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广播电视与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朱可鑫[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广电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李昕冉[2](2021)在《中国广播电视媒介产业化进程中的政府规制研究 ——以2002年后的政府规制政策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持续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突破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如火如荼,复杂多样的发展环境使得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不仅拥有了新的发展动力,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文化产业以及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后,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着“从无到有,从有到盛,从盛到新,从新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但是在产业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广播电视业出现了一系列消极倾向,推动着我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政策的更新和调整,因此也对我国广播电视业的政府规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现如今,广播电视业对于我国传媒业发展仍然非常重要,其权威性和特殊性在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下依然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一部分,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问题,但我国近年对广播电视业的规制政策缺乏全面详尽的梳理和研究分析。对此,本论文运用与政府规制相关的媒介管理学、媒介经济学等理论对我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的部分政策以及规制效果进行梳理和分析。运用案例分析法结合2002年后政府规制的政策案例探讨中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的效果;运用比较分析法梳理我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的历史分析出我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的特征与必要性,明确政府在广播电视业的定位,从而进一步为我国广播电视业的政府规制实践提供一些宏观的理论支持和微观的实践意见。
蔡小龙[3](2020)在《通辽广电网络的政府监管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在广电网、电信网与互联网的三网融合所形成的网络互联互通、业务融合、资源共享的大背景下,IPTV、手机客户端等各种形态的新媒体相继出现,正逐渐改变着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方式,并且在数字化、互动性等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然而,广电网络作为传统媒介的代表,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的视听监管模式已难以应对新的变化和挑战,并且广电网络本身兼具意识形态和产业的双重属性,政府监管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因此,探索广电网络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有效的监管方式和监管机制,以及推动监管体制的法制化,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通辽广电网络为例,通过调查分析法,系统介绍广电网络自身概况、特征及监管现状,发现政府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用文献分析法,查找相关理论,对广电网络政府监管进行原因分析,并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监管机制、体制和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提出完善通辽广电网络的政府监管的若干建议。本文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在通辽广电网络服务监管工作中存在监管效力难以发挥、监管时间滞后、收费定价方式单一等问题;本文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监管体系不健全、政府机关监督管理职能混乱、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针对这些问题,在借鉴国外广电网络政府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加强政府监管体制建设、厘清监督管理职能、优化监管体系、构建多元化监管机制的建议。
伍倩颖[4](2020)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提出,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数字创意产业湾区创造重要的历史机遇。虽然粤港澳地理上一衣带水,但“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存在“三个体系”的差异,在战略定位、参与主体、制度设置上多有不协同的地方,阻碍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的高层次的协同发展。如何协调解决上述粤港澳大湾区多重协同阻滞?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引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如何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以上种种成为“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难题。为尝试找到以上问题的解决途径,第一章提纲挈领地构建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具有三大方面的现实诉求:一是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三阶段演进,目前呈现产业发展不平衡、重复性高、产业链定位低端带来的制约,接下来以大湾区为载体建设数字创意产业的阶段亟需从合作模式、合作内容、协同机制上进行定位的转变;二是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正在面临跨行政区多元主体混合治理的现实困境、协同主体组织上权力分配的不合理性、利益整合和补偿机制的低效性的协同治理的紧迫性;三是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还在面临“一国两制”长期分割现实的一体化突破需求、战略定位同质化且对立化的转型需求、内部标准不统一的冲突解决需要等协同治理的必要性要求。因此,文章在梳理协同治理理论的历史发展后,结合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的特殊性考虑,定义“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为:通过控制各种内外部条件,合理地调配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系统中各个要素的独立运动和关联运动,达到相互协作和调和的发展态势,进而促进整个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的协同发展。本文接着从实现协同优势的底层逻辑、治理网络作用与反作用的模式框架、部门-公私双维合作的范式基础三大维度丰满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理论要素,从战略协同、主体协同、制度协同三个维度构建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理论模型。为求直观而全面地反映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客观水平,本文采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量化测度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专业化和区域分工程度,对比掌握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基本情况。第二章,运用区位熵方法,从公司数量、从业人数、营业收入、税前利润四大指标,首先从湾区整体、核心城市两大层次对比研究2008-2017年粤港澳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一流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差距:结果发现,与三大世界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仅在公司数量上具有明显的集聚优势,在数字创意人才、经济体量、盈利能力方面未能形成集聚优势不明显且城市间优势分布不均,而且大湾区内超大核心城市的示范作用也不明显。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香港、澳门三大地区内部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发展差异分析,大湾区整体无绝对主导行业,三地产业分工各有特色,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中高科技行业集聚相对较弱,存在数字创意产业链生态覆盖面比较窄、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的同时,也展现出向产业链向高端方向转变的趋势。第三章,运用第二章区位熵测算的结果,进一步采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四大湾区整体及核心城市的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区位熵灰色关联度进行比较:大湾区内数字创意产业存在恶性竞争、资源争夺的问题,而且大湾区超大核心城市辐射能力不足,卫星城协同水平偏低。再对大湾区内部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区位熵灰色关联度进行测算:广东地区数字创意产业链处于低端位置,各城市的优势行业不能实现互补;香港数字创意产业的创意性和科技性是三地最高的,但其辐射带动性偏弱;澳门数字创意产业仅靠博彩行业单脚独立,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显现;从整体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的互联网因素利用不足,缺乏高新技术的支持难以实现跃迁式发展。综合思考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现实问题,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发展思路不能仅仅是粤港澳合作实践的深化,更是要通过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建设,充分发挥粤港澳的综合优势,保持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这需要借助三大世界级湾区的经验,结合大湾区的实际,构建战略、主体、制度相统一的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体系:从战略协同角度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路径体系包括四大方面。一是,在突破区划限制,构建切合实际的区域协同战略方面提出:中央层面建立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决策层+实施层”计划实施机制,实现多级政府与政策之间纵横关系的协调、畅通、平衡,在湾区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治理合力;核心城市层面,总体采取逐步递进的方式,沿着“5+2”、“9+2”、泛粤港澳、泛珠三角的四层次推进城市间数字创意产业融合。二是,从破除低端不平衡矛盾,架构产业价值链重构延伸战略方面提出:“三链合一”,不仅要完善产业链条,打造具有前瞻意义的创新链,还要推动数字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形成新兴形态的价值链,并且重视原创数字内容IP发展,不断巩固高端性质的产业链。三是,从紧密湾区内部联系,搭建核心城市差异化定位战略方面提出:“高地+洼地”组合,着力打造伞形网状的城市规模层级结构,以增长集群效应为引导、以中心城市引领推进,因地制宜地建设分工合理的城市群产业分工体系。从主体协同角度搭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路径体系分为三大步骤。首先,以培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观念为基础,通过优化治理信息共享机制获取集体协同治理的共识,通过规则、社会资本、网络三种方法渐进建立各协同主体的共同价值观,并通过充分发挥资讯传播的力量培育粤港澳民众积极理性的社会心态,以期实现人心相通,凝聚治理信任网络。其次,进一步明晰不同主体的协同治理责任,创新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参与机制,包括建立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参与的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创新机制,企业为核心、现代化体系为重点的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技术协同机制,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知识协同机制,提高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治理实践的高效性。最后,完善主体协同治理的常态体系,运用正式治理机制与非正式治理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并以推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绩效评估工作为保障,着力提高治理绩效。从制度协同角度阐述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路径体系具有三大层次。其一,赋权协同治理主体,包括政府提高规制治理能力而主动让权予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自组织的部分,也包括多级政治力量汇合而来引导协同治理组织发展的部分,以及软环境、硬环境对协同治理实践的双重支撑,以增强协同治理行动力。其二,破解市场资源配置障碍,综合改革现有财税体制、科学划分中央与大湾区内的财权-事权关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大湾区横向转移支付体系,推广创新驱动的税收政策、优化大湾区税收服务协同机制等途径,促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要素互联互通的实现。其三,促进粤港澳法律全面对接,以建立循序渐进的协同立法机制为根基,借助试点先行发挥法治创新能力降低大湾区法律整合成本,以及科技赋能跨境法律合作等方法,推动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正向发展。
金辉[5](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提出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黄海林[6](2020)在《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受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中国如何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应对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等,已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紧迫课题。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等理论视角,系统梳理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阶段与实践经验,并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强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回答了以下四个基本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指导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必要性及优越性;二是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与实践状况;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四是如何借鉴学习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以及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文化产业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文化需求,以公益性事业为基础,强调市场调节方式配置社会文化资源,从事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及提供文化服务的经济性活动的行业总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理论思想,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价值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理论思想阐明了文化实践与文化创造的动力来源及其终极目标,即文化来自社会劳动生产,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其终极理想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毛泽东的文化建设观、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观、江泽民的先进文化发展观、胡锦涛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观、习近平文化自信观等指导思想,是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认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的特殊价值出发,让人们意识到了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并举,牢固地掌握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划分为萌芽准备(1978~1991)、形成兴起(1992~2005)、调整深化(2006~2017)三个阶段,同时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7)的发展历程也非常重要。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源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经历了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逐步进入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时代。从历程演变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逐渐形成了历史文化传承、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功能延伸的发展逻辑。从治理模式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政治主导、政府直接办文化、政府直接办文化与间接办文化相结合、到政府监管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文化治理模式,逐渐形成了政府监督管理、市场资源配置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从文化发展形式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公益事业型发展、经营产业型发展到事业型与产业型并举发展的格局。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从被动输入到主动创造也非常重要,整个历程演进有着内在逻辑。当然,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旧问题与新挑战并存。如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文化服务供需矛盾加剧、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规模结构偏低、文化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弱、文化政策法规滞后等。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突出的实践特征,包括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文化经济的增长,文化事业投入与文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新形势、新业态下的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逐渐深化。从区域发展看,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及各省份之间公益性文化事业综合发展的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都呈现出持续缩小的趋势,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也具有相似的趋势规律,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将走向良性发展与稳健增长。同时,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格局日渐呈现出“东走强、西保持、中渐弱”的趋势。随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中国过去的文化产业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既要重视文化产业的直接价值效益,也要重视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的持续投入,保证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能够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推进中国文化自信道路的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对增强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文化性、经济性、意识形态性和创新扩散性等基本属性。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应当以公益性文化事业为基础,以服务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心,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的有效供给与分配正义。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体两翼,两者既需要基础建设,也需要创新发展,相辅相成。同时,集群创新文化产业竞争力与价值效益文化产业竞争力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循环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辩证看待中国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明确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意识形态性这一本质要求,综合运用政府工具、市场手段与社会力量来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产业。在新常态新形势下,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坚持围绕服务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中心点,在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创造符合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特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从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法兰克福学派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揭示了文化产业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并坚决否定和批判文化工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但缺少对文化自我调节、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依赖关系、大众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系统批判。而英美文化学派并不认为文化消费者仅仅是一个同质化群体,而是主动的、积极的、能动的,同时文化不再以“艺术作品”为核心,而是兼具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文化产业的外延也扩展到了文化休闲、旅游遗产、网络娱乐、文化信息传输等新兴领域。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理论的重大转向,对中国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而从美英日韩等主要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来看,其发展路径有重视文化产业强国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联动‖、健全文化产业发展的多元融资渠道、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规制、优化调整文化事业体制结构与管理激励机制等,这对中国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此,政府部门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并参考国外有益经验启示,来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包括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并增进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与文化服务均等化。文章提出了一种实现辩证认识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中观解释框架与改革路径,这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难题、实现文化法治强国梦想、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创新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过,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的文本分析不够系统深入,在实证研究指标体系设计、研究数据及方法上也有改进之处,对国外经验数据的比较分析存在缺位等等,这有待于未来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与探索。
孟浈浈[7](2020)在《中俄战略伙伴语境下媒体合作基础、障碍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俄媒体合作与国际舆论话语权构建研究》(17ZDA289)其中的内容之一。旨在探讨与分析中俄战略伙伴背景下两国媒介开展合作的基础、障碍与解决对策。论文由四个核心内容组成,甄别相关概念,探讨中俄媒体合作基础与合作依据,分析两国媒体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及对策。第一部分借助跨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国际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知识,对中俄媒体合作基础及障碍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两国媒体的合作背景、目的与意义,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以及可借助的区域性组织平台。此外,还运用系统分析法,深刻剖析了中俄媒体合作与国际传媒格局、两国政治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交流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第三部分重点梳理中俄媒体合作发展历程,两国政府、业界及学界之间已建立起的媒体合作交流机制,并对两国媒体合作的现状进行系统总结。第四部分使用比较研究法,分析中俄在媒介体制、媒介政策、媒介技术及受众语言方面存在的差异,并对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俄媒体开展合作具有比较稳固的基础与广阔的空间,但是,两国媒体开展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合作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障碍,这就需要两国政府及其他合作实体不断采取创新性、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张世定[8](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张录全[9](2019)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过上殷实、安定的小康生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向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的目标。自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首次用“小康”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以来,我们党始终紧紧扭住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正在逐步变成现实。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到二〇二〇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仅保持了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连续性,而且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的新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重要、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体人民的小康,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采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举措,不断推进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取得了显着的成效。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说到底还是需要人来实现的。农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既需要党的强农富农惠农政策,也需要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村要解决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必须首先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农民素质,使其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进而推动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小康社会建设的发展历程为背景,以当前我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状况为出发点,以促进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群众思想政治素质为落脚点,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历史经验和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方法,针对我国农业农村的主要特点和工作对象的实际情况,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研究,以期对提高我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前瞻性和实效性有所助益。本文绪论部分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相关研究现状做出梳理和述评,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论文内容共六章。第一章概述篇,主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涵及特点进行解读,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章理论基础篇,主要从学理上分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论述、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第三章历史考察篇,主要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小康社会建设初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的社会背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要求,以及各个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状况的梳理,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历史依据。第四章现状篇,主要以天津市蓟州区为例,归纳总结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已取得的进展,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剖析其主要原因。第五章认知策略篇,主要提出加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路径,即提高领导干部、思政工作者、广大农民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明确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和原则。第六章实践策略篇,主要提出加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路径,即丰富工作内容、创新工作载体、完善工作机制、提升队伍素质、构建社会环境。
窦金启[10](2019)在《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继续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看出,从十六大期间开始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而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影视产业,其也必然要以此为其发展依据,从而形成影视“走出去”布局。影视“走出去”其实是在文化“走出去”整体战略下形成的影视产业对外传播的体系,也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影视国际传播与交流的一种具有中国时代理论特色的理论。其既涉及硬性的影视产业“走出去”,也包含软性的影视文化“走出去”,但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而积极的国家形象。其实,在新世纪初,我国的影视行业就开始不断探索“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本文采用面相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展开,以影视“走出去”为本体,通过对《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颁布以来到现阶段,我国的影视行业的“走出去”的理论形成,影视“走出去”构成内容的盘整与分析,影视个案及产品的调查与研究和影视“走出去”对我国国家形象体系构建的影响等几方面作为论述和研究的对象,梳理和盘整出我国影视“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分析得出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进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改进措施及方法。影视对外传播理论的不断创新是形成影视“走出去”的根本。本文的第一章,侧重探讨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影视“走出去”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优势特性。通过对十七大到十九大期间关于影视“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措施和影视工作指导意见的梳理,可以得出,影视“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组成之一,是在其理论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并且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其形象性、时效性和导向性的特征,进而对文化“走出去”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第二、三章,以影视“走出去”的内容构成为研究对象,通过把影视“走出去”及对外影视体系中的主要构成内容—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这四种艺术形态,在新世纪“走出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盘整和梳理,进而得出:我国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成绩,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型和推广的方式和方法。影视“走出去”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配合国家外交方针及政策。本文第四章,以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方针为语境,分别从大国、周边、“一带一路”、以及中非“战略合作伙伴”这四个角度,对我国影视产业在这四种对外交往策略中的重点国家的“走出去”现状进行梳理,从而得出我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同时,综合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关于提升我国影视产业整体“走出去”的可行性路径。无论是影视产业“走出去”,还是影视文化对外传播,其在实现经济目的的同时,最高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国家形象的良好表达,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所以,本文最后一部分就影视“走出去”对于国家形象构建体系的丰富和提升进行研究,并认为,影视“走出去”无论从内容还是方式上都已经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影视产业的对外发展在提升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影响力的同时,要自觉的肩负起对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和国家形象塑造的责任。
二、论广播电视与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广播电视与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广播电视媒介产业化进程中的政府规制研究 ——以2002年后的政府规制政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
2.实践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1.国外研究现状 |
2.国内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 |
1.案例分析法 |
2.文献分析法 |
3.比较分析法 |
一、规制与政府规制 |
(一)规制概述 |
1.规制的含义 |
2.规制的分类 |
3.规制与监管的区别 |
(二)政府规制概述 |
1.政府规制含义 |
2.中国广播电视业的政府规制 |
二、中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的历史变迁、发展特征及必要性 |
(一)中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的历史变迁 |
1.完全行政控制阶段: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1978年) |
2.调整与改革的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1991年) |
3.改革突破阶段: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91年-2000年) |
4.整体布局推进阶段: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并行(2002年-) |
(二)中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的发展特征 |
1.毫不动摇的意识形态特征 |
2.与时俱进的产业特征 |
3.自我调整与改革的发展特征 |
(三)中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的必要性 |
1.中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的特殊性 |
2.顺应媒介市场化的需求 |
3.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规制需要 |
4.技术变革对中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的冲击 |
三、2002年后中国广播电视业产业化进程中的政府规制研究 |
(一)中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的基本格局及规制主体 |
(二)2002年后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背景 |
(三)2002年后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进程中的消极倾向 |
(四)2002年后中国广播电视业的政府规制总体表现 |
四、2002年后中国广播电视产业政府规制的实例研究 |
(一)中国广播电视产业政府的经济性规制——以“限广令”为例 |
1.2002年后中国广播电视业“限广令”政策梳理 |
2.基于“限广令”的政府规制效果 |
(二)中国广播电视产业政府的经济性规制——以“明星限薪令”为例 |
1.2002年后中国广播电视业“明星限薪令”政策梳理 |
2.基于“明星限薪令”的政府规制效果 |
(三)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的社会性规制——以“限娱令”为例 |
1.2002年后中国广播电视业“限娱令”政策梳理 |
2.基于“限娱令”的政府规制效果 |
五、中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路径思考 |
(一)中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中出现的问题 |
1.政府规制能力不足与规制低效 |
2.内容规制松紧失度 |
3.规制手段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 |
(二)中国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中出现问题的解决路径 |
1.提高规制政策的效力等级,健全广播电视法制体系 |
2.创新内容规制手段,建立内容规制框架 |
3.强化互联网融合规制思维,适应技术变革新要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通辽广电网络的政府监管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技术路线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4 相关理论 |
1.4.1 政府治理理论 |
1.4.2 公共管理理论 |
1.4.3 公共产品理论 |
2 广电网络服务及政府监管手段 |
2.1 广电网络及其特点 |
2.1.1 广电网络 |
2.1.2 广电网络的特点 |
2.2 广电网络服务供给模式 |
2.3 广电网络政府监管必要性 |
2.3.1 广播电视是政府意识形态宣传的主阵地 |
2.3.2 广播电视全方位监管格局逐渐形成 |
2.3.3 三网合一使广电网络发展出现新问题 |
2.4 广电网络监管手段 |
2.4.1 行政手段 |
2.4.2 法规手段 |
2.4.3 经济手段 |
2.4.4 社会手段 |
2.4.5 技术手段 |
3 通辽广电网络政府监管现状 |
3.1 通辽广电整体发展情况 |
3.2 通辽广电网络监管机构 |
3.3 通辽广电网络监管内容 |
3.3.1 经营范围监管 |
3.3.2 节目监管 |
3.3.3 频道监管 |
3.3.4 价格监管 |
3.4 监管技术 |
3.5 取得的成效 |
4 通辽广电网络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通辽广电网络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 |
4.1.1 监管效力难以发挥 |
4.1.2 收费定价方式单一 |
4.1.3 监管时间滞后 |
4.2 通辽广电网络政府监管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4.2.1 监管体制不健全 |
4.2.2 监督管理职能混淆 |
4.2.3 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
5 国外广电网络政府监管经验借鉴 |
5.1 美国广电网络政府监管情况 |
5.2 英国广电网络政府监管情况 |
5.3 日本广电网络政府监管情况 |
5.4 法国广电网络政府监管情况 |
5.5 成功经验启示与借鉴 |
6 完善和改进通辽广电网络的政府监管建议 |
6.1 加强政府监管体制建设 |
6.1.1 设立独立监管机构 |
6.1.2 优化监管机制 |
6.2 厘清监督管理职能 |
6.2.1 明确监管定位 |
6.2.2 改革管理框架 |
6.3 优化监管体系 |
6.3.1 加强监管法制体系建设 |
6.3.2 建立进入-退出监管 |
6.3.3 建立分等级内容监管制度 |
6.3.4 加强频道使用监管 |
6.3.5 加强价格监管 |
6.3.6 构建多元化监管机制 |
7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4)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湾区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二)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相关研究 |
(三)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研究回顾 |
(四)文献述评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第一章 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 |
一、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建设现状 |
二、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紧迫性 |
三、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
第二节 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概念界定 |
一、协同治理理论的历史考察 |
二、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的内涵 |
第三节 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一、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治理战略协同 |
二、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治理主体协同 |
三、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治理制度协同 |
四、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理论模型 |
第二章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差距分析 |
第一节 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区位熵分析模型设计 |
一、区位熵方法介绍及模型设计 |
二、样本及指标的选择 |
第二节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差异分析 |
一、湾区整体层级的区位熵实证分析 |
二、湾区核心城市层级的区位熵实证分析 |
第三节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发展差异分析 |
一、广东地区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区位熵实证分析 |
二、香港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区位熵实证分析 |
三、澳门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区位熵实证分析 |
四、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区位熵实证分析比较 |
第三章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差距分析 |
第一节 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区位熵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设计 |
第二节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水平比较 |
一、湾区整体层级的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
二、核心城市层级的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
第三节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协同发展水平比较 |
一、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公司数量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
二、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从业人数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
三、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营业收入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
四、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的税前利润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
五、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协同发展水平分析 |
第四章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战略协同治理路径体系 |
第一节 突破区划限制构建切合实际的区域协同战略 |
一、粤港澳数字创意产业空间壁垒 |
二、中央层面加强统摄治理能力,建立“决策层+实施层”计划实施机制 |
二、核心城市层面秉承互惠互利原则,四层次递进打造治理共同体 |
第二节 破除低端不平衡矛盾架构产业价值链重构延伸战略 |
一、完善产业链条,大力打造具有前瞻意义的创新链 |
二、推动数字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形成新兴形态价值链 |
三、重视原创数字内容IP发展,不断巩固高端性质的产业链 |
第三节 紧密湾区内部联系搭建核心城市差异化定位战略 |
一、“高地+洼地”组合,着力打造伞形网状城市层级结构 |
二、增长集群效应引导,中心城市引领推进 |
三、因地制宜,建设分工合理的城市群产业分工体系 |
第五章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主体协同治理路径体系 |
第一节 培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观念,凝聚治理信任网络 |
一、优化信息共享机制,取得集体协同共识 |
二、规则、资本、网络三大方法渐进,建立共同价值观 |
三、充分运用信息传播力量,促进三地人心相通 |
第二节 明晰不同主体协同治理责任,创新湾区协同治理参与机制 |
一、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参与的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创新机制 |
二、企业为核心、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重点的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技术协同机制 |
三、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知识协同机制 |
第三节 完善主体协同治理常态体系,着力提高治理绩效 |
一、正式治理机制与非正式治理方法相结合促协同治理精准有效落实 |
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绩效评估工作 |
第六章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制度协同治理路径体系 |
第一节 赋权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主体,增强协同治理行动力 |
一、转型规制治理能力,政府主动让权湾区数字创意自组织 |
二、汇合多级政治力量,设立并引导高效协同组织 |
三、软硬环境双重支撑,激励并保障协同主体跨区治理 |
第二节 破解市场优化资源配置障碍,实现资源要素互联互通 |
一、改革现有财税体制,科学划分中央与大湾区财权、事权范围 |
二、建立合理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大湾区横向转移支付体系 |
三、推广创新驱动税收政策,优化大湾区税收服务协同机制 |
第三节 促进粤港澳法律全面对接,引导协同实践正向发展 |
一、直面法律差异与红利,建立循序渐进的协同立法机制 |
二、降低大湾区法律整合成本,试点先行发挥法治创新能力 |
三、科技赋能跨境法律合作,优化粤港澳数字创意法治营商环境 |
结语 |
第一节 总结 |
第二节 论文不足及改进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1.4.1 难点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2.5 简要评述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3.4 启示与借鉴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政策启示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 作者简历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0.1.1 研究背景 |
0.1.2 研究意义 |
0.2 相关核心概念界定 |
0.2.1 文化 |
0.2.2 文化产业 |
0.2.3 文化产业发展 |
0.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3.1 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
0.3.2 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理论和发展历程研究 |
0.3.3 文化产业竞争融合发展研究 |
0.3.4 文化产业创新效率与政策规制研究 |
0.3.5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
0.3.6 国内外研究状况总结 |
0.4 研究内容及框架 |
0.4.1 研究内容 |
0.4.2 研究框架 |
0.5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0.5.1 研究方法 |
0.5.2 创新之处 |
第1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
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 |
1.1.1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立论之基:现实人的劳动实践 |
1.1.2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核心内容 |
1.2 列宁、斯大林的文化建设思想 |
1.2.1 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 |
1.2.2 斯大林的文化建设思想 |
1.3 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关于文化发展的重要论述 |
1.3.1 毛泽东的文化建设观 |
1.3.2 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观 |
1.3.3 江泽民的先进文化建设观 |
1.3.4 胡锦涛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观 |
1.3.5 习近平文化自信观 |
1.4 他山之石: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与经验 |
1.4.1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产业批判理论 |
1.4.2 英国的文化学派理论 |
1.4.3 美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理论 |
第2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 |
2.1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化建设期(1949~1977) |
2.1.1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文化发展格局 |
2.1.2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 |
2.1.3 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前 |
2.2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萌芽准备期(1978~1991) |
2.2.1 1978 年改革开放至1983年:文化事业逐步恢复 |
2.2.2 1984 年至1991年:文化产业开放发展 |
2.3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形成兴起期(1992~2005) |
2.3.1 1992 年至1999年:文化产业逐步形成 |
2.3.2 2000 年至2005年:文化产业繁荣兴起 |
2.4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调整深化期(2006~2017) |
2.4.1 2006 年至2012年:调整管理体制,探索新兴文化 |
2.4.2 2013 年至2017年:文化产业的全面深化与创新改革 |
第3章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
3.1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特点 |
3.1.1 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文化经济的增长 |
3.1.2 文化服务事业投入与文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
3.1.3 新形势、新业态下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
3.1.4 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逐渐深化 |
3.1.5 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文化认同危机 |
3.2 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
3.2.1 公益性文化事业财政投入 |
3.2.2 公益性文化事业基建投资 |
3.2.3 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设施 |
3.2.4 公益性文化事业队伍建设 |
3.2.5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水平 |
3.3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力评价 |
3.3.1 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构建 |
3.3.2 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结果 |
3.3.3 省际文化产业竞争力比较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 |
4.1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
4.1.1 文化性是中国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的根本 |
4.1.2 经济性是中国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
4.1.3 意识形态性是中国文化产业稳定发展的保障 |
4.1.4 创新扩散性是中国文化产业高效、优质发展的抓手 |
4.2 以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 |
4.2.1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辨证关系 |
4.2.2 主流意识形态与新闻出版业 |
4.2.3 主流意识形态与广播电视业 |
4.2.4 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传播业 |
4.3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与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辩证统一 |
4.3.1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
4.3.2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水平对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
4.3.3 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竞争力与价值效益竞争力的辩证关系 |
4.4 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
4.4.1 社会效益作为文化产业生产内容的核心价值 |
4.4.2 文化消费需求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
4.4.3 基于社会效益促进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效率供给 |
第5章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展望 |
5.1 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顶层设计 |
5.1.1 塑造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意识形态文化 |
5.1.2 务实党内建设文化领导权的认同基础 |
5.1.3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作用 |
5.1.4 正确处理“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文化发展关系 |
5.2 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 |
5.2.1 健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建设法制 |
5.2.2 加快推进文化机构改革与文化治理职能转变 |
5.2.3 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行“分类指导” |
5.2.4 推动市场配置、政府扶持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建设 |
5.3 增进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与文化服务均等化 |
5.3.1 优化财政保障均衡制度 |
5.3.2 强化落后地区文化产业政策的扶持力度 |
5.3.3 健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投资竞争机制 |
5.3.4 完善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创新发展机制 |
5.4 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机制 |
5.4.1 实行“产学研”一体化的高层次文化专门人才合作培养模式 |
5.4.2 加快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创新人才的职业生涯规划与保护激励机制 |
5.4.3 完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法律规范与监管长效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博士阶段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7)中俄战略伙伴语境下媒体合作基础、障碍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价值 |
三、文献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 |
第一节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概念 |
一、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
二、战略伙伴关系价值 |
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特征 |
(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 |
(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特征 |
第二节 中俄媒体合作基础概念 |
一、合作基础内涵 |
二、中俄媒体合作基础界定 |
三、中俄媒体合作基础特征 |
第三节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概念 |
一、合作障碍内涵 |
二、中俄媒体合作障碍界定 |
三、中俄媒体合作障碍特征 |
第二章 中俄媒体合作基础 |
第一节 两国媒体合作背景、目的与意义 |
一、合作背景 |
(一)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 |
(二)相似的国际舆论环境 |
(三)合作维度拓宽,合作程度深化 |
二、合作目的 |
(一)促进文化互鉴,深化民心相通 |
(二)提供信息支持,促进经贸发展 |
(三)提升国际话语权,创造立体声效应 |
三、合作意义 |
(一)增强政治互信,保持两国关系友好态势 |
(二)展现全面立体信息,矫正片面国家形象 |
(三)扭转马太效应,构建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
第二节 两国媒体合作基础类型 |
一、政治基础 |
(一)政治互信程度加深 |
(二)政策趋向一致 |
(三)媒体合作政策支持 |
二、经济基础 |
(一)宏观经济态势良好 |
(二)后续资金支持良好 |
三、社会基础 |
(一)民意基础扎实 |
(二)互相吸引力提升 |
(三)互联网发展规模扩大 |
第三节 两国媒体合作平台 |
一、上海合作组织 |
(一)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概况 |
(二)“大舞台”唱响中俄媒体合作“大戏” |
二、“金砖五国”组织 |
(一)“金砖五国”组织发展概况 |
(二)“金砖五国”框架下的中俄媒体合作机制 |
三、“一带一盟” |
(一)“一带一盟”创立历程 |
(二)“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中的媒体使命 |
第三章 中俄媒体合作现状 |
第一节 中俄媒体交往与合作 |
一、两国媒体交往大事记 |
(一)中俄媒体接触期 |
(二)中俄媒体合作规范期 |
(三)中俄媒体合作扩展期 |
(四)中俄媒体合作繁荣期 |
二、两国媒体交流平台 |
(一)中俄媒体合作论坛 |
(二)中俄电视合作论坛 |
(三)东北地区与远东地区媒体定期交流活动 |
(四)中俄网络媒体论坛 |
三、两国媒体合作现状 |
(一)合作内容丰富,但领域失衡 |
(二)交流平台不断发展,但仍有待完善 |
(三)垂直性、立体化与健全化的合作模式尚未完全建立 |
第二节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
一、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概述 |
二、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性质 |
(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的副总理级官方组织 |
(二)一个能够自我完善、不断升级的灵活性组织 |
(三)致力于促进中俄人文各领域合作机制性组织 |
三、中俄媒体合作分委会的责任与使命 |
(一)为中俄媒体合作引领方向 |
(二)为中俄媒体合作提供平台 |
第三节 中俄大众传媒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
一、设立背景 |
二、运行机制与责任 |
三、发展历程与成效 |
第四章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与对策 |
第一节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分析 |
一、两国媒介体制不同 |
(一)媒介体制含义 |
(二)两国媒介体制存在差异 |
二、两国媒介政策不同 |
(一)媒介政策概念 |
(二)两国媒介政策存在差异 |
三、两国媒介技术不同 |
(一)媒介技术内涵 |
(二)两国媒介技术存在不同 |
四、两国受众语言不同 |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
(二)中俄语言存在差异 |
第二节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消解对策 |
一、两国媒介体制上求同存异 |
二、两国媒介政策上互学互鉴 |
三、两国媒介技术上创新求同 |
四、两国联合培养多语种新闻传播人才 |
五、两国联手应对国际网络犯罪与舆论安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 |
致谢辞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存在不足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参考文献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1.理论意义 |
2.实践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1.国内研究综述 |
2.国外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1.研究方法 |
2.创新点 |
(五)研究框架及基本思路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概述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概述 |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 |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内涵 |
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 |
(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概述 |
1.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概念 |
2.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对象 |
3.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点 |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
2.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素质保证 |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
2.列宁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
(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
1.毛泽东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
2.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
3.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 |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历程 |
(一)小康社会建设初期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1979 年-2002 年) |
1.小康社会建设初期社会发展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
2.小康社会建设初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 |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2002 年-2012 年) |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 |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2012 年-今) |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 |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及问题原因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进展 |
1.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体制比较健全 |
2.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聚焦于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3.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不断壮大 |
4.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建设已初具规模 |
5.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尽力贴近农民生活 |
6.思想政治工作载体不断丰富 |
7.思想政治工作取得较明显实效 |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
1.思想政治工作“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未完全解决 |
2.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时代性创新性针对性还不足 |
3.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载体亲和力还不够 |
4.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作用体现不明显 |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1.思想政治工作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责任感尚需提高 |
2.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素质还难以适应新时代农村发展要求 |
3.新时代农村农民的变化增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 |
4.适应新时代农村发展要求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还不健全 |
5.社会各方面支持思想政治工作的氛围不够 |
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认知策略 |
(一)提高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1.提高领导干部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2.提高思政工作者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3.提高广大农民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必要性的认识 |
(二)明确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 |
1.促进农民素质现代化 |
2.为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方向保证和精神动力 |
(三)遵循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
1.坚持以农民为中心 |
2.解决思想问题与利益问题相结合 |
3.喜闻乐见、简便易行 |
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策略 |
(一)丰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
1.以“五信”为主线的理想信念教育 |
2.以“三大战略”为重点的形势政策教育 |
3.以“三治结合”为体系的乡村治理教育 |
4.以“两山”理论为导向的生态文明教育 |
(二)优化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载体 |
1.在现代村规民约重构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
2.在多样化的活动中融入思想政治工作 |
3.在促进农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
4.利用新媒体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覆盖面和实效性 |
(三)完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
1.完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激励机制 |
2.完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机制 |
3.完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机制 |
(四)提升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素质 |
1.新时代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要求 |
2.提高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的主要途径 |
(五)构建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环境 |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
2.加强农村党的领导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
3.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
4.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
5.加强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依据 |
二、相关概念的厘清和界定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原则及方法 |
五、研究意义及创新 |
第一章 影视“走出去”的文化理论支撑 |
第一节 文化“走出去”语境下的影视对外传播 |
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形成 |
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意义 |
三、文化“走出去”的方式 |
四、影视对外传播结合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代理论成果 |
第二节 影视“走出去”的特征及其影响 |
一、影视“走出去”的媒介特性 |
二、中国影视“走出去”的影响力分析 |
三、制约影视“走出去”影响力的因素 |
第三节 影视“走出去”在时代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
一、影视艺术具有天生的文化责任 |
二、影视媒介影响文化认同 |
三、影视产品转变价值取向 |
第二章 影视“走出去”内容形态及问题分析(上) |
第一节 映像东方--国产电影“走出去”现状及问题分析 |
一、利好的电影“走出去”政策 |
二、国产电影海外推广与传播内容 |
三、国产电影“走出去”的影响力及问题分析 |
第二节 剧领天下--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现状与问题分析 |
一、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环境 |
二、国产电视剧海外推广与发行内容 |
三、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问题分析 |
第三章 影视“走出去”内容形态及问题分析(下) |
第一节 纪录中国--纪录片“走出去”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一、国产纪录片及其“走出去”环境 |
二、国产纪录片“走出去”的路径及内容 |
三、国产纪录片“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 |
第二节 多彩世界--国产动画片“走出去”及问题分析 |
一、国产动画“走出去”的环境及利好政策 |
二、国产动画片的海外销售与发行 |
三、国产动画片的国际合作分析 |
第四章 影视“走出去”在外交语境中的个案分析与研究 |
第一节 中国影视在欧美大国“走出去”影响力的提升 |
一、美国 |
二、法国 |
三、俄罗斯 |
第二节 中国影视在周边国家“走出去”影响力的扩大 |
一、越南 |
二、蒙古 |
三、印度 |
第三节 深耕“一带一路”的中国影视“走出去” |
一、匈牙利 |
二、泰国 |
三、埃及 |
第四节 中国影视在非洲主流国家“走出去”得到巩固和发展 |
一、中国影视业在非洲发展概况 |
二、中国影视作品在非洲传播的优势 |
三、中国影视在非洲传播的问题分析 |
第五节 中国影视“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
一、多途径调控生产要素,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优势 |
二、主抓影视节目内容,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
三、多元化传播渠道,建设基础化数字平台 |
四、完善对外影视人才培养建构 |
五、建立良性的监督反馈机制 |
第五章 影视“走出去”的国家形象研究 |
第一节 文化形象与影视媒介 |
一、文化形象与国家形象塑造 |
二、西方映像中的中国形象 |
三、影视“走出去”的国家形象生成 |
第二节 影视媒介塑造国家形象的规律 |
一、对外宣传让位于国际传播 |
二、不断拓展对外传播平台 |
三、持续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
四、影视创作要保持文化自觉 |
第三节 影视创作表达国家形象的问题与不足 |
一、文本创作方面,缺乏思想力量 |
二、作品表达方面,缺乏视觉感染力 |
三、推广发行方面,缺乏民族基础层面的统筹 |
四、学术研究方面,缺乏正确的指引和批评 |
五、文化消费方面,缺乏民族意识引导的力量 |
第四节 影视“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的方式与原则 |
一、影视媒介对于国家形象传播的优势 |
二、影视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 |
三、其他的影视文化形式与国家形象塑造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 |
附录B 《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倡议书》 |
附录C 《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
附录D 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作品目录 |
附录E 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获奖名单一览 |
附录F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评优单元优胜作品 |
附表G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监制的对外影视节目一览 |
附录H 三大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电影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论广播电视与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广电产业发展研究[D]. 朱可鑫.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广播电视媒介产业化进程中的政府规制研究 ——以2002年后的政府规制政策为例[D]. 李昕冉.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3]通辽广电网络的政府监管问题及对策研究[D]. 蔡小龙.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0(04)
- [4]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D]. 伍倩颖.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6]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D]. 黄海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7]中俄战略伙伴语境下媒体合作基础、障碍与对策研究[D]. 孟浈浈. 郑州大学, 2020(03)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9]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D]. 张录全.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8)
- [10]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D]. 窦金启.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