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家认为我国不会发生流感大流行（论文文献综述）
张醒海[1]（2021）在《候鸟禽流感病毒遗传变异规律分析及在哺乳动物间传播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流感病毒是目前最受关注的人畜共患病原体之一,广泛分布在自然环境、家禽及候鸟等自然宿主中,可感染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种哺乳动物,对国家生物安全、产业经济有着重要影响。该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引起季节性流感、流感大流行和人感染动物流感等。候鸟是H3N8、H9N2和H5N8等众多亚型禽流感病毒的储存库,且这些病毒持续在我国候鸟中流行传播。近年来它们又出现新的生物表型或基因特性,如水禽不仅呈现无症状携带流感病毒,也出现了感染甚至致死的现象;部分候鸟来源的病毒,可发生水禽-陆禽的传播;出现禽源H9N2、H5N8感染人的现象。这些亚型病毒在中国候鸟中的流行、进化及引发公共卫生风险等问题亟待解决。本研究以监测中国东部候鸟禽流感病毒流行动态为切入点,研究内容包括发现候鸟禽流感病毒的亚洲-北美地区跨洲际传播的证据,揭示候鸟禽流感病毒在自然宿主中的遗传变异规律,提供禽流感病毒家禽-野禽间跨物种感染的证据,评估候鸟源禽流感病毒在哺乳动物间的传播能力以及识别决定禽流感病毒跨物种感染人的分子特征。第一部分:中国东部地区候鸟禽流感流行病学调查。在全球候鸟迁徙背景下,选取途经我国东部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重要候鸟停歇与聚集地（湖南东洞庭湖、环渤海湾湿地、内蒙古图牧吉、上海崇明东滩）开展了2016-2019年为期四年的主动预警监测,分离跨洲际传播或新型重配候鸟源禽流感病毒株,并测定其全基因序列。监测过程中本研究共采集了来自96种不同鸟类的35604份样本,分离得到88株病毒,候鸟禽流感病毒携带率约为0.247%。亚型多样性分析表明分离毒株涵盖12种HA和9种NA组成的23种不同亚型。其中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3、H6、H9亚型为优势流行毒株。病原学及血清学数据证明H9N2禽流感病毒在候鸟内广泛流行,H9N2禽流感病毒可以感染包括纵纹腹小鸮、红隼、苍鹰和雉鸡多种野生鸟类,在小型多宿主生态系统中H9N2可以发生有效的种间传播。自2020年10月底以来,H5N8病毒中国中东部候鸟中引发疫情。本研究证实了H5N8对大天鹅、尤鼻天鹅等候鸟的感染,确定2020 HPAIV H5N8为2.3.4.4b谱系。抗原性分析发现,由于抗原漂移,当前家禽H5疫苗株对2020年HPAIV H5N8病毒保护力下降,病毒传入家禽并大面积流行的风险极大,需要及时更新家禽候选疫苗株,并进一步加强监测和实施预防措施。第二部分:候鸟禽流感病毒遗传进化分析。本研究进而对禽流感病毒各基因片段在天然宿主中的进化速率及基因片段溯源分析:基于不同时间点分离的病毒之间遗传差异和时间分布,采用贝叶斯MCMC方法,估算各个基因片段进化变异的总体速率并推断其最近共同祖先（t MRCA）的年代。重点关注亚洲和北美洲之间候鸟禽流感病毒的洲际联系:利用病原基因组序列信息构建系统发育树,结合候鸟迁徙数据,分析病毒基因片段转移的方向性,通过各基因片段的地理溯源来确定亚洲和北美洲之间候鸟禽流感病毒的洲际联系,确定可能的病毒引入途径,解析候鸟在大陆之间和大陆内部的禽流感病毒流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系统发育分析揭示部分亚型AIVs基因片段存在洲际间的沟通与传播。遗传变异分析发现中国东部候鸟AIVs基因片段遗传多样性丰富、不同亚型及不同鸟种间出现基因节段流通与传播。H3N8亚型禽流感病毒在候鸟中广泛流行,且基因型十分丰富,分离到的8株H3N8禽流感病毒可以分为7个基因型。H13、H3N8亚型内部基因节段存在洲际间的沟通与传播。系统发生及基因型分析研究发现H9N2禽流感病毒存在由家禽向野禽溢出的现象。对2020 HPAIV H5N8进行各基因节段溯源,结合系统发生地理学及候鸟迁徙路线证明了2020年中国候鸟中流行的H5N8禽流感病毒为新型重配毒株,随候鸟迁徙由哈萨克斯坦及俄罗斯引入我国,明确了新型重排H5N8流感病毒各基因片段的进化地位和起源,揭示了H5N8禽流感病毒株在欧亚大陆内的洲内传播及非洲-欧亚大陆的洲际间传播的现象。第三部分:候鸟禽流感病毒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在遗传变异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开展候鸟禽流感病毒新型重配病毒受体结合特性及其在非天然宿主中的致病与传播能力评估。针对首次出现感染人的2020 HPAIV H5N8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采用哺乳动物模型评估其在不同宿主上的致病性及传播能力,评估其公共卫生风险;针对由家禽溢出到野鸟的H9N2亚型禽流感病毒,我们结合病毒基因组变异分析,受体结合偏好性与哺乳动物致病性及传播能力分析,系统评估其公共卫生风险;针对在候鸟中广泛流行的多个基因型的H3N8亚型禽流感病毒,我们评估其受体结合能力,利用小鼠、豚鼠、雪貂等动物模型检测其在哺乳动物致病性及传播能力,分析研判H3N8亚型人群间传播的潜在风险。生物学特性评估发现H5N8禽流感病毒在人际间传播的风险仍然很低,此判断基于H5N8禽流感病毒偏好与禽类受体结合,而且在豚鼠中不具备传播能力的研究数据。尽管近来首次出现2020 HPAIV H5N8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状况,本研究证实H5N8禽流感病毒尚不具备在人际间流行的潜力,提示其产生的公共卫生威胁有限。由家禽溢出到候鸟的H9N2毒株结合人样受体后,可以在豚鼠及雪貂模型间通过直接接触及呼吸道飞沫途径进行高效传播,这些结果强调了H9N2亚型禽流感病毒存在能够引发人际间流行的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受体结合检测证实H3N8毒株普遍具有结合人样受体的能力,在豚鼠模型中具备高效的接触传播及呼吸道飞沫传播能力。候鸟H3N8亚型禽流感病毒具有感染人类并在人群中传播的潜在风险。第四部分:候鸟源H3N8禽流感病毒在哺乳间传播的分子机制研究。在候鸟源H3N8禽流感病毒的哺乳间传播评估过程中,本研究发现T222毒株不能在雪貂模型中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而T222豚鼠适应1代毒株可以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因此,我们选择传播能力差异明显但遗传背景相似的以上两株H3N8亚型禽流感病毒毒株,结合反向遗传学技术,构建了PB1-S524G突变质粒并拯救r T222-S524G突变体。采用体外聚合酶活性检测,我们证实PB1-S524G突变增强了病毒聚合酶活性。进一步利用小鼠、豚鼠和雪貂等动物模型,发掘决定H3N8亚型哺乳动物间传播的关键分子标记。本研究证实PB1-S524G突变可以赋予H3N8在雪貂间经呼吸道飞沫传播的能力。PB1-S524G突变增强了病毒体内外复制能力,提高病毒在小鼠及雪貂上呼吸道的病毒复制滴度,加剧了由病毒导致的雪貂肺脏的病理损伤。研究结果表明PB1-S524G是影响候鸟H3N8禽流感病毒在哺乳动物宿主上致病及传播能力的关键分子标记。以上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应持续加强对候鸟禽流感病毒的监测及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进行评估,进一步加强候鸟禽流感病毒跨物种传播的分子机制的研究,为禽流感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马桂兰[2]（2021）在《低成瘤性MDCK单克隆细胞系的建立、成瘤性分析及应用研究》文中提出MDCK细胞是从犬肾组织中分离培养得到的上皮型贴壁细胞,但目前国内引进的该细胞系具有明显的成瘤性特点,并不是最佳的疫苗生产细胞基质。本研究首先对新引进的MDCK细胞系建立了三级细胞库,并对主库细胞的生长特点、成瘤性等特性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单细胞克隆技术筛选并建立了具有低成瘤性的MDCK单克隆细胞系,该细胞系能够高效、稳定的用于流感病毒的增殖。我们还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了具有不同成瘤性的MDCK细胞的基因转录组学特点,初步揭示了与低成瘤性密切相关的潜在分子及相关机制。最后,利用微载体将贴壁型低成瘤的MDCK-C09在250m L悬浮瓶和75L生物反应器中进行适应性培养,旨在将该细胞株应用于疫苗生产实践。本研究进行了以下实验:（1）为建立低成瘤性、高增殖率的单克隆MDCK细胞系,本研究对新引进的MDCK细胞系建立了原始细胞库、主细胞库和工作细胞库,并对主细胞库细胞的形态学、生长特点、外源污染物、成瘤性等进行了初步检定。检测结果表明,该MDCK细胞系经贴壁后生长形态规则,增殖速度快,生长旺盛;对于扩大培养-冻存-复苏后的细胞,其平均细胞活力为98.8%,为典型的“S”型生长曲线。微生物污染检测结果发现,MDCK细胞在培养过程中未被细菌、真菌、病毒及支原体等微生物感染。此外,鸡胚接种法以及乳鼠、成鼠接种法也均证明MDCK细胞系未被病毒性外源因子污染。但细胞成瘤性检查发现,引进的MDCK细胞对裸鼠成瘤率为100%。因此,该细胞并不是最佳的疫苗生产细胞。该细胞系为驯化筛选出低成瘤性MDCK细胞提供了材料基础。（2）流感是一种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由流感病毒引起。而接种流感疫苗被广泛认为是预防该疾病发生于传播的最好方式。MDCK细胞是流感病毒培养、分离流感病毒的主要细胞基质,但其高成瘤性是生产流感疫苗的主要不确定因素。本研究通过对单细胞克隆培养,筛选建立了低成瘤性的MDCK单克隆细胞系。首先挑选出10个单克隆细胞建立原始细胞库,通过进一步扩大培养,发现MDCK-C23,C25,C26,C35细胞形态成细胞岛样,单层形成时间为72～96h,而MDCK-C01,C04,C09,C19,C20,C21细胞形态成纤维样,单层形成时间为48～72h。通过染色体分析,发现MDCK-C09,C23,C35细胞群中含2n=78±2染色体占到了80%以上。通过裸鼠注射、病理组织切片及免疫组化结果分析,发现MDCK-C09、MDCK-C23、MDCK-35成瘤率分别为0/10、1/10和3/10;进一步通过低成瘤性单细胞克隆株增殖流感病毒的敏感性测试,发现H1N1和BX-35流感病毒可以在MDCK-C09和MDCK-C35中快速稳定地增殖。因此,MDCK-C09和MDCK-C35具有进行高效流感疫苗生产的潜力。（3）针对细胞成瘤性的问题,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构建相关分子调控网络,探讨成瘤机制。通过进一步对MDCK-C09、MDCK-C35和MDCK-W73细胞进行RNA-seq分析,构建与肿瘤分子相关的差异中心表达基因的相互作用网络。结果分析表明,APP、Huwe1、CUL3和EGFR可能在MDCK-C（MDCK-C09和MDCK-C35）和MDCK-W（MDCK-W73）细胞的成瘤性差异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对细胞增殖调控相关分子相互作用的分析显示,JUN和MYC基因表达下降,并介导了细胞的增殖增加。本研究通过分析其低成瘤性和高增殖率的潜在分子机制,为高效流感疫苗生产奠定了基础。（4）探究低成瘤性的单克隆细胞株MDCK-C09在微载体中的适应性,在250 m L PC悬浮培养瓶中细胞传球培养以及在75L生物反应器中的初步应用。采用微载体培养MDCK-C09细胞,考察因素对细胞生长和增殖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的处理方式、细胞接种量和不同来源的血清都会影响细胞在微载体上的生长和增殖。用250m LPC悬浮培养瓶培养MDCK-C09细胞时,使用GF240微载体传代培养,可以采用不离心的传代方式,以30个/球的细胞接种量可以有效地促使细胞生长和增殖,另外,初步降血清的结果表明,MDCK-C09细胞能够逐渐适应低血清环境。在75L日泰生物反应器中细胞代谢分析表明,反应器运行过程中能够提供细胞所需的充足的葡萄糖、谷氨酰胺,而乳酸和氨等代谢废物积累未对细胞的生长造成不良影响。本文由MDCK贴壁细胞逐步筛选建立了具有低成瘤性、高病毒增殖率的MDCK单克隆细胞系,并进一步研究了该细胞系潜在的成瘤性分子机制和生产应用特性,以期为更高效地生产流感疫苗提供工艺开发中的细胞基础。
李凌云[3]（2021）在《Pandemics and Polarization:Implications of Partisan Budgeting for Responding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Chapter2）英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次翻译实践文本选自内森·迈尔斯（Nathan Myers）所着公共管理类书籍《大流感与两极分化:党派拨款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一书,是其中的第二章“9·11事件以来美国应对大流感的规划与政策环境”。原文本语言简洁、准确,频繁出现无行业规范译称的专有名词;分词短语以及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情况较多;同时,选文属于信息型文本,其所传递信息量较大,要点不易捕捉。结合文本特点,报告首先探讨公共管理文本中专有名词的译法,如约定俗成法、意译法、加注法;其次,分析介词短语以及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的译法,如包孕法、拆译法及转译法;最后,译者从语序、句法等手段入手处理信息型文本焦点问题。旨在通过此翻译实践报告,为同类文本的翻译工作提供一定参考,并为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和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张铁松[4]（2021）在《学术类文本中态度资源的翻译 ——《新冠2019：大变革》（第1至2章）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提出本翻译实践报告节选自《新冠2019:大变革》第一章与第二章,该书写于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对新冠后期的世界轮廓进行了大致预测,社会的发展革新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以本书为原文本进行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结合翻译中的遇到的主要难点,本报告核心是第三章中如何对态度资源进行一致翻译与不一致翻译。一致翻译包括对态度资源的语义等值翻译和语用等值翻译,通过结合上下文语境与译入语语言表达习惯,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评价理论框架为指导,对文本中出现的表达态度资源进行鉴赏、情感、判断以及正负面区分,旨在研究原文态度资源如何在译文中实现“忠实”原则,达到语义和语用层面的等值重建,不一致翻译既是对态度资源的增补或删减翻译,例如对原文中敏感的态度资源进行翻译时,译者需坚定政治立场,谨小慎微,在保证译文通顺、流畅,没有逻辑问题的前提下,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利用增译或减译的翻译方法,使译文更符合译入语的政治立场,使其政治正确。通过对态度资源的翻译处理,总结对不同态度资源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及方法,使译入语读者获得和源语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并且在处理敏感信息时使译文更符合译入语国家的政治立场。
毕九川[5]（2021）在《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文中指出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等多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外交在应急处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开始于非典疫期间期间经历了由“被动融入”到“探索性参与”的过程。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考虑,开始尝试建立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并强调国际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强化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区域基于已有的地区多边框架和共识,建立应急卫生新机制,积极开展应急卫生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主要围绕争取国际理解支持和尽快恢复中外交往展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后非典时期,中国卫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双边和多边卫生外交不断发展。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是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的重要节点。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不仅早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月开展对外应急卫生援助,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迅速启动国内应急卫生机制,创新应急卫生外交运转机制,强化全球应急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下开展多边应急卫生行动。在双边层面,除了对疫情国家开展史无前例的应急卫生援助外,中国还与美欧等国加强卫生合作。中国此次应急卫生外交取得了积极效果,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软实力。后埃博拉时期,中国卫生外交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不断扩大卫生外交范围,强化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卫生外交行动。新冠疫情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兼顾国内与全球卫生安全,初步成熟。中国根据疫情发展不断调整应急卫生外交机制,从“三级联动”到“中央统筹—归口管理”,更加细化和完善。外交行动表现出引领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治理的特点。在多边层面,中国始终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维护其权威;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全面开展多边磋商、交流与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强化与各国“云”交流;开展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应急卫生援助和发展合作。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取得显着成绩。应急卫生外交是中国外交和全球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呈现出立体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的发展趋势;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呈现出方向转变、区域扩大化、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的特点。各个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因素、中国参与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和能力是影响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
汪段泳[6]（2020）在《PHEIC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基于2009年全球大流感的回顾与反思》文中认为2009—2010年甲型H1N1病毒引发了全球进入互联互通时代后的第一场流感大流行。为应对此次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本文对此次大流行及PHEIC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回顾,并主要从世卫组织角色定位与机制建设的角度提出若干反思。其一,疫情暴发具有高度的"可预测的不可预测性",尽可能提前做出准备仍是高效、低耗的最优应对手段,并且需要密切的国际合作,世卫组织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难以替代。其二,应对大规模流行疫病,就根本而言是考验社会治理能力,非医疗干预措施与医疗干预措施同等重要。各公共卫生管理当局在制定抗疫对策时往往需在社会成本与医疗成本之间相机抉择,世卫组织在宣布PHEIC、大流行,提出旅行建议和药物方案等决策时不得不同时考量多方因素,从而可能导致行动矛盾、影响效率。其三,世卫组织自身的定位时常会在专业咨询机构与国际政治组织之间游移,导致其业务表现有可能出现扭曲,机构形象模糊不清,公信力受到质疑。总之,当前人类社会所拥有的技术—经济条件及公众认识能力,与"完美应对"疫情的目标之间尚有不小差距。为世卫组织改革建立更为理性的外部反馈机制,推动相关国际合作向专业方向发展,方可切实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叶江[7]（2020）在《从现代世界体系发展演变探析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走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径》文中认为有关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影响以及疫情后的世界将如何发展已经引起西方和国内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从世界历史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生、发展及其在当代演进的角度切入分析,似乎应该能对当前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未来世界的走向作出某种预测和判断。由于新冠病毒的全球性流行不可能形成冲击乃至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革命,也不可能像一战及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和二战那样形成否定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的冲击,因此,世界历史不可能因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而出现根本性的转折,新冠疫情过后我们将继续生活在本质上与新冠病毒全球流行之前相同的世界之中。但是,由于新冠疫情既加剧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又在相当程度上对缓和这两对矛盾有一定的作用,因此,这两对基本矛盾运动在新冠疫情之中及之后将继续影响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董时军[8]（2014）在《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文中研究说明现代社会中，人类繁荣必须基本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国家的强盛和发展依赖强大的科学和技术实力，科学和技术能明显提高和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强大的科学和技术实力是国家经济强大和安全的重要保证。为了人类健康、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社会必须支持科学团体的研究。近些年来，由于科学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包括科学不端行为、利益冲突、人类受试对象研究丑闻等事件频发，科学与社会关系越来越脆弱；外在因素加剧了科学与社会的紧张关系。201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美国科学研究重点发生改变，主要集中在生物防御和能源安全领域，公众已认识到科学恶意使用问题。近几十年来，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以及微生物基因组学的发展。生命科学研究成果和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在医药卫生、农业、工业及环保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及其监管问题引发了政策制定者、科学团体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美国9.11恐怖袭击以及随后的炭疽邮件袭击事件后，越来越多的人考虑生命科学研究信息恶意应用的可能性，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制定相应的生物安全措施。美国启动针对包括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等在内的生物恐怖威胁的若干举措，2004年NIH成立国家生物安全咨询委员会（NSABB），为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生物安全监管提供建议和指导。2007年美国NSABB向美国政府提议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框架。最近美国政府发布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相关的新政策，加强联邦资助的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2012年初全球暂停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PAI）H5N1研究重新启动，研究资助者和监管者迫切需要相关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政策指导。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机制与措施是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是目前国际生物安全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近年来，包括美国等国在内、WHO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会间会进程对防止生物技术研究滥用/误用、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科学家行为准则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随着生命科学研究进展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问题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加强两用性研究监管已经被广泛接受。本研究采用情报调研法、系统分析法、综合分析法、专家咨询法、文献计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生命科学两用性特性为出发点，在研究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基本概念及演化的基础上，通过阐明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发展态势及其影响，系统梳理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对策，以美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为主线，以高HPAI H5N1基因改造作为案例剖析，了解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的基本态势和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的整体趋势，通过对我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进行态势分析，为我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措施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评估重点报告和相关文献，回顾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定义和类型演化，展开两用性研究领域的基础研究。美国政府采纳了NSABB提出的两用性研究定义和类型，两用性研究定义仍然非常宽泛。第二部分，通过对国家政府、机构组织、学术文献等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问题评估报告进行统计，两用性研究活动几乎涉及所有的生命科学领域，明确了值得关注的11种活动核心区和26篇两用性研究发表论文；通过分析经典的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对合成生物学研究领域和1918年西班牙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研究文献计量分析，了解两用性研究的发展态势。第三部分，系统梳理了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措施现状，主要涉及与全球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监管最为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指南，重点归纳了美国生物安全治理和生物安保治理相关的政策法规，评估其有效性。两用性研究监管近期趋势是更加注重刑法、国际协调努力、研究监管、以及建立基于伦理的生命科学“负责任文化”，构建动态性和适应性的“预防网”。第四部分，通过对近年来HPAI H5N1基因改造引发争议案例进行分析，阐明了两用性研究难题涉及各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观点，重点研究了美国两用性研究的应对政策，分析了美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政策的动因，提出了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的可能最佳措施。第五部分，通过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揭示我国禽流感病毒H5N1研究热点和趋势，探索我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及监管态势。第六部分，在总结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对策的基础上，基于国家的整体利益视角，提出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的对策建议，即，两用性研究是所有国家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建立研究周期全过程监管的理念；建立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机制或政策；国家层面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措施各不相同；加强各部门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须考虑伦理问题；两用性研究问题以生命科学团体的自我管理为主。如何监管两用性研究，在促进生命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确保生物安全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陈健[9]（2013）在《上海地区流行性感冒流行规律与防控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研究的背景流感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类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历史上曾多次造成人类社会重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近几年来不断出现的H5N1、H7N9等禽流感病毒突破种属屏障感染人类疫情,不断引发人们对于新一轮流感大流行的恐慌。流感的高危人群一般为5岁以下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一旦罹患容易引发肺炎等严重的并发症,并产生高额的疾病经济负担。对易感人群接种流感疫苗进行免疫保护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手段,不仅能减少感染和发病,也能降低并发症发生的概率。因此,为60岁以上老年人群进行免费疫苗接种是很多国家和地区防控流感的基本策略之一,但是在上海地区目前仅作为推荐接种,并未免费或纳入医保。影响流感的活动因素复杂多样,包括人群的免疫水平、病毒的变异程度等生物因素,也包括气象、污染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行为习惯、生活工作条件等社会因素。目前人类无法有效的防控流感的大流行,也缺乏可靠的预警、预测手段。只能通过连续的流感监测,实时掌握流感的流行趋势和特征,早期发现流感病毒抗原的变异,及时评估其风险,为大流行应对准备赢得时间。二、研究的目的1.掌握上海地区流感的流行特征、影响因素和病毒抗原变异情况,探索流感的流行规律和预警预测方法。2.掌握上海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群流感的疾病经济负担,为下一步制定高危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策略提供依据。3.掌握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各个阶段的流行特征、传播模式和疾病感染谱,为完善流感大流行防控的策略,制定防控的预案提供科学依据。4.分析研究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病原学特点、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征,评估其潜在的大流行影响。5.总结分析上海地区应对2009年甲型H1N1流感和2013年H7N9禽流感期间的各项防控措施,归纳形成行之有效的防控策略供借鉴。三、研究的方法1.对2006-2010年上海地区27家流感监测哨点医院的流感样病例监测数据、流感网络实验室病原学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计算流感样病例就诊百分比基线值、确定各时期流感流行毒株；通过对2006-2010年病原学监测发现的甲型流感病毒株进行基因测序和种系发生树分析,分析其抗原变异情况；基于2006-2010年上海市每周的气象数据以及流感样病例监测数据,按照广义可加模型的理论,建立气象数据与流感样病例间基于非线性回归的数学模型。通过初步的数据分析,构造多个候选模型,并通过AIC指标来选取合适的模型进行数据的分析及预测。2.在2008-2009年流感流行季节,通过12个项目单位在上海地区的老年人群中实施一项进行的前瞻性、观察性,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招募全部在项目单位就诊的具有流感样症状的60岁以上老年人群,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采样进行流感核酸PCR检测,阳性的病人在首次采样后二周进行随访,调查生病期间的医疗费用支出和医疗资源的使用情况。3.调查和收集上海市2009年5月至2010年4月期间确诊的全部甲流病例等疫情数据,对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从2010年1月至9月,在上海地区开展三次甲型H1N1流感血清学横断面调查,每次使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4500名符合要求的研究对象,采集血清标本并开展问卷调查。使用血凝抑制实验（HI）方法检测甲型H1N1流感抗体,使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血清阳性率的影响因素；对2009年10-12月上海地区接种甲流疫苗效果进行评估。对不良反应发生率、程度和转归等进行调查分析,开展疫苗安全性评价；以公安人员、中小学生、医务人员这三类重点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上海市4个区县抽取公安人员111人,中小学生146人,医务人员320人,于甲流疫苗接种前和接种后5-6周分别采集外周静脉血,检测甲型H1N1流感（甲流）抗体水平,进行甲流疫苗免疫学效果评价。以长宁、杨浦、闸北、普陀、浦东新区和崇明县内接受甲流疫苗接种（接种组）和未接受甲流疫苗接种（对照组）的在校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分别收集接种组与对照组学生每日的发热和流感样病例数,通过计算疫苗保护率和保护效果指数,评价甲流疫苗接种的流行病学效果；在甲流流行期间随机选择流感轻症病例进行问卷调查,所有的甲流重症和死亡病例采用住院病历回顾和流行病学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流感患者就医相关费用和间接导致的误工旷学等,通过利用FluAid Special Edition数学模型软件估算出的上海地区甲型H1N1流感病例数、门诊例数、住院例数、死亡例数,估计上海地区甲流的疾病经济负担。4.对发现的3例H7N9感染病例（2例来自上海,1例来自安徽省）收集分析临床、流行病学和病毒相关数据,使用实时RT-PCR检测技术对病例的呼吸道标本进行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检测,进一步开展病毒培养、分离和基因测序。对上海地区经实时定量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RT-PCR）、病毒分离或血清学检测方法确诊的33例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逐例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获取确诊病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禽类暴露史和疾病进程等资料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对密切接触者实施为期7天的医学观察,采集出现症状的接触者咽拭子样本,进行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5.首先通过查阅有关疫情报告和文献,对流感大流行风险进行评估。其次,通过对WHO流感大流行相关计划、方案和指导性意见的整合,梳理世卫组织对于预防和控制流感大流行的建议。再次,通过分析2009年上海地区甲型H1N1流感防控、2013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的成功经验,探讨流感大流行的防控策略。最后,通过比较世界发达国家公共卫生防控体系的构成和特点,分析目前上海地区存在的不足,提出政策建议。四、研究的主要结果1.上海地区流感发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存在冬春季和夏季二个发病高峰。非流行期流感样病例的就诊百分比基线值为2.6%。流感流行毒株出现了规律性的更替,一般每半年更替一次,流感大流行和人群大规模疫苗接种对上述规律有较大的影响。上海地区2006-2010年季节性H3N2、新甲型H1N1 （A （HIN1） 09pdm）的毒株进行序列分析结果显示：2009-2011年的季节性H1N1可能并不是由2006-2008年在上海流行的季节性H1N1流感病毒演化而来,而有可能是从国外或其它地区扩散而来；2009年后季节性H1N1病毒能够以极低的散发状态存在于人群中,未能引起流行,但可能通过这种方式长期存在与环境中,并在人群免疫水平低下时再次造成流行；季节性H3N2流感病毒的抗原性从2005年以来只是发生一些抗原漂移,没有明显的抗原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A （H1N1） 09pdm与疫苗株之间的进化距离越来越大,变异速度慢慢加大,但上海H1N1/09的HA区域与当时在国内猪群中分离到的A （H1N1）09pdm没有明显差异,说明该毒株在此期间并没有因为跨越物种而产生明显的抗原改变。利用广义相加模型（GAM）对2006年-2010年每日上海地区流感样病例发病和每日气象因素进行拟合。结果发现：AIC值显示2个模型拟合较好,能够有效反映气象因素对流感样病例发病的影响,流感样病例的发病主要和气温、气湿和温差有关。预测模型显示：当周平均气温在25摄氏度以下、且周最大日温差较小湿度在50%-70%时,流感样病例数较少；而在极端情况下,即周平均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且周最大日温差较大时,有助于促进疾病的发生,导致出现大量的流感样病例。2.2009年1月-2009年12月,12个老年人群流感疾病经济负担调查项目单位共招募1946名研究对象,其中1804名流感样病例符合病例定义。1804人中422人（23.4%）咽拭子流感病毒核酸PCR检测阳性,其中352人（83.4%）仅接受了门急诊治疗,70人（16.6%）住院。全部确诊病例中93%（393/422）的患者至少处方了一种药物,95.7%（404/422）的患者转至专科医生就诊,92.2%（389/422）的患者进行了至少一种实验室检测。门急诊病例的平均医疗费用支出是381元/人,其中64%由医保支出。一旦病情发展要住院治疗,则康复时间延长至16.2天,医疗费用支出上升至8737元/人,其中医保支出79%。3.根据对上海地区3678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上海市甲流的流行经历了由输入性到本土流行两个阶段,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3678例确诊病例中住院病例331例,死亡10例；76.6%的确诊病例为30岁以下的青壮年,以学生为主。发病以轻症为主,占96.6%（3551/3678）,重症病例占2.7%（98/3678）,危重病例占0.8%（29/3678）,重症病例以10岁以下儿童和50岁以上中老年人居多,男女性别比为2.4：1。2010年1月、3-4月和8-9月开展的三次人群感染状况横断面调查显示2009年5月后上海地区的甲型H1N1流感抗体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三次调查的总抗体阳性率分别为29.3%、31.4%和42.8%,在地域上农村高于城市。在排除接种甲流疫苗人群的影响后,一般人群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阳性率为分别为19.1%、19.6%和32.2%。计算得出2009年5月-2010年1月的第一波甲型H1N1的罹患率约为17.9%,高于模型预测的11%。对2009年上海地区137.3万人次的甲流疫苗接种效果评价结果显示：甲流疫苗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接种期间共报告AEFI 620人,报告发生率为45.1/10万人,甲流抗体阳性率由接种前32.6%提高到98.3%（567/577）。甲流疫苗接种后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控制中小学生流感样病例的保护率为72%,保护效果指数为3.6。此外,发病预测模型显示上海地区共约200万人感染甲流,感染率约为11%,其中门诊轻症患者近9万例,重症住院1.1万例,死亡病例近900例。因甲流而造成的误工天数约为380万人天,造成的误工损失约为6.2亿元。评价结果显示,甲流疫苗接种亦具有较好的经济性,疫苗接种的效益-成本比（BCR）为1.6：1。4.在上海地区发现一些严重的呼吸道感染病例,这些病例发病初期都表现为流感样症状,胸片显示双侧不透明的毛玻璃样改变甚至实变。后期均因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在上海的2例病例和安徽的1例病例中分离到了一种新型重组的H7N9禽流感病毒。全基因测序结果显示,这种病毒是禽源性的,而且由H7的HA基因、N9的NA基因以及甲型H9N2病毒的6个基因片段组成的重配病毒。在A/Shanghai/2/2013和A/Anhui/1/2013病毒株HA上发现了Q226L碱基替换（未在A/Shanghai/1/2013中发现）,提示与哺乳动物呼吸道唾液酸受体α-2,6的结合能力增强。三株病毒均发现了HA中的T160A突变,NA茎区有5个氨基酸的删除。上海地区累计报告33例H7N9确诊病例,年龄中位数为67岁（2-89岁）,男性占88%（29/33）。91%（30/33）的病例具有可疑的动物或环境暴露史,其中52%（17/33）的病例具有多重暴露史,81.8%（27/33）具有基础性疾病史。最终15例病愈出院,18人死亡,发病至死亡的中位数时间为14.5天,发病至痊愈出院的中位数时间为23天。全部455名密切接触者中3例出现呼吸系统症状,1例确诊感染H7N9。共发现2起家庭聚集性疫情,其中1起为非血缘性家庭聚集性感染,但尚不能确定出现持续的人-人传播。5.上海地区在2009年防控甲流大流行时提前制定防控方案和预案,在流行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防控策略和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早期实施快速围堵、中期遏制社区传播、后期人群疫苗免疫,有效防控人群的传播,未发生大面积的暴发和流行；2013年在全球率先侦测到新型H7N9禽流感病毒,并采取及时发现报告、及时分析危险因素、及时关闭活禽市场的控制措施。此外在二次流感疫情的处置中,都由各级政府主导疫情防控,在疫情的早期即建立广泛的联防联控机制,充分进行社会动员,充足的药物和疫苗储备,及时透明的信息公开等措施都已经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防控策略。五、研究结论1.近几年来,上海地区流感疫情平稳,流感流行毒株出现规律性的更替。随着人群免疫力的下降,高度散发的季节性H1N1可能会引起新的暴发流行。此外,甲型H1N1流感病毒变异正在加大,要引起足够的警惕。2.上海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因罹患流感产生了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其中绝大多数由医保支付,有必要进一步建立经济学模型评估上海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因流感产生的总体经济负担,并为制定针对性的医疗和疫苗免疫策略提供依据。3.上海市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经历了由输入性到本土流行两个阶段,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在上海地区采取的科学防控措施之下,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甲流流行期间,上海地区人群罹患率较高,且农村高于城市,今后需要加强农村地区流感的防控工作。上海地区人群大规模接种的甲流疫苗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和免疫学效果,接种甲流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流感样病例的发生率,具有较强的保护作用。通过对人群普种甲流疫苗预防流感的大流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4.在上海地区发现一种新型重组的H7N9禽流感病毒,能够引起人类严重的呼吸道感染并导致死亡,大多数确诊的H7N9病毒感染患者病情危重,且无流行病学关联。在密切接触者中,尚无充分证据证实存在人-人传播,不过在两个家庭聚集性感染案例中,不排除这种可能性。H7N9具有能够引起流感大流行的潜在风险。5.上海地区成功防控了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并且在2013年首先发现和有效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面对H5N1、H7N9引发的潜在流感大流行威胁,上海地区的防控经验和策略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当然,上海地区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也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曾瑞声[10]（2012）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形成与演变：国家利益 ——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国际卫生条例》（2005）是统领全球公共卫生集体行动最权威的法律框架，但是在实施之初却出现了机制失灵的现象。印尼拒绝向WHO转送流感病毒菌株的不合作行为几乎将《国际卫生条例》（2005）建立的合作机制推至崩溃的边缘。为什么《国际卫生条例》（2005）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机制失灵？本文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立法、实施和完善过程，检验并证实了国家利益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形成与演变的主要动因之假设。检验《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立法过程发现：如果存在共同的利益，即使是对立阵营的国家也会提出相同的立法意见，主权渡让议题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立法意见趋同证明了该论断；如果存在利益冲突，即使同一阵营的国家也会产生相互背离的立法意见，规制范围议题中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立法意见的冲突证实了该论断。由此可见，国家利益是影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形成的重要变量。检验《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实施过程发现：病毒菌株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属性，其利用牵动着全球社会的公共利益，但是病毒菌株的研发能够衍生丰厚的私人利益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病毒菌株衍生的利益在全球分配失衡；病毒及相关利益分配失衡的情况下，《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立法遗憾致使不能及时提供具体的制度安排来挽救利益分配失衡的状态，乃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在实施中出现机制失灵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见，国家利益是导致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在实施当中走向崩溃的主要原因。检验《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完善过程发现：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国家能够主张病毒主权权利并拒绝共享病毒菌株的外部环境；该外部环境引发了道德风险问题；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之路径在于设计激励机制来构建病毒主权权利及相关利益，公平地分配这些利益使得失衡的利益分布状态重新恢复均衡。设计激励机制必须满足最低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两个必要条件。压缩与放宽这两个必要条件直接牵涉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增减。给定对立阵营国家间的争议，《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完善就是要找到最低参与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的最优参数设定，重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均衡，并且使双方都不愿意偏离之。由此可见，国家利益是弥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立法缺陷不可或缺的一环。综上，立法之争证实了国家利益是影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成功立法的重要变量；实施之争揭示了国家利益是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走向崩溃的主要原因；完善之争提示了国家利益是弥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立法缺陷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文章的总体假设——国家利益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动因被证实了。
二、专家认为我国不会发生流感大流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专家认为我国不会发生流感大流行（论文提纲范文）
（1）候鸟禽流感病毒遗传变异规律分析及在哺乳动物间传播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篇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流感病毒病原学 |
| 1.1 流感病毒概述 |
| 1.2 流感病毒病原生态学特点 |
| 第二章 流感病毒受体 |
| 2.1 流感病毒受体概述 |
| 2.2 唾液酸的结构及种类 |
| 2.3 不同动物唾液酸受体的异质性 |
| 2.4 不同物种间流感病毒唾液酸受体的分布 |
| 2.5 病毒结合不同唾液酸受体的分子机制 |
| 2.6 流感病毒唾液酸受体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禽流感病毒跨种传播 |
| 3.1 禽流感病毒跨种传播的发生 |
| 3.2 影响禽流感病毒跨种传播的病原因素-基因突变 |
| 3.3 影响禽流感病毒跨种传播的病原因素-基因重组 |
| 第二篇 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中国东部地区候鸟禽流感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 1.1 材料与方法 |
| 1.1.1 实验用鸡胚和细胞 |
| 1.1.2 主要试剂 |
| 1.1.3 主要仪器 |
| 1.1.4 样品采集 |
| 1.1.5 禽流感病毒分离 |
| 1.1.6 禽流感病毒RNA的提取 |
| 1.1.7 禽流感病毒高通量测序 |
| 1.1.8 候鸟禽流感病毒抗体检测 |
| 1.2 结果 |
| 1.2.1 样品采集及毒株分离情况 |
| 1.2.2 候鸟AIVs亚型多样性和宿主特异性 |
| 1.2.3 H9N2 禽流感病毒在候鸟中流行的血清学调查 |
| 1.2.4 2020 年候鸟H5N8 禽流感病毒检测及抗原性分析 |
| 1.3 讨论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东部候鸟禽流感病毒遗传进化分析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实验用毒株 |
| 2.1.2 候鸟源禽流感病毒基因组收集及比对 |
| 2.1.3 系统发生分析 |
| 2.1.4 进化动力学的空间系统发育重建 |
| 2.2 结果 |
| 2.2.1 候鸟源禽流感病毒遗传变异分析 |
| 2.2.2 候鸟源H9N2 禽流感病毒遗传进化分析 |
| 2.2.3 候鸟源H3N8 禽流感病毒遗传进化分析 |
| 2.2.4 候鸟源H13 亚型禽流感病毒遗传变异分析 |
| 2.2.5 候鸟源H5N8 禽流感病毒遗传变异分析 |
| 2.3 讨论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东部候鸟禽流感病毒分离株受体结合特性研究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实验用毒株 |
| 3.1.2 主要试剂 |
| 3.1.3 主要仪器 |
| 3.1.4 红细胞法检测禽流感病毒受体 |
| 3.1.5 糖芯片法检测禽流感病毒受体 |
| 3.2 结果 |
| 3.2.1 候鸟禽流感病毒红细胞法受体测定 |
| 3.2.2 候鸟禽流感病毒糖芯片法受体测定 |
| 3.2.3 候鸟禽流感病毒结合聚糖结构分析 |
| 3.3 讨论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候鸟禽流感病毒在哺乳动物间跨种传播能力评估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实验用毒株 |
| 4.1.2 实验用动物 |
| 4.1.3 主要试剂 |
| 4.1.4 主要仪器 |
| 4.1.5 小鼠致病性实验 |
| 4.1.6 豚鼠间传播实验 |
| 4.1.7 雪貂间呼吸道飞沫传播实验 |
| 4.2 结果 |
| 4.2.1 候鸟H9N2 亚型禽流感病毒小鼠致病性 |
| 4.2.2 候鸟H9N2 亚型禽流感病毒豚鼠间传播 |
| 4.2.3 候鸟H9N2 亚型禽流感病毒雪貂间传播 |
| 4.2.4 候鸟H5N8 禽流感病毒小鼠致病性 |
| 4.2.5 候鸟H5N8 禽流感病毒豚鼠间传播 |
| 4.2.6 候鸟H3 亚型禽流感病毒豚鼠间传播 |
| 4.2.7 候鸟T222 分离株及豚鼠适应一代毒株雪貂间呼吸道飞沫传播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候鸟源H3N8 禽流感病毒在哺乳间传播的分子机制研究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实验用毒株、细胞及载体 |
| 5.1.2 实验用动物 |
| 5.1.3 主要试剂 |
| 5.1.4 主要仪器 |
| 5.1.5 候鸟源H3N8 流感病毒野毒株RNA提取 |
| 5.1.6 候鸟源H3N8 流感病毒野毒株c DNA制备 |
| 5.1.7 候鸟源H3N8 流感病毒野毒株全基因组及载体扩增 |
| 5.1.8 候鸟源H3N8 流感病毒野毒株感染性克隆的构建 |
| 5.1.9 候鸟源H3N8 禽流感病毒及其突变株的体外拯救 |
| 5.1.10 流感病毒聚合酶活性检测 |
| 5.1.11 病毒滴定和复制动力学测定 |
| 5.1.12 动物实验 |
| 5.1.13 雪貂适应1 代毒株测序 |
| 5.1.14 雪貂适应1 代毒及受体结合能力检测 |
| 5.1.15 病理及组化 |
| 5.1.16 统计分析 |
| 5.2 结果 |
| 5.2.1 T222 毒株及T222-G1 毒株氨基酸差异比对 |
| 5.2.2 rT222-wild及 rT222-S524G突变株拯救 |
| 5.2.3 rT222-wild及 rT222-S524G豚鼠间传播 |
| 5.2.4 rT222-wild及 rT222-S524G雪貂间呼吸道飞沫传播 |
| 5.2.5 rT222-wild及 rT222-S524G雪貂间传播变异分析 |
| 5.2.6 雪貂适应1 代毒株受体结合检测 |
| 5.2.7 PB1-S524G增强了病毒聚合酶活性 |
| 5.2.8 PB1-S524G增强了H3N8 禽流感病毒的体外复制能力 |
| 5.2.9 PB1-S524G增强了H3N8 禽流感病毒的体内复制能力 |
| 5.2.10 PB1-S524G增强了H3N8 禽流感病毒对小鼠的致病性 |
| 5.2.11 PB1-S524G增加了H3N8 禽流感病毒对雪貂的致病性 |
| 5.3 讨论 |
| 5.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导师简介 |
| 作者简介 |
| 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低成瘤性MDCK单克隆细胞系的建立、成瘤性分析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缩略语表 |
| 第一章 动物细胞培养与MDCK细胞系的研究进展 |
| 1 动物细胞培养概述 |
| 1.1 动物细胞培养的发展 |
| 1.2 动物细胞培养的应用 |
| 1.2.1 基础生物学研究中的应用 |
| 1.2.2 动物细胞产品研发中的应用 |
| 1.2.3 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 1.2.4 在基因工程研究中的应用 |
| 1.2.5 在环境和动物保护中的应用 |
| 1.3 动物细胞培养的类型 |
| 1.3.1 细胞培养的程序 |
| 1.3.2 细胞系 |
| 1.3.3 原代细胞系 |
| 1.3.4 干细胞系 |
| 1.3.5 细胞形态类型 |
| 2 MDCK细胞系特性与应用研究 |
| 2.1 MDCK细胞系特性 |
| 2.2 MDCK细胞培养 |
| 2.3 MDCK细胞种类 |
| 2.3.1 亲本MDCK(NBL-2)细胞株 |
| 2.3.2 MDCK Ⅰ和 MDCK Ⅱ |
| 2.3.3 可形成超级圆顶和超级管的细胞株 |
| 2.3.4 MDCK细胞作为感染模型的研究 |
| 2.4 MDCK细胞在流感疫苗中的应用及安全性评价 |
| 2.5 MDCK细胞的成瘤性 |
| 第二章 MDCK贴壁细胞系的培养与检定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试验用细胞 |
| 1.1.2 试剂 |
| 1.1.3 实验动物 |
| 1.1.4 仪器设备 |
| 1.2 方法 |
| 1.2.1 MDCK贴壁细胞系引进和培养 |
| 1.2.1.1 MDCK贴壁细胞的传代培养 |
| 1.2.1.2 MDCK贴壁细胞的冻存 |
| 1.2.2 MDCK贴壁细胞三级细胞库的建立 |
| 1.2.2.1 三级细胞库的活力分析 |
| 1.2.2.2 三级细胞库的生长曲线 |
| 1.2.3 主细胞库(MCB)细胞检定 |
| 1.2.3.2 MBC微生物污染检测 |
| 1.2.3.3 MBC细胞成瘤性检查 |
| 2 结果 |
| 2.1 MDCK贴壁细胞三级细胞库建立 |
| 2.2 三级细胞库的形态学观察 |
| 2.3 三级细胞库的活力分析和生长曲线 |
| 2.3.1 复苏细胞的活力分析 |
| 2.3.2 生长曲线 |
| 2.4 主细胞库(MCB)的细胞检定 |
| 2.4.1 MCB微生物污染检测 |
| 2.4.1.1 细菌、真菌检测结果 |
| 2.4.1.2 支原体检测结果 |
| 2.4.1.3 细胞病变外源因子检查 |
| 2.4.1.4 鸡胚接种法检查 |
| 2.4.1.5 乳鼠和成鼠接种法检查 |
| 2.4.2 成瘤性检查 |
| 3 讨论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低成瘤性MDCK单克隆细胞系的筛选与建立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试验用细胞 |
| 1.1.2 试剂 |
| 1.1.3 实验动物 |
| 1.1.4 仪器设备 |
| 1.2 方法 |
| 1.2.1 细胞的复苏 |
| 1.2.2 单细胞悬液制备 |
| 1.2.3 单细胞培养 |
| 1.2.4 单克隆细胞株的筛选 |
| 1.2.4.1 单克隆细胞株的挑选 |
| 1.2.4.2 单克隆细胞株扩大培养 |
| 1.2.5 单克隆细胞原始细胞库的建立 |
| 1.2.6 单克隆细胞染色体数测定 |
| 1.2.7 MDCK-C09 细胞传代稳定性 |
| 1.2.8 单克隆细胞株的成瘤性初步检查 |
| 1.2.9 低成瘤性单细胞克隆株成瘤性复检 |
| 1.2.10 皮下(肿瘤)组织的病理学检查 |
| 1.2.11 皮下(肿瘤)组织的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
| 1.2.12 低成瘤性单细胞克隆株增殖流感病毒敏感性测试 |
| 1.2.13 低成瘤性单克隆细胞系的建立与保藏 |
| 2 结果 |
| 2.1 单克隆MDCK原始细胞库的建立 |
| 2.2 MDCK单克隆细胞的染色体分析 |
| 2.3 MDCK-C09 细胞株的传代稳定性检测 |
| 2.4 低成瘤性MDCK单克隆细胞的成瘤性检查 |
| 2.5 裸鼠皮下肿瘤的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 |
| 2.6 裸鼠皮下肿瘤细胞的上皮细胞标志物的免疫组化检测 |
| 2.7 低成瘤性单细胞克隆株增殖流感病毒的敏感性测试 |
| 2.8 低成瘤性单细胞克隆株细胞系的建立与保藏 |
| 3 讨论 |
| 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成瘤性MDCK细胞株差异表达基因分析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试验用细胞 |
| 1.1.2 试剂 |
| 1.1.3 仪器设备 |
| 1.2 方法 |
| 1.2.1 细胞的复苏 |
| 1.2.2 特异性文库测序实验流程 |
| 1.2.2.1 提取细胞中的总RNA |
| 1.2.2.2 RNA片段化 |
| 1.2.2.3 反转录合成cDNA |
| 1.2.2.4 接头连接 |
| 1.2.2.5 UNG酶消化cDNA的第二链 |
| 1.2.2.6 使用Illumina Hiseq平台上机测序 |
| 1.2.3 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的鉴定和功能注释 |
| 1.2.4 分子相互作用网络构建 |
| 1.2.5 网络中关键基因的RT-qPCR验证 |
| 1.2.5.1 细胞总RNA的提取 |
| 1.2.5.2 反转录成cDNA |
| 1.2.5.3 RT-qPCR检测基因的表达 |
| 1.2.5.4 与细胞测序结果进行比对 |
| 2 结果 |
| 2.1 MDCK-W与 MDCK-C细胞株之间成瘤性差异分析 |
| 2.2 MDCK-W与 MDCK-C细胞株之间细胞增殖相关差异分析 |
| 2.3 与MDCK成瘤性相关分子互作网络分析 |
| 2.4 与MDCK细胞增殖调控分子相互作用网络分析 |
| 2.5 MDCK细胞成瘤性与增殖关键基因的RT-qPCR验证结果 |
| 3 讨论 |
| 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低成瘤性单克隆MDCK-C09 细胞株微载体培养及生物反应器的初步应用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试验用细胞 |
| 1.1.2 试剂 |
| 1.1.3 材料 |
| 1.1.4 仪器设备 |
| 1.1.5 溶液配制 |
| 1.2 方法 |
| 1.2.1 Cytodex-1 载体处理方法 |
| 1.2.2 MDCK-C09 细胞株的复苏和扩大培养 |
| 1.2.3 不同培养条件对微载体培养单克隆细胞株的影响 |
| 1.2.3.1 硅化剂处理对培养单克隆细胞株的影响 |
| 1.2.3.2 细胞接种量对培养单克隆细胞株的影响 |
| 1.2.3.3 血清对培养单克隆细胞株的影响 |
| 1.2.3.4 单克隆细胞株的传代培养 |
| 1.2.4 单克隆细胞株在75L生物反应器中的代谢分析 |
| 2 结果 |
| 2.1 MDCK-C09 细胞株的复苏和扩大培养 |
| 2.2 不同培养条件对微载体培养单克隆细胞株的影响 |
| 2.2.1 硅化剂处理对培养单克隆细胞株的影响 |
| 2.2.2 细胞接种量对培养单克隆细胞株的影响 |
| 2.2.3 血清对培养单克隆细胞株的影响 |
| 2.3 单克隆细胞株的传代培养 |
| 2.4 单克隆细胞株在75L生物反应器中的代谢分析 |
| 3 讨论 |
| 4 本章小结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简介 |
（3）Pandemics and Polarization:Implications of Partisan Budgeting for Responding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Chapter2）英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任务描述 |
| 第一节 文本概况 |
| 一、文本翻译背景介绍 |
| 二、文本作者介绍 |
| 三、文本简要介绍 |
| 第二节 翻译目的与意义 |
| 一、翻译的目的 |
| 二、翻译的意义 |
| 第二章 译前准备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相关翻译研究文献述评 |
| 二、相关翻译实践成果述评 |
| 第二节 材料准备 |
| 一、翻译工具的准备 |
| 二、平行文本的选择与分析 |
| 第三节 实施计划 |
| 一、翻译计划 |
| 二、写作计划 |
| 第三章 翻译执行情况 |
| 第一节 翻译过程 |
| 一、翻译过程监控策略 |
| 二、翻译过程执行概述 |
| 第二节 译后事项 |
| 一、译文审校 |
| 二、译文评价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专有名词的译法 |
| 一、约定俗成原则 |
| 二、加注法 |
| 三、意译法 |
| 第二节 后置定语的译法 |
| 一、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的译法 |
| 二、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的译法 |
| 第三节 信息焦点的处理 |
| 一、句型转换法 |
| 二、词汇标记法 |
| 三、语序调整法 |
| 第五章 实践总结以及结论 |
| 第一节 翻译实践总结 |
| 一、准备过程总结 |
| 二、执行过程总结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二节 翻译经验 |
| 一、重视译前准备 |
| 二、标记存疑之处 |
| 三、重视细节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原文、译文 |
| 附录二 术语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论文期间发表论文 |
（4）学术类文本中态度资源的翻译 ——《新冠2019：大变革》（第1至2章）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任务描述 |
| 1.1 任务简介 |
| 1.1.1 文本简介 |
| 1.1.2 原文本作者介绍 |
| 1.2 文本分析 |
| 1.2.1 文本外因素分析 |
| 1.2.2 文本内因素分析 |
| 第二章 过程描述 |
| 2.1 译前准备 |
| 2.1.1 实践文本的选取 |
| 2.1.2 理论准备 |
| 2.2 翻译计划 |
| 2.3 翻译过程 |
| 2.4 译后事项 |
| 第三章 案例分析 |
| 3.1 态度资源的一致翻译 |
| 3.1.1 态度资源的语义等值翻译 |
| 3.1.2 态度资源的语用等值翻译 |
| 3.2 态度资源的不一致翻译 |
| 3.2.1 态度资源的增值翻译 |
| 3.2.2 态度资源的减值翻译 |
| 3.2.3 评价标度的转变 |
| 小结 |
| 第四章 实践总结 |
| 4.1 对翻译中的问题总结 |
| 4.2 心得体会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原文与译文 |
| 附录2 术语表 |
| 致谢 |
（5）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和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案例选择说明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卫生外交的演进与全球卫生外交 |
| 一、卫生外交的演进 |
| 二、全球卫生外交 |
| 第二节 应急卫生外交 |
| 一、应急管理与应急外交 |
| 二、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与应急卫生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卫生外交历程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 |
| 一、中国卫生外交历程简要回顾 |
| 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相关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起步:应对非典疫情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非典疫情概况 |
| 一、最初预警和初步反应期 |
| 二、全面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交联动机制 |
| 二、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事组 |
| 第三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全球多边层面:与WHO合作 |
| 二、区域多边层面:东亚东南亚区域合作 |
| 三、双边应急卫生外交 |
| 第四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非典疫情时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非典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04-2013)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应对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埃博拉疫情及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一、埃博拉疫情概况 |
| 二、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第二节 埃博拉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务院联防联控的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二、对外应急援助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援非抗埃”的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中国“援非抗埃”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二、中国“援非抗埃”的双边应急卫生合作 |
| 第四节 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埃博拉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14-2019)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逐步成熟:应对新冠疫情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及应对概况 |
| 一、中国国内卫生应急期 |
| 二、中国国内防控常态化与全球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家元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层面 |
| 二、国务院层面 |
| 三、外交部层面 |
| 第三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全球与区域多边合作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与WHO全面合作 |
| 二、全球大国协调:G20 框架内合作 |
| 三、在东亚东南亚区域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四、全球多边与区域多边应急卫生合作的有机融合 |
| 第四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双边援助与发展合作 |
| 一、医疗技术双边援助和防疫能力合作 |
| 二、应急医疗物资双边援助 |
| 三、关于疫苗的双边援助与合作 |
| 第五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评价 |
| 一、有效促进疫情防控 |
| 二、有力维护海外公民权益 |
| 三、应急能力赢得国际广泛赞誉 |
| 四、建设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合作 |
| 五、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发展 |
| 一、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立体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规范化和公开化 |
| 三、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变化 |
| 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方向转变和地域范围的扩大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的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 |
| 第三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分析 |
| 一、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自的特点 |
| 二、全球卫生治理力量的影响 |
| 三、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 |
| 四、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6）PHEIC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基于2009年全球大流感的回顾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事件时间线梳理 |
| (一)宣布PHEIC |
| (二)大流行开始 |
| (三)从减缓到结束 |
| 二疫情损失评估 |
| (一)人口卫生损失:众说纷纭的估算 |
| (二)次生灾害:经济损失及其全球传导 |
| 三医疗干预措施 |
| (一)何以解疫?唯有疫苗 |
| (二)从研发到上市:争分夺秒的迟到 |
| (三)口惠而实难至的国际援助 |
| 四非医疗干预措施 |
| (一)国际商旅限制 |
| (二)疫源地的自我设限 |
| (三)世卫组织对商旅限制的立场 |
| 五公信危机 |
| 六对疫情防控的反思 |
| (一)不可预测，必须准备 |
| (二)治理与治疗并重 |
| (三)世卫组织的角色与作用 |
| 结语 |
（7）从现代世界体系发展演变探析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走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新冠疫情后人类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
| 二、厘清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生、发展有利于预判新冠疫情后的世界走向 |
| 三、全球性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当前发展与新冠疫情后的世界 |
| 四、新冠疫情后的世界走向不会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原因分析 |
（8）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课题研究背景 |
| （一） 生物技术研究两用性难题 |
| （二） 生命科学研究谬用的潜在风险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
| （三）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是国际生物安全界讨论的热点 |
| 二、 目的与意义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技术路线图 |
| 六、 创新点 |
| 七、 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
| 第一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界定及演化 |
| 一、 本研究相关定义 |
| 二、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界定 |
| （一） 有争议性研究（contentious research） |
| （二） 值得关注的试验（experiments of concern） |
| （三） 两用性研究（dual use research） |
| 三、 两用性研究定义说明和挑战 |
| （一） 说明 |
| （二） 挑战 |
| 四、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类型 |
| （一） Zilinskas类型 |
| （二） Fink类型 |
| （三） NSABB类型 |
| 五、 分析与结论 |
| （一） 两用性研究定义及类型演变 |
| （二） 美国政府政策接受NSABB建议 |
| （三） 结论 |
| 第二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态势及其影响 |
| 一、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文献评估 |
| （一） 两用性研究评估文献分析 |
| （二） 结果 |
| （三） 分析与结论 |
| 二、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公共卫生影响 |
| 三、 经典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分析 |
| （一） 鼠痘病毒转基因意外研究 |
| （二） 脊髓灰质炎病毒化学合成 |
| （三） 西班牙流感病毒基因测序和重构研究 |
| （四） 痘病毒免疫逃逸研究 |
| （五） 气溶胶给药研究 |
| （六） 抗生素耐药性研究 |
| （七） 微生物重构和再合成 |
| （八） 其他 |
| 四、 两用性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
| （一） 合成生物学研究领域 |
| （二） 1918 年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研究领域 |
| 第三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国际趋向 |
| 一、 两用性研究治理概述 |
| （一） 两用性研究治理类型 |
| （二） 两用性研究监管趋势 |
| 二、 两用性研究监管对策 |
| （一） 国际生物军控条约 |
| （二） 国家法律法规 |
| （三） 美国治理措施 |
| （四） 出口管制法规 |
| （五） 欧盟生物安全治理 |
| （六） 资助机构、出版编辑政策 |
| （七） 软法和非正式措施 |
| 三、 分析与结论 |
| 第四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及监管案例剖析 |
| 一、 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病毒基因改造研究 |
| （一） 自然界中的禽流感H5N1 病毒 |
| （二） 引发争议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 病毒研究 |
| 二、 两用性研究结果 |
| （一） 潜在的益处 |
| （二） 潜在的害处 |
| （三） 平衡可能的益处和害处 |
| 三、 不同利益相关者立场和反应 |
| （一） NSABB |
| （二） WHO |
| （三） 美国政府 |
| （四）学术出版商 |
| （五） 科学团体 |
| 四、 两用性研究影响 |
| （一） 美国 |
| （二） 荷兰 |
| （三） 澳大利亚 |
| 五、 分析与结论 |
| （一） 两用性研究监管 |
| （二） 两用性研究发表 |
| （三） 两用性研究资助 |
| （四） 结论 |
| 第五部分 我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及监管态势 |
| 一、 方法 |
| 二、 结果与分析 |
| （一） 文献量统计分析 |
| （二） 作者分布及合着情况 |
| （三） 研究机构分布 |
| （四） 研究主要出版物分布 |
| （五） 研究热点 |
| 三、 结论和启示 |
| （一） 研究发展态势 |
| （二） 监管态势 |
| 第六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对策建议 |
| 一、 两用性研究是所有国家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
| 二、 建立研究周期全过程监管的理念 |
| 三、 建立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机制或政策 |
| 四、 国家层面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措施各不相同 |
| 五、 加强各部门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 |
| 六、 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须考虑伦理问题 |
| 七、 两用性研究问题以生命科学团体的自我管理为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54种值得关注的研究 |
| 附件2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顾问委员会简介 |
| 附件3 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政策 |
| 附件4 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机构监管政策 |
| 附件5 美国DHHS制定有关HAPIH5N1 病毒研究资助决策指导框架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发表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9）上海地区流行性感冒流行规律与防控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上海地区流行性感冒的流行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一节 上海地区流感监测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上海地区甲型流感病毒流行株基因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广义可加模型的流感样病例发病预测与分析 |
| 第二章 上海地区老年人群流感疾病经济负担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地区甲型H1N1流感感染状况与疫苗接种效果评估 |
| 第一节 上海地区甲型H1N1流感病例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上海地区甲型H1N1流感病毒感染状况研究 |
| 第三节 上海地区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种效果评估 |
| 第四章 上海地区H7N9禽流感病原学与流行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临床和病原学特征 |
| 第二节 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
| 第五章 上海地区流行性感冒防控策略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流感大流行的风险评估 |
| 第二节 世界卫生组织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建议 |
| 第三节 上海地区流行性感冒的防控策略 |
| 研究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博士期间文章发表情况 |
| 附录三 博士期间着作情况 |
| 致谢 |
（10）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形成与演变：国家利益 ——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绪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一） 提出问题 |
| （二） 研究的目的 |
| （三）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 |
| 四、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演变与动因 |
| 第一节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演变 |
| 一、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第一次勃兴：开始觉醒 |
| 二、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第二次勃兴：各自为营 |
| 三、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第三次勃兴：联合协作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演变的动因：全球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 |
| 一、 频繁爆发的全球性疾病与全球共同利益 |
| 二、 公共卫生安全——一项极端重要的国家利益 |
| 三、 本文的总体假设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卫生条例》（2005）立法之争 |
| 第一节 立法之争的核心问题：权利让与 |
| 一、 《国际卫生条例》（2005）立法过程中形成的核心问题 |
| 二、 权利让与议题下成员国的最佳策略 |
| 三、 权利让与议题下 WHO 的最佳策略 |
| 第二节 渡让主权之议题 |
| 一、 涉及主权议题的条款及各国的立法意见 |
| 二、 两大阵营立法意见趋同的原因 |
| 三、 最终立法结果的考量 |
| 第三节 扩大规制范围之议题 |
| 一、 成员国的立场与理由 |
| 二、 国际法律文件的冲突与评述 |
| 三、 WHO 的强硬态度 |
| 四、 最终文本的遗憾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卫生条例》（2005）实施之争 |
| 第一节 实施之争的核心问题：病毒主权权利及相关利益 |
| 一、 冲突 |
| 二、 冲突的原因 |
| 三、 现有约束机制的考察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与理据 |
| 一、 以印尼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诉求 |
| 二、 发展中国家的理据 |
| 三、 发展中国家的策略 |
| 第三节 发达国家的回应与策略 |
| 一、 发达国家的回应 |
| 二、 发达国家的依据 |
| 三、 发达国家的策略 |
| 第四节 WHO 立场的变化与因由 |
| 一、 WHO 立场的转变及策略 |
| 二、 WHO 立场转变的原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卫生条例》（2005）完善之争 |
| 第一节 完善之争的核心问题：构建病毒主权权利及相关利益的分配机制 |
| 一、 主张病毒主权权利的信息不对称环境 |
| 二、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
| 三、 使用激励机制解决全球公共卫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
| 四、 博弈各方对激励机制的立场与策略 |
| 第二节 构建病毒样本及相关利益之议题 |
| 一、 病毒样本的利益 |
| 二、 相关的利益 |
| 第三节 设立标准材料转让协议（SMTA）之议题 |
| 一、 当事方身份的厘定 |
| 二、 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 |
| 第四节 设计透明监管机制之议题 |
| 一、 知情同意权的争议 |
| 二、 可追踪机制的完善 |
| 三、 咨询机制的设计 |
| 小结 |
| 结论 |
| 一、 研究发现与结论 |
| 二、 研究展望与建议 |
| 三、 研究不足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四、专家认为我国不会发生流感大流行（论文参考文献）
- [1]候鸟禽流感病毒遗传变异规律分析及在哺乳动物间传播机制研究[D]. 张醒海. 吉林大学, 2021
- [2]低成瘤性MDCK单克隆细胞系的建立、成瘤性分析及应用研究[D]. 马桂兰. 甘肃农业大学, 2021(01)
- [3]Pandemics and Polarization:Implications of Partisan Budgeting for Responding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Chapter2）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李凌云.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学术类文本中态度资源的翻译 ——《新冠2019：大变革》（第1至2章）翻译实践报告[D]. 张铁松.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1(02)
- [5]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D]. 毕九川. 外交学院, 2021(10)
- [6]PHEIC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基于2009年全球大流感的回顾与反思[J]. 汪段泳. 云大地区研究, 2020(02)
- [7]从现代世界体系发展演变探析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走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径[J]. 叶江. 学术界, 2020(11)
- [8]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D]. 董时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4(01)
- [9]上海地区流行性感冒流行规律与防控策略研究[D]. 陈健. 复旦大学, 2013(08)
- [10]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形成与演变：国家利益 ——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例[D]. 曾瑞声. 暨南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