容,归纳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的三个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在向“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并举”的方向转变;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融入“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内容。中国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呈现法制化程度不高、制度内容科学性有待提升两个明显不足,存在发展完善空间。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价值,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可再生能源补贴国际贸易争端的不断涌现,本章第二节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一,要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在“遵守国际法义务”“借鉴他国有益实践”“坚持因地制宜思路”基本思路的指引下,针对第一节中提出的制度问题,着力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法制化水平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的科学化水平,并对涉嫌“国内成分要求”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第二,要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在“坚定多边立场”“坚持国际合作”基本思路的指引下,积极关注并参与多边、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并对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过程“非商业援助制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基准”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对“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背景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进行了发展展望。中国是WTO的重要成员方,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际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围绕WTO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改革设计中国方案,既是履行负责任大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的重要举措,也是争取21世纪国际经贸新规则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无论WTO本身最终走向何方,多边经贸组织、多边经贸规则都不可或缺,在多边经贸规则重构的当下和未来,保持关注、持续参与、主动发声,都是避免成为新多边经贸规则“被动接受者”的积极作为。在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中,提交中国方案设计,是贡献中国智慧的有益尝试,也是坚定多边经贸谈判立场的实际行动。中国也应积极关注CPTPP、USMCA、EPA谈判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走向,了解区域贸易协定在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趋势,未雨绸缪。中国更应在自己主导的RECP谈判、“一带一路”倡议中,将能源合作、可再生能源制度加以融入,为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进行积极尝试。未来,人类文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能源的时代,但前往这条新能源的路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今的新能源,在科技发展后可能会纳入可再生能源范畴,也会给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带来新的内容。即使在当下,化石能源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消费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壮大仍然有赖于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因此,一要统筹兼顾、遵循能源发展规律,重视传统能源法律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传统能源在步入新能源时代的“桥梁”作用;二要为科技进步后,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业化留有充分的制度发展空间,关注新能源领域的立法需求,展现制度的前瞻性,多面助力国家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三要充分关注可再生能源资源高效利用、节能、生态税等层面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以期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构建更为全面的制度体系。
李波[4]（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范瑞滨[5]（2020）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文中指出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准确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揭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近代以来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是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强调世界历史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并注重把握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注重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把握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凭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本论文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研究视角,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首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揭示和阐述;接下来以大历史的长焦距,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历史性的审视,意图勾画出经200年来中国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历史的结构性改革,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变化历程的时代画卷,阐明中国现代化独特的特征和规律,揭示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独特样态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并揭示了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关系。中国现代化作为一项旷古未见之宏大事业,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结构和层次,论文分别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型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布展,以及在新的历史时代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等几个具有典型性的核心要素入手,来分析和揭示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就的独特结构和本质特征,意图通过这种结构性分析,揭示和阐释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揭示出其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遵循和发展。“引言”和“结语”之外,论文正文分为六章。论文的“引言”主要简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现代化问题成为诸多相关学科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在此基础上,着重梳理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两种范式,即“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通过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相关研究成果的评析,揭示出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简要论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第一章阐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以及运用其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它确定了世界历史的科学内涵,阐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借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研究,可有效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方向,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把握资本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作用,把握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第二章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本论文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阐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阐明了民主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的政治保障。然后,本论文依次剖析了中国在冷战时期独立自主的进行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第三章剖析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本论文在阐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十月革命经验的运用和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剖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进一步开创了多样化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第四章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把握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阶段论思想的基础上,本论文剖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和内涵,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阶段所具有的历史性和阶段性,以及它为中国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的探索所奠定的基础。同时,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成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五章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为理论基础,有效把握了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利用资本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注重驾驭资本、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同时强调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历史性和阶段性。本论文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利用和驾驭资本实现现代化所具有的创造性贡献。第六章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本论文在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构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途径。在“结语”中,对论文分析和阐述的观点和逻辑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总结。在阐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的基础上,揭示本论文的四个主要结论:第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背景与具体的条件,历史性透视表明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无法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二,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闭关锁国、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进程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的顺利推进不可能缺乏中国的现代化;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态。
张芷寻[6]（2020）在《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视角的经济全球化研究》文中提出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目前全世界最重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全人类全世界发展的客观的趋势之一,经济全球化体现在各个方面,世界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促使了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新的方式与方向,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有了空前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但不可避免的是,在享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经济发展速度变快的同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文化和社会问题同样不能忽视。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危机和风险。目前,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各个国家和地区学术研究,文化交流,政治讨论范围很广的领域,关注度一直较高,甚至有些讨论非常激烈,例如:“经济全球化的含义与定义”、“经济全球化会给各个国家带来什么正负面影响”甚至“经济全球化将来的走向于前景”都是一些关注度极高的热点问题。任何国家在发展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同时,都必须重视经济全球化的参与程度,甚至成为了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一项衡量标准。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要不断改进本国的发展方向,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本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处于正确的方向并且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浪潮。如今,我们国家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为关键的阶段,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之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暴露了一些短板和问题,世界也爆发了一些国际经济的突出矛盾,中国始终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即SSA理论,对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和中国对经济全球化所做出的贡献均做出了科学的分析。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通过回顾经济全球化发展历史以及我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从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入手,提出本文的创新点,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运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困境,建立国际SSA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反作用于经济全球化。并且突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背后的制度原因,重点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制度支持,突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根据这些优越性,中国提出全新的经济全球化新主张。第二部分首先对经济全球化的含义界定进行阐述,并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历史演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经济全球化的部分进行梳理。马克思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没有直接提出经济全球化理论,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出发,提出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的条件下,世界历史开始逐渐形成这一基本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作用。结合马克思主义和SSA理论,对SSA理论的起源、发展和研究趋势进行分析。早期的SSA理论一方面在制度分析上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因缺乏统一标准而精确性不足。对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SSA理论最新发展研究发现,该理论的整体框架发生了具有明显马克思主义观念的自我完善,新自由主义SSA的全面分析以及对经济全球化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亦突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关键作用,说明SSA理论具有很强的广泛性、包容性和发展潜力。并且SSA理论在中国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原本单单由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发展成了一个逐渐成熟的中国SSA理论体系。CSSA理论之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朝着对新时代新矛盾,构建中国的积累社会结构框架方向以不断探索和发展。第三部分结合对SSA理论的研究,对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及其困境进行分析,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和特征研究,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SSA,并试图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和新动向。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国际SSA理论框架,并应用该理论分析国际SSA的内部矛盾以及演变规律,以及国内SSA与国际SSA的相关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对生产方式的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将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走向极端,资本主义未来面临的矛盾和危机会越来越多,旧的SSA体系会逐渐瓦解,进一步形成新的国际SSA格局,并将进一步影响世界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走向。第四部分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重要优势。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带来了显着的投资和贸易利益。但是经济全球化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了负面的影响,本文结合前文构建的国际SSA框架,系统的分析了国际贸易SSA带来的经济安全威胁;国际金融SSA促使国际资本加速流动,;国际生态SSA利用产业转移带来的生态危机,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结合前文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正负面影响,本文分别从中国的制度优势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进行和研究和解释。首先是制度方面,核心优势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避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坚实制度基础,其次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助于防范经济危机发生,最后,重点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工作采用集中统一领导的方式,这样的方式有利于集聚全民的思想,团结一心,有利于各方的能力集中在一起,形成合力,具有防止和应对国际带来的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能力。中国经济增长在中国的制度优势体现之下,得到了更加稳定的进步,更进一步说明了在国际SSA的框架之下,中国政府虽然受到些许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克服了不利影响,并且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发展本国经济,并建立新型国际话语体系。强调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SSA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与意义。第五部分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分析时,提到了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美国为了维持霸权主义,试图通过重建更加狭隘保守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来转嫁危机,恢复曾经的繁荣强盛,但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只会加速内部危机的全面爆发。本章结合SSA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分析。分析了美国自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矛盾不断积累,一系列制度都发生的变化,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制造业转移到国外造成本国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国内矛盾不断激化造成了美国国内SSA出现问题。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美国开始将矛盾转向国际,以针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为代表,利用贸易战用金融霸权获取福利,破坏了国际政治经济的秩序,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失衡。在未来世界格局的博弈中,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将会影响国际SSA的发展方向,这必然会影响新全球化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文章还对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战略和主张进行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一带一路战略旨在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潮流,带动本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实现世界经济平衡发展和再繁荣,是带领全球各国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战略。中国不仅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全球化。这些从研究SSA理论和经济全球化中得到的经验、建议,可能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发展史中的客观存在,我们在强调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历史带来的机遇和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不确定的隐患。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和未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经济全球化同时也促使了人类社会向更好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共产主义的发展,为全人类解放为目标去共同进步。目前,在世界和人类发展处于全新阶段的时期。理性科学地分析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隐患和挑战,可以让经济全球化未来的发展朝着健康科学的方向前进。
朱燕[7]（2019）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际分工是国际交换和国际贸易的基础,同时也是世界市场存在和运行的基本方式。18世纪60年代国际分工形成,随着科技革命及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分工方式不断变化,形成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演化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垂直FDI等形式将产品生产中的加工组装环节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迅速,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以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为主要形式的,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国际分工体系。加工贸易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视角来看,产品内国际分工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在生产力视角下,产品内国际分工发挥了分工的一般属性,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效应。但是在生产关系视角下,产品内国际分工是由掌握技术、拥有大量资本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权利不对称导致利益分配的不均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占据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而被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环节生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加工贸易方式切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国制造业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中国制造企业长期被锁定在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和组装环节,不能更多地分享由国际分工带来的利润。以技术为支撑的“发达资本”对“廉价劳动”主宰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因此,中国制造面临巨大的升级压力。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为基础,全面剖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价值创造逻辑和价值分配逻辑,阐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二重性;同时,以发展中国家视角,分析中国制造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及发展困境;最后,结合马克思主义分工思想为中国制造产业升级提出有效路径。首先,梳理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包含的国际分工思想。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阐述了国际分工的二重性,辩证剖析了国际分工体系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并提出了消灭异化、消除被动分工从而建立主动分工的思想。萨米尔·阿明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结合国际分工现状阐述国际分工体系的不平等现象,并为发展中国家提出摆脱依附的政策建议。本部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思想的系统梳理和全面分析,总结概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国际分工的动因、国际分工体系不平衡的根源以及国际分工的新选择,为全文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其次,全面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涵、格局及实现形式,并基于马克思主义分工视角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二重性。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企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相结合的产物,是企业内部分工向外扩张的结果,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网络分工。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及资源优势,将产品生产的不同工序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剩余。但是在生产关系视角下,国际分工协作创造的经济剩余,在技术密集型环节生产者和劳动密集型环节生产者之间出现了不均等分配,掌握技术的发达的中心国家更多地占有“经济剩余”,形成了“中心”和“外围”的格局。再次,结合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二重性,深入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制造业升级的方向。制造业升级有三大方向:由简单的组装加工环节向核心零部件生产环节升级,由生产制造环节向技术研发环节升级,由生产制造环节向品牌营销环节升级。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链治理模式,产业升级过程中技术进步的类型与方向,产业升级过程中高素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和水平都会影响制造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变化。然后,结合中国制造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的发展历程,全面总结并深入剖析中国制造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并以计算机产业为例分析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制造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通过承接国际跨国公司的制造外包,中国制造较快地融入了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实现了高速增长和快速发展,国际分工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中国制造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产业链中长期被低端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逐渐丧失主动权和控制权,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主导力量。因此,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国制造业生产力获得了较大增长,但是却导致中国制造依附发展,中国制造面临较强的产业升级压力。最后,针对中国制造存在的问题,结合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提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中国制造产业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必须要实现从“强链”向“新链”演进升级,并在“新链”中创新国际分工和利润分享模式。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最终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制造企业应该由被动参与国际分工转向主动创新国际分工模式,由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转向积极构建全球自主价值链,由“依附型发展”转向“自主型发展”,建立新型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利润共享模式。中国制造企业要改变被动分工,不能只是静态地利用自然的初级要素比较优势,而是要积极发展动态的后天获得性资源禀赋,实现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培养动态竞争优势,为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李卓琦[8]（2019）在《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些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无法解决,而使其现代化进程陷入停滞的一种状态和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脉络中深入思考和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科学回答了“中国何以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如何更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可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既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关系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无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主要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而且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二是关于中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三是关于研究习近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意义。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从发展的实际情况入手,整体研究框架从问题剖析、理论阐释、解决路径、未来展望、重大意义五个层面具体展开。绪论主要阐明习近平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论述与基本观点,总结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主要特点,阐明实施五大发展理念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分析与国际经验及其相关重要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章阐述习近平对中国必须而且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判断和现实依据。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发展阶段的趋势性变化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新的战略目标。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不利因素主要是传统增长方式转型困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但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备稳定的国家体制和治理体制,形成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动力,同时抵御风险的能力逐步增强,这是我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从发展进程和发展要求看,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基本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从发展大国走向发展强国的必要前提。第二章到第六章针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矛盾和困境,全面深入地阐述并分析习近平关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如何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基本思路的主体内容和基本方式。一是关于通过深入推进创新发展以增强核心竞争力而解决发展质量不高和动力不足的思路和对策问题。二是关于通过推进协调发展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思路与对策问题。三是关于通过实行绿色发展来破解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思路和对策问题。四是关于通过坚定不移走开放发展之路避免封闭僵化的思路和对策问题。五是关于通过共享发展以破解发展不公和贫富悬殊的思路和对策问题。第七章探讨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继续发展以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思路。主要分析未来30年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的发展阶段、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论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结语部分阐述了对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阐明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既是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科学指引,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途径。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与当前中国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成果。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开辟了一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顺利实现现代化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世界现代化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杨勇[9]（2019）在《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用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发展的奇迹有目共睹,但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发展的反思也从未停止。发展是什么?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而开展,并在一定的发展理论模型基础上,对发展状态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1）发展是什么?不同学科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但一般而言,发展被认为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到逐渐考虑社会变化、从重视发展的短期效应到注重发展的长期效应、从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人本身的发展等。基于传统发展理论对发展的认识,李忠民教授提出“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的新认识,将发展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则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三维空间中的发展。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创新性认识,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发展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内涵、特征进行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2）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解释有多种观点,如一种认识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即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变革,而制度本身对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也有认为是资源与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带来的增长效应,等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本文较为详细的论证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三维九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型,并将其总结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即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并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如何共同推动可选择性增多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正在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与补充。（3）中国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GDP虽然从目前来看不可替代,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显然不能仅靠GDP来衡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模型框架出发,本文构建了一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指数）、二维指数（中国市场化与工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三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的测度模型,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整个总体以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进程分别进行了测度。在对指数的分析方面,分别从指数发展演变的时间趋势与特征、指数发展变化的空间相关与分异入手进行了时空分析,从而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描述和评价。（4）中国怎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发展?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将人力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已有传统计量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为基础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MIU指数）的增长和发展效应,直接与间接效应。在发展是可选性增多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与各地区2000-2015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从一维空间看,无论是市场化、工业化还是城市化的发展均经历过较快发展后面临发展增速的减缓。市场化指数方面,商品化维持较高水平,市场化（狭义）稳定增长,而金融化快速上升;工业化指数方面,工业化（狭义）有所下降,而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迅速,生态化面临挑战;城市化方面,城镇化发展最快,国际化缓慢发展,社会化面临困难。从区域特征看,西部呈现出低低集聚特征,而沿海的高高集聚空间溢出作用发挥有限;不同区域内部也有热点与冷点,如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省等省区,东部的河北、海南等省区。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表现明显。（2）从二维空间看,市场化与工业化（MI）、工业化与城市化（IU）、市场化与城市化（MU）协调发展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指数增幅和发展速度不一。相对而言,工业化与市场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渐上升,市场化与城市化下调发展水平逐渐下降,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三个指数间的相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地区特征呈现出三种状态,北京、天津、上海与江苏为三个指数均高;海南、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三个指数均低;浙江、广东、福建与内蒙古三个指数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如浙江、广东与福建的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市场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较高。ESDA分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尤其是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低低集聚状态。（3）从三维空间看,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下滑。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发展指数最高,东北最低,且差距在增大,东部与中西部的指数差距有倒“U”性特征。空间关系看,无论是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的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具有典型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特征表现为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正相关性和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负相关性同时存在。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绝对收敛,且指数的差异较多来自组内差异。（4）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基本形成共识,而基于可选择性增多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中人力资本的贡献是否显着?基于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以及空间效应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也较为显着,从空间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测算的人力资本直接效应更为明显,间接效应或溢出效应不显着。相关结果还表明,物质资本对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着,产业结构有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不显着,自然资源对发展存在“资源诅咒”。
Amy Sun[10]（2018）在《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公共事务领域日益多元化、开放化和复杂化,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行政管理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现社会治理形式的创新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在社会异质性增强和技术进步改变了社会结构的时代,社会治理正在进入一个多元治理的时期。多元治理主张多主体参与合作解决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以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协同治理是多元治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为中国社会建设中的治理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但其作为一个新兴政策工具在使用中既有优势,也有障碍,即面对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遭遇着治理基础及治理环境等方面多种不利因素的限制,挑战和机遇并存,条件与困难同在。从总体上讲,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中国社会的转型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影响协同治理开展的两个主要因素。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和日趋迫切的跨领域、跨地区的广泛协作;伴随着本土社会转型而来的是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关系的调适与变革。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所产生的现代社会问题给大多数社会成员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积极寻找有效的治理方针予以应对。同时,政府以外的组织、企业及个人由于其自身社会生活利益普遍受到了来自多方面不同程度的侵扰,也在探索如何加入治理行列求得生存与发展。随着全球性问题和地方性问题的不断增加,对跨界、跨行业、跨部门协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以及公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动力去探索更好的解决办法,治理主体已不再是以政府为唯一。政府作为一个现代公共机构,其统治和领导能力正在减弱。所面临障碍的本质是问题过于复杂而不能单独处理,需要多行动者共同参与。在政府组织继续承担其治理责任的同时,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合作正在迅速增长,并在政策执行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效。在中国,当代社会建设作为全人类发展的一部分,离不开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压力以及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成就激发了全社会和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为社会治理的转变带来了机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且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关系也需要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进行调整和改革,因此,治理基础滞后、可使用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等都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有效运用协同治理这一政策方法一系列合理有效的治理制度安排亟待建立。然而,由于政治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权力世界呈现出多中心性、不确定性加大和模糊性的特点。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中的变化,我们必须超越以往传统层级制下政府行政权力行使的基本形式而在理论及实践上有所突破,这是社会建设治理机制必要的因时制宜、不无裨益的一项制度性迈进。由于市场、国家和社会是相互关联的,社会建设离不开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共同发展所产生凝聚力的推动,离不开市场机制、国家机制和社会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建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支持各项领域共同发展的政策协调与融合机制,协同治理以其特有的灵活性进入现有社会建设机制,增加了现有机制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建立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有效开展协同治理的一个基本步骤,同时建立政策协调与整合机制,战略性开发协同治理基础的基本构架,突破传统官僚制单一的权力行使模式可以产生巨大的增长回报。以促进在现有社会发展条件下改善并建立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冲突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实现以最佳方式利用有限的资源,提高治理能力,促进公民参与,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现有国情下要想获得集体行动的成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实的变化要求理论的创新,问题的解决需要创新的实践。为了应对复杂社会问题并解释多层面发生的及相互作用所产生结果的世界时,需要先进理论和创新实践的跟进。近年来,合作治理促进非政府行为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演变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相关话题包括参与性质、过程、机制和制约因素等。对于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是推动公共行政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之一,是社会建设进程中社会治理变革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公共行政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因此,有必要深入理解现有理论成果,考察协同治理的主体特征、过程、机制及限制等要素,奠定开发协同治理程序化、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基础。在中国,社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历史时期,转型的成功离不开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创建有效的政策工具对于促进公共行政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推动本土化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并创建一系列适用理论。本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采用协同治理来解决大量具有挑战性的政策问题并获得了一些成效时,在理论研究方面却知之甚少,特别是对于协同治理的过程与成果之间的关系以及协同治理获得成功的影响因素不能准确界定并加以解释。相关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且常常涉及多学科、多领域,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目前,由于国内外学术文献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有很大不同,本研究将重点考察中西文献中的基础理论部分以确定本研究的研究起点,探讨在坚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指导下,如何通过参与提高社会建设责任感。由此引申出本研究的中心问题,协同治理作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政策工具之一,其实现途径是怎样的。重点讨论促进或阻碍协同治理开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以下是本文的两点贡献,第一,通过探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阐释未来有效实施合作治理的可能性。第二,通过建立理论与实践、利益相关者与相关利益、投入及产出之间的联系,在现有模型和相关理论的帮助下更好地理解协同治理过程的动态关系并认定相关变量。不可否认,协同治理的理念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距离,现实世界中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实践中,对于一个用来指导社会治理实践的通用理论的需求显得越来越紧迫,从这一点而言,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新的开始,需要进行不断地努力与探索,期待着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智慧成果。
二、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生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生态（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2）生态学批判与生态社会主义构建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来源 |
| 2.1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双重危机” |
| 2.1.2 “社会主义”的失败与生态危机 |
| 2.1.3 二十世纪后期德国绿党运动现实困境 |
| 2.1.4 新兴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
| 2.2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
| 2.2.2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
| 2.2.3 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批判思想 |
| 2.2.4 德内拉·梅多斯的增长极限理论 |
| 2.2.5 布伦特兰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6 甘地主义的工业社会批判思想 |
| 第3章 萨拉·萨卡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
| 3.1 苏联“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 |
| 3.1.1 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与生态保护的对立 |
| 3.1.2 苏联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局限 |
| 3.1.3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
| 3.2 苏联工业发展模式与生态危机 |
| 3.2.1 粗放型经济与自然资源的极限 |
| 3.2.2 气候地理条件造成的粮食生产极限 |
| 3.2.3 与环境破坏伴随而来的经济成本与损失 |
| 3.2.4 苏联的世界贸易劣势 |
| 3.3 苏联“社会主义”“新阶级”的出现及社会道德沦丧 |
| 3.3.1 “新阶级”的出现 |
| 3.3.2 社会道德的沦丧 |
| 3.3.3 “公地悲剧” |
| 第4章 萨拉·萨卡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
| 4.1 萨拉·萨卡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 |
| 4.1.1 资本主义体制内在的“反生态”逻辑 |
| 4.1.2 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危机与根本性危机 |
| 4.2 萨拉·萨卡对生态资本主义的批判 |
| 4.2.1 生态资本主义基本理论主张之“生态化市场力” |
| 4.2.2 生态资本主义基本理论主张之“生态凯恩斯主义” |
| 4.3 生态危机与“生态资本主义” |
| 4.3.1 对“生态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
| 4.3.2 “生态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内在矛盾 |
| 第5章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理论构想 |
| 5.1 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基本构想 |
| 5.1.1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论点 |
| 5.1.2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政策主张 |
| 5.2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区别于市场社会主义 |
| 5.2.1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 |
| 5.2.2 萨拉·萨卡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
| 5.3 萨拉·萨卡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景展望 |
| 5.3.1 是“全面发展”的“进步”社会 |
| 5.3.2 是“道德提升”的“大同”社会 |
| 5.3.3 是价值观“一体化”的文明社会 |
| 第6章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评析及现实启示 |
| 6.1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 |
| 6.1.1 拓宽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视域 |
| 6.1.2 丰富和发展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
| 6.2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局限 |
| 6.2.1 陷入了“增长极限范式”的理论泥潭 |
| 6.2.2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乌托邦色彩 |
| 6.2.3 生态社会主义实践路径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 |
| 6.3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 6.3.1 培育生态价值观念,提高全社会生态意识 |
| 6.3.2 转变发展观念,选择“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 |
| 6.3.3 推动生态问题国际化,共促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
| 参考文献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及重要文献 |
| (二) 英文文献及相关译着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着作 |
| (三) 国内相关研究期刊文献 |
| (四) 相关学位论文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概念演进 |
| 一、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演进 |
|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概念演进 |
| 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争议 |
| 一、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 |
| 二、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必要性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面临的法律争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适用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分析 |
| 一、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 |
| 第二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实践反思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发展特点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欧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CPTPP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USMC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EP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五、区域贸易协定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第二节 内国法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德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美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日本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内国法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建议 |
| 第一节 多边补贴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不可诉补贴制度革新的发展建议 |
| 二、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的发展建议 |
| 第二节 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对一般例外条款的适用需求 |
| 二、GATT1994第20 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 |
| 第一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反思 |
|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发展趋势 |
|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的对策建议 |
| 一、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 |
| 二、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5）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实践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1. 国外研究现状 |
| 2. 国内研究现状 |
| 3. 研究现状评析 |
| 四、 研究思路和主要观点 |
| 1. 研究思路 |
| 2. 主要观点 |
| 五、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 研究方法 |
| 2.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 |
| 第一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一、 世界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 |
| 二、 资本主义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 |
| 三、 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 |
| 四、 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
| 第二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性审视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及中国革命探索 |
| 一、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及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 |
| 二、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民主革命探索 |
| 第二节 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一、 融入社会主义阵营及社会主义改造 |
| 二、 在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融入世界历史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
| 二、 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 |
| 1.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发展布局的调整 |
| 2.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
| 3.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 |
| 4.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 |
| 一、 中国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二、 逆全球化运动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三、 新时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建构 |
| 第一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来源 |
| 一、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
| 二、 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来源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 |
| 一、 世界历史与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 |
| 二、 世界历史与中国革命的转变 |
| 三、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 第三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 |
| 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一国胜利论”的运用和发展 |
| 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多样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模式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化建设国情基础的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 |
| 一、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 二、 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 三、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 |
| 四、 毛泽东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 |
|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
|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
|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历史方位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握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 |
|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前景 |
|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现了各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差异性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划时代创新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世界历史条件 |
| 一、 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二、 世界历史下的必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
| 一、 世界历史下资本的两面性与资本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
| 二、 世界历史下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守与资本作用的历史性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握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特点 |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模式 |
|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和驾驭资本提供借鉴 |
| 第六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发展 |
|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想背景 |
| 一、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 |
| 1.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内涵 |
| 2. 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阶段 |
| 3. 自由人联合体的主要特征 |
| 二、 新中国和平外交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中国新时代远大规划和部署 |
| 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 |
|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规划 |
|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性质 |
|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维度 |
|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层次 |
| 4.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
|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然途径 |
| 结语 |
|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理论指导 |
| 二、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6）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视角的经济全球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用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目标和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重难点及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国内外研究 |
| 一、经济全球化的定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 |
| (一)经济全球化的起源 |
| (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变 |
| (三)经济全球化含义的深入研究 |
| (四)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作用分析 |
|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国内外研究 |
| 一、关于经济增长的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关于经济增长的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国内外研究 |
| 第三章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
| 第一节 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文献综述 |
| 一、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定义 |
| 二、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结构整体性和完整周期 |
| 三、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时空应用 |
| 四、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与其他经济周期理论比较 |
| 第二节 积累的社会结构最新理论研究 |
| 一、SSA理论框架的重构与发展 |
| 二、新自由主义SSA及其危机研究 |
| 三、SSA理论的扩展应用 |
| 四、CSSA的探索发展 |
| 五、结论和展望 |
| 第四章 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分析——基于SSA理论 |
|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
| 一、全球化的启动阶段 |
| 二、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阶段 |
| 三、经济全球化的曲折发展阶段 |
| 四、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从中心到外围 |
|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国家积累 |
| 二、国际分工与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SSA分析 |
|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SSA |
|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SSA |
|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SSA |
|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投资SSA |
| 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生态SSA |
| 六、总结 |
| 第五章 基于国际SSA视角下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
|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
| 一、国际贸易SSA变化使经济安全受到挑战 |
| 二、国际金融SSA促使国际资本加速流动 |
| 三、国际生态SSA利用产业转移带来生态危机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 |
| 第六章 基于SSA视角的中美贸易摩擦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试图发动贸易战转移国内SSA矛盾 |
| 第二节 美国国内SSA的转变 |
| 一、美国国内矛盾复杂 |
| 二、美国金融业过度膨胀 |
| 三、美国企图通过贸易战遏制中国和平发展 |
| 四、美国试图主导新一轮全球化 |
| 第三节 美国发动贸易战对经济全球化的危害 |
| 一、美国利用贸易战维持霸权主义 |
| 二、美国利用贸易战破坏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
| 三、美国利用贸易战制造全球经济新失衡 |
| 第七章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7）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制造业升级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产业升级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制造业升级的研究 |
| 三、简要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内容与总体框架 |
| 一、主要内容 |
| 二、总体框架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思想及西方国际分工思想评析 |
| 第一节 马克思国际分工思想 |
| 一、马克思分工理论 |
| 二、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 |
| 三、马克思“消灭分工”思想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分工思想 |
| 一、保罗·巴兰的国际分工思想 |
| 二、安德列·冈德·弗兰克的国际分工思想 |
| 三、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国际分工思想 |
| 四、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的国际分工思想 |
| 五、阿吉里·伊曼纽尔的国际分工思想 |
| 六、萨米尔·阿明的国际分工思想 |
| 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国际分工思想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思想科学内涵 |
| 一、国际分工的动因是资本的逐利性 |
| 二、国际分工不平衡的根源是技术差距 |
| 三、国际分工的格局是中心和外围并存 |
| 四、国际分工体系存在二重逻辑 |
| 五、国际分工的新选择是消除异化、消灭被动分工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与西方经济学国际分工思想比较研究 |
| 一、西方经济学有代表性的国际分工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与西方经济学国际分工思想的差异 |
| 第二章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主导力量及实现形式 |
| 第一节 国际分工的发展演变 |
| 一、产业间分工 |
| 二、产业内分工 |
| 三、产品内分工 |
| 第二节 产业间、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演变的原因 |
| 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 |
| 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
| 三、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 |
| 第三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涵及特征 |
|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涵 |
|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 |
| 第四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导力量和实现形式 |
|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导力量 |
|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现形式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分工视域下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二重逻辑 |
| 第一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价值创造逻辑 |
| 一、产品生产环节的技术可分割性 |
| 二、各参与者的特殊职能及比较优势 |
| 三、产业规模经济的实现 |
| 四、组织模式和产业链治理模式的创新 |
| 五、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 |
| 六、中间产品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
| 第二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价值分配逻辑 |
| 一、经济剩余向价值链的主导企业转移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丧失长期发展能力 |
| 三、高素质熟练劳动力不断流向发达国家 |
| 第三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心—外围”格局成因 |
| 一、技术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
| 二、经济剩余的持续转移 |
| 三、劳资关系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大 |
| 第四章 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制造业升级方向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制造业升级方向 |
| 一、加工组装环节向核心零部件生产环节升级 |
| 二、生产制造环节向技术研发环节升级 |
| 三、生产制造环节向品牌营销环节升级 |
| 第二节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互动机制 |
| 一、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极强互利性 |
| 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 |
| 三、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价值链的主导力量 |
| 第三节 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因素 |
| 一、产业升级过程中技术进步的类型与方向 |
| 二、产业升级过程中高素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和水平 |
| 三、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链治理模式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二重性及产业升级紧迫性 |
| 第一节 开放条件下中国制造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历程 |
| 一、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制造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 |
| 二、加工贸易形成与发展的动因 |
| 三、中国制造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历程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二重性 |
| 一、加工贸易促进中国制造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加工贸易导致中国制造陷入依附发展困境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研发强度较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
| 二、高端人力资本匮乏,过度依赖低端劳动力比较优势 |
| 三、品牌培育能力不足,制造业品牌化发展滞后 |
| 四、中间产品国内采购率较低,国内产业链有待于进一步延长 |
| 第四节 计算机产业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及利润分享格局 |
| 一、计算机产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 |
| 二、计算机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利润分享格局 |
| 第五节 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紧迫性 |
| 一、增强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紧迫性的国际因素 |
| 二、增强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紧迫性的国内因素 |
| 第六章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路径:由“强链”向“新链”演进升级 |
| 第一节 “强链”:积极参与现有国际分工体系,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
| 一、在国际产业合作中提高技术水平,向价值链上下游延伸 |
| 二、推动内资企业主导加工贸易,提高我国资本积累速度 |
| 三、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 |
| 第二节 “新链”:消除被迫分工,构建全球自主价值链 |
| 一、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加快高素质劳动力要素积累 |
| 二、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提高本土企业专有生产能力 |
| 三、发展产业集群,促进我国制造企业协同发展 |
| 四、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大力发展出料加工贸易 |
| 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培育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市场环境 |
| 第三节 在“新链”中,创新国际分工和利润分享新模式 |
| 一、建立各国平等参与、协同发展的国际分工产业链 |
| 二、构建普惠共赢、利润共享的国际分工新格局 |
| 第七章 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案例实证 |
| 第一节 中国汽车产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现状 |
| 第二节 万向集团产业升级路径分析 |
| 一、初创时作为专业化代工企业,具有较强依附性 |
| 二、整合全球技术资源,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攀升 |
| 三、整合全球品牌资源,向全球价值链下游环节延伸 |
| 四、资源整合和自主创新相结合,构建全球自主生产网络 |
| 第三节 万向集团产业升级成效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研究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若干问题的说明 |
| 一、关于习近平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要论述与基本观点 |
| (一)习近平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要论述 |
| (二)习近平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基本思路 |
| (三)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决策 |
| 二、研究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思路的重大意义与基本框架 |
| (一)研究意义与现状 |
| (二)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分析与国际经验 |
|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与原因 |
| (二)国际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
| 四、若干重要概念说明 |
| (一)中等收入陷阱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现代化 |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全面小康 |
|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共同富裕 |
| 第一章 中国必须而且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 一、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 |
| (一)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发展阶段的趋势性变化 |
| (二)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 |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目标 |
| 二、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任务 |
|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必要前提 |
|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不利因素 |
| (一)传统增长方式转型困难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 |
| (三)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
| 四、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
| (一)稳定的领导体制和治理体制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 |
| (二)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基础 |
| (三)科学技术的进步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动力 |
| (四)抵御风险的强大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保证 |
| 第二章 创新发展:跨越发展低质的困境 |
| 一、创新水平是关系能否“爬坡过坎”的根本 |
| (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
| (二)创新发展的实质是发展动能的根本性转换 |
| (三)创新发展是主导国家命运的一场深刻变革 |
| 二、中国创新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
| (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
| (二)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
| (三)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
| (四)科技开放合作力度不够 |
| 三、通过创新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 |
| (一)赶超创新:以“非对称”路径实现引领式发展 |
| (二)协同创新:以“政产学研用”模式构建高效创新体系 |
| (三)系统创新:以“两轮驱动”释放最大创新活力 |
| (四)开放创新:以全球视野谋划创新站位 |
| 第三章 协调发展:跨越发展失衡的困境 |
| 一、协调发展是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关键 |
| (一)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 |
| (二)协调发展的实质是补齐短板与激发潜力的统一 |
| (三)协调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支撑 |
| 二、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
| (一)区域发展不协调 |
| (二)城乡发展不平衡 |
| (三)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
| 三、通过协调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 |
| (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
|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 (三)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 |
| 第四章 绿色发展:跨越环境污染的困境 |
| 一、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 |
| (一)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 |
| (二)绿色发展的实质是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 |
| (三)绿色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 |
| 二、中国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资源消耗增大 |
| (二)环境污染严重 |
| (三)生态破坏明显 |
| 三、通过绿色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 |
| (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
| (二)加快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 |
| (三)用系统工程思路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 第五章 开放发展:跨越封闭僵化的困境 |
| 一、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 |
| (一)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根本出路 |
| (二)开放发展的实质是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
| (三)开放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 |
| 二、中国全面开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增长复苏乏力 |
| (二)贸易霸凌主义严重威胁经济全球化 |
| (三)全球经济治理滞后 |
| 三、通过开放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 |
| (一)构建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体制 |
| (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拓展发展新空间 |
| (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 |
| 第六章 共享发展:跨越贫富悬殊的困境 |
| 一、共享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选择 |
| (一)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 (二)共享的实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 |
| (三)共享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和归宿 |
| 二、我国共享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
| (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
| (二)就业结构性矛盾明显 |
| (三)社会保障公平性不足 |
| 三、通过贯彻共享发展理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 |
| (一)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 (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 (三)完善普惠性社会保障体系 |
| 第七章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继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
| 一、未来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发展形势 |
| (一)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
| (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
|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 (一)进入富有创新活力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
| (二)进入和谐有序美好的现代化发展阶段 |
| (三)进入两个文明并重发展的行稳致远阶段 |
| (四)进入发展地位跃升与世界强国地位确立阶段 |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构想 |
| (一)发展阶段:开启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
| (二)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
| (三)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四、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进 |
| (一)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项部署 |
| (二)坚持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 |
| (三)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四)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结语 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意义 |
|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 二、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思路 |
| 三、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伟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成果清单 |
| 致谢 |
（9）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工具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发展理论 |
| 2.1.1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
| 2.1.2 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1.3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2.2 发展测度的实践 |
| 2.2.1 西方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2.2 国内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3 述评 |
| 2.3.1 对发展的理解 |
| 2.3.2 对发展测度的认识 |
| 第3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及其测度分析 |
| 3.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1.1 发展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 |
| 3.1.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
| 3.2.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 |
| 3.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体系 |
| 3.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测度方法 |
|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3.3.2 综合评价方法 |
| 3.3.3 指数分析方法 |
| 第4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市场化指数 |
| 4.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4.3 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4.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4.3.2 测度方法 |
| 4.4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4.1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4.4.3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4.5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5.1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5.2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4.6 小结 |
| 第5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工业化指数 |
| 5.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5.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5.3 中国工业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5.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5.3.2 测度方法 |
| 5.4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4.1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4.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5.4.3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5.5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5.1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5.2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城市化指数 |
| 6.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6.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6.3 中国城市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6.3.1 指标体系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6.3.2 测度方法 |
| 6.4 中国城市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4.1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4.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6.4.3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6.5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5.1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5.2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6.6 结论和启示 |
| 第7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二维测度 |
| 7.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7.1.1 指数测度 |
| 7.1.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7.2 市场化与工业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2.1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2.2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3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3.1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3.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4 市场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4.1 市场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4.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5 小结 |
| 第8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维测度 |
| 8.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8.1.1 指数的测度 |
| 8.1.2 指数的评价与分析方法 |
| 8.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全国的视角 |
| 8.2.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时间趋势与阶段划分 |
| 8.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地区的视角 |
| 8.3.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3.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8.3.3 指数的空间分析 |
| 8.4 指数发展的不平衡分析 |
| 8.5 小结 |
| 第9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一个应用分析 |
| 9.1 问题的提出 |
| 9.2 文献述评 |
| 9.3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 9.3.1 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 |
| 9.3.2 变量说明和特征事实 |
| 9.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9.4.1 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
| 9.4.2 SDM的偏微分分解 |
| 9.5 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
| 第10章 结论与思考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的方法 |
| 10.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述评 |
| 一、国外研究进展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三、论文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协同治理的兴起、发展与实践 |
| 第一节 协同治理的基本内涵 |
| 一、协同治理概念形成 |
| 二、协同治理现有模型 |
| 三、协同治理基本特征 |
| 四、协同治理成效成果 |
| 第二节 协同治理的理论缘起 |
| 一、治理实践的现实回应 |
| 二、理论研究的逻辑演变 |
| 第三节 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及治理理论 |
| 二、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三、组织及管理理论 |
| 第四节 协同治理的类型划分 |
| 一、按政治地缘划分 |
| 二、依主体构成划分 |
| 三、依治理客体划分 |
| 四、以召集形式不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建设中协同治理的制度安排 |
| 第一节 社会建设制度途径 |
| 一、社会建设基本内涵 |
| 二、制度安排基本范畴 |
| 第二节 制度安排建立基础 |
| 一、协同治理法制基础 |
| 二、制度安排核心原则 |
| 三、实践层面制度设计 |
| 第三节 制度安排案例研究 |
| 一、生态保护及环境治理 |
| 二、突发事件及风险治理 |
| 三、社区治理与都市治理 |
| 四、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建设中协同治理的主体构成 |
| 第一节 主体及参与特点 |
| 一、政党组织 |
| 二、政府部门 |
| 三、企业组织 |
| 四、社会组织 |
| 五、社会公民 |
| 第二节 主体间权力共享关系 |
| 一、临时性权力共享机制 |
| 二、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 |
| 三、共享权力的合理分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建设中协同治理的基本过程 |
| 第一节 协同过程的复杂性 |
| 一、内在局限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做出承诺 |
| 第二节 现有过程模型 |
| 一、Ansell & Gash五步过程 |
| 二、Morse & Stephens四阶段过程 |
| 三、Ring & Van de Ven循环过程 |
| 第三节 过程模型开发 |
| 一、成立 |
| 二、决策 |
| 三、执行 |
| 四、终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建设中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理论及实践经验缺乏 |
| 一、理论建设滞后 |
| 二、实践经验不足 |
| 第二节 协同治理基础不足 |
| 一、制度基础薄弱 |
| 二、法制基础不足 |
| 三、官僚制的障碍 |
| 四、资源基础不足 |
| 第三节 协同治理机制不足 |
| 一、正式机制不健全 |
| 二、非正式机制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社会建设中协同治理的系统建构 |
| 第一节 宏观方面: 全面改善协同治理环境 |
| 一、树立价值理念 |
| 二、推动制度创新 |
| 三、完善法律制度 |
| 四、扩大协商民主 |
| 五、培育社会资本 |
| 第二节 中观层面:建立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 |
| 一、政府协同机制 |
| 二、主体参与机制 |
| 三、资源开发机制 |
| 四、评估监督机制 |
| 第三节 微观层面: 优化协同治理的工具选择 |
| 一、培育协同文化 |
| 二、管理治理兼容 |
| 三、降低交易成本 |
| 四、灵活合作形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理论启示 |
| 一、哲学思考 |
| 二、政策意义 |
| 第二节 未来展望 |
| 一、创新实践 |
| 二、制度设计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生态（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2]生态学批判与生态社会主义构建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张可. 吉林大学, 2020(11)
- [3]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D]. 刘滢泉.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5]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D]. 范瑞滨.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6]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视角的经济全球化研究[D]. 张芷寻.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5)
- [7]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D]. 朱燕.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D]. 李卓琦.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6)
- [9]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D]. 杨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12)
- [10]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研究[D]. Amy Sun. 厦门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