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化对莱布尼茨思想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李伟荣[1]（2021）在《《易经》在欧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易经》在欧美的传播,始于16世纪前后传教士入华传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如果没有大航海时代,只有"丝绸之路"的话,欧亚之间的交通不会如此便捷。中国最先为西方人（确切地说是欧洲人）所知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不过,"丝绸之路"上往来的更多是商贾,主要目的是通过经商获取利润,再加上那时候通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人不多,因此对于中外文化交流与沟通的记载很少。
陈斌玉[2]（2021）在《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朱谦之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学术兴趣广泛,着作等身,其《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专着中的翘楚之作。近代以来,中国国力衰弱,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西方,鼓吹西方的科学技术、法律制度,但朱谦之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本文即《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其成书的渊源、自身的特色及在今下的意义。本文运用历史资料检索、搜集法,整合梳理朱谦之个人生平与代表着作。采用文献分析法与历史比较法,立足于《朱谦之文集》十卷本,剖析其文化哲学、唯情哲学、生命哲学等哲学思想,根据其思想脉络,探究其中西文化观的渊源。并将梁漱溟与冯友兰与朱谦之进行对比,显示他们的中西文化交流思想的差别,突出朱谦之中西文化观的特点。最后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兼评价法,结合《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撰写背景,深入分析《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内容与其体例、思想特色,评价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上的意义,同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论文正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主要介绍《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研究意义、学术界对朱谦之思想已有的研究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论述朱谦之个人生平事迹,介绍朱谦之的代表着作。第三部分首先对朱谦之的主要学术思想进行整理,展示其文化观发展历程。其次结合朱谦之的生平、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背景及当时的社会风潮,分析朱谦之文化观的来源。最后将其文化观与同时代的学人梁漱溟、冯友兰的文化观进行比较,在对比中凸显朱谦之文化观的特色。第四部分基于文本,着重分析《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第五部分讨论《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在内容上、体例上、思想上的特色。第六部分结合前人对《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看法及《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对后世学人的影响,客观地评价《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地位,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第七部分借由本篇论文对《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分析,了解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增强民族自信,并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参考意见。
彭芃[3]（2021）在《“东学西渐”：朱谦之先生《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朱谦之先生是我国着名思想家、历史学家,其研究领域极广,涉及到哲学、史学、音乐、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本文从其着作《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入手,探明其对“东学西渐”的系统思考。以期对当今现实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有所助益。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朱谦之先生的学思历程,其次是表明了选题的背景以及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最后对本选题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从对朱谦之先生《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评价、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影响的原因、表现、限度等方面进行论述。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本文的大致结构。第一章论述了朱谦之先生《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缘起,主要包括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论背景和朱谦之先生个人的问题意识三个方面。第二章论述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影响的过程和原因,主要分析了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的相应的影响的过程,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耶稣会士和礼仪之争在中国哲学传向欧洲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欧洲社会转型的需要。第三章论述了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从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对德国革命的影响、中国哲学对法国和德国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四章从整体上对朱谦之先生《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进行了评价。朱谦之先生对于“东学西渐”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优长,同时又由于个人和时代的原因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我们应该积极挖掘其思想中的历史价值与积极意义,为后世中国哲学如何“走出去”提供启示。
李丹[4]（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秦洁[5]（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张允熠[6]（2020）在《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实际问题和学理问题,必须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资料挖掘和整理,这些资料包括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后的四个阶段;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和中国学科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的研究,即不但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要研究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或现代化,关注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文化及其学科体系的重塑和再造;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欧洲文化背景的探索,发掘这一背景中的中国文化因素,从中深刻地体会马克思主义是"吸取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思想体系。
刘耘华[7]（2019）在《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就一个学界热点问题回应张西平先生》文中认为对于16—18世纪欧洲"持续百年的中国热",我国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与文化产生了实质的、"决定性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没有中国,欧洲人就不是今天的欧洲人。笔者此文以两位主要启蒙思想家对儒家之"理"的接受和诠释为切入点对此做出了一些重新反思。论文指出,自然神学为启蒙时期中西思想的交往和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和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就是以自然神学为基础来接受和诠释儒家之"理"。针对龙华民和利安当在《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和《论在中国传教的几个重要问题》两个重要文献中提出的关于"理"的看法（这是当时欧洲的主流意见）,莱布尼茨做出了逆向的阅读。这一解读,表面看是依靠白晋,实质上则是来自自身的、以"单子论"为核心的自然神学体系。他们对于"理"的解释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相差甚远。可以说,中国的"理"对于莱布尼茨的"单子有机论"并无实质的"植入式影响"（in-fluence）,其间发生的只是一种"错位的契合"。这是一种具有自我想象性质的"确认性影响"（confluence）。以此来衡量,莱布尼茨的哲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其实未产生实质的交融,也即,从根本上说,莱氏的哲学是一种局限于欧洲自身之内的思想运动,一种"自我成长的运动"。这个判断,可以推扩到整个启蒙时期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之中吗?虽然不能完全这样决断,但是本文仍倾向于认为,中国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外力",它只是刚好适合、并被欧洲启蒙思想家选择作为其自我重新建构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其内涵主要是西方借"他者"的想象所展开的自我诉求与言说（尽管其间也有不少"类似"甚至"神似"之处）。换言之:从"中国"这儿,他们找到的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东西。
张西平[8]（2019）在《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从16世纪中西文化相遇以后中国文化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局限在东方或者亚洲范围内的文化,通过来华传教士所翻译到欧洲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欧洲前近代思想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从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说明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论文分别从启蒙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西译,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欧洲启蒙思想家接受中国文化思想文化背景等几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历程,从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揭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陈素君[9]（2019）在《中西和谐精神的异同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价值研究》文中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辩证的。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加强全球经济合作,巩固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还要关注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体认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十九大有关“新时代”的判断及其推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重要矛盾,各国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异见甚至冲突可能是危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现实更迫切的学术问题。本文所关切的,正在于通过挖掘各种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中的“和谐”成分来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文化建设的价值及其路径。在中西文化发展长河中,和谐问题都是一个源远流长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早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中西先哲们就已经开始讨论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主要是通过“和”的理念进行阐发,并在“天人合一”命题下实现了儒道主流文化对和谐思想的交汇,共同形成了带有中国自身特点的和谐文化。并在艺术、政治等多个领域产生影响,使得中国文化和艺术史上,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生动地体现了“和”的精神。至于政治治理上的和谐体现,则一直持续到近代孙中山等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中;在古希腊,对和谐的早期论述主要来自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自然哲学,在对自然宇宙对象的探索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和谐理论。后来经过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的进一步发展,使和谐思想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神学统治之后,借助“人”的崛起,西方和谐思想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全面弘扬人的理性的道路上继续谱写了西方和谐文化的新篇章。因此,从中西和谐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西方都有着对和谐的共同追求。除此之外,中西对和谐自身的概念理解上,也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两者都认为,和谐是多样性之间的平衡与统一,以及和谐代表着秩序。因此,和谐的前提是有差异的事物,使和谐的过程就需要各构成物遵循一定的次序,固守相应的位置。然而,在这些相似性的背后,不能忽视对两者差异性的考察。最为显着的一点差异就是,中国古代和谐思想与政治之间一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对“和”的阐述总是以政治为最终指向,“天人合一”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构建符合封建等级秩序的礼制宗法社会。和谐的最终实现需要通过不断地践行道德,进而由内圣开外王,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走的是一条转向人自身的修身成圣之路;而西方传统和谐思想在一开始就非常强调对数学比例的符合,认为和谐的产生依赖于精准严格的比例关系,这在西方的绘画以及雕塑中体现地尤其明显,艺术中的和谐美就是以符合比例为前提。可见,西方和谐文化走的是一条转向人之外的探索求真之路。中西和谐文化的这一差异,其实就是道德与科学的差异,中国和谐思想注重道德的“求善”性,西方和谐思想注重科学的“求真”性。道德与科学的差异,从本质上讲,体现的又是中西方在主客关系上的不同认知。中西方都追求主客之间的和谐一致,但是中国强调以人去适应天,西方则强调人去征服自然。中西对主客认知的不同,一方面是由于中西方的社会现实基础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中西方受宗教神话等的影响不同。通过对中西和谐文化共性与差异的考察,可以从正反两方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文化角度的启示。首先,中西方对和谐精神的共同追求,使其成为命运共同体在各国得以顺利施行的文化纽带;其次,从中西方和谐文化的差异可知,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对主体过分压抑,而西方则对理性过度高扬,这两种情形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都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极力避免,在确保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同时,也需兼顾个体的幸福,两者并行不悖。与此同时,理性的弘扬不能脱离相应的束缚,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开展各文化间平等的交流与沟通,努力消除理性思维模式下主体对客体强烈的征服欲,维护文化多样性,共建和谐命运共同体。
刘晓杰[10]（2019）在《明末清初欧洲对中国史学文化的认识与启示》文中提出明末清初这一时期在中西交往史上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虽然历史上中西之间文化交流一直连绵不绝,但真正第一次形成碰撞,还是发生在这一时期。本文所致力的,也正是基于这一时期中西史学交流所带来的相关影响与认识问题及其启示。反映关于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着作很多,涉及的方面也很广,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从各方面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展开了各种研究,其中也有许多涉及史学文化交流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向我们展示了中西史学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脉络的同时,亦引出我们的思考:这一时期中西史学文化交流呈现出何种特点?造成这些特点的深层次原因何在?这正是本研究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在中西初识时期,在中西交往间充当媒介的主要有贸易来往、西方使团和天主教传教士,其中又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的作用最为明显。随着欧洲力量的强大,欧洲的宗教势力也随之扩张到世界各地。传教士们在虔诚的宗教热情驱动下,不远万里来到遥远而神秘的东方,面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传教士原先固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难免会受到冲击。如何调和东西方文化之间碰撞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以便其传教事业的开展,这是当时任何一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消弭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圣经》所描绘的历史之间的矛盾,传教士们在他们的传教活动中进行了各种努力的尝试,试图将中国史学文化介绍到西方,并以此拉近东西方彼此的认识。这一工作,固然是出于更好的开展其传教事业的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史学文化的交流,他们所带去的关于中国的史学知识,成为此时欧洲了解中国最主要途径。由传教士所带来的中国史学知识传入欧洲后,对欧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一部分先进的欧洲人在对中国的认识中,敏锐的从中寻找到反对传统旧势力的思想资源,以此为武器向传统开火。他们热情的讴歌中国,认为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代表着美好和文明,伏尔泰、魁奈和莱布尼茨是这方面着名的代表。但也有一部分人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国固步自封,缺乏进步,是个落后而保守的国度。这两种相反的态度,反映出此时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史学认识基本上出于一种选择性的认识,而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史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丰富了欧洲的历史知识,动摇了基督神学的历史观;有力地推动了欧洲人摆脱神学思想的禁锢;给当时的欧洲思想家以启示,推动了欧洲的进步。总结这一时期中西方史学文化的交流,我们可以看到,双方虽有一定了解,但离真正的交融还差的很远,中国史学文化其实并未对西方史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究其原因而言,遥远的距离当然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如此长距离的隔绝所造成的隔膜,当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便可以消除。而追溯历史,双方之间交流的基础又十分薄弱,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双方的交流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性的特点,一旦发生波折,双方的交流便会遇到极大阻碍,后来的礼仪之争便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双方交流的媒介也存在着不足,耶稣会士由于自身的局限,在传播中很难做到客观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原貌,他们虽然为中西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显然无法独力担此大任。而作为接受者,欧洲的思想家们也存在着他们的不足:虽然对中国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他们的带有选择性目的的研究态度以及他们自身的理论缺陷,使他们无意也无法仔细了解并吸收中国的史学文化,而仅仅是将目光所及停留在对中国的某些历史认识的粗浅表面上,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史学特质。在这些原因之外,恐怕根本因素在于中西方史学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鸿沟,中西方史学各自独立发展了很长时间,彼此都有各自独立的认识基础和传统,想要真正形成彼此的认同和交融,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追古思今,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可以认识到,首先,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未停止,而且主动的一方获利更多;其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这一时期中西方史学文化交流的例子,恰好体现出不同文化间交流有着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要对不同文化间交流所可能面临的困难要有充分的估计。最后,文化的交流需要主动走出去。正是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可阻挡却又复杂而漫长,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交流中一定要主动走出去,占据文化交流的主动权。
二、中国文化对莱布尼茨思想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文化对莱布尼茨思想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易经》在欧美（论文提纲范文）
| 《易经》在法国 |
| 《易经》在德国 |
| 《易经》在英国 |
| 《易经》在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家 |
| 《易经》在美国 |
| 结语 |
（2）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朱谦之的生平与代表着作 |
| 第一节 朱谦之的生平介绍 |
| 第二节 朱谦之的代表着作 |
| 第二章 朱谦之的文化观 |
| 第一节 朱谦之的思想变化过程 |
| 第二节 朱谦之文化观的来源 |
| 第三节 朱谦之与梁漱溟、冯友兰的文化观比较 |
| 第三章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写作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特色 |
| 第一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在内容上的特色 |
| 第二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在体例上的特色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在思想上的特色 |
| 第五章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评价 |
| 第一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不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东学西渐”：朱谦之先生《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思历程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现状 |
| 四、小结 |
| 第一章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缘起 |
| 第一节 社会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理论背景 |
| 第三节 问题意识 |
| 一、现实关怀与人文忧思 |
| 二、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
| 第二章 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影响的过程和原因 |
| 第一节 中欧物质与文化的接触 |
| 第二节 主要传播媒介 |
| 第三节 礼仪之争 |
| 第四节 欧洲社会转型的需要 |
| 第三章 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影响的表现 |
| 第一节 对法国革命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德国革命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对法国和德国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 |
| 第四章 对《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省思 |
| 第一节 对《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评价 |
| 一、优长 |
| 二、局限性 |
| 第二节 对后世中国哲学如何“走出去”的启示 |
| 一、建设强大的国家硬实力 |
| 二、培养高素质的文化传播者 |
| 三、紧扣西方社会的需求 |
| 四、加强文化创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
| 三、本研究的创新性及其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耶稣会在华传教历程与文化适应政策 |
| 第一节 天主教入华传教历程 |
| 一、第一次接触: 大秦景教 |
| 二、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困境 |
| 第二节 耶稣会的诞生与传教基调 |
| 一、耶稣会的诞生 |
| 二、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精神 |
| 第三节 耶稣会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政策 |
| 一、利玛窦时期的文化适应策略 |
| 二、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转向: 全面适应阶段 |
| 三、白晋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策略 |
| 第二章 耶稣会士与《易经》的相遇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一、初入华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易经》形象 |
| 三、索隐派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 |
| 一、索隐派译《易经》 |
| 二、西方世界第一个《易经》全译本 |
| 第三章 耶稣会士以象数、卦爻辞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以“数”会通 |
| 一、易学中的“数” |
| 二、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原因 |
| 三、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具体内容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以“象”会通 |
| 一、易学中的“象” |
| 二、耶稣会士以“象”会通的原因 |
| 三、以汉字之“象”会通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以卦爻辞会通 |
| 一、以卦爻辞对《圣经》故事进行会通 |
| 二、以卦爻辞对天主教义进行会通: 以谦德为例 |
| 第四章 耶稣会士以基本易理范畴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诠释“上帝” |
| 一、中国古经籍中的“上帝” |
| 二、从“天主”到“上帝” |
| 三、“术语之争”与“上帝” |
| 四、索隐派耶稣会士与“上帝”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诠释“太极” |
| 一、“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 |
| 二、“太极”非“天主” |
| 三、“太极”即“天主” |
| 四、论耶稣会士“太极”观诠释取向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诠释“圣人” |
| 一、中国传统“圣人”形象 |
| 二、“圣人”为耶稣 |
| 三、“圣人”为弥赛亚 |
| 四、论耶稣会士“圣人”观诠释取向 |
| 第五章 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影响与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儒士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应 |
| 一、护教儒士的回应 |
| 二、反教儒士的回应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 |
| 一、罗马教会对耶稣会士研《易》的反映 |
| 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 |
| 三、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
| 第三节 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顾与反思 |
| 一、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主体选择 |
| 二、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文化困境 |
| 三、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价值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资料挖掘和整理 |
| 二、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学科建设中作用的研究 |
| 三、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形成时的文化背景的探索 |
（7）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就一个学界热点问题回应张西平先生（论文提纲范文）
| 一、自然神学视域下的儒家之“理” |
| 二、“植入式影响”抑或“确认式影响”?——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之关系再思考 |
| 余论:重新思考“科学”在思想史中的定位 |
（8）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文化经典的西传 |
| 二、16—18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 |
| 1.全球史观下新的思考 |
| 2.18世纪欧洲中国热 |
| 三、如何评价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
（9）中西和谐精神的异同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问题、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 |
| 第一节 “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 |
| 1、“和”不是同一,而是包含差异的统一 |
| 2、“和”是阴阳二者的统一 |
| 3、天人合一的和合观 |
| 第二节 和谐的实现路径 |
| 1、和谐需要遵循一定的次序 |
| 2、封建社会的和谐需要构建等级秩序 |
| 3、和谐需要遵循“恰当”原则 |
| 第三节 中国和谐文化的历史考证 |
| 第三章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 |
| 第一节 和谐是多样性的平衡与统一 |
| 1、和谐的对象是存在张力的对立面 |
| 2、不相似的事物需要和谐 |
| 3、和谐是消除了冲突性的统一体 |
| 第二节 和谐的实现路径 |
| 1、和谐对象需遵循次序 |
| 2、和谐对象需符合比例 |
| 3、和谐对象需各居其位 |
| 第三节 西方和谐文化的历史考证 |
| 1、西方文化对和谐的历时性探讨 |
| 2、马克思实践观对西方主客对立的超越 |
| 第四章 中西和谐文化的异与同 |
| 第一节 中西和谐文化的共性 |
| 1、中西“和谐”在定义上的相似性 |
| 2、中西和谐理论在具体领域应用上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中西和谐文化的差异 |
| 1、和谐原理的差异 |
| 2、和谐理论出发点的差异 |
| 第三节 中西和谐文化差异的本质及根源 |
| 1、中西和谐文化差异背后的本质 |
| 2、中西和谐文化差异的根源 |
| 第五章 中西和谐文化的异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启迪 |
|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关切 |
|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的时代召唤 |
| 2、文化在命运共同体中的能动作用 |
| 第二节 中西和谐文化的共性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
| 1、中西文化对和谐的普遍追求是实现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保障 |
| 2、践行“文化自觉”,弘扬中西和谐文化的精华 |
| 第三节 中西和谐文化的差异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
| 1、中国和谐文化对个体的压抑吁求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关注个体幸福 |
| 2、开展平等对话与交流,摒弃西方和谐文化对理性的过度张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明末清初欧洲对中国史学文化的认识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史学文化的西传 |
| 1.1 中国史学文化西传的背景 |
| 1.2 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过程 |
| 1.3 传教士所传播的中国史学文化 |
| 第二章 欧洲对中国史学文化的认识 |
| 2.1 欧洲对中国史学文化的赞许 |
| 2.2 欧洲对中国史学文化的批评 |
| 2.3 选择性认识:欧洲对中国史学文化认识的态度 |
| 第三章 何以不同?——明末清初中西之间史学文化难以交融的原因探析 |
| 3.1 中西之间史学文化难以交融的客观因素 |
| 3.2 中西之间史学文化难以交融的主观因素 |
| 3.3 中西之间史学文化难以交融的根本因素:两种史学文化之间存在鸿沟 |
| 第四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中国文化对莱布尼茨思想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易经》在欧美[J]. 李伟荣. 传记文学, 2021(11)
- [2]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研究[D]. 陈斌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1)
- [3]“东学西渐”：朱谦之先生《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研究[D]. 彭芃.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6]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J]. 张允熠.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1)
- [7]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就一个学界热点问题回应张西平先生[J]. 刘耘华. 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 2019(03)
- [8]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J]. 张西平. 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 2019(03)
- [9]中西和谐精神的异同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价值研究[D]. 陈素君.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明末清初欧洲对中国史学文化的认识与启示[D]. 刘晓杰.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