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丛林里挣扎的年轻艺术家——评析《我的光辉生涯》中的女主人公形象（论文文献综述）
陈晓雅[1]（2021）在《日本导演三谷幸喜电影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日本新电影运动”作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具影响力的独立电影浪潮运动,为日本新生代导演提供了自由宽泛的创作条件,推动了日本影坛的发展与革新。日本影坛涌现出一大批新锐导演,他们各有特色,各显千秋、具有鲜明的反叛意识和创新精神,三谷幸喜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极具叛逆色彩和创新胆量的探索者,他不断地摸索并转换,将自己在舞台剧上的叙事手法、舞台设置、幕场调度等以创新方式转换成具有特色的影像建构和形式表达。三谷幸喜的喜剧类型片是在新时代日本影坛内极具个性化和主观色彩的表达,同时又以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娱乐方式宣泄对社会现代化的愤懑与讽刺,从社会矛盾与人文关怀中影射日本后工业时代下平凡市井小民的生存处境和人生价值。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日本导演三谷幸喜,研究文本是三谷幸喜的所有电影作品。本文采用理论与作品相结合阐述的方法探析三谷幸喜导演电影作品的主题、艺术特色、影像风格、视听手段、叙事策略、空间隐喻等方面内容。本文的研究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在日本新生代导演的历史语境下概述三谷幸喜的创作轨迹,探析他日式喜剧类型片和互文性创作风格。第二章从多重维度出发分析电影主题以及日本传统民族精神的影像表达。第三章从电影叙事角度出发解析三谷幸喜电影独特的叙事策略,解读其群像人物塑造手法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效应。第四章从视听语言的运用和电影空间设置两方面解析情感表达、从多样艺术形式在三谷幸喜中的和谐共生的创作经验中阐述其融合性的创作手法,探究这种借鉴好莱坞类型片、深入本民族精神、挖掘现实意义、中和多样艺术形式的融合性独特创作经验对中国类型电影的借鉴意义。
方汉[2]（2021）在《不同国籍导演视阈下的越南题材电影创作特色研究》文中指出越南电影事业自诞生以来（19世纪末——至今）历经百年的风雨洗礼,其发展历程与越南近代国家历史息息相关。纵观整个越南电影发展史,有关越南电影的创作主要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创作群体:其一为土生土长的本土导演立足本民族文化身份为越南电影的真实性抒写民族的苦难悲痛;其二为海外越裔导演夹杂本土与异国的双重身份表达自身对祖国越南的瑰丽想象与密切关注;其三为美法战争殖民背景下好莱坞外籍导演以“他者”的身份视角对越南题材电影建构的异国风情。基于三种不同的文化身份,组成了当代越南电影中三种风格迥异的电影文化。本文以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理论为指导,以越南题材电影为研究重点,力求揭示出当下越南题材电影在不同导演的创作群体中展现出不同的创作特色。论文分为以下部分:第一章越南电影发展概述。本章通过对越南电影发展历史作简要梳理,研究发现:越南电影从诞生到发展的过程中混杂着三种不同的导演群体,三种不同的电影创作者隶属于三种不同的文化身份,合力形成一个“复杂多样”的越南题材电影形象。从而开始分别论述三种不同创作主体的越南题材电影的创作特色来厘清每一种不同身份下导演创作的越南题材电影风格。第二章越籍本土导演电影中的文化坚守。越南本土导演经历了越南战争历史的悲痛与战后和平的建设,期间以邓一明为首的越南本土导演的电影从前期的战斗者的角色转为后期对越南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者,在剖析社会问题的同时运用再现的现实主义手法将越南底层社会存在的问题描绘得淋漓尽致,是完全植根于本土文化的越南题材电影;第三章越裔外籍导演电影中的“意”与“实”双重表达。上世纪90年代开始,越裔外籍导演的崛起为越南电影走出国门、迈向国际提供了良好的作品口碑,以陈英雄为首的越裔海外导演以双重国籍的身份对母国越南文化进行自我想象表达,使得越南影片呈现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双向气息,是一种“创作手法西化与表达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越南题材电影;第四章好莱坞外籍导演电影中的越战标签化创作。越南电影早期受到法国、美国殖民主义侵略,在美法殖民统治下完成本国影片初创与摸索,以美国发动对越南的“非正义”侵略战争伊始,美殖民主义站在自我中心的立场上书写对越南电影世界想象性建构。在此期间,越南电影中的文化作为美国中心文化的附庸存在,使得越南影片表现出在“他者”想象中构建的异国风情,是纯西方风格的好莱坞越南题材电影。第五章中国导演电影中的越南“异质”形象塑造。本章总结了越南题材电影在我国导演视角下呈现的“反人类”的敌军形象以及中越题材电影中固化形成的越南“场景化”标签,并立足“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下提出中越电影未来改进的相关建议。
姜文莉[3]（2021）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一直以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先锋派作家”的姿态存在于日本文学界。他扎根于东亚版图边缘的家乡,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异质文化,逐渐形成了表现人类普遍性主题的独特文体。曾翻译包括大江获诺奖的《个人的体验》等多部作品的美国译者约翰·纳森（John Nathan）称其为“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作品在创作主题和叙事技巧方面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福克纳、叶芝、R.S.托马斯、艾略特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作品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彷徨与痛苦,关注现代人尤其是日本战后青年一代心灵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现代意识。而美国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福克纳一直是包括大江健三郎、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等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大江健三郎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而且他走向创作高峰的契机之一正是从1966年春开始为创作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本论文为大江文学研究提供了以福克纳文学为比较对象的参照系。以文本细读、平行研究为主的方法,以跨文化的视角,对这两位既不同时代,也不同地域,分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诺奖作家的作品群进行全景式的比较研究,探究他们在创作思想渊源与历程、创作主题、叙事技巧与文体特征等方面的契合与差异,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和分辨大江文学创作中所包含的西方文学元素,进一步解析大江创作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互文关系,以期在动态视野之中考察其文学文本的构建过程。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较为详实的梳理,特别加强了对日本的大江研究、美国的大江研究、中国的大江研究现状的综述,分析并探寻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与本选题相关的尚待开拓的研究空间。论文正文由四章组成,分别从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创作主题、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互文性文体特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第一章以传记研究的方式梳理和比较了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阅读两位作家的传记与作品群不难发现,他们创作的思想渊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怀乡情节浓重的乡土作家。福克纳基于家乡密西西比北部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地理环境,构筑了其15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位于美国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和它的县城杰弗森镇。而大江健三郎则在作品中回归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将故乡作为灵魂的救赎、回归与再生之所。在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源自怀乡想象的文学创作中,除了汲取地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透射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表达了他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对异域的感受和跨文化体验,体现出两位诺奖作家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恢弘视野。两位作家都将个人的地域性、历史性的独特创作资源与异域的个人生命体验及对国家乃至人类的时代困境的体察相融合,创作出洞察人性、救赎人类心灵的经典作品。第二章通过比较这两位作家创作中所共通的的三个现代性主题——身份主题、女性创伤主题与反战主题,探寻他们各自作品中揭示人性的善恶本质与自我灵魂救赎的途径。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救赎思想和女性人物塑造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克纳文学的影响,这成为二者可比性的基石。而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作家,在他们殊途同归的主题书写中,无不透射出人类所共有的矛盾、痛苦、焦虑与挣扎等复杂情感倾向,构建出心灵异化的现代人的内心冲突与精神图景。第三章探讨大江健三郎的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源泉,以及与他所喜爱并系统阅读过的福克纳作品中所共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时间的多样化运用。福克纳和大江既是各自民族地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实验家,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独特文体,以他们的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为读者呈现出战后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图景,并且从中折射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倾向与心理特征,体现出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的“非理性意识”。本论文通过比较他们所采用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叙事手法的共性与差异,挖掘出其中的道德伦理意义。随着两位作家对作品中主人公意识与心理描摹的多样化与不断深入,他们对叙事时间的运用也体现出了非凡的现代主义想象力。通过“闪回”来追述挥之不去的家族与历史记忆,并凸显出时代特征;通过“时光交错”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作品产生“时空变异”,并成为关于“记忆”和“启示”的经典之作。第四章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他们的互文性创作既有对自我作品的指涉,也有对他者文学经典的记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在自我指涉的互文性创作中,都通过家宅空间意象的构建、蛛网式作品群内人物的穿梭与再现,以及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使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文学传统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都在与他者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创作出力图救赎人类灵魂的作品:在与宗教文学经典《圣经》的互文中,折射出他们对人类的拯救意识;在与詹姆斯·弗雷泽《金枝》的互文中,凸显出他们各自文化语境下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意蕴;在与西方现代诗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透射他们各自的文学记忆与时代精神。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核,宣扬人性中正直与善良的本质,关注人内心的冲突,呼吁全人类的爱与良知,倡导人类拥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承担起道义和责任,寻找人类美好而安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共通的、最为突出的精神财富。
李小刚[4]（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认为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孔瑞[5]（2020）在《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是美国当代戏剧界重要戏剧家之一,他自20世纪60年代涉足剧坛,戏剧创作生涯一直贯穿到21世纪,一生共创作50多部戏剧。谢泼德通过戏剧的创伤叙事言说身心痛苦,肩负社会责任,反思历史灾难,践行创伤见证,寻求疗愈途径。创伤叙事源于对历史长河中芸芸众生悲剧性生命存在的关怀和悲悯,以总结反思灾难之后的经验教训和探寻疗愈创伤之道为使命。基于此,从创伤叙事视角研究谢泼德的戏剧作品可以说是基于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对人类社会道德和情感伦理的关注,以及对探寻疗愈创伤之道的使命和责任。本研究以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为研究对象,探究创伤叙事视域下谢泼德戏剧中的主题内容、人物形象、文本特征以及舞台艺术等,创伤叙事既是戏剧主题思想和人物言说的表现内容,也是戏剧文学和舞台演剧的艺术手法,这四个方面错综交织,相互作用,交相辉映,共同成为构建谢泼德戏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重要要素。本研究首先基于发生学理论探究谢泼德戏剧创伤叙事的创作成因,即戏剧家和戏剧的创伤叙事之间的关系。继而从家庭、历史和文化三个主题维度研究谢泼德戏剧中的创伤叙事内容,家庭创伤主要包括伦理关系异化下的亲情创伤,家庭男权暴力下的女性创伤,以及孤独漂泊旅途中的失家创伤。同时谢泼德在戏剧中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创伤相结合,关注殖民扩张、西进运动、工业现代化、移民大潮等历史创伤主题,以批判、反思和冷峻的风格践行创伤叙事的艺术见证功能。文化创伤主要从战争创伤与英雄主义的悖论,创伤悼歌与政治批判的交响两方面分析谢泼德戏剧中的战争书写和恐怖袭击。家庭创伤展馆中的沉沦堕落的父亲、疏离冷漠的母亲和暴力怨愤的儿子成为典型家庭人物群像,不同家庭戏剧人物在叙事中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角色叙事功能。谢泼德以幽灵形象承载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赋予与幽灵人物身份相配的行动特权,幽灵人物具有干扰叙事进程的身份功能。无论是创伤主题的表达,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必须依托戏剧家高超的文学手法和舞台艺术。谢泼德在戏剧中精心部署戏剧文本结构,运用互文本和元文本的跨文本叙事特征来升华创伤主题,丰富人物形象,拓展表征创伤层次。同时谢泼德运用语言的意绪言说和幻想文本来模拟创伤记忆,凸显创伤心理和焦虑情绪。谢泼德戏剧魅力不仅在于戏剧文本中内涵深刻的文学性,更是从文本到舞台,从案头到演剧,展现了意象丰饶、诸感通汇、声光交融、引人入胜的舞台演剧效果。谢泼德运用丰富的舞台意象外化人物内心创伤,用看得见的道具象征看不见的创伤心理。同时,谢泼德通过舞台演剧艺术来丰富渲染创伤氛围,增强舞台上声、光、色的感官刺激,直接抵达观剧者感官功能,引起强烈共鸣,激发观众思考。谢泼德还设置意蕴丰富的舞台场景来隐喻创伤,彰显戏剧形式独特的舞台表现力和剧场艺术魅力。本研究不仅有益于丰富戏剧艺术美学研究,更有益于激发对于人类苦难生命和生存境遇的思考。
刘秀珍[6]（2019）在《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多元文化语境的发展赋予了文学创作较为包容的论述空间。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与全球化时代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和社会及个人联系最为紧密的散文创作出现了异于前代的较大变化与革新。散文创作主体性意识日益凸显,主题与题材趋向多元化,在散文艺术的经营上也呈现了鲜明的创新姿态。台湾散文近三十年的发展既展现了作为文学创作最大宗的散文如何被商品化浪潮裹挟并消费化的历程,也在代际更替中反映了创作主体既呼应传统、又努力开辟新的艺术表现路径的尝试。本论文一方面力图概括其近三十年台湾散文在社会及文学思潮变化影响下的主要特征及变迁走向,另一面则选择代表性作品与创作现象展开论述,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组构全文框架,企望形成具有史论意义的研究结论。本论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绪论部分回顾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现状,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及研究内容和思路。第一章“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从“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本土化运动下的文化建构”“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三方面来分析90年代以来散文的生成语境,着眼于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影响辨析,梳理散文创作的外部环境特征。第二章“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则力图提炼90年代至今台湾散文创作彰显的主体精神特质与个性风貌,从女性主体性构建、边缘族群主体建构、乡土意识及原乡情怀等方面来探析散文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选择,追索贯穿文本的主体精神,缀连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多元文化性格构图。第三章“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梳理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多样化特征,选取有代表性的散文创作现象加以解读,凸显散文创作进程中的继承与革新,并以“都市散文”“家族散文”“怀旧散文”为重点展开讨论。第四章主要论述散文的艺术新变。第一节讨论散文文体意识的“出位”与虚构议题,梳理台湾文坛有关散文文体内涵、散文跨界、散文虚构的主要观点,评述散文出位现象及由于散文虚构产生的论争,并就文学奖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辨析;第二节则以作品为例,讨论散文艺术革新的具体表现,包括散文创作的“出位”现象分析、散文意象的刻意经营以及散文情感叙述方式对传统的颠覆。第三节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空间书写置于后现代主义视野加以讨论,以凸显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第五章则撷取了部分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加强前述论证,以个案呈现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脉络与流变轨迹。结语部分总结了台湾散文的发展阶段与创作队伍的代际构成,立足散文创作内外视角评述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整体特征及文学史价值,肯定其对散文艺术创新的探索,并提出对台湾散文创作未来走向的思考,认为台湾散文未来在注重个体生命意义探究的同时,创作主体需要更深层次的自省与积淀,重建人文关怀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应当纳入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关怀。
高鲜花[7]（2019）在《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文中提出田纳西·威廉斯是20世纪美国继尤金·奥尼尔之后与阿瑟·米勒、爱德华·阿尔比齐名的三大戏剧家之一,在世界戏剧文学和戏剧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剧更是世界舞台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1963年英若诚翻译的威廉斯独幕剧《没有讲出来的话》拉开了中国接受、演出、改编威廉斯戏剧的大幕。威廉斯剧作数量庞大,本论文主要以他几部长剧——《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为基础研究文本,对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舞台搬演/改编、影响等接受和影响状况进行系统考察。威廉斯戏剧创作极具自传性。在剧作中,他为自己同性恋身份而焦虑、为不断患病而厌烦、为创作力下滑而担忧。当他对青春易逝感到恐慌、对死亡倍加恐惧时,他选择了逃离和漂泊,并且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美好的停留地——中国,希冀能够缓解他的各种焦虑,而此种种都成为他“本色”创作的基本内容。为了完整地体现他的本色,他在创作过程中设置了潜台人物、借鉴了古希腊戏剧结构、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并辅之以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元素,营造出一个个颇具象征性的艺术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界集中译介了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玻璃动物园》《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三部作品。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翻译界对威廉斯剧作的译介离不开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的合力“监管”。从文本内部来看,由于戏剧具有二重性——文学性和表演性,所以中国译家们在译介这三大代表作时主要采用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并偏重文学性,为中国读者呈现出全新的“中国化”译本。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威廉斯剧作的搬演与改编演出异彩纷呈,尤其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的《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成为近几年来经典的翻译剧演出。而由《欲望号街车》改编的形体剧《纸牌夜布鲁斯》可以说是集合中西戏剧表演特性的一次有益尝试,该剧已经走出国门赢得了世界观众的赞誉。如果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演出是对威廉斯剧作接受的话,那么,在接受之后威廉斯剧作对中国戏剧与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中国剧作家秉承他的新现实主义精神和悲剧精神,协同调动灯光、舞美、音乐/音响等多种手段、设置叙述人、运用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心理回忆剧,出现了像赵耀民《良辰美景》这样颇具《玻璃动物园》风骨的佳作。而在海峡对岸,将门之子白先勇不仅在人生历程方面与威廉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的小说创作也深得威廉斯“真传”:运用象征和心理回忆等手法关注同性恋者的喜怒哀乐、对人性暴力进行赤裸裸地揭露和严厉批判、感慨青春易逝、凭吊美人迟暮,这些共同点显示出白先勇是国内受威廉斯影响最深的文学家。
王朱杰[8]（2020）在《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文中指出本论文选取劳动伦理作为进入乡土文学论述的关口,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语境之中,劳动这一语词有其独特的历史意味。它既在革命历史叙述中成为执行阶级分层、推进革命在“暴力斗争”中前行的强劲的叙事动力,也在革命现代性实践全面铺开时升华为一个过于负重的哲学语词。而当时间进入1980年代,这样一种劳动伦理在充满乐观精神的解放叙事中仍然担纲了似曾相识的历史角色,使文学迁延为中规中矩的意识形态的演绎。即使在“共名”基本模糊的90年代,对于在乡土中浸润良久的作家来说,革命年代的劳动经历仍是组成其心理记忆的重要内容,厚积的劳动经验转化为他们最可宝贵的创作资源,为当时成为潮流的历史重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支撑和饱满的情感蕴涵,甚至构成了他们观察、把握、认知时代现实的潜在思维角度。论文主要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评析。第一章主要围绕延安文学,从劳动伦理的乡土性与政治性、政治性劳动伦理对传统的借用和民间德性对政治德性的负向反馈、劳动伦理与农民主体生成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在延安文学所描述的劳动伦理中,针对土地的劳动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农民“本分”,衍生出安土重迁、自食其力、克勤克俭等乡土性道德意义。所以,即便在一种政治外壳的包裹下,仍能看到乡土性劳动伦理的意义结构所发挥的某种限制、支撑作用。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文学所欲建构的劳动伦理,仍是一种政治性伦理。在建构过程中,叙述者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入,抬升劳动的地位,使其由一个传统的具体的伦理范畴蜕变为现代性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由一种农耕时代的乡土德性转化为政治德性,为建国后整体性、统制性政治经济结构下乌托邦劳动伦理的提出做了一种思想或者说逻辑上的准备。政治性劳动伦理在进入民间文化的意义场域时,往往通过对传统的借用,获得自身传播的合法性,同时,其本身质的规定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损耗,在落地之时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转换,在理解的同时被消解,最终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在劳动主体上,此时延安文学建构的是一种乡土性伦理主体,即符合传统道德要求的本分的“庄稼人”,在这个“庄稼人”身上,我们看不到像后来“十七年文学”塑造的劳动新人身上那种物质与意识、肉体与精神的现代二元对立,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克服,而是二者混融后所呈现出的一种灰色状态。第二章重点论述“十七年文学”对劳动乌托邦的建构。在这一时段,劳动伦理中政治德性的一面,即公共性的、诉诸彼岸的、精神性的劳动价值观不断克服利己性的、世俗的、物质化的乡土德性,直至定于一尊。劳动乌托邦伦理在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为了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和合法性,借助了科学、性别解放、国家计划等现代性知识话语。“劳动光荣”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重要意义维度。“劳动”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农人本色,而是由传统伦理视域下的“劳动本分”转换为国家政治所推崇的“劳动光荣”——一种政治品性,具有了传统道德价值之外的政治以及相应的美学价值。劳动改造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另一维度,它的目的在于改造、纯化、提升此岸人民的人性质素,重塑一种崭新的历史主体和阶级主体,以获得通往未来世界的通行证。遵循劳动乌托邦的伦理逻辑,“十七年文学”建构出一种无私的、完全“生产性”的阶级主体——劳动新人。对劳动新人的塑造和想象实际上是后发国家在现代性焦虑支配下的“赶超心态”的反映,也出于应对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现实考量。第三章着眼于1980年代这一时段,以崩解和延续为关键词,剖析出解冻时期劳动伦理的拐点心态,一方面对革命年代的劳动乌托邦表现出修复、乃至重构的意图,但另一方面,劳动光荣又在一定程度上逸出了这一意义系统,而显现出传统乡土固有伦理的精神底色。“劳动改造”这样一种以人本身为对象的革命现代性实践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非但没有得到扬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归来者”的叙述中,得到一种改头换面的重新理解,由一种较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扩展为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象征性语词。与“十七年文学”的乌托邦劳动不同,指向日常的、此岸的、以满足世俗欲求为旨归的“劳动致富”成为劳动伦理新的合法性依据。相应地,与“十七年文学”对土地动的推崇相反,在改革文学中,劳动的等级次序被反转,受到推崇的是脱离土地的商业劳动。与传统的小农生产相比,这种劳动形式能快速累积财富,显着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契合人们关于改革开放年代的种种物质想象。另外,在一个刚刚解冻的年代,对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被首先等同于市场化,市场语境中的商业劳动,一方面,会迅速累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达致国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被认为会生成一种全新的现代性人格,达到民强——个人现代化的目标。但这种有关劳动和精神关联的话语,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消费逻辑的推进,二者的破裂再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改造世界、劳动光荣、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现代化等等劳动的精神性后缀渐次弱化、凋落,而经济的面向日益凸显,蠕动在底层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现代化尺度的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始终没有跃进社会的中心,其身上也并没有生发一种与现代化劳动方式相伴随的、与传统人格从根本上相区别的现代性主体人格。相反,在一种实利主义时代氛围的裹挟下,被重新召回的人性原欲日益凸显其陈旧的、本我的底色,并渐渐显现出狰狞的一面,乃至搅动了历史文化传统中沉滓的泛起,这甚至可以被描述为现代化乐观想象的最初的幻灭。80年代中期以后,寻根文学出场,先民们的生存样式或者劳动方式成为寻根文学文化分析的重要表征,其所内涵的伦理精神成为文化之根的重要隐喻。第四章横跨1990年代直至新世纪之初,重点围绕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从历史祛蔽、自为的劳动主体、揉入现实质地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说。在这类有着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文本中,曾由“十七年文学”所形塑的劳动乌托邦得以全面重述甚至是被颠覆。书写者从自我的体己经验和在场的乡土故事出发,将被意识形态固化的历史叙述重新历史化,从劳动乌托邦的反现代性和乡土时间的空间化两个角度着手,将大写的、符号的、单向度的历史还原为小写的、具象的、纷芜的人性心相,将劳动乌托邦下的政治狂欢还原为一场场掺杂着或卑劣或崇高人性的生存折腾,呈现其迷狂、怪诞而又不乏激越的复杂面貌。与历史的重述相比,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捕捉到了劳动伦理在现实乡土中所发生的变异: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之际改革叙事中得以张扬的劳动致富、致强的现代性想象被置换为商业化浪潮里的物欲竞逐,权力寻租和市场逻辑互为渗透又互为犄角,劳动在实现祛魅的同时,几乎褪尽了所有的政治抑或文化神性,对物质欲望永无止境、花样翻新的餍足成为其唯一的动力和效能尺度。在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中,劳动的肉体消耗本质得以刷新,劳动成为身体的劳动,身体也成为劳动的身体,劳动与身体互为抵抗又互为确证,在一种互文的意义上,历史风云中的乡土疼痛得以清晰传递,乡村因此由此前受难的客体跃居为受难主体。
汪顺来[9]（2019）在《《简·爱》与《呼啸山庄》中的悖论艺术研究》文中认为悖论从哲学到文学批评,经历了跨界发展的历程。它源自哲学和修辞话语,指与人们的期待、现存的思想或见解相反的陈述,其观点与结论是自相矛盾的,甚至荒谬的,但里面隐含着深刻的道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艾布拉姆斯将悖论定义为表面上看来是逻辑矛盾或荒谬的陈述,结果却赋予有意义的解释。显然悖论是一组矛盾的二元对立项,看似荒谬却存在于现实之中,具有积极的阐释意义。悖论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形式上有一定的关联。结构主义着眼于文本的叙述方式和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而解构主义旨在瓦解结构主义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形成新的悖论。解构主义理论家米勒在《解读叙事》中指出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观点与结论之间有自相矛盾的悖论性,并对此提出质疑。米勒的叙事理论运用到小说阐释上就是积极寻找小说内部相冲突的因素,质疑其观点与结论自相矛盾之处,即寻找悖论,因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矛盾是最基本元素,揭示小说中的矛盾和冲突,可达到反讽社会现实的作用,因此研究小说中的悖论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作为19世纪女性小说的代表,《简·爱》和《呼啸山庄》是两部充满悖论的文本,隐喻了19世纪英国社会转型期的现实,体现了英国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或二者交融期的伟大艺术成就。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非常关注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命运,积极反映女性的生存环境、人际关系、身份认同和审美意识,分别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奇特想象构建了多姿多彩的女性小说世界。她们不是简单模仿男性小说的传统,而是更加注重艺术的创新,她们以悖论作为创作策略和艺术手段,重构“她们自己的文学”。虽生于同一家庭,但她们具有不同的生活阅历、道德观和人生观等,二人小说中体现的悖论观点和表现方法也各有千秋。本文坚持在细读文本中寻找悖论,在比较中寻找她们表现悖论的差异性,以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多维阐释《简·爱》和《呼啸山庄》中悖论的价值和理论意义,通过比较各自在主题、人物、场景和故事结局等方面的悖论关系,尝试探究夏洛蒂在《简·爱》中表现出的温和女性主义小说悖论艺术和艾米莉在《呼啸山庄》中体现的激进女性主义小说悖论艺术,指出悖论艺术不仅是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创作策略,而且还表达了她们面对理想和现实时的矛盾心态。本文结构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并评述19世纪中期英国女性小说繁荣的成因,以及国内外学者对《简·爱》和《呼啸山庄》的研究现状,并阐述本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第一章研究悖论的特性及其文学意义,主要探索悖论的神秘性、矛盾性和修辞性特性以及悖论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指出悖论不仅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而且是文学理论创新的内核。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主题、人物、场景、小说结局四个方面阐释两部小说中的悖论关系,并作相应的对比研究,指出夏洛蒂的《简·爱》以理性、激情和精神平等的模式构建了温和的女性主义小说悖论艺术,而艾米莉以疯狂、暴力和绝望的极端形式展现了激进的女性主义小说悖论艺术。第四章分析夏洛蒂和艾米莉悖论写作的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原因,总结她们悖论写作的基本特征:女性自我的悖论性表达以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悖论书写。结论部分指出两部小说在主题、人物、场景等方面的悖论关系在表达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且悖论性结局升华了女性主义小说的艺术魅力;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语境下,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写作面对着内外交困的压力以及她们个性的差异,她们的小说悖论艺术呈现保守和激进的两面性特征。
张宪军[10]（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二、在丛林里挣扎的年轻艺术家——评析《我的光辉生涯》中的女主人公形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丛林里挣扎的年轻艺术家——评析《我的光辉生涯》中的女主人公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导演三谷幸喜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三谷幸喜导演的创作语境与兼容性创作风格 |
| 第一节 三谷幸喜导演的创作语境 |
| 一、时代背景与创作环境 |
| 二、迷影情结与创作缘起 |
| 第二节 创作历程与作品概述 |
| 第三节 三谷幸喜的兼容性创作风格 |
| 一、互文性造就“拼贴式”电影 |
| 二、日式喜剧类型片的兼容创新 |
| 三、创作者作品的跨越拼贴 |
| 第二章 三谷幸喜电影的多重主题与日本民族精神的表达 |
| 第一节 多维度的社会性主题与自我价值的结合性表达 |
| 一、切身感受的日本生命体验 |
| 二、自我指涉与主体性探索的结合性表达 |
| 三、梦想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与调和路径 |
| 第二节 日式传统民族精神与电影艺术的糅合 |
| 一、自然生态内置反讽现代 |
| 二、日本传统集团意识的映现 |
| 三、新旧交织的日式匠心精神 |
| 四、极具讽刺意味的反叛精神与创新思维 |
| 第三章 三谷幸喜导演电影的融合性叙事策略表达 |
| 第一节 多元叙事推动力的动因设置 |
| 第二节 多线叙事解构的线索塑造 |
| 第三节 “刘别谦式触动”的交织运用 |
| 第四节 众生相的颠覆性群像手法设定 |
| 一、降级解构与多维立体的角色配置 |
| 二、颠覆性与倒错式的创新思维 |
| 第四章 三谷幸喜电影中视听元素与艺术样式的融洽表现 |
| 第一节 写实化与极简化的镜头语言 |
| 一、写实魅力的自然光效 |
| 二、“一期一会”与长镜头 |
| 三、全景式的单一空间 |
| 第二节 隐喻空间与意象指涉的隐匿表述 |
| 一、隐喻空间与意志体现 |
| 二、意象指涉与情感表达 |
| 第三节 夸张戏谑的舞台表演与影像表达 |
| 第四节 其他艺术形式与电影艺术的结合表征 |
| 结语 |
| 影片附录 |
| 影片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学术成果 |
（2）不同国籍导演视阈下的越南题材电影创作特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越南电影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史前期描述 |
| 一、“他者”扶持下的电影开端 |
| 二、本土电影人的尝试与摸索 |
| 第二节 战争期描述 |
| 一、抗法战争时期 |
| 二、越南内战时期 |
| 第三节 缓冲期描述 |
| 一、故事片开始转型 |
| 二、纪录片开始转型 |
| 第四节 革新期描述 |
| 一、多元发展 |
| 二、走向辉煌 |
| 第二章 越籍本土导演的文化坚守 |
| 第一节 越籍本土导演的电影主题 |
| 一、对战争主题的传承 |
| 二、对城市农村的关注 |
| 三、对底层人物的聚焦 |
| 第二节 越籍本土导演的叙事视角 |
| 一、人性角度的切入 |
| 二、女性角度的关怀 |
| 第三节 越籍本土导演的影像风格 |
| 一、隐喻镜头的运用 |
| 二、重再现的现实主义 |
| 第三章 越裔外籍导演“意”与“实”的双重文化表达 |
| 第一节 越裔外籍导演的电影主题 |
| 一、对母国记忆的寻根 |
| 二、对母国社会的关切 |
| 第二节 越裔外籍导演的叙事视角 |
| 一、女性意识的苏醒 |
| 二、东方文化的审思 |
| 第三节 越裔外籍导演的影像风格 |
| 一、长镜头、特写镜头与移动镜头 |
| 二、重表现的现实主义 |
| 第四章 好莱坞外籍导演电影中的越战标签化创作 |
| 第一节 好莱坞外籍导演的电影主题 |
| 一、反思战争本质 |
| 二、反思人性扭曲 |
| 第二节 好莱坞外籍导演的叙事视角 |
| 一、女性普遍“缺席” |
| 二、注重“英雄”塑造 |
| 第三节 好莱坞外籍导演的影像风格 |
| 一、多镜头的炫技 |
| 二、史诗性与抒情性相结合 |
| 第五章 中国导演电影中的越南“异质”形象塑造 |
| 第一节 中国导演电影中的越南“敌方”形象 |
| 一、忘恩负义的越南军人 |
| 二、阴险狡诈的越南特工 |
| 三、饱受苦难的越南民众 |
| 第二节 中国导演电影中的“场景化”越南 |
| 一、炮火纷飞的杀戮战场 |
| 二、隐匿无形的战争敌手 |
| 第三节“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下加强中越电影交流合作的思考 |
| 一、社会主义下的共同形象 |
| 二、山水相依下的地理毗邻 |
| 三、一脉相承下的文化背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3）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福克纳研究综述 |
| 三、大江健三郎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怀乡想象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
| 第一节 从“故乡传统”到“异乡体验” |
| 一、灵感之源:密西西比传说与四国森林峡谷村庄神话 |
| 二、转折点:异乡体验激发的创作转向与崛起 |
| 第二节 从“边缘文学”到“世界文学的中心” |
| 一、“爱恨交织”的美国南方与“暧昧”的日本 |
| 二、从“个人体验”到“人类共相” |
| 第二章 殊途同归的现代性主题 |
| 第一节 身份主题——以《八月之光》和《个人的体验》的比较为例 |
| 一、身份主题的历史语境 |
| 二、意象书写中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
| 三、精神危机与道德困境引发的身份逃离 |
| 四、绝望中人性的闪光——身份觉醒与身份重建 |
| 第二节 女性创伤主题——历史记忆下悲观与乐观的两极 |
| 一、福克纳笔下的女性创伤与复仇 |
| 二、大江健三郎笔下的女性创伤与复原 |
| 第三节 反战主题——异质文化背景下共通的反战宣言 |
| 一、战争创伤书写折射出的反战思想——以《士兵的报酬》和《迟到的青年》的比较为例 |
| 二、异质文化文本中的和平意识——以《寓言》和《广岛札记》的比较为中心 |
| 第三章 历史记忆与现代主义想象力 |
| 第一节 意识流构筑的作品迷宫 |
| 一、绝望中的内心独白:穿越心灵地狱向死而生 |
| 二、自由联想:潜意识底层的“本我” |
| 第二节 融合“记忆”与“启示”的叙事时间 |
| 一、在“闪回”的记忆中洞见历史 |
| 二、在“时光交错”中警示未来 |
| 第四章 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 |
| 第一节 作品群内的自我指涉 |
| 一、互文性书写中空间意象的构建 |
| 二、蛛网式创作中人物的穿梭与再现 |
| 三、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重复中凸显出隐喻的力量 |
| 第二节 跨越时空的文学记忆与互文性创作 |
| 一、与《圣经》互文中折射出的拯救意识 |
| 二、与《金枝》互文中凸显出的社会与政治意蕴 |
| 三、“语言诗化”的互文性创作:小说家与诗人跨时空的对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大江健三郎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
| 附录2 福克纳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空的超越者——尤金·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 |
| 第一节 奥尼尔其人其作 |
| 一、美国戏剧之父的斑斓人生 |
| (一)不幸的幸运儿 |
| (二)严肃剧作家奥尼尔 |
| 二、奥尼尔的戏剧创作历程 |
| (一)早期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剧(1913-1920) |
| (二)中期探索性的表现主义悲剧(1920-1933) |
| (三)后期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悲剧(1939-1943) |
| 第二节 奥尼尔的传承与创新 |
| 一、对西方传统与现代精神文化成果的汲取与传承 |
| (一)对西方非理性哲学的接受 |
| (二)对西方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学习借鉴 |
| (三)对西方传统与现代戏剧创作经验的传承与吸收 |
| 二、在戏剧思想、艺术方面的创新与开拓 |
| (一)对现代人精神与心理的表现 |
| (二)在戏剧艺术上的实验与探索 |
| 第二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 |
| 第一节 译介及其文学性与舞台性之争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译介的中国之旅 |
| 一、肇始期及第一次译介高潮 |
| (一)序幕(20年代):春雷乍现、蓄势待发 |
| (二)第一次译介热潮(30年代):借势而起、蓬勃发展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缺席期(40年代):战争年代、译者缺位 |
| (二)停滞期(“十七年”间及“文革”时期):译源受批、译介空白 |
| 三、第二次译介高潮及回落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第二次译介浪潮(80年代):译介集中、硕果迭出 |
| (二)奥剧译介的回落阶段(90年代至今):文集问世、译介赓续 |
| 第三节 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中译版本 |
| 一、“译”随境变:《天边外》四大译本 |
| (一)四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风格迥异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二、“译”无止境:《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七大译本 |
| (一)七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异彩纷呈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三、“译”彩纷呈:《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三大译本 |
| (一)三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各有千秋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第三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研究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 一、发轫期及第一次研究热潮 |
| (一)发轫期(20年代):蹒跚起步、简要评介 |
| (二)第一次研究热潮(30年代):翻译助力、争锋激烈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沉寂期(40年代):偏离主流、遭受冷遇 |
| (二)空白期(“十七年”间和“文革”时期):无人问津、研究停滞 |
| 三、第二次研究热潮及多元发展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1978—1990年:思想解放、研究复兴 |
| (二)1991—2020年:视角多元、研究深化 |
| (三)关于奥尼尔戏剧的博士论文研究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 一、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整体情况 |
| 二、近四十年国内研究热点 |
| (一)作家作品研究 |
| (二)创作特点及美学风格研究 |
| (三)与其他剧作家的比较研究 |
| (四)社会思想和宗教主张研究 |
| (五)跨文化、跨学科视角下的研究 |
| 三、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流变 |
| (一)永恒的经典、永远的热点 |
| (二)永不过时的研究话题 |
| (三)永远在路上的奥剧研究 |
| 第四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搬演 |
| 第一节 永无止境的《榆树下的欲望》 |
| 一、同株异葩、并蒂绚烂:《榆树下的欲望》话剧改编演出 |
| (一)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沈亮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欲望的激情宣誓:任鸣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一剧两戏、“戏”说欲望:《榆树下的欲望》戏曲移植搬演 |
| (一)川剧移植搬演:徐棻的《欲海狂潮》 |
| (二)曲剧移植搬演:孟华的《榆树孤宅》 |
| 第二节 一胞“两娣”的《安娜·克里斯蒂》 |
| 一、中西合璧的戏剧盛宴:乔治·怀特版《安娣》 |
| 二、甬剧《安娣》遇见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之甬剧移植搬演 |
| 第三节 其它经典剧作在中国的演出 |
| 一、斯坦尼模式之奥剧呈现:张彤版《早餐之前》 |
| 二、奥尼尔的中国风景:王斑版《天边外》 |
| 第五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整体性影响 |
| 一、奥尼尔的影响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 |
| 二、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二节 奥尼尔与李龙云 |
| 一、李龙云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龙云的影响 |
| (一)表现主义式氛围 |
| (二)自然象征的运用 |
| (三)强烈的内心独白 |
| (四)梦幻化的效应 |
| (五)爱欲的悲剧性 |
| 三、李龙云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对希望的坚持 |
| (三)抒情性与诗性 |
| 第三节 奥尼尔与李杰 |
| 一、李杰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杰的影响 |
| (一)物象的象征性 |
| (二)梦幻性段落 |
| (三)内心独白的介入 |
| (四)生命的悲剧性 |
| 三、李杰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多角色命运 |
| (三)物象的文化象征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奥尼尔生平年表 |
| 附录 B 奥尼尔剧作年表 |
| 附录 C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资料汇编(1929—2019) |
| 附录 D 中国奥尼尔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理论基础 |
| 四、研究内容、方法及意义 |
| 第一章 创伤叙事探因 |
| 第一节 谢泼德戏剧概述 |
| 第二节 谢泼德戏剧创伤叙事探因 |
| 一、父子矛盾的创伤记忆 |
| 二、暴力滋生的创伤书写 |
| 三、创伤时代的使命担当 |
| 四、创伤主题的戏剧传承 |
| 小结 |
| 第二章 创伤叙事的主题维度 |
| 第一节 家庭创伤 |
| 一、伦理关系异化下的亲情创伤 |
| 二、家庭男权暴力下的女性创伤 |
| 三、孤独漂泊旅途中的失家创伤 |
| 第二节 历史创伤 |
| 一、西进史上的血腥:印第安土着之挣扎 |
| 二、工业化中的驱逐:西部农场主之失家 |
| 三、现代化下的变异:生态环境之危机 |
| 四、美国身份的困境:移民寻梦之梦碎 |
| 第三节 文化创伤 |
| 一、战争创伤与英雄主义的悖论 |
| 二、创伤悼歌与政治批判的交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创伤人物及其叙事功能 |
| 第一节 创伤人物的家庭群像 |
| 一、沉沦堕落的父亲 |
| 二、疏离冷漠的母亲 |
| 三、暴力怨愤的儿子 |
| 第二节 创伤人物的幽灵群像 |
| 一、驱之不散的《神圣幽灵》:创伤记忆的赋形 |
| 二、为情所困的《情痴》:创伤过往的附魅 |
| 三、《已故的亨利·摩斯》的复活:创伤他者的复归 |
| 四、《献给康斯薇拉的眼睛》:创伤幽灵的徘徊 |
| 五、《震惊》的战争创伤:死亡之地的幽灵 |
| 第三节 创伤人物的叙事功能 |
| 一、家庭人物的角色功能 |
| 二、幽灵人物的身份功能 |
| 小结 |
| 第四章 创伤叙事的文本特征 |
| 第一节 创伤叙事的互文性特征 |
| 一、《献给康斯薇拉的眼睛》的互文改写 |
| 二、《已故的亨利·摩斯》:创伤叙事的互文性 |
| 第二节 创伤叙事的元戏剧特征 |
| 一、理性和反思:自我指称 |
| 二、埋葬与重生:戏中典仪 |
| 三、批判与探求:关涉现实 |
| 第三节 创伤文本的语言特征 |
| 一、意绪言说外化创伤 |
| 二、幻想文本凸显焦虑 |
| 小结 |
| 第五章 创伤叙事的舞台艺术 |
| 第一节 外化创伤的舞台意象 |
| 一、《饥饿阶级的诅咒》的羔羊:献祭之挽歌 |
| 二、《被埋葬的孩子》的玉米:乱伦之暗恐 |
| 三、《地狱之神》的盆栽植物:焦虑之投射 |
| 四、《饥饿阶级的诅咒》的门:被破坏的家园 |
| 五、《被埋葬的孩子》的门廊:被遮蔽的通道 |
| 第二节 渲染创伤的声光效果 |
| 一、变异与警示:《地狱之神》的声光交错 |
| 二、囚禁与逃离:《情痴》的声声撞击 |
| 三、压抑与复现:《被埋葬的孩子》的蓝色雨帘 |
| 第三节 隐喻创伤的舞台场景 |
| 一、《地狱之神》的阈限空间与身份危机 |
| 二、《徒劳》的荒原场景与精神救赎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谢泼德戏剧作品资料年表 |
| 附录 B 谢泼德戏剧剧照选集 |
| 附录 C 国内研究成果相关统计表 |
| 附录 D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一章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 |
| 第一节 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 |
| 第二节 本土化运动下的乡土文化语境建构 |
| 第三节 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 |
| 第二章 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 |
| 第一节 女性主体性的凸显与建构 |
| 第二节 边缘族群的主体意识建构 |
| 第三节 乡土意识与在地情怀的展现 |
| 第三章 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 |
| 第一节 创作主题的多向拓展与融合 |
| 第二节 都市散文: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向书写 |
| 第三节 家族散文:生命救赎与记忆书写中的反叛传统 |
| 第四节 怀旧散文:斑驳记忆的多样化呈现 |
| 第四章 散文的艺术特色及流变 |
| 第一节 散文的“出位”与虚构思考 |
| 第二节 散文艺术的创新与变化 |
| 第三节 后现代视域下的散文空间书写 |
| 第五章 散文作家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晃荡”的生活美学:舒国治散文论 |
| 第二节 由“纯美”到“怪咖”:周芬伶散文的另类书写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微物书写与时尚拆解—张小虹散文论 |
| 第四节 简媜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本论文述及主要作家简介 |
| 附录二 台湾地区关于散文研究博硕士学位论文统计(1990-2016) |
| 附录三 九歌年度散文选目录(1981-2017)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 国外研究动态 |
| (二) 国内研究动态 |
| 三、研究目的 |
| 四、选题意义 |
| 五、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涉及的主要理论 |
| 第一章 励志与颓废的传奇—田纳西·威廉斯及其戏剧创作 |
| 第一节 田纳西·威廉斯的生平与创作历程 |
| 一、田纳西·威廉斯的家世渊源 |
| 二、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创作与生活轨迹 |
| (一) 蹒跚登台(1930—1944) |
| (二) 炫目表演(1944—1962) |
| (三) 暗淡落幕(1963—1969) |
| (四) 孤寂谢幕(1970—1983) |
| 第二节 田纳西·威廉斯的本色书写 |
| 一、威廉斯剧作之逐性 |
| (一) 同性恋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同性恋书写 |
| (三) 威廉斯同性恋书写之渊源 |
| 二、威廉斯剧作之疾病 |
| (一) 疾病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疾病书写 |
| (三) 威廉斯疾病书写之渊源 |
| 三、威廉斯剧作之孤独 |
| (一) 孤独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孤独书写 |
| (三) 威廉斯孤独书写之渊源 |
| 四、威廉斯剧作之漂泊 |
| (一) 漂泊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漂泊书写 |
| (三) 威廉斯漂泊书写之渊源 |
| 第三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中的中国形象 |
| 一、欧、美文学及泛文学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
| (一) 欧洲的中国形象 |
| (二) 美国的中国形象 |
| 二、威廉斯剧作之中国形象 |
| (一) 中国形象的书写 |
| (二) 中国形象书写之溯源 |
| (三) 中国形象书写之目的 |
| 第四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的艺术贡献 |
| 一、借鉴古希腊戏剧的经典结构 |
| (一) 高度集中的封闭式结构 |
| (二) 跌宕有致的开放式结构 |
| 二、借鉴中国戏曲的写意性表现手法 |
| (一) 高度神似的虚拟动作设定 |
| (二) 虚拟时空的设置 |
| 三、化用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历史典故 |
| (一) 神话故事的有机嵌入 |
| (二) 历史典故的生动融入 |
| 四、设置“隐而不露”的潜台人物 |
| (一) 潜台人物掌控出场人物的“现时”命运 |
| (二) 潜台人物暗示出场人物的将来命运 |
| 五、运用物象丰富的象征手法 |
| (一) 一花一世界 |
| (二) 一林一社会 |
| (三) 一虫一人生 |
| (四) 一物一世间 |
| (五) 一色一身份 |
| (六) 一音一情绪 |
| 第二章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 |
| 第一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语境 |
| 一、美国文学的译介之旅 |
| (一) 美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
| (二) 美国戏剧在中国的译介 |
| 二、丰富多元的翻译与译介理论语境 |
| (一) 中国本土翻译与译介理论 |
| (二) 西方翻译与译介理论 |
| 三、归化、异化翻译策略 |
| 第二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 |
| 一、大陆译介:“一枝独秀”到“百家争鸣” |
| (一) 第一阶段(“十七年”时期) :政治挂帅、一枝独秀 |
| (二) 第二阶段(1978— ) :聚焦三剧、各抒译见 |
| 二、港、台译介:共谋中抵抗 |
| (一) 译介背景:不同政治力量在文学中的角逐竞技 |
| (二) 港、台地区译介概况 |
| (三) 译介特点:数量少,重视艺术性 |
| 第三节 各具特色的中文译本—威廉斯剧作中译版本比较 |
| 一、“译彩纷呈”的《欲望号街车》四大译本 |
| (一) 四大译本各自基本特点 |
| (二) 四大译本呈现的情感倾向性 |
| (三) 四大译本中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
| (四) 四大译本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方法 |
| 二、译味悠长的《玻璃动物园》四大译本 |
| (一) 四大译本各自基本特点 |
| (二) 四大译本呈现的雅俗之别与情感倾向 |
| (三) 四大译本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
| (四) 四大译本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方法 |
| 三、译见不一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两大译本 |
| (一) 两大译本各自基本特点 |
| (二) 两大译本呈现的情感倾向性 |
| (三) 两大译本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
| (四) 两大译本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方法 |
| 第三章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演出 |
| 第一节 永不停歇的“欲望号街车”—《欲望号街车》在中国的搬演与改编演出 |
| 一、《欲望号街车》在中国的演出历程 |
| (一) 多姿多彩的大陆演出 |
| (二) 异彩纷呈的港台演出 |
| 二、“野蛮战胜优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欲望号街车》 |
| (一) 演出概况 |
| (二) 导演构思 |
| (三) 生动唯美的舞台呈现 |
| 三、中西合璧的剧坛明珠—北京铁皮屋版《纸牌夜布鲁斯》 |
| (一) 演出概况 |
| (二) 导演构思 |
| (三) 中西合璧的舞台呈现 |
| 第二节 脆弱的玻璃动物之旅—《玻璃动物园》在中国的演出 |
| 一、《玻璃动物园》在中国的演出历程 |
| (一) 沉寂—爆发的大陆演出 |
| (二) 持续—稳步的港、澳、台的演出 |
| 二、“生活总是要继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玻璃动物园》 |
| (一) 演出概况 |
| (二) 导演构思 |
| (三) 忠实原剧的舞台呈现 |
| 第三节 田纳西·威廉斯其他剧作在中国的搬演 |
| 一、《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演出概况 |
| 二、《夏与烟》《请爱我一小时》的演出 |
| 第四章 田纳西·威廉斯及其戏剧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
| 第一节 同宗异支—田纳西·威廉斯及其他剧作家对中国新时期戏剧的整体影响 |
| 一、新现实主义与精神悲剧的内在影响 |
| (一) 聚焦社会底层生活 |
| (二) 高扬人道主义大旗 |
| (三) 挖掘复杂的人性 |
| (四) 再现残酷、惨烈的现实 |
| (五) 凸显小人物的精神悲剧 |
| 二、多姿多彩的戏剧表现手法的影响 |
| (一) 以外化的方式展现内心 |
| (二) 借鉴象征手法 |
| (三) 哀婉浓郁的诗意营造 |
| (四) “造型戏剧”的中国化实践 |
| 第二节 独怆然而涕下—田纳西·威廉斯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 |
| 一、跨越时空的“相遇” |
| (一) 身世境遇的暗合 |
| (二) 姐弟情深的追思 |
| (三) 爱荷华大学的杰出校友 |
| (四) 同性恋的性态取向 |
| (五) 浓厚的明星崇拜情结 |
| 二、追怀幽思—威廉斯及其剧作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 |
| (一) 西比尔之哀—对美人迟暮的哀悼 |
| (二) 阿都尼斯之魅—对同性之爱的赞赏 |
| (三) 阿瑞斯之怒—对残酷暴力的展示 |
| (四) 美杜莎之惑—对恶与美的女性的书写 |
| 三、多元归一—威廉斯剧作表现手法对白先勇的影响 |
| (一) 以心理回忆手法展现百态人生 |
| (二) 以象征手法展现世态万象 |
| 第三节 哀婉、感伤的记忆—《玻璃动物园》对赵耀民《良辰美景》的影响. |
| 一、一江春水向东流—时代变迁对美好事物的碾压 |
| (一) 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好事物渐趋消逝 |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奋力挽留美好事物 |
| (三) 此情可待成追忆—对美的怀念与希冀 |
| (四) 四顾茫茫已惘然—两剧弥漫的悲剧性 |
| 二、乱花渐入迷人眼—《玻璃动物园》表现形式和技巧、手法对《良辰美景》的影响 |
| (一) 两剧“演出说明”之间存在明显的影响—借鉴关系 |
| (二) 两剧均设置叙述者 |
| (三) 心理外化手法的借鉴 |
| (四) 人物设置方面的影响 |
| (五) 象征运用的类同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8）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 二 选题价值论证 |
| 三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第一章 摇晃的平衡——延安文学中的劳动伦理 |
| 第一节 劳动伦理的乡土性与政治性 |
| 一 乡土性的限定 |
| 二 政治性的传播 |
| 第二节 借用与反馈——劳动伦理的建构 |
| 一 民间德性的借用 |
| 二 民间德性对政治德性的负向反馈 |
| 第三节 劳动伦理与农民主体生成 |
| 一 乡土伦理主体 |
| 二 “庄稼人”的身体 |
| 第二章 失衡的伦理——“十七年文学”中的劳动乌托邦 |
| 第一节 劳动乌托邦的提出 |
| 一 提纯——“继续革命” |
| 二 现代性话语的移用 |
| 第二节 劳动伦理建构的两个维度 |
| 一 劳动光荣 |
| 二 劳动改造 |
| 第三节 劳动新人的诞生 |
| 一 劳动新人的阶级本质 |
| 二 劳动新人的政治肉身 |
| 第三章 赓续与新变——劳动伦理的“新时期” |
| 第一节 劳动伦理的赓续 |
| 一 光荣伦理的不变与变 |
| 二 改造功能的全新表达 |
| 第二节 劳动伦理新建构 |
| 一 合法性的新依据——劳动致富 |
| 二 最后的隐喻——劳动的文化象征 |
| 第三节 劳动主体的新胚与旧质 |
| 一 结局:从新人格到旧欲望 |
| 二 劳动与身体的解冻 |
| 第四章 脱魅的乡土——1990年代至世纪初的劳动伦理 |
| 第一节 反现代的劳动与空间化的乡土 |
| 第二节 自为的劳动主体 |
| 一 抵达生命意识 |
| 二 劳动与身体在场 |
| 第三节 揉入现实质地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简·爱》与《呼啸山庄》中的悖论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悖论的特性及其文学意义 |
| 第一节 悖论的特性 |
| 一、悖论的神秘性 |
| 二、悖论的矛盾性 |
| 三、悖论的修辞性 |
| 第二节 悖论的文学意义 |
| 一、文学的悖论范式 |
| 二、文学的理论悖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简·爱》的悖论艺术 |
| 第一节 《简·爱》的主题悖论 |
| 一、爱情的两难选择 |
| 二、婚姻范式的悖论 |
| 三、“善”与“善”的道德悖论 |
| 四、福音派教义的悖论性 |
| 第二节 《简·爱》的人物悖论 |
| 一、身份悖论 |
| 二、性格悖论 |
| 第三节 《简·爱》的场景悖论 |
| 一、矛盾的社会空间 |
| 二、“第三空间”的悖论 |
| 第四节 《简·爱》的结局悖论 |
| 一、两性关系的悖论 |
| 二、对“英国性”的反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呼啸山庄》的悖论艺术 |
| 第一节 《呼啸山庄》的主题悖论 |
| 一、对世俗爱情的反讽 |
| 二、对婚姻本质的隐喻 |
| 三、“善”与“恶”的道德悖论 |
| 四、“自然”神学的二律背反 |
| 第二节 《呼啸山庄》的人物悖论 |
| 一、男性自我的迷失 |
| 二、女性自我的分裂 |
| 第三节 《呼啸山庄》的场景悖论 |
| 一、家的空间悖论 |
| 二、两种文化的空间悖论 |
| 第四节 《呼啸山庄》的结局悖论 |
| 一、阶级关系的悖论 |
| 二、家庭领导权的悖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勃朗特姐妹悖论写作的成因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勃朗特姐妹悖论写作的缘起 |
| 一、社会传统的压制 |
| 二、宗教家庭的影响 |
| 三、个人的矛盾心态 |
| 第二节 勃朗特姐妹悖论写作的特征 |
| 一、对女性自我的矛盾表达 |
| 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悖论书写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索尔·贝娄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的索尔·贝娄研究 |
| 1.2.2 中国的索尔·贝娄研究状况 |
| 1.3 本论文的目标、方法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论文所要达到的目标 |
| 1.3.2 作为象征资本的“美国性” |
| 1.3.3 深刻的社会观察家:社会学研究思路的引入 |
| 1.3.4 小说家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历史学家:新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
| 1.3.5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 |
| 第2章 20-40 年代:大萧条岁月的平民生活浮世绘 |
| 2.1 美国的“福斯塔福式背景” |
| 2.2.1 二三十年代的芝加哥众生相 |
| 2.2.2 大萧条时期黑人聚居区场景 |
| 2.2.3 中产阶级的破产 |
| 2.2.4 失业、流浪与反抗斗争 |
| 2.2 大萧条的孩子 |
| 2.2.1 贫家儿童初长成 |
| 2.2.2 在大萧条的日子里 |
| 2.2.3 奥吉·马奇的后经济危机岁月 |
| 2.3 贫困的雌性化 |
| 2.4 美国梦破灭了吗? |
| 第3章 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 |
| 3.1 美国进入丰裕社会 |
| 3.2 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与洪堡之死 |
| 3.3 西特林:顺向社会化与精神复归 |
| 第4章 60 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 |
| 4.1 麦卡锡主义的遗毒与赫索格的沉默 |
| 4.2 造反之后:在爆发之中堕落 |
| 4.2.1 局外人还是局内人? |
| 4.2.2 青年人为什么要造反? |
| 4.2.3 我们需要离开地球吗? |
| 第5章 70-80 年代:民主的反讽 |
| 5.1 社会批评:被压制的声音 |
| 5.2 假花:不识庐山真面目 |
| 5.2.1 民主社会的婚姻:爱的缺失与爱的堕落 |
| 5.2.2 美国政府机构:为谁辛苦为谁忙 |
| 第6章 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 |
| 6.1 后现代及其特征 |
| 6.2 拉维尔斯坦:生活在半梦半醒之间 |
| 6.3 成也恣仿,败也恣仿 |
| 第7章 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 |
| 7.1 美国城市与文学想象 |
| 7.1.1 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 |
| 7.1.2 城市特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7.1.3 缘何有“城愁”? |
| 7.1.4 观察城市的角度:在地性的体验与跨地性的审视 |
| 7.2 城市与城事:地理空间、政治与文化的表征与居民生活 |
| 7.2.1 作为地理空间结构的芝加哥与纽约 |
| 7.2.2 作为政治与文化表征的芝加哥与纽约 |
| 7.2.3 城与人:作为市民生活的芝加哥与纽约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在丛林里挣扎的年轻艺术家——评析《我的光辉生涯》中的女主人公形象（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导演三谷幸喜电影研究[D]. 陈晓雅.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不同国籍导演视阈下的越南题材电影创作特色研究[D]. 方汉.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3]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D]. 姜文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4]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5]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D]. 孔瑞.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D]. 刘秀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7]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D]. 高鲜花.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8]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D]. 王朱杰. 山东大学, 2020(12)
- [9]《简·爱》与《呼啸山庄》中的悖论艺术研究[D]. 汪顺来.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10]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