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推进区域经济民营化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刘洋[1]（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提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梁炜[2]（2020）在《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这一特征,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经济政策以及宏观调控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实现依据。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诸多要素中,科技创新至关重要。经验证明,科技创新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国家实力跃迁的重要基础,也是抵御“黑天鹅”“灰犀牛”等公共事件和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制约科技创新的诸多制度藩篱不断被破除,创新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中国科技实力迈上了新的台阶,已经具备实现跨越发展、成为世界科创中心的基础和条件。然而从现实表现来看,科技创新“红利”释放不足,未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应有的支撑作用,主要表现为: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产学研脱节现象仍然存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相对缓慢,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产业链长期处于“低端锁定”状态。总体来看,科技供给不能有效满足发展需求,技术供给和技术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形成了“科技进步陷阱”。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孜孜以求的目标时,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机理分析、问题辨识,以及基于转型背景下的对策研究,成为了本论文的初衷和目标。本论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其逻辑机理进行系统性分析与阐释,同时分别提出科技创新支撑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的三个研究假说;其次,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1990-2017年中国科技创新现实表现进行了测度,并提出了改进的DEA分析方法——综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CDEA（Comprehensive Data Envelope Analysis）,使用该方法对2013-2017年中国科技创新绩效进行了评价,在评价的基础上厘清现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再次,分别从生产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的角度对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最后,探讨转型背景下提升科技创新支撑度的对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贡献有:（1）在分析框架方面,基于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阶段转换的大背景,初步搭建了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科技创新与效率提升、结构变迁、发展方式转变纳入同一个逻辑框架中,从而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机制做系统性分析;同时构建了四阶段的科技创新全链条模型,分别从过程和结果角度对科技创新的内涵进行界定。（2）在测度方法方面,借鉴人工智能领域的计算方法,创新性地对传统DEA方法进行改进,构建CDEA模型,力图克服DEA孤立分割优化目标的片面性,以综合性、全面性的视角对创新绩效做出评价。（3）在对策建议方面,基于国际创新环境变化、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现实背景,按照系统性、协调性、耦合性的原理,构建科技创新“模式—路径—政策”的“三位一体”转型策略,该体系的核心在于“转型”,逻辑层级在于“路径”实施是“模式”选择的实现形式,同时又为“模式”提供了保障手段,同样的“政策”制定是“路径”实施的实现形式,同时又为“路径”提供了保障手段。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在于追求人类最终价值的实现,这是经济研究哲学高度的不断跃升,也是经济实践文明演进的不断进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高级状态。本论文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探索科技创新有力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症之药”,在新的起点上,通过因势利导的发展思维、道路和决策,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走上强国之路,同时为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刘志永[3]（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孙梓淳[4]（2020）在《省域市场化水平差异视角下国有资本区域布局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构建两部门混合寡头模型探究了国有资本比重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当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国有资本承担的社会性负担较重,社会经济发展对国有部门低效率的容忍度较高,相对较高的国有资本比重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当市场化水平提高时,市场制度趋于完善,较高的国有资本比重会抑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通过构建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资本比重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随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变动而变动,具有门槛效应。当前,中国市场化水平尚未跨过门槛,国有资本仍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因国有资本区域布局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国有资本没有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在短期内,应当参考各地区市场化改革进程适当调整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更好发挥国有资本作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在其域内布置高效、具有较强战略服务性和民生性功能定位的国有资本的紧迫性就越强,只有通过改革提高国有资本自身效率,将国有资本的商业化导向转换为战略性和服务性导向,降低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对非国有资本的挤出效应,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承担更多战略性责任和民生性负担,才能强化国有资本尤其是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国有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在长期,应当参考中国整体市场化水平和各地区市场化水平,逐步控制和降低国有资本规模。
胡艳蕾[5]（2019）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逻辑、冲突、动力》文中指出文化是民族、国家发展之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平衡、充分供给是满足公民文化需求与文化权利的根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公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然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供给短缺、供给过剩、供需不一致等供需冲突问题,制约着社区稳定、和谐发展。本论文旨在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中国本土化模式建构出发,基于比较研究的视野,明确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理论内涵、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基于“冲突、合作、动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当前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中面临的合作悖论困境、动力要素与合作供给制度选择;以推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由传统的政府独建、政府独管、全民共享模式转变为全民共建、共管、共享的治理格局。本论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比较法、比较个案研究法、深度访谈法等质化研究方法与问卷调查、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因子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逻辑、冲突、动力”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与阐释,为如何优化当前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提供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与若干对策建议。主要研究发现与创新内容为:第一,本论文基于历史发展与实践应用的双重研究视角,归纳指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实现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发展逻辑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有机结合。即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比较法对国内外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发展变迁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归纳指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运用问卷调查、相关性分析对当前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冲突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合作治理能够有效解决供需冲突问题,其产生与发展符合客观实践逻辑。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合作治理应用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必要性,解决了针对该问题的传统研究中研究中理论与实证相脱离问题。第二,本论文在明确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理论内涵与主客体要素构成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冲突、合作、动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与主体间合作关系网络。即运用文献分析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基于合作治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合作悖论等理论研究视角,首次提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冲突、合作、动力”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当前我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主客体要素进行深度剖析,发现除基层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居民外,基层党组织与社区文化骨干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重要治理主体,在此基础上,发现基层党组织的贯穿功能与社区文化骨干等自治功能间并不排斥而有机合作互动关系,并形成一种“党建引领+基层自治”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架构,这亦是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合作治理的重要本土化特色。第三,本论文基于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实证研究,首次提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悖论问题,并系统剖析其诱因及对策;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动力要素进行分析论证,实现由案例研究到理论分析的突破。首先,运用深度访谈、典型性个案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基于社会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与文献、新闻资讯等第二手资料,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中存在合作悖论问题而导致其发展迟缓或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县政策执行中的政策梗阻、信息黑箱、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不足、基层领导干部创新或动员能力不足等问题是其根本诱因。其次,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对基于深度访谈、比较个案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获得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具体动力要素进行验证、分析,指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主要动力要素及其影响度。最后,在前述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合同制与非合同制是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制度选择,并指出二者应用价值与改革路径,尤其是非合同制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发挥着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且更具应用价值;并归纳指出应基于制度、组织、人才、过程四个维度推动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刘浩[6]（2019）在《河北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各个省份根据自身具备的经济水平及实际情况,选择了不同的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随着管理模式的不断推进,在道路管理上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也逐步发展到瓶颈阶段,这就需要我国尽快的突破瓶颈,通过优化管理模式,推动高速公路更优质的发展。本研究以河北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为对象,研究高速公路企业涉及到运营管理模式的理论与方法。此外,通过采取使用科学、客观的分析方法,对这类问题开展深入而透彻的探讨和研究,得出最佳可行性结论,为运营管理主体的中级、高级管理人员制定重大决策前,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通过分析河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变迁情况发现,河北目前在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模式上存在多种模式交杂情况,还处在融合的阶段中,涉及到的产业较多,但是起到支撑作用的还是单一产业,处在多个窗口提供对外服务,多种项目一起推进状态下。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河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而言,它主要存在着政府职能定位不清楚、合作治理的模式失效、政府管理的能力较弱、后续的政策得不到落实等问题。针对出现的这类情况,通过借鉴美国、日本、法国所采用的运营管理模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优化的对策制定出来。河北省可以通过准确定位政府角色、加快构建完善监督体系、逐步的完善合作治理的模式、加速推行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化的建设等措施,完善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模式。
刘宇[7]（2019）在《政企关系视域下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铁路行业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集公益性、竞争性、垄断性和半军事性特征于一身,具有属性多元、主体多重、功能多向的技术特征,铁路所提供的客货运输服务,是公众高度依赖的交通运输方式,在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十八大以来,重大领域的改革持续深化,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以更大的决心和定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型和市场主体成长,力图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改革实效。铁路作为服务国家战略,体现国家意志,保障国计民生,促进产业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改革的先行效应和示范意义非常突出。近年来,国家高度关注铁路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接连出台深化改革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2019年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已被列入全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在刚刚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将“持续深化铁路改革,根据自然垄断行业的属性施行网运分开”,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地方层面也积极跟进,自2013年以来,先后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综合交通运输政策,或以“十三五”铁路发展规划的方式,加快推动地方铁路事业的发展,民众对铁路改革的期盼更是由来已久,汇聚形成了引领和推动铁路深改的强大合力,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有了更紧密的结合,铁路行业的改革就此进入窗口机遇期和政策调整活跃期。铁路行业的两大基本问题是改革与发展,而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企关系之于铁路行业的意义非同寻常,它影响铁路改革的进程,决定铁路发展的成色,既是基本前提,又是目标归宿,是各类问题、矛盾产生的总根源,也是寻求机制改革、模式改良和路径优化的价值依归。政企关系的转换调整是铁路行业的一个主命题,也是改革首先要做出回应的核心问题,以政企关系作为审视视角,有利于从更宏观的视域透视铁路行业的发展逻辑,从更具象的维度提出厘定政企权责,推进政企分开,科学配置权能的改革方案。受计划经济体制和“政企合一”模式影响,我国铁路长期施行国家统一管理、高度管制的运营模式。2013年3月,铁路“大部制”改革正式启动,铁道部被正式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承担企业职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一中国铁路总公司;履行政策拟定、法规制定、安全生产监管职能的交通运输部和国家铁路局,由此奠定了铁路行业“三足鼎立”的组织机构格局,迈出了铁路深改的重要一步。政企关系的转换和重构,意味着铁路行业改革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对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优化提出了全新要求,并为后续改革标定了价值起点,这是本文的研究背景。当前,我国铁路行业恰好处在2013年铁路政企分开改革的政策消化期和效应显现期。总体看,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下,政企不分的传统模式被瓦解,实现了组织形态和职能划转上的政企分开,改革的底层逻辑和动力机制得到根本重塑,以地方铁路局统一转制为现代经营型企业,铁路优质资产筹备股改上市,投融资领域引入多元资本,以及客货运输服务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等为标志,特别是高速铁路的迅猛发展和行业主要指标的世界领先,是前期改革成果外化的集中体现,表明铁路行业的发展步入新阶段。尽管形式上基本实现了政企分开,但铁路行业内部的人事安排、经费来源、财务清算、职能设置,外部的政府与铁路企业的关系依然保留了很重的行政隶属痕迹,具有近政府、远市场的特征,与改革初衷和外界预期还有不小的差距,根本症结就在于所实现的政企分开仅是低层次、局部化、不彻底的,诸如铁路行业治理模式转型、治理结构主体建设、治理行为规制等一系列重大核心问题,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铁路企业依然不具备独立完整、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地位,羸弱的自生能力,匮乏的造血机能,单一的投融资模式和巨额的债务压力,致使铁路行业内部各主体间权责杂糅、运行低效、管理混乱,暴露出行业治理的乱象,传统的运营模式和管理体制已难以为继,亟待以整体性视角进行重构。当前,如何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和改革红利,调适利益冲突,消除行业壁垒,破解发展瓶颈,统合治理力量,有效展现铁路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成为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改革的典范,这是铁路行业深改和善治的关键,涉及到对铁路行业治理机制调整和改革动能转换的探讨,也是本文着墨最多,论证比重最大的部分。要有效回应上述问题,特别是着眼于政企关系转换的重大契机,寻求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优化升级,就要回归到对铁路所内生的三大主要矛盾的探讨上来,即国有性和市场化的矛盾,公共性和商业性,垄断性和可竞争性,第一个矛盾是铁路行业的主矛盾,也是后两者矛盾的产生根源。正是基于铁路总体国有化和部分竞争环节市场化的整体思路,为推动铁路行业实现全方位、深层次的政企分开,推进铁路重组,触发包括组织机构、管理体制、运营模式、产权归属、投融资机制、财务清算模式等多方面的系统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铁路行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因政企分开不到位、权责配置不科学、治理结构不完善所引致的困境,又羁绊了铁路发展的步履,倒逼改革要跳出传统的路径依赖,从建构和完善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角度寻求新的改革动力和治理机制。为此,本文引介域外多国铁路改革的宏观模式,以及优化铁路运输调度机制,扁平组织结构,改善国企运营模式的微观案例,作为我国铁路行业改革的经验借鉴;以推进政企实然分开为落脚点,按照铁路行业职能专业化、政策规范化、产权多元化、运营市场化、治理制度化、规制法治化的总体要求,通过厘定政企权责,深化协同合作,明确铁路国家所有权政策,理顺铁路产权关系,改善投融资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加强法治建设的优化进路,进而提出形塑和完善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系列优化路径,为深化铁路改革提供具体的行动策略和改进模式。论文共分为七章。导论部分,概述论文的研究背景、理论及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阐明研究思路、方法和基本内容,归纳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一章 概念、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本章对铁路行业、治理结构、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等主要概念进行解读;基于公共管理的研究视角,选取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物品理论、政府规制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并结合铁路行业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适用,对铁路行业政企双方的治权分享,公私合作的边界限度,公共属性的保障机制,政企关系的耦合机制,交易成本的产生机理进行解读,找到理论范式与问题论域的结合点;从内、外部治理结构两个维度,提出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宏观分析框架,内部治理结构形成行业域、功能域、组织域的三种划分机制;外部治理结构侧重于明确国家与铁路、执政党与铁路、政府与铁路企业,以及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四重关系”,并依循研究、论证的内在逻辑,绘制了技术研究路线图。第二章政企关系: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审视角度。本章对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审视角度—政企关系,进行了全面阐释。围绕政企关系的概念意涵、转换形态、影响因素、演进脉络进行论证;聚焦政府与企业的力量对比,政府、市场和企业三方的关系演化,影响政企关系形态的多维因素,分别建构了三个分析模型,揭示政企关系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和一般规律;梳理了政企关系与我国铁路行业改革发展紧密的内在联系,对特定时期形成的“政企合一”、“政企分离”“政企分开”三种模式的特征进行逐一解析,并从政企分开的视角透视铁路行业加快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部契机。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变迁。本章从历史的视角梳理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发展脉络。以改革开放为分野,在此之前,铁路行业的管理体制、组织架构和生产运营,基本照搬苏联模式,维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对铁路统一管理、高度规制的管理体制,治理结构处于高度封闭僵化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铁路行业的政策调整进入活跃期,按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逐步放松规制,打破行业垄断,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的基本思路,在厘定政企边界,激发企业活力,优化管理体制,改良运营模式,扁平组织机构,明晰产权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成果积累,推动铁路由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日益走向国家重大领域改革发展的前沿。第四章政企关系重构对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本章从治理理念、目标建构、治理原则、价值维度、现实意义等五个方面,明确政企关系重大调整对铁路行业治理结构所提出的明确要求,致力于在政企关系重构,铁路行业的改革条件、外部环境和目标导向同时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围绕铁路行业治理的相关主体,从党政善治、行业自治、厉行法治、多元共治的角度,描绘铁路行业治理结构应达致的理想状态。第五章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现实审视。本章重点审视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发展现状,运用SWOT分析法对铁路行业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进行全景扫描,找准铁路的功能定位和比较优势;从铁路行业宏观治理模式转型困难,中观治理结构主体缺失和微观治理行为失范等三个层面,论述现行铁路行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从体制羁绊、功能制约、执行壁垒、现实瓶颈四个方面揭示问题成因,由此引申说明加速铁路深改的紧迫性与重大意义,形成倒逼铁路改革发展的又一现实动力。第六章铁路行业治理结构改良优化的经验引介。本章重点引介域外国家铁路行业治理结构改良优化的经验,选取有启发性的实证案例,为推动我国铁路深改提供可资借鉴模式。重点介绍英国、瑞典的网运分离模式,日本的区域公司模式,美国的平行线模式,德国的民营化模式,以及俄罗斯的分步改革模式,从中吸取有益经验;同时,围绕铁路基础设施调度指挥、扁平组织结构,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改革重、难点的推进,专题引入调度公共化导向下的铁路组织结构建设,朔黄铁路组织模式创新,以及新加坡淡马锡公司运营模式三个实证案例,为促进我国铁路行业结构的优化完善提供宏观模式和微观实践的参考。第七章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完善的路径依归。本章是全文论证的落脚点和归宿,在基于前文对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历史沿革、现实审视、问题反思、原因剖析、经验借鉴的基础上,依循“铁路行业总体国有、局部竞争,政府减少规制,企业强化职能”的改进思路,聚焦推进政企分开这一基本前提,秉持立足我国国情,扎根铁路发展实际,突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等价值立场,分别从铁路行业职能厘定专业化、政策执行规范化、企业运营市场化、治理行为制度化、产权主体多元化、规制保障法治化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改良策略和优化路径,通过科学划分政企权责,明确铁路国家所有权,优化铁路产权安排,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制度供给,夯实法治保障的实践进路,进一步规范和妥处国家与铁路、政府与铁路企业、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努力构建起权责明晰、协同配合、内涵丰富、体系合理、科学规范、法治保障的现代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结语和展望。铁路行业是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在铁路改革发展中所形成的经验、模式和案例,都可迁移、推广到相关行业和关键领域中,为其他行业的改革提供经验借鉴,发挥铁路改革的引领示范作用,扩散铁路深改善治的正面效应,推动国家基础设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李在军[8]（2017）在《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资本循环逻辑视域下的审视》文中认为从广义人类发展历史来看,不均衡地理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规律。有关不均衡发展的研究已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科学等学科中广泛兴起,不均衡发展如今无疑是一个略显“陈旧”的研究问题。但诚如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一切皆流,万物常新。”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无论社会事实还是知识体系都再不断地更新,因此,看似“陈旧”的话题也会因其复杂性或条件的变动性而焕发出新的理论光芒。伴随1960年代不均衡地理发展在不同尺度的生动凸显及马克思研究的普遍复苏,以哈维、史密斯等左翼思想家在空间生产视域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开创了辩证唯物的不均衡地理发展理论,发现不均衡地理已上升至资本主义存在和运行的结构性条件,成为资本积累及其空间生产的具体前提和结果。具体来讲,作为前提,不均衡地理发展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一种空间机制,为资本循环提供空间基础。作为结果,它是资本生产分工与地理空间交互作用的后果,呈现出层次性和梯度式的空间图景。此外,不均衡地理发展是生产条件和发展水平均衡与分异矛盾运动的统一,呈现出一种动态演变特征,它在资本以更高利润为行动目标的时空运动下得以不断地生成与破碎。长期来看,不均衡地理发展是地理差异“形成—打破—再形成”的动态交替过程,呈现出“差异减小—差异增大—差异再减小—差异再增大”的周期辩证运动。随着新自由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资本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世界各地,诚然,中国也不例外地被卷入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伴随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资本逻辑借助市场化、全球化及分权化逐渐成为型塑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促使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形态表现出新形式和新内容。为此,论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是,假设资本积累的形态演变与不均衡地理表现形态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对称性,且恰是由于不同资本形态的空间转换与历史演替引发了不均衡地理的周期变动。结合生产要素的构成与资本形态的历史演变,将资本主要划分为包括自然和物质形态的资源资本,依托于物质形态的产业资本,及流通后创新而形成的知识资本。基于此,构建资本积累视域下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研究框架。籍此,基于资本历史形态演变从资源基础、产业发展及科技创新方面论证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特征,并以资本再生产视角进行审视,这旨在说明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同资本积累内生的地理差异策略是一致的,并非暗指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全然是资本逻辑作用的结果。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与思考。论文共分为八章。其中,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基于对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与化解的分析提出资本积累的研究视角,并界定了研究对象,梳理研究思路及研究目标。第二章,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本章主要回溯了不均衡地理发展理论的提出、演变及其辩证法的形成,并对有关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的研究进行了概述,寻求有借鉴价值的理论与方法。第三章,资本逻辑视域下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研究框架。本章在论述资本逻辑对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具体影响路径下,构建基于资本循环的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研究框架。第四章,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资源基础。本章通过选取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方面的相关指标,描述东-中和东-西地区生产要素的差异变化特征,以说明生产要素空间分布的历史非均衡性。第五章,中国区域产业资本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以工业企业总产值、工业企业内部产业划分,及工业综合发展水平来表征产业资本生产形态,分析其地区间差异变动特征,以说明产业生产主导下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异化强化特征。第六章,中国区域知识资本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以创新投入产出的单指标,及创新综合发展系统表征知识资本形态,对其地区间差异变动特征进行分析,以说明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再分化作用。第七章,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特征与机理分析。本章对前述产业生产与科技创新的差异变动特征进行综合分析,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识别不同生产要素对地区工业综合发展差异和科技创新能力差异的影响作用,并利用PVAR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差异、工业综合发展差异及科技创新能力差异的交互影响,最后归纳总结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形成机制。第八章,结论与讨论。说明论文研究的不足及可能的创新点,并对今后的研究作出展望。综上所述,从“资源基础—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演变路径来看,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从时序来看,区域产业生产和科技创新差异具有时空交错性,二者的差异变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呈交替地波动上升或下降变化;从形式来看,中国区域间差异逐渐由低层次的生产领域内化为更高层次的科技创新层面。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总体上对不同分位点上的工业综合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均起到正向影响,但其综合效应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PVAR模型显示中国区域差异基于“资源基础—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演变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存在自我强化和循环累积效应,即经济差异、产业发展差异及科技创新差异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和交互作用,三者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否定,而表现为一种相互依赖且递增式的正向累积效应。因此,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形成机制是在生产要素空间分布的历史非均衡性基础上,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生产通过地方化和城市化经济现象对产业地理分工格局的第一次异化强化作用,技术创新对不均衡地理发展格局的第二次再分化效应,及其综合交互作用的结果。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现象的形成与演变契合了资本循环逻辑过程中的差异再造机制,服务于维系资本流通与积累所需的地理空间差异。在此意义上,不均衡地理发展是结构性的,它既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也是社会再生产出的一种空间结构。
张梦龙[9]（2014）在《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何在积极推进高速铁路等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通过改革来创造新的制度红利,实现技术进步和改革创新的协调发展,是一项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铁路改革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行业所提供的物品属性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图从铁路产业特征和运输产品属性出发,研究分析对改革路径有着深层次影响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及相关问题。具体来讲,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通过对我国铁路前期改革的反思,以及国内外相关产业改革经验的考察,论证提出研究铁路改革必须重视行业提供的物品属性,尤其是公共物品属性。我国铁路改革已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继续深化却面临诸多难题,行业属性定位的模糊成为铁路改革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深层原因。作为兼具商业性和公益性的特殊行业,铁路不可能完全市场化,改革的先行步骤是明确基于行业属性分解的市场边界,这也决定着铁路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处理。2、在对铁路产业特征及公共物品属性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公益性与商业性、行政性与市场性、共用性与专用性、公共性与企业性等多个维度对铁路公共物品属性的特殊表现展开研究。从不同侧面重点分析了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存在的若干结构性影响。论证提出在影响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中,基于物品属性的结构是最基础性的。探究铁路改革应当首先致力于解决这些结构层面的问题,建立对铁路改革更加全面和理性的经济分析。3、在对铁路作为一个行业整体上的公共物品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铁路产业内部各具体业务环节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论证提出在探寻铁路改革目标模式与结构特性时应充分考虑以上问题的特殊影响。基于行业属性分解的铁路分类管理与改革、基于公共企业独立运作的运输生产组织结构调整、基于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以及相应的行业管理和政企关系重构,都是公共物品属性视角下铁路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为此,本文试图从容易引起人们忽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一新的视角,从行业所提供物品的属性这一基本维度,来重新认识铁路的性质及对改革的特殊影响,并对其中的主要经济学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建立更具完整意义上的铁路经济和铁路改革分析框架。本文主要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经济学,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共分七章的内容,重点就公共物品理论、铁路产业的公共物品属性构成、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的结构性影响、国外铁路和国内运输业改革中公共物品属性问题的处理等展开讨论,在对如何区分铁路的公益性和商业性、明确政府在铁路中的作用和铁路的市场边界、铁路公企业的运作及相应的政企关系、政府规制和法律环境等整体性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深入到产业内部对铁路产业链各具体业务环节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建立起了对铁路属性的整体认识,构建了一种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结构性影响的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论文的主要论点和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l、在总结国内外经验走向和对我国铁路前期改革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论证提出应当重新明确铁路的属性定位并按属性分解进行分类管理。公益性铁路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铁路,以及公益性运输和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运输的明确区分和分离即“公商分离”,按物品属性对行业进行分类管理、投资、建设和运营,是今后铁路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铁路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基础。2、对铁路产业中普遍存在而又容易受到忽视的市场失灵、市场边界、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正外部性、拥挤性、共用性、市场化指数、可商业化程度、公共物品属性程度、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属性的转化、政府作用、公共企业、特殊法人制度等概念及对铁路改革的结构性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归纳提出“共用经济”这一经济学概念用以分析铁路经济问题,从而构建了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分析框架。3、将“公共中间品”概念引入对铁路的经济分析,改变对铁路轮轨关系和产业组织的传统看法,并深入到铁路产业链内部,对铁路运输业内部特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及基于网络型基础产业共用经济现象一般特性的铁路公共中间品和公共企业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一种基于从“二分法”到“三分法”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模式。4、在对铁路改革中若干结构性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证提出了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的中国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并对其中的“公商分离”、“调度公共化”、“三分法”行业重组、政企关系重建及改革过渡期的政府职能等有关配套改革进行了探讨。应当说,从结构层面来思考和研究铁路改革,需要回答的问题还很多；从物品属性特别是公共物品属性视角来探究铁路经济和铁路改革问题,本文目前做的还只是初步探索,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此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和努力。
杨振宇[10]（2012）在《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用事业是具有公益性的行业，它提供社会成员生产和生活必需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有着某种准公共品性质，社会每一个成员只要付出合理价格就有资格享受，但却又不能通过通常的市场渠道来进行令人满意的分配。负责分配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组织，其市场权力首先来源于自然垄断的效率机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上述组织往往是通过法律制度由政府授予许可证从事准许范围内的经营，其运行性质和特征并不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性质——公有的、私有的、或是混合所有制的。众所周知，公用事业还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是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公用行业涉及供电、燃气、供热、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关系公共服务，影响公众福利，关乎社会利益，肩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使命。而与此相对应的我国公用事业的一个基本现状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合理的竞争机制，这与当前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具体表征为生产经营高度行政化，政企权利边界不清，缺乏制度化的激励约束，条块分割属地垄断，管辖壁垒阻隔，要素流动受限，地区发展差异程度高，资源利用和配置不均衡，普遍服务水平层次参差，产业总体运行绩效有待优化。因而，一个现实的迫切要求是以引入市场机制为目标的公用事业运行体制深层次变革，它既源于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又反过来为之服务。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已经把继续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时期任务，落实到以国企和垄断性行业改革为重点的战略上来。国家明确提出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的宏大目标，具体确定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发展的实施举措。这正是本命题立论的政策背景。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问题，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它承载深化国企和公用行业改革、推动非公经济向垄断领域拓展等多重功能。问题关键在于，在已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基于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竞争，或者说市场的核心要义是竞争机制，那么对应我国公用事业体制缺陷的症结在哪里？要怎么改？或者从更深的层次追问，它的运行机制是如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不相适应，即其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具体矛盾何在？正确回归市场法则的切入点又该如何选择？治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关键要解决什么问题？市场导向改革的根本目标与出路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实践探索不断前行，更要理论回应与启示现实。事实上，我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型以来，竞争性领域市场化改革发展的步伐迅猛，无论是商品或要素环节至今其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竞争领域产品与要素市场日渐发育成熟，无疑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节奏和趋势相适应的，实践表明，这一过程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能否将市场的积极效应扩散延伸到垄断领域，自然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发展的急切诉求。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利用市场调节这一经济的巨大推动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从而充分调动市场机制的优势，发挥市场力量的长处，将市场自主、分散决策和再通过市场协调分散决策的内生禀赋，将竞争机制的正向效应，渗透、辐射、嫁接到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显然，这一过程需要一系列转换技术手段与孵化程序等中间转化环节，简单的模式移植或许会带来水土不服，反而增加改革的试错行程和纠错成本。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一个理论的难题是，公用事业自然垄断的性质怎样与竞争机制有效兼容，即垄断如何实现有效的竞争。探索垄断行业竞争治理模式的命题，具体到我国的公用事业，其市场导向改革还涉及如何找到一种互促互补的协同推进力量，能够有效调和与自然垄断共生的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合意边界等五对矛盾关系。本命题研究旨在借助西方经济学市场理论关于垄断、竞争、规制以及产业组织等分析范式，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点，还原上述相互对立冲突的表象下内在概念与范畴辩证统一的真实逻辑，并且在理论工具的推演与实证的检验下，因应一时一地的具体条件，探索出均衡发展的合意的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路径，增进垄断的有效竞争概念范畴的理性认知，初步构建垄断的竞争治理理论逻辑体系的基本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公用事业市场化经验的国际比较，在还原政策环境、制度差异等现实约束的前提下，揭示了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实质是基于垄断的绩效潜能注入有效竞争机制，从而建构了一个自然垄断的合意市场边界，并最终以效率与福利的改进作检验和评价。概而言之，本文对于推动公用事业改革创新思路形成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核心在于：阐释私有化、泛市场化并非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合理内涵和正确出路，比较公用事业要素市场化同产品（服务）市场化两种不同的市场化实现方式，论证提出产权多元化、民营化、FDI发展模式、跨区域运作、特许经营权竞争等要素市场化是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有效路径。
二、关于推进区域经济民营化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推进区域经济民营化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2）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和组织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1.1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演变 |
| 2.1.2 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 |
| 2.1.3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 2.2 关于科技创新的文献综述 |
| 2.2.1 科技创新的内涵 |
| 2.2.2 科技创新的绩效评价 |
| 2.2.3 科技创新模式 |
| 2.3 关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3.1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关系 |
| 2.3.2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 |
| 2.4 现有文献述评及对论文的启示 |
| 第三章 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 |
| 3.1 科技创新的内涵界定 |
| 3.2 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分析 |
| 3.2.1 支撑高速度增长的传统增长动能式微的态势描述 |
| 3.2.2 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形成条件 |
| 3.2.3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特征 |
| 3.3 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 |
| 3.3.1 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逻辑机理 |
| 3.3.2 支撑机制Ⅰ:基于生产效率的视角 |
| 3.3.3 支撑机制Ⅱ:基于经济结构的视角 |
| 3.3.4 支撑机制Ⅲ:基于发展方式的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评价 |
| 4.1 中国科技创新情况的历史考察 |
| 4.1.1 科技创新指数的测度 |
| 4.1.2 1990-2017年中国科技创新特征事实的基本描述 |
| 4.2 中国科技创新绩效的评价方法和模型的建立 |
| 4.2.1 综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CDEA模型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4.3 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评价分析 |
| 4.3.1 科技创新投入对科技创新产出的效率评价 |
| 4.3.2 科技创新系统的阶段效率评价 |
| 4.3.3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评价 |
| 4.4 近年来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产效率视角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分析 |
| 5.1 科技创新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理论逻辑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2.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5.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全国面板数据回归 |
| 5.3.2 区域面板数据回归 |
| 5.3.3 经验解释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结构视角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分析 |
| 6.1 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 |
| 6.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2.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6.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全国面板数据回归 |
| 6.3.2 地区面板数据回归 |
| 6.3.3 经验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发展方式视角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分析 |
| 7.1 科技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机制 |
| 7.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2.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7.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全国面板数据回归 |
| 7.3.2 地区面板数据回归 |
| 7.3.3 经验解释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以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1 模式转型 |
| 8.1.1 模式转型的主要思路 |
| 8.1.2 “一体”——国家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8.1.3 “两翼”——中心城市与产业转型升级合纵 |
| 8.1.4 “三方”——“研—产—区”三方联动机制 |
| 8.1.5 “四协同”——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市场的充分融合对接 |
| 8.2 路径转型 |
| 8.2.1 路径转型的主要思路 |
| 8.2.2 科技创新主体的转型 |
| 8.2.3 科技创新任务的转型 |
| 8.3 政策转型 |
| 8.3.1 政策转型的主要思路 |
| 8.3.2 创新政策转型 |
| 8.3.3 产业政策转型 |
| 8.3.4 财税政策转型 |
| 8.3.5 金融政策转型 |
| 8.3.6 人才政策转型 |
| 8.3.7 对外政策转型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9.1 结论 |
| 9.2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附录 :CDEA模型求解程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4）省域市场化水平差异视角下国有资本区域布局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 可能的创新点和难点 |
| 1.3.1 可能的创新点 |
| 1.3.2 本文的难点及解决方案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及评述 |
| 2.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从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 |
| 2.1.3 内生增长理论 |
| 2.2 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
| 2.2.1 凯恩斯主义理论 |
| 2.2.2 新凯恩斯主义 |
| 2.3 产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 |
| 2.3.1 产权的界定 |
| 2.3.2 所有制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综述 |
| 2.4 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资本比重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综述 |
| 2.4.1 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比重的界定 |
| 2.4.2 对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研究综述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 |
| 3.1 基本假设 |
| 3.2 求解 |
| 3.3 结论与假说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 4.1 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选择 |
| 4.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4.3 基准回归 |
| 4.4 内生性检验 |
| 4.5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 4.6 稳健性检验 |
| 4.7 拓展分析 |
| 4.7.1 对国有资本比重的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门槛效应的一个解释 |
| 4.7.2 对国有资本区域布局现状的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逻辑、冲突、动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产生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本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2 理论研究视角综述与现实价值 |
| 2.2.1 合作治理理论 |
| 2.2.2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
| 2.2.3 合作悖论与合作冲突 |
| 2.3 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理论意蕴 |
| 2.3.1 理论内涵 |
| 2.3.2 理论分析框架 |
| 第3章 历史逻辑:中外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模式演进 |
| 3.1 国外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变迁 |
| 3.1.1 自由放任时期 |
| 3.1.2 国家干预时期 |
| 3.1.3 分权化改革时期 |
| 3.1.4 合作治理时期 |
| 3.2 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变迁 |
| 3.2.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单一主体供给时期 |
| 3.2.2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时期 |
| 3.3 合作治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演进的历史逻辑 |
| 第4章 实践逻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与合作治理 |
| 4.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问卷调查方案设计 |
| 4.2 Cronbach信度分析 |
| 4.3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调查样本的客观特征 |
| 4.3.1 区域特征 |
| 4.3.2 群体特征 |
| 4.4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现状分析 |
| 4.4.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概况 |
| 4.4.2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冲突问题 |
| 4.5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的问题表现 |
| 4.5.1 不同性别居民间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 |
| 4.5.2 不同年龄居民间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 |
| 4.5.3 不同户籍居民间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 |
| 4.5.4 不同学历居民间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 |
| 4.5.5 不同收入居民间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 |
| 4.6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问题的诱因分析 |
| 4.6.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单一化 |
| 4.6.2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定位模糊 |
| 4.6.3 不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均等 |
| 4.7 合作治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的有效应对措施 |
| 第5章 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要素与关系 |
| 5.1 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主体要素 |
| 5.1.1 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 |
| 5.1.2 基层政府及相关部门 |
| 5.1.3 社区居委会与基层党组织 |
| 5.1.4 文化事业单位 |
| 5.1.5 文化企业 |
| 5.1.6 社区非政府组织 |
| 5.1.7 社区文化骨干及普通居民 |
| 5.1.8 第三方评估机构 |
| 5.2 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客体要素 |
| 5.2.1 文化设施或机构类 |
| 5.2.2 文化活动类 |
| 5.3 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主体关系网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中的合作悖论 |
| 6.1 合作治理与合作悖论 |
| 6.2 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悖论的问题表现 |
| 6.2.1 中央及地方政府与区级政府间的合作悖论 |
| 6.2.2 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间的合作悖论 |
| 6.2.3 社区居委会与私人部门间的合作悖论 |
| 6.2.4 社区居委会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悖论 |
| 6.3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主体间合作悖论的诱因分析 |
| 6.3.1 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政策空传等政策执行偏差 |
| 6.3.2 基层领导干部的合作治理能力与创新能力不足 |
| 6.3.3 信息黑箱造成治理主体间协商共识的短期性 |
| 6.3.4 权力不平衡与信任困境造成合作治理的形式化 |
| 6.3.5 资金、人才短缺造成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能力不足 |
| 6.3.6 碎片化的住宅格局造成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短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动力要素 |
| 7.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个案比较 |
| 7.1.1 比较个案研究方法 |
| 7.1.2 比较个案的样本选择与调查 |
| 7.1.3 比较个案研究结果: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动力要素 |
| 7.2 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动力要素检验 |
| 7.2.1 测量项与调查样本选择 |
| 7.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7.2.3 调查样本的客观特征 |
| 7.2.4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动力要素的因子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制度选择 |
| 8.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制度类型划分 |
| 8.1.1 合同制(Contracting out form) |
| 8.1.2 非合同制 |
| 8.2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非合同制合作供给的优势 |
| 8.2.1 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
| 8.2.2 文化组织的独立性 |
| 8.2.3 管理机制的规则化 |
| 8.2.4 供给机制的弹性化 |
| 8.3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非合同制”合作供给制度的风险 |
| 8.3.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碎片化 |
| 8.3.2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长效性危机 |
| 8.3.3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民主价值危机 |
| 8.3.4 多元文化机构间关系的协调困境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制度驱动 |
| 9.2.2 组织驱动 |
| 9.2.3 人才驱动 |
| 9.2.4 过程驱动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现状的调查问卷 |
| 附录 B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深度访谈提纲 |
| 附录 C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各测量项与供需一致性的相关性分析数据表 |
| 附录 D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动力要素的调查问卷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发表的论文 |
| 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6）河北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方法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 |
| 2.1.1 高速公路定义 |
| 2.1.2 高速公路运营公司属性及特征 |
| 2.1.3 高速运营管理模式内涵 |
| 2.2 运营管理相关理论 |
| 2.2.1 运营管理理论 |
| 2.2.2 经营战略理论 |
| 2.2.3 组织理论 |
| 第三章 河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概述 |
| 3.1 河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历史演变 |
| 3.2 河北现行高速公路运营管理组织架构 |
| 3.3 河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基本特征 |
| 3.3.1 多类模式交杂,处在初级融合的阶段 |
| 3.3.2 多类项目同时推进,处在建设的高峰期 |
| 3.3.3 多个窗口对外服务,处在竞争舆论压力爆发阶段 |
| 3.3.4 涉及了多种产业,由单一产业支撑的阶段 |
| 3.4 河北省高速公路两种运营管理模式的对比分析 |
| 3.4.1 所有制性质的不同 |
| 3.4.2 组织架构的不同 |
| 3.4.3 两种运营管理模式企业文化逐渐趋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河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
| 4.1 河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状况调查 |
| 4.1.1 高管局以及项目办模式 |
| 4.1.2 开发中心管理模式 |
| 4.2 河北高速公路现行运营模式 |
| 4.3 河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
| 4.3.1 政府职能定位不清晰 |
| 4.3.2 合作治理模式失效 |
| 4.3.3 政府管理能力薄弱 |
| 4.3.4 后续政策无法预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内外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借鉴及启示 |
| 5.1 国外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借鉴 |
| 5.1.1 美国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借鉴 |
| 5.1.2 日本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借鉴 |
| 5.1.3 法国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借鉴 |
| 5.1.4 国外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借鉴 |
| 5.2 国内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介绍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河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优化对策 |
| 6.1 准确定位政府角色 |
| 6.1.1 纠正政府出现的观念偏差 |
| 6.1.2 政府的管理职能实施改革 |
| 6.1.3 重新准确定位政府的管理职能 |
| 6.2 加快建设完善配套监管体系 |
| 6.2.1 完善高速公路的法律法规 |
| 6.2.2 完善政府的监管职能 |
| 6.2.3 政府需要维持公共政策的连贯性 |
| 6.3 逐步完善合作治理模式 |
| 6.3.1 重新塑造合作治理模式必要性 |
| 6.3.2 把日常运营委托给专业化管理企业 |
| 6.3.3 合作治理项目运营期收益的调节机制 |
| 6.4 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建设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政企关系视域下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及框架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 |
| 1.1 概念释义 |
| 1.1.1 铁路行业 |
| 1.1.2 治理结构 |
| 1.1.3 铁路行业治理结构 |
| 1.2 理论工具 |
| 1.2.1 治理理论 |
| 1.2.2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1.2.3 公共物品理论 |
| 1.2.4 政府规制理论 |
| 1.2.5 委托代理理论 |
| 1.2.6 理论工具在铁路行业的适用 |
| 1.3 分析框架 |
| 1.3.1 我国铁路行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三域”划分 |
| 1.3.2 我国铁路行业外部治理结构的“四维”关系 |
| 1.4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政企关系: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审视角度 |
| 2.1 政企关系的意涵 |
| 2.1.1 政企关系的内涵释义 |
| 2.1.2 政企关系的类型划分 |
| 2.1.3 政企关系的转换形态 |
| 2.1.4 政企关系的影响要素 |
| 2.2 我国政企关系转型发展的历史变迁 |
| 2.2.1 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管制型”的政企关系 |
| 2.2.2 改革开放初期“间接引导型”的政企关系 |
| 2.2.3 体制转轨期“统分结合型”的政企关系 |
| 2.2.4 改革深化期“寻求平衡型”的政企关系 |
| 2.2.5 深度转型期“协作互助型”的政企关系 |
| 2.2.6 我国政企关系转型调整的内在规律 |
| 2.3 政企关系转换视域下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的发展演进 |
| 2.3.1 政企合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铁路的高度管制 |
| 2.3.2 政企分离:计划向市场转轨阶段铁路发展的过渡模式 |
| 2.3.3 政企分开:市场经济体制下铁路行业的现实状态 |
| 2.4 政企分开后铁路行业治理面临的重大契机 |
| 2.4.1 赋予铁路深改全新制度保障 |
| 2.4.2 加速铁路行业转型升级 |
| 2.4.3 凸显政企分开对铁路发展的激励效应 |
| 2.4.4 促进铁路行业治理环境更趋制度化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变迁 |
| 3.1 基于对铁路运输企业经营活力的有效激发:1978-1999年 |
| 3.1.1 铁路行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尝试 |
| 3.1.2 实行全面承包为主的经济责任制的改革尝试 |
| 3.1.3 地方铁路企业公司制改革的初体验 |
| 3.1.4 首次启动铁道部机构改革 |
| 3.1.5 施行“资产经营责任制” |
| 3.2 基于对铁路行业管理体制的改良优化: 2000-2007年 |
| 3.2.1 “网运分离”、“主辅分离”的改革试点 |
| 3.2.2 撤销铁路分局扁平组织结构 |
| 3.2.3 铁路全行业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 |
| 3.3 基于对铁路安全责任事故的深度反思:2008-2012年 |
| 3.3.1 透视两起特大铁路责任事故的原因 |
| 3.3.2 铁路安全责任事故引发的负面影响 |
| 3.4 基于对实现铁路行业政企分开的纵深推进:2013-至今 |
| 3.4.1 铁路行业完成组织形态的政企分开 |
| 3.4.2 高速铁路迎来新一轮发展黄金期 |
| 3.4.3 中国铁路“走出去”战略落地 |
| 3.4.4 铁路投融资体制持续优化 |
| 3.4.5 铁路企业公司制改革循序铺开 |
| 3.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行业转型发展述评 |
| 第四章 政企关系重构对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 |
| 4.1 重塑铁路行业治理理念 |
| 4.1.1 实施行业分类优化 |
| 4.1.2 有效引入市场竞争 |
| 4.1.3 坚持立法规制导向 |
| 4.1.4 保持渐进稳妥步调 |
| 4.2 建构铁路行业治理目标 |
| 4.2.1 形成有中国特色和体制优势的铁路行业治理体系 |
| 4.2.2 建立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铁路运输服务体系 |
| 4.2.3 推进全方位深层次的政企分开 |
| 4.2.4 坚持和完善党对铁路行业的绝对领导 |
| 4.3 明确铁路行业治理原则 |
| 4.3.1 铁路国有的原则 |
| 4.3.2 先行先试的原则 |
| 4.3.3 保持公益的原则 |
| 4.3.4 循序渐进的原则 |
| 4.4 衡量铁路行业治理效能的价值维度 |
| 4.4.1 党政善治是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价值取向 |
| 4.4.2 行业自治是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 |
| 4.4.3 厉行法治是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制度保障 |
| 4.4.4 多元共治是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 |
| 4.5 完善铁路行业治理的现实意义 |
| 4.5.1 针对现实问题和改革呼声的有力回应 |
| 4.5.2 优化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必然要求 |
| 4.5.3 适应高速铁路快速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 |
| 第五章 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现实审视 |
| 5.1 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的实证分析 |
| 5.1.1 行业指标保持领先 |
| 5.1.2 铁路发展质效显着 |
| 5.1.3 基于SWOT分析的中国铁路发展形势 |
| 5.2 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失衡的问题分析 |
| 5.2.1 铁路行业宏观治理模式转型不畅 |
| 5.2.2 铁路行业中观治理结构主体缺失 |
| 5.2.3 铁路行业微观治理行为无序失范 |
| 5.3 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运行阻滞的原因分析 |
| 5.3.1 体制羁绊:政企关系难以实然分开 |
| 5.3.2 功能制约:僵化的财务清算模式抑制企业成长 |
| 5.3.3 执行壁垒:铁路投融资机制改革优化受阻 |
| 5.3.4 现实瓶颈:铁路行业产权关系界定不清 |
| 第六章 铁路行业治理结构改良优化的经验引介 |
| 6.1 铁路行业治理结构改良的宏观模式 |
| 6.1.1 英国、瑞典的“网运分离”模式 |
| 6.1.2 日本的“区域公司”模式 |
| 6.1.3 美国的“平行线”模式 |
| 6.1.4 德国的“民营化”模式 |
| 6.1.5 俄罗斯的“渐进式”模式 |
| 6.2 铁路行业治理结构优化的微观案例 |
| 6.2.1 “调度公共化”导向下的铁路运输生产组织结构 |
| 6.2.2 “朔黄铁路”的管理体制创新 |
| 6.2.3 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运营模式 |
| 6.3 铁路行业治理结构改良优化的经验启示 |
| 6.3.1 立足本国国情,凸显铁路特色 |
| 6.3.2 深化政企分开,科学厘定权责 |
| 6.3.3 注重法治先行,依靠政府支持 |
| 6.3.4 理顺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 |
| 第七章 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完善的路径依归 |
| 7.1 深入推进政企分开,促进铁路行业职能专业化 |
| 7.1.1 科学厘定政企权责,合理规范履职范围 |
| 7.1.2 保持铁路公益属性,推进政府职能回归 |
| 7.1.3 准确区分属性差异,有序实现“公商分离” |
| 7.1.4 创新铁路规制模式,提升行业规制实效 |
| 7.2 明确铁路国家所有权,推动铁路行业政策规范化 |
| 7.2.1 阐明内涵要义,准确把握铁路行业的国有属性 |
| 7.2.2 组建专门机构,加强铁路国家所有权政策的顶层设计 |
| 7.2.3 推进协同联动,完善铁路国家所有权政策的保障机制 |
| 7.3 厘清铁路产权关系,实现铁路行业产权多元化 |
| 7.3.1 明晰铁路行业内部产权关系 |
| 7.3.2 优化铁路行业产权安排 |
| 7.3.3 形塑铁路行业多元产权格局 |
| 7.4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速铁路行业运营市场化 |
| 7.4.1 下放核心权力,赋予铁路企业主体地位 |
| 7.4.2 优化财务清算模式,拓宽铁路投融资渠道 |
| 7.4.3 循序放松价格管制,发挥价格机制正面功效 |
| 7.4.4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优质资产股改上市 |
| 7.5 提升制度供给能力,推进铁路行业治理制度化 |
| 7.5.1 强化铁路行业激励约束机制 |
| 7.5.2 建立铁路行业利益协调机制 |
| 7.5.3 完善铁路行业公益补偿机制 |
| 7.6 全面加强法治建设,保障铁路行业规制法治化 |
| 7.6.1 尽快启动铁路基本法的专项修改 |
| 7.6.2 加强配套法规的协同配合 |
| 7.6.3 拟定针对高铁的专门法规 |
| 7.6.4 推进铁路公安机关管理机制改革 |
|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资本循环逻辑视域下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化背景下的多维不均衡地理发展 |
| 1.1.2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中国不均衡的空间生产 |
| 1.1.3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不均衡发展的新形式 |
| 1.1.4 “一带一路”的空间生产实践 |
| 1.2 问题提出 |
| 1.2.1 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
| 1.2.2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化解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对象划分 |
| 1.4.2 数据来源说明 |
| 1.5 主要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资料检索法 |
| 1.5.2 理论分析归纳法 |
| 1.5.3 数理统计分析 |
| 1.6 研究思路 |
| 第2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不均衡地理发展概念 |
| 2.2 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理论缘起 |
| 2.3 理论溯源 |
| 2.3.1 资本积累与不均衡地理发展 |
| 2.3.2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与不均衡地理发展 |
| 2.3.3 列宁帝国主义论与不均衡地理发展 |
| 2.3.4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均衡地理发展 |
| 2.4 空间生产与不均衡地理发展 |
| 2.4.1 空间的历史 |
| 2.4.2 空间的商品化 |
| 2.4.3 空间生产的提出 |
| 2.4.4 当代资本积累的空间生产 |
| 2.5 不均衡地理发展辩证法的形成 |
| 2.5.1 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
| 2.5.2 不均衡地理发展的辩证统一 |
| 2.6 资本逻辑作用下不均衡地理发展理论形成的概述 |
| 2.7 国内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相关研究 |
| 2.7.1 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多尺度研究 |
| 2.7.2 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形成机制 |
| 第3章 资本积累循环视域下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研究框架 |
| 3.1 相关理论基础 |
| 3.1.1 产品周期理论 |
| 3.1.2 梯度推移理论 |
| 3.1.3 经济空间分异的新经济地理学解释 |
| 3.2 资本积累逻辑作用下不均衡地理形成路径 |
| 3.2.1 资本积累的“三循环”理论 |
| 3.2.2 资本积累的“跷跷板”运动理论 |
| 3.2.3 不均衡地理差异化与均等化过程的辩证统一 |
| 3.3 资本循环视域下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研究框架 |
| 第4章 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资源基础 |
| 4.1 资源的含义 |
| 4.2 资本生产的资源前提 |
| 4.3 区域特定方向差异指数(PDI指数) |
| 4.4 中国自然资源优势度的差异状况 |
| 4.5 中国社会经济资源的差异变动 |
| 4.5.1 人口资源的差异 |
| 4.5.2 初始投资的差异 |
| 4.5.3 储蓄率的差异变动 |
| 4.5.4 区域政策实施的差异 |
| 4.6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区域产业资本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 |
| 5.1 资本分工与不均衡地理发展 |
| 5.1.1 资本分工与劳动分工的一致性 |
| 5.1.2 资本分工对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影响 |
| 5.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区域工业产业资本发展差异的时空变化 |
| 5.3.1 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发展程度日益提高 |
| 5.3.2 工业总体资本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 |
| 5.3.3 国有化工业资本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 |
| 5.3.4 非国有化工业资本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 |
| 5.4 工业产业内部各产业资本生产差异均先增后降 |
| 5.5 地区工业资本生产综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 |
| 5.5.1 工业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
| 5.5.2 工业资本生产综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 |
| 5.6 中国区域工业资本生产差异缩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6.1 区域发展战略绩效的显现 |
| 5.6.2 产业转移的推进 |
| 5.6.3 外商投资的增加 |
| 5.6.4 基础设施的完善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区域知识资本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 |
| 6.1 科技创新对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影响 |
| 6.2 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
| 6.2.1 研究方法 |
| 6.2.2 数据选取与来源 |
| 6.3 地区经费投入强度差异的时空演变 |
| 6.3.1 经费投入强度差异呈先平稳后抬升变化 |
| 6.3.2 经费投入强度自东向西不断减弱 |
| 6.4 地区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差异的时空演变 |
| 6.4.1 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差异不断扩大 |
| 6.4.2 研发人员投入强度由东向西不断减弱 |
| 6.5 地区研发产出差异的时空演变 |
| 6.5.1 区域专利申请量差异的时间变化 |
| 6.5.2 专利申请量的空间分异特征 |
| 6.6 地区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差异的时空特征 |
| 6.6.1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6.2 科技创新投入能力差异持续分化 |
| 6.6.3 科技创新产出能力差异日益扩大 |
| 6.6.4 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差异波动递减 |
| 6.6.5 科技创新扩散能力差异波动上升 |
| 6.6.6 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差异持续扩大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特征与机理分析 |
| 7.1 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的时空交错演变特征 |
| 7.2 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的要素驱动特征 |
| 7.2.1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
| 7.2.2 区域工业综合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2.3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3 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的响应特征 |
| 7.3.1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
| 7.3.2 经济差异对工业发展与创新能力差异的响应分析 |
| 7.4 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景观的形成机理 |
| 7.4.1 自然资源地理分布差异与社会经济要素历史非均衡的分化机制 |
| 7.4.2 产业生产作用下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异化强化机制 |
| 7.4.3 知识经济背景下技术创新的再分化机制 |
| 7.4.4 “资源基础—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循环因果作用机制 |
| 7.5 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建议与思考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结论 |
| 8.2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论文选题的意义和背景 |
| 1.1.1 实践层面 |
| 1.1.2 理论层面 |
| 1.2 基于现象的问题提出 |
| 1.2.1 前期铁路改革的思考 |
| 1.2.2 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影响 |
| 1.2.3 相关问题的前期研究成果述评与继续研究的空间 |
| 1.3 基本概念、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 |
| 1.3.1 有关概念的界定 |
| 1.3.2 本文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的主要思路 |
| 2 公共物品理论文献综述 |
| 2.1 公共物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2.1.1 公共物品理论的早期思想和初步形成 |
| 2.1.2 公共物品理论的建立和发展 |
| 2.1.3 公共物品理论的新发展及研究前沿 |
| 2.1.4 公共物品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运用 |
| 2.2 公共物品的内涵、特征与分类理论 |
| 2.2.1 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 |
| 2.2.2 公共物品的定义和特征 |
| 2.2.3 公共物品的分类 |
| 2.2.4 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及其纠正 |
| 2.3 公共物品供给与公共投资理论 |
| 2.3.1 公共物品市场供给不足的经济学根源 |
| 2.3.2 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逻辑起点和原因 |
| 2.3.3 公共领域的边界及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
| 2.3.4 公共投资与公共财政 |
| 3 铁路产业特征及公共物品属性构成分析 |
| 3.1 铁路产业特征 |
| 3.1.1 铁路运输产品的一般特性 |
| 3.1.2 铁路产业的一般经济属性 |
| 3.2 铁路产业的公共物品属性 |
| 3.2.1 铁路产业公共物品属性的若干表现 |
| 3.2.2 铁路产业内公共物品属性的差异性 |
| 3.2.3 铁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属性的相互转化 |
| 3.3 高速铁路的产品属性 |
| 3.3.1 高速铁路的一般特性 |
| 3.3.2 高速铁路公共物品属性的特殊表现 |
| 4 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的影响分析 |
| 4.1 公益性对铁路行业定位及可商业化程度的影响 |
| 4.1.1 我国铁路行业属性定位的现状分析 |
| 4.1.2 公共物品属性视角下铁路公益性的表现 |
| 4.1.3 铁路拥挤性程度对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影响 |
| 4.1.4 铁路可商业化程度的判定及融资模式选择 |
| 4.2 行政性对铁路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的影响 |
| 4.2.1 运输业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指数与供给方式 |
| 4.2.2 “政府失灵”的影响及铁路投资的合理规模 |
| 4.2.3 政府职能回归与明确铁路市场边界的意义 |
| 4.2.4 公共物品属性要求与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关系 |
| 4.3 共用性对铁路纵向关系调整及行业重组的影响 |
| 4.3.1 运输业普遍存在的共用品和公共中间品现象 |
| 4.3.2 共用经济的获取及铁路公共中间品独立完整运作的意义 |
| 4.3.3 俱乐部物品的经济分析及对铁路的启示 |
| 4.3.4 公共中间品因素对铁路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 |
| 4.4 公共性对铁路企业行为及法人制度的影响 |
| 4.4.1 公共企业的界定、特征和类型 |
| 4.4.2 铁路公共性和企业性的双重属性 |
| 4.4.3 铁路公共物品属性的程度及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
| 4.4.4 我国铁路公共企业的特性及相应的制度安排 |
| 5 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的国内外相关产业改革经验与借鉴 |
| 5.1 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的国外铁路改革分析 |
| 5.1.1 国外铁路改革的基本情况 |
| 5.1.2 改革中对公共物品属性问题的处理 |
| 5.2 日本铁路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
| 5.2.1 日本铁路改革的背景 |
| 5.2.2 日本铁路改革的目标、步骤和对公共物品属性问题的处理 |
| 5.2.3 日本铁路改革后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辨析 |
| 5.3 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的我国其他运输业改革探析 |
| 5.3.1 公路 |
| 5.3.2 航运 |
| 5.3.3 民航 |
| 5.3.4 城市交通 |
| 6 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结构性影响的我国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研究 |
| 6.1 “公商分离”：行业属性分解的铁路改革分析 |
| 6.1.1 公益性与商业性分离的分类改革探索 |
| 6.1.2 铁路前期改革蕴藏的“公商分离”初步实践 |
| 6.1.3 铁路“公商分离”改革的基本内容 |
| 6.1.4 铁路商业性环节引入竞争的路径选择 |
| 6.2 “调度公共化”：基于公共企业独立运作的铁路运输生产组织结构 |
| 6.2.1 “调度公共化”的可行性分析 |
| 6.2.2 “调度公共化”的案例及启示 |
| 6.2.3 “调度公共化”与企业自给调度的比较和演化 |
| 6.2.4 基于“调度公共化”的铁路运输生产组织结构调整 |
| 6.3 “三分法”：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模式 |
| 6.3.1 基于产业链和轮轨关系的铁路纵向关系 |
| 6.3.2 基于产业链共用性谱系的铁路“三分法”纵向关系 |
| 6.3.3 基于“三分法”的铁路公共企业的组建及运作 |
| 6.3.4 基于“三分法”的基础设施、运输和其他企业的组建及运作 |
| 6.4 公共物品属性视角下的铁路行业管理架构 |
| 6.4.1 “建营分开”的铁路行业管理职能划分 |
| 6.4.2 铁路规制机构设置的新要求 |
| 6.4.3 改革过渡期的政府职能 |
| 6.4.4 相关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
| 7 结论 |
| 7.1 本文的主要工作、基本结论和主要贡献 |
| 7.1.1 本文的主要工作 |
| 7.1.2 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 |
| 7.1.3 本文的主要贡献 |
| 7.2 本文的创新点与有关建议 |
| 7.2.1 本文的创新点 |
| 7.2.2 有关建议 |
| 7.3 本文存在的不足及尚未解决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学术构想与理论难点分析 |
| 第一章 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逻辑基石：垄断理论综述 |
| 第一节 西方经济学垄断-规制理论演进脉络 |
| 一、 西方市场理论的垄断与竞争之争 |
| 二、 西方规制经济理论嬗变的轨迹 |
| 三、 可竞争市场理论和有效竞争概念下的竞争治理转向 |
| 四、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公用事业私有化 |
| 第二节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对自然垄断运行机理的分析 |
| 一、 自然垄断的网络性、资产专用和可转移性 |
| 二、 自然垄断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
| 三、 自然垄断的沉淀成本与进退壁垒 |
| 四、 自然垄断的可维续性与潜在竞争者进入管制 |
| 五、 公用事业市场化定价及价格管制 |
| 六、 公用事业公营化与私营化的迭代 |
| 第三节 西方理论的逻辑启示 |
| 一、 垄断的市场化逻辑 |
| 二、 西方理论的启示 |
| 第二章 公用事业运营管制及改革的国际经验比较探索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和地区公用事业运行规制模式及其演变 |
| 一、 英美全面私有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
| 二、 日本规制与竞争并存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
| 三、 法国特许经营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
| 四、 德国、瑞典等福利国家公营主导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
| 五、 香港公用事业高效商业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二节 工业化及发展中国家公用事业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
| 一、 改革的成功经验 |
| 二、 改革的失败教训 |
| 第三节 国外公用事业运行及改革实践的比较与探索 |
| 一、 国外运行、改革模式比较 |
| 二、 国外经验借鉴与探索 |
| 第三章 中国公用事业运行的体制现状及其垄断特征 |
| 第一节 我国公用事业运营体制及监管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 计划配置模式的体制沿革及其向市场配置过渡的趋势 |
| 二、 我国公用事业运营监管体系与政策思路的演变 |
| 第二节 我国公用事业自然垄断运行特征的表现形式 |
| 一、 国资单一产权结构与资本要素进入屏障 |
| 二、 属地割据的行政垄断与区域渗透壁垒 |
| 三、 纵向一体化与生产输送系统匹配性效率 |
| 第三节 垄断经营方式对我国公用事业运行绩效的影响机制 |
| 一、 规模经济效应与垄断集中的效率 |
| 二、 行政垄断与普遍服务的福利保障 |
| 第四章 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组织运动的市场化改革总趋向 |
| 一、 自然垄断国企市场主体地位的理性复归 |
| 二、 竞争行业市场化改革经验及其延伸 |
| 三、 市场化改革在自然垄断领域拓展的结合点 |
| 第二节 利益约束与企业治理的制度缺陷 |
| 一、 政企权能边界的产权关系问题 |
| 二、 资产形成机制的瓶颈制约问题 |
| 三、 权利配置监督的公司治理问题 |
| 四、 区域分割垄断的要素流动问题 |
| 第三节 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内生动力 |
| 一、 自然垄断国企盈利与社会效率 |
| 二、 市场结构优化与产业竞争力升级 |
| 三、 企业利益与普遍服务供给社会化 |
| 第四节 改革目标与实现方式的多维度、综合性视角 |
| 一、 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与有效竞争机制创设 |
| 二、 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与多元目标体系构筑 |
| 三、 绩效导向与“泛市场化”理论误区评析 |
| 第五节 运行机制悖论：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需调和五对矛盾 |
| 一、 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 |
| 二、 垄断因素与竞争机制的冲突与兼容 |
| 三、 国有成分与民营经济“进退”的合意度量 |
| 四、 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价值目标的两难选择 |
| 五、 外国资本控制与民族产业保护的利弊权衡 |
| 第五章 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路径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指向 |
| 一、 自然垄断适度集中与适度竞争的均衡过程 |
| 二、 公用事业产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的抉择 |
| 第二节 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产权路径 |
| 一、 产权多元化与要素配置市场化的效率机制 |
| 二、 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治理改善 |
| 三、 所有权分散与经营权集中的制度效率 |
| 第三节 公用事业民营化 |
| 一、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现实背景 |
| 二、 民营化的实现方式及其效率机制 |
| 三、 民营化的存在问题、对策与出路 |
| 第四节 外资并购 FDI 模式 |
| 一、 公用事业 FDI 发展模式的效率机制 |
| 二、 FDI 对公用事业生产力的改进作用 |
| 三、 FDI 下开放经济的创新效益 |
| 第五节 公用事业跨区域运作与市场整合 |
| 一、 跨区域兼并的要素市场化与有效竞争 |
| 二、 大规模一体化兼并整合对效益的改进 |
| 三、 市场整合下的产业区域协同效应 |
| 第六节 特许经营权竞争与区域间比较竞争的机制设计 |
| 一、 特许经营权竞标制度理论与实践探索 |
| 二、 区域间比较竞争制度理论与实践探索 |
| 三、 经营契约监督下公用事业的定价管制与听证制度 |
| 四、 BOT 和 TOT、以及托管运营等竞争性特许模式 |
| 第七节 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一、 结论 |
| 二、 政策启示与展望 |
| 第六章 案例分析：中国水务行业市场导向改革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水务产业外资并购与民营化的实践探索 |
| 一、 我国水务产业发展现状 |
| 二、 我国水务行业外资并购与民营化模式考察 |
| 三、 我国水务业市场导向改革的政策绩效及前景 |
| 第二节 深圳水务企业市场导向改革案例分析 |
| 一、 跨国并购下的产权多元化改革 |
| 二、 改革前后企业经济运行绩效对比分析 |
| 三、 异地兼并跨区域整合的市场绩效 |
| 四、 改革后经营理念、服务、技术与管理创新的变化 |
| 五、 优化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与改革的前景目标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 附件 |
四、关于推进区域经济民营化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2]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梁炜. 西北大学, 2020(07)
- [3]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4]省域市场化水平差异视角下国有资本区域布局优化研究[D]. 孙梓淳. 兰州大学, 2020(01)
- [5]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逻辑、冲突、动力[D]. 胡艳蕾. 天津大学, 2019(01)
- [6]河北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模式研究[D]. 刘浩. 长安大学, 2019(07)
- [7]政企关系视域下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研究[D]. 刘宇. 山东大学, 2019(09)
- [8]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资本循环逻辑视域下的审视[D]. 李在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9]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D]. 张梦龙. 北京交通大学, 2014(07)
- [10]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研究[D]. 杨振宇. 武汉大学, 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