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告文学创作向何处去（论文文献综述）
汪大贺[1]（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指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孟繁华[2]（2020）在《风雨七十载 风流大道行——纪念《北京文学》创刊七十年》文中提出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无可非议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个伟大的传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百年来的北京作家,他们内心强烈的国家民族关怀,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态度,使北京的文学气象宏大而高远。共和国成立初始,散居全国各地的大批优秀作家聚集北京,或从事专业创作或担任文学领导职务。丰厚的文学人才资源在北京构筑起了独特的文学气氛。所
汪琬琦[3]（2020）在《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地方作家以绝对的人数优势和庞大的创作数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创作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但目前学界对地方作家的研究并不充分,从研究对象上看,对知名作家个案的研究多,对地方作家群体的研究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单一的地方作家作品研究多,地方作家的特征和困境研究少。即便是研究了地方作家存在的问题,也是描述现象多,揭示实质少。为此,笔者深入中部城市临淮,通过个案研究、实地研究、文本研究三种研究方法,筛选并建立了9个作家个案,从文学生态环境、文学生产链条、作家生存状态三个维度对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进行描述分析。最后发现,临淮作协的许多功能濒临瘫痪,本该扶持作家发展的作协体制却成了临淮作家结构性压力的来源,并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扩大经费来源、细化会员管理、开放资源系统、强化服务职能四个建议。
宋泉[4]（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认为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谢劲松[5]（2017）在《王平陵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研究》文中指出刚刚过去的2015年是彰显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极其重要的一年,不管是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还是抗战文学的研究都是具有决定性的年份,这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和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会谈,两岸关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都意识到“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就携手共写中国抗战史,共同弘扬抗战精神,共同扞卫民族尊严和荣誉达成了共识。从来还没有哪一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受到党和国家的如此重视。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大陆不仅确立了抗战胜利纪念日,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社会各领域引起了强烈共鸣。同这些如火如荼的庆祝历史活动比起来,不管是在台湾或大陆,抗战文学的关注度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正是因为从战时到战后,两岸都将文学与社会层面的政治斗争捆绑在一起,文学的政治意义被有意的夸大,而审美价值被各个时期的批评家所诟病。这当然与两岸的抗战史研究有莫大关系,两岸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因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紧密相连,而显得极度复杂和敏感,学术化的过程也就更为艰难缓慢。连同长期忽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贡献一样,有着当局背景的文人在抗战文学中的贡献也被一并抛弃。通过对王平陵抗战时期在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活动的组织等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将王平陵从长期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解脱出来,回到真正的文学轨道上,在民国的历史语境下探讨其多元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更希望以此为切入点,重新思考抗战文学的表达方式和阐释角度,从而丰富抗战文学的版图。全文共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清理本选题的相关研究现状;二是说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价值。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王平陵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实践,创作时间由1931年起至抗战胜利为止。将其创作文类分为小说、散文,杂感时评、戏剧,电影三个部分进行阐述。内容既涉及军民积极的反抗,也包括汉奸的消极应付;既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和毁灭力,同时也对战时的文艺、学术与教育表达了深切的关注,对政府有着殷殷期盼。以此表明在国难当头的前提下,人同此心,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文学中并不是毫无作为。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王平陵在抗战文学活动的组织和宣传贡献,包括组织“卢沟桥公演”和筹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剧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将《文艺月刊》改版为《战时特刊》,积极配合抗战宣传等,以及在此之前在人事上所作的准备,既通过相似的文艺理念吸引了梁实秋、方玮德、沈从文、老舍等人,还通过副刊的改版和编辑,得到了“左翼”、“新月社”、“京派”等多数文艺界人士的支持和配合,又通过积极筹备“南国社”、“中国戏剧协会”的戏剧公演,与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戏剧人士建立了深厚友谊,以及通过在国民党中宣部任职的关系,与张道藩、方治、徐悲鸿、冯玉祥等人有着长期的往来,都为后来王平陵在一系列抗战活动中的表现,铺平了道路,积累了人脉。第三章主要探讨了王平陵在两岸文学史中被忽略的缘由,在大陆遭到历史的摒弃,主要是一直以来单一化意识形态评判所致,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勇气。在台湾没有得到学界的承认,与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后,对大陆时期的整体反思紧密相关,文艺界的整顿首当其冲。结语部分主要是总结全文,王平陵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成就被忽略不是个别现象,对其价值进行重新的阐述和挖掘,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找历史的遗珠,为其正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其人生履历和参与抗战活动的考察,希望建立起一个全面、实事求是的历史人物评判标准,在民国历史语境下,丰富抗战文学的版图,找寻抗战文学新的阐释角度和表达方式。
王磊光[6]（2016）在《论“非虚构”写作的精神向度》文中研究说明一、"非虚构":个人化的真实何为非虚构?按照西方的分类方法,叙事文学可以分为两大类:虚构和非虚构。从广义上说,非虚构是相对于虚构而存在的文学族群。它自古就存在,像西方的史诗文学、中国先秦的史传文学、语录体散文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回忆录、日记等等,都属于非虚构的范畴。狭义的非虚构,是指1960—1970年代在美国兴盛的"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道"等文学类型。它在英语中的表达是"Non-fiction",直译是"非虚构小说",也译
梁志群[7]（2014）在《新世纪报告文学：传承、突破与困扰》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选取新世纪头一个十五年的报告文学作为考察对象,对这一独特文学样式的整体面貌、发展态势、创作思想、内在追求与艺术表现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集中梳理与综合把握,试图对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文体流变作出自己的初步思考与判断。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在文学传统与创作思想上,表现出对早期经典报告文学和新时期优秀报告文学内在精神的传承,延续了作为报告文学文体的灵魂与生命的“真实性”追求与“非虚构写作”。这种“真实性”、“干预生活”的文体特性,在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依然明显,既是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的坚守,也是报告文学社会功能的延伸。比如反映社会现实的认知功能,宣泄社会情绪的疏导功能,以及满足读者好奇心理的大众消费功能。在传承的同时,新世纪报告文学也有显着的突破。比如作家选取题材的领域继续开拓,触及与探入新世纪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留空白,不设禁区,几乎实现全覆盖。在题材领域不断开拓的同时,对重大事件人物、重大社会问题,作家持续关注,重拳出击,及时回应读者与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另外,在立足现实生活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继承新时期“史志报告文学”传统的历史题材新作,对历史真相和史实内幕有了新的发掘。新世纪报告文学在审美风格上,有了令人瞩目的崭新变化。主要表现在语言风格的变化与成熟,理性与思想的穿透力加强,表达方式的多元多样化。尤其是新世纪报告文学在叙事模式上的探索,成绩尤为显着。如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与“国家叙述”,报告文学创作的“平民化视角”与“知识分子写作”。新世纪报告文学所受到的困扰与干扰,问题同样突出。究其原因,首先是社会生态变化的挤压,市场经济的冲击加大,传播方式的竞争加剧,迫使报告文学的生长空间与写作方式发生改变。其次是文体界限的模糊,使报告文学的文体自觉无法达成,创作自由无法实现,甚至影响到报告文学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再次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难度与风险加大,以及权力的“招安”与利益的诱惑,使报告文学的批判品格出现弱化与退化。本文尝试对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特征作出简要辨析,对其创作态势作出粗浅概括,并就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的创作发展与未来走势作出初步描述与判断,期望以此对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提供些许有益的思考与补益。
史铁生[8]（2012）在《昼信基督夜信佛——史铁生遗作一组》文中研究说明史铁生走了一年了。一眨眼的事。他留下的精神遗产还没有清点完毕——不久前,《收获》发表了他的遗作数万字,有随笔、小小说、书信;对他的追怀缅思还没有止息——中国作协在他逝世一周年时举办了"史铁生文学创作研讨会",大家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和他对话。对于如何继承他的精神遗产,我们也许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方式,谨辑录其遗作及名家评论,再次缅怀。
李相银[9]（2010）在《行走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上海沦陷时期的《杂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杂志》是上海沦陷时期"别有隐衷"的代表。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它成了展示沦陷时期上海文化人文艺活动的重要窗口,而事实上它又是中共地下组织用来传达文化使命的重要渠道之一。身处日本军刀威逼之下的《杂志》成功利用了战争的缝隙,辛勤培育了属于中国人的文学。它倡导推动了上海沦陷时期的杂文、文艺批评与报告文学的创作,而对于张爱玲的刻意栽培则创造了现代传媒的奇迹。
马研[10]（2010）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党报党刊指由中国共产党所掌握、主导的报纸刊物,它是体现、传达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意志的最主要、最权威媒介,是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管控的重要途径。在文学层面,党报党刊具有政党性、文学性和规约性,为显现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平台。除了能够反映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对文学的态度和具体要求外,党报党刊作为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文学载体,在文学历史的长河里发挥着多种独特的作用。本文欲以我国主要党报党刊——《人民日报》、《文艺报》上刊载的文学文本和相关文学的评论文章为研究基础,结合不同时期文坛的发展趋势,抓住最具代表性的、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流变,兼顾党报党刊自身独特的内在机制,力求以全景的视角,揭示党报党刊文学的自身特点和党报党刊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产生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将党报党刊对各种文学体裁的具体影响进行点面结合的归纳梳理,在创作层面全景展示、总结党报党刊与文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最重要党报《人民日报》在“十七年”时期之于文学的影响,分阶段进行总结和研析,以期能将党报党刊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把握得更加全面、深入、细致。在深入讨论文学思潮产生、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以《人民日报》、《文艺报》为代表的党报党刊的具体影响的前提下,全面解析《人民日报》、《文艺报》的译着热点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文学批评是党报党刊上最主要的文学表现形式之一,本文梳理了以《人民日报》、《文艺报》为代表的党报党刊层面文学批评独具特色的发展变化,并分时期总结了其带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整体格局的种种影响。党报党刊有保障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独特属性,这对文学形成了益处和弊端并存的多重影响,本文从编辑规则等多个角度切入对其进行研讨。在以上各个方面详细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在最后对党报党刊影响文学方式的变化进行了总结、梳理和解析。
二、报告文学创作向何处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报告文学创作向何处去（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写作思路 |
| 上编 身份和话语的重建 |
| 第一章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一节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叙事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政策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转折 |
| 第三节 政策转折期的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二章 独立话语的探寻——从人道主义到文学主体性 |
| 第一节 “人”的话语确立及其论争 |
| 一、禁区的突破 |
| 二、话语的发生和讨论的焦点 |
| 三、权威话语的介入与讨论的转折 |
|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及其论争 |
| 一、人道主义的美学化 |
| 二、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及其论争 |
| 三、“偏移”的文论与启蒙的理想 |
| 第三章 躲避崇高——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边缘化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一、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
| 第二节 话语的分裂——重建共识与去中心化 |
| 一、反物化的启蒙话语 |
| 二、“去中心化”的立场 |
| 小结 从“人的觉醒”到“主体的跌落” |
| 下编 观念与形象的嬗变 |
| 第四章 由“苦难”而“神圣”——知识分子叙事的英雄想象 |
| 第一节 归来的英雄 |
| 第二节 升华的苦难 |
| 第五章 从“人性”到“个性”——知识分子叙事与“人的解放” |
| 第一节 从“大写的人”到“个体的人” |
| 第二节 复苏的情与欲 |
| 第三节 生命意识的书写 |
| 一、生命感性的浮现 |
| 二、生命激情的迸发 |
|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主体萎缩与精神困顿 |
| 第一节 消退的理想 |
| 第二节 升腾的欲望 |
| 一、物欲:从困顿到迷失 |
| 二、情欲:爱与性的分离 |
| 第三节 文化的迷茫与现代化的焦虑 |
| 结语 时代·文学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2）风雨七十载 风流大道行——纪念《北京文学》创刊七十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时代的新文艺 |
| 二、大时代的文学重镇和风向标 |
| 三、新世纪的守正创新 |
（3）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思路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困难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一、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
| 二、地方文学生态对作家的影响 |
| 第二章 环境:文学组织、文学期刊和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文学组织 |
| 一、不受重视的作协 |
| 二、由个体推动的作协改革 |
| 第二节 文学期刊:亟待改革的《淮河》 |
| 一、刊物形式混乱 |
| 二、稿件质量堪忧 |
| 三、改革之路 |
| 第三节 文学活动 |
| 一、会议例行公事 |
| 二、比赛意义重大 |
| 三、采风流于形式 |
| 四、培训资源匮乏 |
| 五、其他文学活动 |
| 第三章 链条:文学生产诸环节的游移与脱落 |
| 第一节 生产 |
| 一、读: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贫乏 |
| 二、写:体裁的转向与题材的坚守 |
| 第二节 流通 |
| 一、发布平台的变与不变 |
| 二、自费出版是绝对主流 |
| 第三节 评介 |
| 一、评论的困境 |
| 二、奖项的失衡 |
| 第四节 接受 |
| 一、读者的缺席 |
| 二、与市场博弈 |
| 第四章 作家:他们在那遥远的地方写作 |
| 第一节 社会轨迹与文学生涯 |
| 一、相似的社会轨迹 |
| 二、文学道路与线索人物 |
| 第二节 身份认同问题 |
| 一、体制迷梦 |
| 二、文学工人 |
| 三、外部认同 |
| 第三节 存在与意义 |
| 一、严肃的生存问题 |
| 二、寻找写作的意义 |
| 第五章 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发现的问题 |
| 一、作协体制探析 |
| 二、临淮作协的问题 |
| 三、严格的审查制度 |
| 第二节 可能的建议 |
| 一、扩大经费来源 |
| 二、细化会员管理 |
| 三、开放资源系统 |
| 四、强化服务职能 |
| 第三节 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陈念新初次访谈纪要 |
| 附录2:吕家禾初次访谈实录 |
| 附录3:杨廷芝访谈实录 |
| 附录4:邱元田访谈实录 |
| 附录5:庄羽访谈实录 |
| 附录6:陈念新二次访谈实录 |
| 附录7:吕家禾二次访谈实录 |
| 附录8:程惠荪访谈实录 |
| 附录9:周亚丁访谈实录 |
| 附录10:唐玉雯访谈实录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5）王平陵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第一章 文学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捉住时代主潮的小说创设 |
| 一、大时代儿女们的英勇奋战 |
| 二、汉奸的可恶嘴脸 |
| 第二节 散文与杂感写作 |
| 一、中国文艺往何处去 |
| 二、素描和刻画社会相 |
| 三、浴火中重生的教育与学术 |
| 第三节 戏剧和电影的光辉 |
| 一、解决歧途的戏剧艺术 |
| 二、电影是描写生活的综合艺术 第二章 文学团体的筹备与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文学的起始之辨 |
| 一、为《卢沟桥》公演搭建平台 |
| 二、忠实于戏剧信仰 |
| 第二节 战时文艺家的集团生活 |
| 一、以“文”汇友 |
| 二、放宽门户，踏进艺术的园地 第三章 丰富的遗产，可怜的安慰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文艺”的单一化认定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大陆时期“文艺政策”的反思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王平陵作品 后记 读研期间发表论文 |
（6）论“非虚构”写作的精神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一、“非虚构”:个人化的真实 |
| 二、现代悲剧:“看见”与反抗 |
| 三、重新理解的“现实主义” |
（7）新世纪报告文学：传承、突破与困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传承 |
| 第一节 创作思想的承继 |
| 一、文体生命的延续 |
| 二、不懈的文体追求 |
| 第二节 文体特性的坚守 |
| 第三节 社会功能的延伸 |
| 一、反映社会现实的认知功能 |
| 二、宣泄社会情绪的疏导功能 |
| 三、满足好奇心理的消费功能 |
| 第二章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突破 |
| 第一节 题材领域的开拓 |
| 一、聚焦重大题材 |
| 二、开拓题材新领域 |
| 三、发掘历史题材 |
| 第二节 审美风格的新变 |
| 一、语言风格的变化与成熟 |
| 二、理性与思想的穿透力 |
| 三、表达方式的多元多样 |
| 第二节 叙事模式的探索 |
| 一、“宏大叙事”与“国家叙述” |
| 二、“平民化视角”与“知识分子写作” |
| 第三章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困扰 |
| 第一节 社会生态的挤压 |
| 一、市场经济的冲击加大 |
| 二、传播方式的挤压加剧 |
| 第二节 文体界限的模糊 |
| 第三节 批判品格的弱化 |
| 一、面对社会问题的无奈 |
| 二、作家创作的难度与风险 |
| 三、权力的“招安”和妥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新世纪报告文学主要作品(集)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人民日报》、《文艺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导论 |
| 一、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谈起 |
| 二、研究现状及党报党刊层面文学的总体特征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从“重大主题”看党报党刊文学基本特征 |
| （三） 从《文艺报》看“十七年”党报党刊文学的不稳定状态 |
| 第一章 党报党刊与文学创作 |
| 一、党报党刊与叙事散文的发展 |
| （一） “延安散文”的接续 |
| （二） 再掀高潮：党报推动“散文年” |
| （三） 文革后的流变 |
| 二、党报党刊与杂文的两次繁荣 |
| （一） 以党报党刊为平台的杂文第一次兴盛 |
| （二） 党报党刊支撑下的杂文第二次繁荣 |
| 三、党报党刊与诗歌的发展 |
| （一） 党报党刊助推“新民歌”盛行 |
| （二） 党报党刊与诗歌理论的争论和建构 |
| 四、党报党刊与小说的发展 |
| （一） 党报党刊对小说创作主题的影响 |
| （二） 党报党刊促进短篇小说创作思想和艺术的提高 |
| （三） 党报党刊：长篇小说理论研讨的阵地 |
| （四） 从赵树理现象看党报党刊的人物塑造理念 |
| 五、党报党刊与戏剧的发展 |
| （一） 党报党刊与历史剧的艺术定位 |
| （二） 党报党刊与样板戏 |
| 六、党报党刊影响文学创作的整体特征 |
| 第二章 《人民日报》对“十七年”文学的影响 |
| 一、《人民日报》对“十七年”前八年文学的影响 |
| （一） 《人民日报》对“十七年”前八年文学总体特点形成的影响 |
| （二） 《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的正式创立对散文的影响 |
| （三） 《人民日报》杂文带动短暂思想争鸣 |
| 二、《人民日报》对鲁迅杂文的继承与发展 |
| （一） 对鲁迅杂文的继承 |
| （二） 对鲁迅杂文的发展 |
| 三、《人民日报》对“十七年”后九年文学的影响 |
| （一） 否定已有成果，强化阶级观念 |
| （二） 树立经典文本 |
| 第三章 党报党刊助澜各时期文学思潮起伏 |
| 一、“十七年”：营造权威批评氛围，助推“大众创作潮” |
| （一） “基本批评标准”下的党报党刊的宣化作用 |
| （二） 助推大众创作潮流 |
| 二、80 年代：覆旧立新，统一观念 |
| （一） 树立新概念，破除旧观念 |
| （二） 终结文学思潮，统一理论纷争 |
| （三） 力挺新潮流 |
| （四） 文学相关问题争论，引导文学思潮向纵深发展 |
| 三、90 年代：审视潮流，扞卫理念 |
| （一） 审视新潮流 |
| （二） 扞卫精英理念 |
| 第四章 党报党刊上的译着热点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
| 一、党报党刊与苏联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兴衰 |
| （一） 打造中苏文学的“蜜月期” |
| （二） 快速切换角度，冰封苏联文学 |
| 二、党报党刊中译着热点与报告文学的发展 |
| （一） 报告文学与党报党刊的渊源 |
| （二） 苏联文学译介影响下的“干预生活”创作 |
| 第五章 党报党刊与文学批评 |
| 一、“十七年”期间党报党刊文学批评的格局及总体形态 |
| （一） “十七年”党报党刊文学批评的基本格局 |
| （二） “十七年”党报党刊文学批评的形态特征 |
| （三） “十七年”党报党刊维护批评规范的方式 |
| 二、文革后党报党刊文学批评的发展和变化 |
| （一） 80 年代：从“理清关系”到审视“启蒙” |
| （二） 90 年代：坚守批评学理性，创建纯批评空间 |
| 第六章 党报党刊机制和属性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
| 一、党报党刊的编辑规则对文学的多重影响 |
| 二、“十七年”党报党刊管理模式带给文学的“副作用” |
| 第七章 党报党刊影响文学方式的流变 |
| 一、党报党刊权威性的形成及变化 |
| 二、党报党刊影响文学方式在文革及文革前后的不同特点 |
| （一） 文革前：在政治取向与世界观之间周旋 |
| （二） 文革：机械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 |
| （三） 文革后：回归学理性 |
| 三、党报党刊影响文学在八九十年代的渐变 |
| （一） 引导方式多样化 |
| （二） 兼容并包，保持理论丰富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四、报告文学创作向何处去（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2]风雨七十载 风流大道行——纪念《北京文学》创刊七十年[J]. 孟繁华.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2020(09)
- [3]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D]. 汪琬琦.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1)
- [4]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5]王平陵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研究[D]. 谢劲松. 西南大学, 2017(02)
- [6]论“非虚构”写作的精神向度[J]. 王磊光. 上海文学, 2016(08)
- [7]新世纪报告文学：传承、突破与困扰[D]. 梁志群.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1)
- [8]昼信基督夜信佛——史铁生遗作一组[J]. 史铁生.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12(03)
- [9]行走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上海沦陷时期的《杂志》研究[J]. 李相银.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2010(02)
- [10]《人民日报》、《文艺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D]. 马研. 吉林大学, 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