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9年11月份农机总产值及主要产品产量产销存完成情况汇总表(论文文献综述)
刘惠瑾[1](2021)在《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管理体系研究》文中提出西北实业公司于1933年8月建成运营,至1937年已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企业集团。无论企业规模、资本额还是年产值在全国均占有一席之地。无论产品质量、技术工艺还是运营管理在当时均较为先进。其为巩固阎锡山政权、提高山西民众生活水平、提升军队装备水平、抵抗日军侵略均做出过重大贡献。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地方企业集团,在其所处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其所在政权做出重大贡献。西北实业公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阎锡山“造产救国”抱负的实现手段。它既顺应了谋求发展、抵御外辱的时代之需,又充分利用了晋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研究西北实业公司,应当前山西转型发展之需,期实现借古鉴今之用。本文共分十一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之现状,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框架,对“西北实业公司”、“治理”与“管理”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本文所使用的档案资料,指出了本研究的难点和创新之处。其后分十章阐述西北实业公司之创建发展、治理与管理。第一章是西北实业公司创建的背景及发展史。西北实业公司充分利用了山西丰富的煤铁等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阎锡山在兵败之时,适时提出“造产救国”,利用手中政权整顿金融秩序、实行统制经济、广泛延揽人才、利用“公司”制度、打造属于自己的工业帝国。西北实业公司的发展经历了筹备时期、分组建厂时期、总管理处时期、公司集权经营时期、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时期以及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时期等6个阶段。第二章介绍了阎锡山独特的企业治理模式,即“四会”治理模式。阎锡山将当时建起来的各类事业统称为“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模式进行统一治理,其中包括西北实业公司、山西省银行、同蒲铁路等。“四会”即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督理委员会、董事会、监察会及各县监进会。“四会”治理模式之特点在于既实现了股份有限公司式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之目的,又实现了阎锡山个人高度集权之目的。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日常管理机构为董事会,董事会十分注重对自身的管理,规范了工作制度、财务制度及盈余分配等。第三章为西北实业公司之组织结构与人员构成。西北实业公司大部分时期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因而下属各厂财务、业务等均归公司统筹。公司本部拥有庞大的管理机构,包括总务处、工业处、矿业处、电业处、营业处、会计处等。下属各工厂一般采用三级管理模式,即厂长之下设课(室),课(室)之下设股(部)的管理模式。从人员来看,西北实业公司员工总人数呈现不断增长之态,其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大多具有较高学历、甚至具有留学经历。第四章讲述了西北实业公司对员工之管理。管理之核心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因而本部分也是本文重点之一。从员工的招聘、培训、组织、工作、考核等各个环节,公司均制定有详尽的办法。公司对于员工招聘具有较高门槛,而且员工必须经历较长的见习期。公司通过筹办职业学校、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培养熟练工人。公司十分重视工人的政治思想,通过阎锡山亲自训话、组织宣传、文学作品等方式对工人进行思想教化。公司通过成立互助团实行工农合一、强迫员工服役编队、强迫员工参战助战、制定严格的战时工作纪律、出台防共“肃伪”方案等措施加强员工的组织管理。针对职员工作,从办公规则与程序、会议与会文会稿、缮发文件及归档调卷、离到职调迁到年终考核都制定有详细的管理办法。对于工人,制定了工作规则、出台服役及优待办法,战前为了加大生产还有专门的特殊政策。而留用日本人是阎锡山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阎锡山留在西北实业公司的日本人大多是一些技术人员,公司对该部分日本人及其家属进行规范管理、登记发证,同时给予特殊的生活待遇。第五章是西北实业公司的薪酬福利管理。公司成立福利委员会,建立各类福利设施,成立员工消费合作社,低价配售粮食和生活用品,对工伤及退休员工给予抚恤,为职员办理人寿保险,制定员工就医用药办法,对员工进行个别访谈,成立西北俱乐部、为职员发制服、为特殊人群配牛奶、给女工孕假,规范婚丧公份减轻员工负担,筹办期刊等,可谓十分周全。然而随着阎锡山政权濒临覆亡,这一切福利也随之消失,甚至连配发基本食粮都捉襟见肘了。第六章是西北实业公司之财务管理。抗战前,公司仅从实践操作层面,规范了会计科目与账形。抗战胜利后,公司全面采用现代会计制度,规定会计基本标准、详列会计科目、规范会计凭证、明确簿籍报表、规范资产管理、规范出纳及会计交代,同时要求下属工厂也做到财会规范管理。公司实行预算结算与决算制度,以保障资金的安全运行。公司实行严格的成本控制制度,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公司规定各厂之纯利润除工资与分红外,其余皆上缴公司。第七章是西北实业公司之物资与工程管理。公司从采购、仓储、销售、防护等环节加强对物资的管理。公司出台京津沪采办处规则、门市部营业规则、物料购买包装运输及验收办法、销售成品办法、仓库管理职责与办法以及成立稽查队,规范物资管理、加强物资防护。同时公司十分注重废坏料品的收集与利用。对于公司各类工程,出台工程管理办法,要求有关方面制定工程计划与工程合约。第八章是生产业务管理。阎锡山政府在1945年接收各工厂后,要求各工厂恢复重建,拿出自给办法并制定生产计划。年终各厂要对一年来的工作作出汇报,未完成任务之工厂须做出检讨与说明,超额完成任务之工厂会得到奖励。公司部分工厂对于本厂非核心之工程有时采取包工形式,或包给本厂工人或包给厂外工人。公司及各厂注重对业务进行检查与指导。第九章介绍了公司的技术与品牌管理。公司十分注重技术革新,成立技术委员会,对各类发明与改良根据贡献大小给予一定的奖励。一些工厂采用了新技术取得良好的效果。公司注重树立品牌并维护品牌,对冒牌产品借助政权力量,进行严厉查处。第十章是公司对各环节之督查。公司成立了工作责任化督进会,时时处处对公司各个方面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纠正。同时,公司掀起了“向下看”运动,对公司的防共“肃伪”、严密管理、节约开支、奖进技术及提高工作热情等方面制定有详尽的实施方案。此外,公司注重对会计账簿的检查,从账簿的保管、记账方式到制度执行、职责划分等方面进行检查与督导。本文脱开阶级观念,在“公司”制度下,考量西北实业公司之治理与管理。客观审视西北实业公司治理与管理之优劣。笔者认为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系统研究西北实业公司之治理与管理。之前景占魁前辈编着了《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该着作主要介绍了西北实业公司之发展历程,虽对企业管理有所涉及,但笔墨甚少。此外,该着作因产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而本研究重点是在“公司”这一制度前提下,考量西北实业公司的治理与管理。从公司层面的治理及公司内部人财物之管理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发现西北实业公司与其他公司之不同。第二,发现阎锡山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四会”治理模式。此种模式不同于家族公司亦不同于普通的股份有限公司,“四会”治理模式吸取家族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长,既实现了公司各机构之间之制衡与监督,又实现了阎锡山的个人集权。第三,揭示了阎锡山对工人软硬兼施、明暗皆使之统治手腕。即一方面给予工人优厚的待遇,使工厂自成社会,使工人不与外界交流接触;另一方面通过思想教化、组织控制与特务监控使工人顺从。如此手腕使得西北实业公司之工人不愿亦不敢发动工潮。第四,揭示了在围困之下,太原仍难解放之工业支撑。解放前,在太原长期围困、资源匮乏、兵员不足情况下,西北实业公司通过全面成本控制,保障生产、支援前线。强迫工人编组编队、参战助战、死守太原。此为太原迟迟不得解放之重要原因之一。
高毓薇[2](2020)在《统计工作队伍建设与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1949-1956)》文中提出统计工作队伍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特定群体,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走上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一切工作,如果没有正确的数据便没有依据、无法开展;要获得正确的数据,就需要有统计工作。而要全面开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统计工作,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支政治过硬、专业能力强的统计工作队伍。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许多艰巨的任务,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党中央正确决策、苏联外部援助、人民群众甘于奉献等原因以外,统计工作队伍的贡献绝对不容忽视。本文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的相关史料,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任务及统计队伍状况出发,系统回顾了统计工作队伍建设的开展情况,并通过考察第一次人口普查、“一五”计划实施、增产节约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统计工作队伍的贡献,进一步地探讨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转向执政的过程中,统计工作队伍是如何为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做出应有的贡献的。并且,本文还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队伍建设的经验与启示,探索新时代统计工作队伍建设的方向,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本文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任务及统计队伍状况。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对统计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及当时统计工作队伍存在的许多问题,如数量严重缺乏、专业素质不足、统计工作队伍整体稳定性差、在机关单位地位不高,不得重视等。第二部分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统计工作队伍建设进行的实践探索。主要有统计工作队伍的建立与健全,教育与培训、管理与监督这三个方面。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统计工作队伍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深入考察统计工作队伍在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一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情况检查、增产节约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贡献,更生动地揭示统计工作队伍是如何为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第四部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队伍建设及服务进行了反思,并得出了启示。首先对统计工作队伍建设过程中政治性与专业性的平衡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然后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队伍建设的经验和启示,为新时期统计工作队伍建设提供借鉴,如必须实现政治性和专业性的统一,结合各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加强教育与培训等。
张梦思[3](2019)在《浠水县十月村乡镇企业的变迁(1978-2004)》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镇企业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浠水县十月村位于湖北省东部的黄冈地区。改革开放后,十月村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成为浠水县的先进和典型,曾多次被评选为当地“乡镇企业明星村”、“乡镇企业十强村”和“科技十强村”。此外,还曾荣获湖北省乡镇企业先进单位称号。2016年浠水县十月村被评选为2016年中国名村。十月村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1978年前,社队企业发展较为缓慢。1978年以后,在省政府、县委和县政府的号召下,十月村实行工农并举,围绕农业兴办企业,同时又依靠企业促进农业发展,社队企业开始发展。随后,农村出现了农民共同出资、农民个人举办以及联合举办的企业,1984年后与社队企业一起统称为乡镇企业。80年代中后期,十月村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988年2月,组建成立“经济联合社”,实行“提一进二兴三”的经济发展战略,创办了装饰材料厂,形成十月村的支柱产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十月特色的市场化发展道路。但十月村乡镇企业在发展中也遇到资金短缺、管理不善、生产安全等问题,1989年通过整顿与治理,迎来了第二次大发展。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以后,十月村乡镇企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先后成立铸铁变质剂厂和氧化锌厂,形成十月村的明星产业。1993年,在原经济联合社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十月工贸集团。1998年10月,在原十月工贸集团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十月集团,集中力量进行亿元工程经济建设。1999年开始,由于市场经济疲软,资金短缺非常严重,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重大的影响,一批村组原创企业相继停产或是改制,2004年十月村十月集团进行民营化改制,改制后的乡镇企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78-2004年间,十月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十月特色:走出了“工业兴村、科技强村”的十月路径,体现了“敢闯、敢冒、敢干”的十月精神,创造了十月村经济发展特有的十月速度。虽然发展中经历曲折、出现了一些问题,并最终走上民营化改制的道路,但1978-2004年间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十月村单一的经济结构,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了农村就业问题,奠定了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文化基础,对十月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本文以个案为例,梳理了浠水县十月村乡镇企业的变迁过程,还原了十月村乡镇企业发展的原貌,分析其发展特色和影响,并总结经验教训,以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乡村企业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并丰富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经济史研究。
黄晓月[4](2019)在《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1953至1956年,是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研究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我国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湘潭县的私营工商业在解放前夕曾遭遇重大打击,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政府积极采取措施调整工商业,使县内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湘潭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一些私营手工业品实行统购和加工订货;第二阶段是重点改造棉布商和屠商之后,开始扩大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范围,逐步地扩展公私合营;第三阶段是在农业合作化达到高潮后,将全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改造过程中,政府重视政策的宣传、干部的培训、对资本家思想的教育,并制定合理的规划,保障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虽然在改造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改造完成后还有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是改造的结果是成功的。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国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张海荣[5](2018)在《人民公社初期一个生产大队的“财政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公社成立后,作为核算单位,生产大队财务的收支调度如同人体中枢系统,在调控社员生产生活的同时,成为辅助国家有效提取农村资源的重要运行机制。个案中18万元左右的年集体经济体量,维系着一个拥有3000多农业人口、平均1200多名劳动力的普通生产单位的运转与开销。本文通过台账等资料,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对个案队的"收""支"详情进行细致爬梳,于纷繁驳杂中透视历史时期的乡村治理,拟为相关研究反思提供些许支撑。
李鹏飞[6](2018)在《江苏小麦生产效益分析与增效途经》文中研究说明小麦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和供给关系到农民的增收。江苏是我国小麦生产大省之一,常年种植面积在3000万亩以上,总产量超过1000万吨,在我国小麦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物价上涨、种植成本增加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江苏小麦生产效益越来越低,严重影响了江苏小麦的生产前景。江苏小麦商品率正常年份达80%以上,是全国最高的省份;且江苏交通便利,位于全国小麦主产区和主销区交界处,江苏小麦的生产状况对保持国内粮食供需平衡,稳定国内粮食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分析和研究江苏小麦生产效益与增效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2011-2018年江苏小麦生产情况和效益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影响江苏小麦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小麦增效途径的对策。结果如下:1.2013-2018年,江苏小麦种植面积维持在3500万亩以上,总产量稳定在1300万吨以上。期间,主要品种种植由2013年的15个上涨到2018年的27个,2018年主要品种面积达2602.1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72.55%;其中,中筋品种面积不断扩大,2018年达1522.1万亩,弱筋和强筋品种面积逐年下降。2.2011-2018年江苏小麦平均总产值872.97元/亩,平均总成本785.9元/亩,平均净利润为86.18元,净利润最高的年度是2014年为253.38元/亩,2016年和2018年净利润均为亏损,分别亏损-115.57元/亩和-30.77元/亩。期间,江苏小麦生产总成本逐年上涨,由609.54元/亩涨至913.7元/亩。3.2013-2018年,江苏小麦平均单产为364.64公斤/亩,年度间最高年份为2014年(379.33公斤/亩),最低年份为2016年为(348.38公斤/亩);区域间苏南(331.82公斤/亩)<苏北(383.72公斤/亩)<苏中(387.51公斤/亩)。4.2013-2018年,江苏小麦平均售价为2.14元/公斤,每年都低于国家最低保护价,其中,2014年小麦因品质和质量较好,售价最高,为2.328元/公斤;2016年品质和质量较差,售价最低,为1.873元/公斤。综上所述,应通过加大科技投入,选育和推广优良品种,提升江苏小麦的产量和品质;适期适量播种,提高小麦播种质量以达到高产稳产的目标以及建立优质小麦产业联盟,促进产销对接,提高江苏小麦销价等途径,来提高江苏小麦生产效益。
刘英杰[7](2018)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1949-至今) ——以河南省尉氏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产权制度核心在于公平和效率。本文以豫东平原河南省尉氏县为研究对象,对该县1949年以来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了多面向、多层次的研究,意在为尉氏县及全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创新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政策建议。两权合于农民(1948-1955):这一阶段改变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形成了完整的农民私人土地所有权。尉氏县的土地改革是在1950年6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指导下展开的。土地改革将农业资源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中进行了重新分配,按照人口所在地分田地,初步建立了农业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地籍关联。土改后,尉氏县农村生产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农业税负相对较高,这些都是不利于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消极因素,也是农村面临的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级阶段,合作社按照社员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从每年的收入中付给社员以适当的报酬。在合作化推行的过程中,土改后农民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并没有得到法律有效的保护。两权合于集体(1956-1981):该阶段即合作化与人民公社阶段。随着1956底高级社化的实现,农地集体所有制得以建立,土改后农民土地所有权归并于集体。在农民逐渐失去土地的过程中,尉氏县合作社制定了详细的生产计划,规划了周密的生产流程,以建立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联,但是小生产共同体并没有达到满足和保护农民经济需求的目的。1958年1月,国家颁布和实施了《户口登记条例》,严密的户籍制度阻断了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和向城市迁移的通道。1958年9月,尉氏县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62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确立,大队和生产队两种基本核算形式在尉氏县并存。大队和生产队拥有的权利受到行政权力的严格限制,农地产权关系发生变异。从集体化到人民公社时期,在土地权属问题上,片面追求高公有化程度,集合农民财产为显着特点的集体化运动没有建立起农民的全国性联系和普遍自由交往,反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形成了某种背离。公社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种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改变僵化的现实。这一时期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不完整性,工分制没有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人民公社、集体农作制度与农业生产利益不协调,政社合一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等特征。两权分置(1982-2013):“两权分置”在尉氏县的发展实践经历了包产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组织形式,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农地产权制度演化变迁历程。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尉氏县迅速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它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的缺陷,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使多年来新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尉氏县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合于集体格局,微观效率得到提升、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主要表现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内容完整化、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期限长久化、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性质物权化。“两权分置”作为实现农地集体产权有效形式,释放出了巨大的制度绩效。三权分置探索(2014-至今):2014年“三权分置”在尉氏县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实践探索,进一步丰富了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相互关系理论和实践价值。农地流转三权分置制度,是在两权分置演化实践基础上的又一次制度创新。“三权分置”对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边界的清晰界定,在微观上有利于提高农地使用效率,促进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宏观上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置”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奠定土地制度基础,为推动经济新常态下的国民经济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同时,“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存在制度和法律方面桎抬,面临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主体博弈造成权利益关系失衡风险,以及配套机制不健全限制经营权权能实现等障碍性因素。新时代持续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中共十九大报告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属于党的“三农”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相关的方针政策都具有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转型的大环境下,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保障农民权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下,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特征下,加速农业发展的宏观战略布局,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突破为重点,来探索农地流转的新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与成效,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解决,应继续本着产权分割、产权明晰、产权完整的路径进行创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
于雅雯[8](2018)在《新疆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14年起新疆开始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该政策完善了棉花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促进了棉花生产向新疆集中,是我国棉花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尝试,也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实践。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是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体现,其执行成效关系到棉花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生存和发展。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是调整和优化棉花产业布局的重要措施,也是构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的重要手段。本文主要围绕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求“提质增效”分析以下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对中国、新疆整体的棉花生产情况带来什么影响?在棉花目标价格的引导下新疆各地区的棉花布局有无变化?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对新疆棉花的品质有什么影响?未来应该如何继续深化棉花供给侧改革?从微观方面来看,植棉农户的种植行为和种植意愿在不同政策下有什么改变?新的政策环境下农户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是否可以通过生产规模的变化有所改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从布局变迁、政策效果和发展路径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棉花领域实施供给侧改革后新疆棉花生产布局的变化。棉花目标价格改革政策执行后棉花的生产布局由于各地区比较优势的不同而发生了改变,通过对各地区特色优势农业的对比,及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全疆棉花面积变化的因素,分析棉花的生产布局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为了分析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执行效果,主要从棉花品质、农户行为、农户生产成本及效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品质方面主要研究了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前后棉花品质的变化、影响棉花品质的主要因素以及供给侧改革推进下不同的组织形式对棉花品质的影响。通过使用实地调研的数据分析影响农户采取扩大种植规模以及使用机械化采摘等行为的因素,了解棉花供给侧改革对农户行为、农户生产和效率的具体影响。根据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对棉花生产布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棉花次宜棉区的退出,棉花种植面积的变化主要是由各地区棉花与其他作物的比较收益决定。在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棉花面积变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发现,非农就业机会同样对棉花生产布局的影响很大,棉花补贴政策、人均耕地面积、单位面积机械拥有量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对当地的棉花生产规模有显着正向影响,实行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花面积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县域间的空间互动效应在棉花的生产布局中发挥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户的种植意愿和种植行为存在差异。从总体来看,农户继续种植意愿较高,绝大多数农户仍选择继续种植棉花,且绝大多数农户对保险有较高需求。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效率存在差异。通过研究发现供给侧改革的棉花布局变迁和农户生产效率有关,而不同种植规模的农户种植成本和生产效率不同。通过对比发现随着农户种植规模扩大,单位面积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会逐步上升,机械作业率也会逐渐增加,同时对化肥、地膜投入增加,对农药和种子的投入减少,这与农户种植规模扩大后农药和种子的边际成本下降,以及科学化生产可以节约农药、化肥等物质投入有关。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实施后新疆棉花的品质有很大程度改善。提升棉花品质需要政府给与农户更多的技术培训,或者在当地组建合作社并引导农户加入等,帮助农户更好的生产,同时提高当地棉花的质量。不同组织结构对棉花品质有较大影响,较为成熟的合作社案例表明,通过发展合作社,联合小农户进行集体生产经营,可以给农户提供更科学的管理方式和技术支持,发展规模化生产。用合作社的集体形式购买租赁大型机械,统一棉花品种,进行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采收、及统一出售棉花,可以极大的降低棉花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稳定棉花的收购价格和生产品质。供给侧改革给新疆棉花带来的挑战主要集中于品质和效率两个方面。从品质方面来说,要对棉花生产进行合理布局,在棉花生产的合理布局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将新疆棉花生产集中于优质棉区,这就要求在棉花供给侧需要体现科学化、机械化、智能化和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从效率方面来说,要对不同种植规模的经营主体分别考虑,在长期的棉花生产过程中,标准化生产和集约化发展将较明显的提高棉花生产效率,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创新组织经营方式将这种生产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则能有效促进新疆棉花产业良性发展。综上所述,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新疆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在新疆棉花生产领域内的实践效果明显,主要表现在:新疆棉花种植逐步向棉花生产优势区域集中、农户植棉意愿相对稳定、生产效率有所提高、棉花品质明显改善。因此,对新疆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的实践成效,具体包括:通过集约化发展推进棉花生产合理布局,注重保障植棉农户的基本收益,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推动新疆棉花生产机械化、智能化发展,鼓励棉花生产适度规模经营,促进棉花生产标准化、改善棉花品质,促进产业融合、形成产业链条。
耿仲钟[9](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提出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胡晓亮[10](2017)在《上海第二次工业改组与工业结构调整》文中指出近代上海是作为全国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无论是在金融业、工业、商业、贸易,还是交通运输业领域都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但是由于租界的长期存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也存在许多结构性的失衡。上海解放后,在新中国逐步建立全国一盘棋的经济建设中,经济领域的结构性调整已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建国初期,上海的三次工业改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上海工业发展的主要问题首先表现在生产生活资料的轻纺工业与生产生产资料的制造工业明显比重相差太大,轻纺工业所占比重过高,尤其是在物资供应相对匮乏的五十年代,无法调动足够的力量来供应上海的轻纺工业的生产;其次工业企业规模过小也是上海工业发展的痼疾,上海急需在公私合营之后通过工业企业的裁并、重组,建立稳定的生产能力;再次建国后上海除了小部分的外国资本家或者官僚资本投资的少数大厂之外,绝大多数的工厂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上海需要通过技术革命,提高生产率。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之后,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的发展被中央提上了日程,不仅是上海自身需要对其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调整改变之前的"失衡"状态,全国对上海的"期望"也日益提升,希望上海发挥自身的工业基础,带动全国的工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开展了全方位的工业结构调整。上海进行工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式是对工业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改组,改变之前的工业结构,使之适应上海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带动全国工业发展。上海建国之后大规模的工业改组总共进行了三次,分别为第一次工业改组(1956-1957年)、第二次工业改组(1958-1960年)和第三次工业改组(1962-1965年),这几次工业改组是由政府指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上海工业结构调整的三次尝试,工业改组根本上改变了上海失衡的工业结构,为其成为"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奠定了基础。其中第二次工业改组是在第一次工业改组建立上海完整的工业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配合了行政区划的变迁、"高精尖"工业方针的提出,在"大跃进"的复杂环境中完成了上海工业结构的巨大转型,奠定了上海当代工业布局的雏形,是三次工业改组中最具有研究价值的一次改组,也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在之后六十年代末的第三次工业改组是在第二次工业改组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整和收缩,上海的基本工业发展方向没有变化。就上海本身而言,第二次工业改组也是影响上海城市发展的重大调整,第二次工业改组大规模的企业裁并改组虽只有半年的时间,但是在改组的过程中,上海整合了自身的工业发展潜力,为行政区划调整、工业区以及卫星城的扩建提供了产业基础,同时通过建立骨干企业打造了一批有生产能力的大厂,在工业改组的过程中,发展"高、精、尖"产业,建设两个基地成为上海工业发展的新方向。本文系统研究了第二次工业改组的工作准备、具体实施以及其导致的结果,并对改组过程中管理体制进行了专门探讨。本文以未被发掘过的档案资料、报刊资料为基础,从公私合营后的新工业方针以及第一次工业改组切入,剖析上海的工业结构问题,详细论述了第二工业改组的过程、影响、体制改革等,对第二次改组与工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论述。上海工业方针的变动不管是"紧缩"还是"发展","扩建"还是"新建"都是紧紧跟随国家工业发展的整体发展需要,奉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在全国现代化建设起步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上海第二次工业改组为国家战略与地方经验关系的研究与探讨,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也是我们研究当代经济史应该重视的研究视角。
二、1999年11月份农机总产值及主要产品产量产销存完成情况汇总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9年11月份农机总产值及主要产品产量产销存完成情况汇总表(论文提纲范文)
(1)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管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与框架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概念界定 |
六、运用的资料 |
七、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创建背景及其发展史 |
第一节 西北实业公司创建背景 |
一、自然资源丰富 |
二、山西政局相对稳定 |
三、工业生态趋“暖” |
四、统制经济兴起 |
五、金融秩序向好 |
六、企业基础初备 |
七、公司制度确立 |
八、管理人才积聚 |
第二节 西北实业公司发展史 |
一、筹备时期(1932年1月—1933年7月) |
二、分组建厂时期(1933年8月—1935年8月) |
三、总管理处时期(1935年8月—1936 年夏) |
四、公司集权经营时期(1936 年夏—1937年9月) |
五、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时期(1939年7月—1945年8月) |
六、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时期(1945年8月—1949年4月) |
小结 |
第二章 阎锡山独特的企业治理模式 |
第一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 |
一、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简史 |
二、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管理机构 |
三、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资本情形 |
第二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四会”治理模式 |
一、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治理模式 |
二、“四会”治理模式与家族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比较 |
第三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的内部管理 |
一、董事会办事规则 |
二、董事会职员考核办法 |
第四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财务管理 |
一、规定会计科目 |
二、实行收支公开制度 |
第五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盈余分配及奖惩 |
一、盈余分配 |
二、奖励与惩戒 |
小结 |
第三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组织结构与人员构成 |
第一节 组织结构 |
一、总务处 |
二、工业处 |
三、矿业处 |
四、电业处 |
五、营业处 |
六、会计处 |
七、下属工厂管理结构 |
第二节 人员构成 |
一、不同时期公司各类人员数量 |
二、部分课室及工厂人员构成 |
小结 |
第四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员工管理 |
第一节 人员招聘与技术培训 |
一、人员招聘 |
二、筹办职业学校 |
三、举办训练班 |
第二节 员工思想管理 |
一、阎锡山亲自训话收拢人心 |
二、通过组织宣传统驭工人思想 |
三、通过文学作品进行价值引导 |
第三节 员工组织管理 |
一、成立互助团实行工农合一 |
二、强迫员工服役编队 |
三、强迫员工参战助战 |
四、制定严格的战时工作纪律 |
五、保证与连环保证 |
六、出台防共“肃伪”方案 |
第四节 职员工作管理 |
一、办公规则与程序 |
二、会议与会文会稿 |
三、缮发文件及归档调卷 |
四、离到职与调迁 |
五、年终考核 |
第五节 工人特殊管理 |
一、工人工作规则 |
二、服役及优待 |
三、战前特殊政策 |
第六节 日籍人员管理 |
一、登记发证 |
二、规范管理 |
三、特殊待遇 |
小结 |
第五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薪酬福利管理 |
第一节 福利委员会 |
一、福利委员会制度 |
二、公司福利设施概况 |
第二节 员工消费合作社 |
一、员工消费合作社章程 |
二、员工入股办法 |
三、食品配售办法 |
第三节 员工抚恤 |
一、职员抚恤规则 |
二、工人抚恤规则 |
第四节 寿险医疗及个别访谈 |
一、参加人寿保险 |
二、住院与就医 |
三、个别访谈 |
第五节 员工薪酬情况 |
一、战前薪酬高、悬殊大 |
二、战后每况日下 |
三、太原解放前捉襟见肘 |
第六节 其他福利措施 |
一、成立西北俱乐部 |
二、发制服配牛奶给孕假 |
三、规范婚丧公份 |
四、筹办期刊 |
小结 |
第六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财务管理 |
第一节 抗战前规范科目与账形 |
一、建立会计规程草案 |
二、规范科目与账形 |
第二节 抗战后采用现代会计制度 |
一、规定会计基本标准 |
二、详列会计科目 |
三、规范会计凭证 |
四、明确簿籍报表 |
五、规范资产管理 |
六、规范出纳及会计交代 |
七、加强现金管理 |
八、下属工厂规范财务管理 |
第三节 公司的预算结算与决算 |
一、预算规程 |
二、决算规程 |
三、月算与结算 |
第四节 公司的成本管理 |
一、成本会计制度 |
二、诸多环节之成本控制 |
第五节 公司的利润分配 |
一、红利分配办法 |
二、制造厂红利分配办法 |
小结 |
第七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物资与工程管理 |
第一节 采购与销售 |
一、京津沪采办处规则 |
二、门市部营业规则 |
三、物料购买包装运输及验收 |
四、销售成品办法 |
第二节 仓储管理 |
一、仓库之接管 |
二、营业处第三课对各仓库之管理 |
三、各仓库之责任 |
四、仓库考查团职责 |
第三节 废坏物料利用 |
一、废坏物料收集办法 |
二、废料收集利用专门会议 |
第四节 厂区物资稽查防护 |
一、成立稽查队 |
二、值日值宿预防火灾 |
三、保卫仓库办法 |
第五节 工程管理 |
一、工程管理办法 |
二、工程计划 |
三、工程合约 |
小结 |
第八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生产业务管理 |
第一节 各厂自给办法及生产计划 |
一、各厂自给办法 |
二、各厂生产计划 |
第二节 生产检讨及奖励 |
一、生产报告 |
二、业务检讨 |
三、业绩奖励 |
第三节 包工制度 |
第四节 业务检查与指导 |
小结 |
第九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技术与品牌管理 |
第一节 成立技术委员会 |
第二节 发明改良的奖励 |
第三节 部分工厂的技术改造 |
第四节 品牌管理 |
小结 |
第十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综合督查 |
第一节 成立工作责任化督进会 |
一、督进会组织及工作计划 |
二、督进会专题会议 |
三、督进会临时动议 |
第二节 推行“向下看”运动 |
一、“向下看”实施总方案 |
二、“肃伪”与严密管理实施方案 |
三、节约开支、奖进技术与提高情绪实施方案 |
第三节 会计账簿检查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档案文件 |
二、资料汇编 |
三、着作 |
四、通史方志 |
五、报纸杂志 |
六、期刊论文 |
七、学位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统计工作队伍建设与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1.选题背景 |
2.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研究现状 |
2.研究总体性评价 |
(三)概念界定、研究思路与方法 |
1.概念界定 |
2.研究思路 |
3.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1.研究重点 |
2.研究难点 |
3.创新之处 |
一、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任务及统计工作队伍状况 |
(一)新中国成立之时社会状况及党的任务 |
(二)新中国成立之时统计工作队伍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
1.新中国成立之时统计工作队伍的人员及组织状况 |
2.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队伍存在的问题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队伍建设的探索 |
(一)统计工作队伍的建立与健全 |
1.国家统计局与各地统计局的成立 |
2.其他行业统计部门的配备与完善 |
(二)统计工作人员的教育与培训 |
1.参加统计干部学校或训练班 |
2.在职参加函授或进夜大学 |
3.在职自学 |
4.其他培训方式 |
(三)统计工作队伍的管理与监督 |
三、统计工作队伍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
(一)统计工作队伍与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 |
1.统计工作队伍与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搜集 |
2.统计工作队伍与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审查 |
3.统计工作队伍与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综合 |
(二)统计工作队伍与“一五”计划的编制与检查 |
1.统计工作队伍与“一五”计划的编制 |
2.统计工作队伍与“一五”计划执行情况的核查 |
(三)统计工作队伍与增产节约运动 |
1.利用数据搜集指导生产 |
2.利用数据分析减少浪费 |
(四)统计工作队伍与社会主义改造 |
1.统计工作队伍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
2.统计工作队伍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
3.统计工作队伍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
4.统计工作队伍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 |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队伍建设及服务的反思与启示 |
(一)统计工作队伍建设政治性和专业性的思考 |
1.统计工作队伍建设过程中的政治性问题 |
2.统计工作队伍建设过程中的专业性问题 |
3.关于政治性与专业性平衡的思考 |
(二)统计工作队伍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
1.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 |
2.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队伍建设的现实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浠水县十月村乡镇企业的变迁(1978-200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概念界定及说明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十月村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的转变(1978-1984) |
第一节 十月村社队企业的发展 |
一、十月村简介 |
二、社队企业发展概况 |
第二节 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 |
第二章 十月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4-1989) |
第一节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背景 |
一、政策背景 |
二、外部环境 |
第二节 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况 |
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
二、核心企业逐渐形成 |
第三章 十月村乡镇企业的整顿治理与第二次大发展(1989-1998) |
第一节 乡镇企业的整顿与治理 |
一、乡镇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二、乡镇企业的整顿与治理 |
第二节 乡镇企业迎来第二次高速发展 |
一、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政策环境 |
二、乡镇企业的第二次大发展 |
第四章 十月村乡镇企业的转型与改制(1998-2004) |
第一节 乡镇企业陷入困境 |
一、经营管理不善 |
二、资金短缺严重 |
三、外部环境变化 |
第二节 政府出台政策扶持乡镇企业发展 |
一、税收优惠 |
二、用地优惠 |
三、其他优惠 |
四、奖励政策 |
第三节 十月村乡镇企业的改制 |
一、十月集团改制的原因 |
二、十月集团改制的过程 |
三、改制后的乡镇企业 |
第五章 十月村乡镇企业发展的特色与作用 |
第一节 十月村乡镇企业发展的特色 |
一、十月路径 |
二、十月精神 |
三、十月速度 |
第二节 十月村乡镇企业发展的作用 |
一、改变单一经济结构,增加农民的收益 |
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
三、奠定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文化基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ARCT |
绪论 |
1.选题缘由及意义 |
2.研究现状 |
3.研究方法 |
4.创新和不足 |
第1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状况及调整 |
1.1 新中国成立初期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
1.2 湘潭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调整 |
1.3 新中国成立初期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调整的成绩 |
1.4 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
第2章 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 |
2.1 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 |
2.2 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 |
2.3 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主要措施 |
2.4 对湘潭县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第3章 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及启示 |
3.1 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 |
3.2 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与不足 |
3.3 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6)江苏小麦生产效益分析与增效途经(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1 国外研究现状 |
1.1.1 小麦生产过程中规模化种植的分析 |
1.1.2 加工业对小麦生产影响的研究现状 |
1.2 国内研究现状 |
1.2.1 小麦生产成本研究 |
1.2.2 小麦生产产值研究 |
1.2.3 小麦竞争力研究 |
1.2.4 小麦品质研究 |
1.2.5 小麦加工业研究 |
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3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4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江苏小麦生产情况分析 |
1 江苏小麦种植面积 |
2 江苏小麦单产 |
3 江苏小麦总产 |
4 江苏小麦主推品种演变 |
4.1 江苏弱筋小麦品种种植分析 |
4.2 江苏强筋小麦品种种植分析 |
4.3 江苏中筋小麦品种种植分析 |
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江苏小麦生产效益及制约因素分析 |
1 江苏小麦生产效益 |
2 江苏小麦生产成本 |
2.1 农资成本 |
2.2 机械成本 |
2.3 用工成本 |
2.4 土地折租成本 |
3 江苏小麦生产成本制约因素 |
3.1 土地流转对小麦生产成本的制约 |
3.1.1 增加了小麦生产的折租及分摊成本 |
3.1.2 降低了小麦生产的机会成本 |
3.2 环保力度加大增加小麦生产成本 |
3.3 轮作休耕降低小麦生产机会成本 |
3.4 种植补贴改革降低小麦生产成本 |
4 江苏小麦亩产值 |
5 江苏小麦亩产值制约因素 |
5.1 气候因素 |
5.2 区域环境 |
5.3 品种选用 |
5.3.1 品种退化现象严重 |
5.3.2 过快推广性状并不突出的新品种 |
5.3.3 相较于高产而言,农民更求稳产 |
5.3.4 品种“多、乱、杂”严重,因种栽培难度大 |
5.4 栽培技术 |
5.4.1 适期播种难度大,播种质量不高 |
5.4.2 田管措施粗放,抗逆应变技术到位率低 |
5.5 农机应用对小麦产量的制约 |
5.5.1 烘干设备缺乏影响播期 |
5.5.2 秸秆还田整地质量差,播种质量差 |
5.5.3 机条播面积推广慢 |
5.6 最低收购价对小麦生产的影响 |
5.7 品质对小麦价格的制约 |
5.7.1 优质品种资源缺乏 |
5.7.2 优质品种栽培技术配套难 |
5.7.3 优质小麦缺乏产业化支撑 |
6 江苏小麦净利润 |
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江苏小麦生产的增效途径 |
1 选育推广优良品种 |
1.1 加大科技投入,选育优质品种 |
1.2 引导种植布局,大力推广优良品种 |
2 适期适量播种,提高播种质量 |
2.1 种植早熟粳稻品种或杂交稻,或普及粳稻机插秧 |
2.2 轮作休耕调整小麦播种茬口 |
2.3 强化“抢收抢种”观念意识 |
2.4 适量播种 |
2.5 提高秸秆还田整地质量,创建适播条件 |
2.6 大力扩大机械条(匀)播面积 |
3 建立优质小麦产业联盟,促进产销对接 |
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讨论与结论 |
1 讨论 |
1.1 播期推迟和播种质量不高严重影响江苏小麦高产稳产 |
1.2 江苏小麦品种育种方向需要转型 |
1.3 小麦生产规模化、产业化优势不高 |
2 结论 |
3 创新之处 |
4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1949-至今) ——以河南省尉氏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理论溯源 |
二、概念界定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关于土地权能问题的研究 |
二、关于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 |
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研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时段选取与分期理由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第五节 本文期望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两权合于农民(1948——1955) |
第一节 土地改革时期尉氏县农地产权变革 |
一、土地改革与农民土地所有制建立 |
二、尉氏县土改过程 |
三、两权合一在农地产权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
第二节 农业集体化时期尉氏县的互助组和初级社 |
一、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发展 |
二、互助组和初级社的特点及其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 |
第三节 尉氏县农地产权制度阶段性特征及其历史价值 |
一、资源的重新分配 |
二、农村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 |
小结 |
第二章 两权合于集体(1956—1981) |
第一节 尉氏县两权合一的高级社 |
一、尉氏县高级社的建立和发展 |
二、高级社之两权合一 |
第二节 尉氏县两权合一的人民公社 |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尉氏县“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之建立 |
二、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之两权合一 |
三、“包奖结合”的尉氏县模式 |
第三节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期尉氏县人民公社之特点 |
一、人民公社的平调之风 |
二、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和平均主义 |
第四节 尉氏县土地产权的特点及其生产效率 |
一、生产对土地所有权不完全 |
二、劳动工分制无法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 |
三、人民公社、集体农作制度与农业生产不协调 |
四、政社合一不利于按经济规律办事 |
小结 |
第三章 两权分置(1982—2013) |
第一节 尉氏县两权分置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一、联产到组责任制的演进特征 |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 |
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产权界定 |
第二节 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
一、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内容完整化 |
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期限长久化 |
三、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性质物权化 |
四、两权分置与农村土地产权边界 |
第三节 尉氏县两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实践与绩效 |
一、两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实践 |
二、两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绩效 |
小结 |
第四章 三权分置探索(2014—至今) |
第一节 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变革与三权分置 |
一、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置的制度创新 |
二、三权分置:维护所有权、保障承包权、放活经营权 |
第二节 “三权分置”运行机制实践探索 |
一、尉氏县农地流转情况的实践探索 |
二、开封市耕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地流转实践案例 |
三、开封市七彩虹农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农地流转实践案例 |
四、尉氏县欣富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农地流转实践案例 |
第三节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
一、延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现实意义 |
二、重构集体所有制下的农地产权结构 |
第四节 农地三权分置历史意义和制度优化 |
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历史地位及其评价 |
二、尉氏县三权分置制度创新与优化 |
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持续推进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创新选择 |
第一节 尉氏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困境及发展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困境分析 |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影响分析 |
第二节 尉氏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创新路径选择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发展理念创新 |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运行环境创新 |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
小结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附: 尉氏县农地流转实践案例承包经营相关合同 |
(8)新疆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3.1 国内研究动态 |
1.3.2 国外研究动态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目标 |
1.5 研究内容 |
1.6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7 研究方法 |
1.8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2.1 理论基础 |
2.1.1 理性经济人理论 |
2.1.2 比较优势理论 |
2.1.3 空间经济学理论 |
2.1.4 规模经济理论 |
2.1.5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 |
2.2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分析的理论框架 |
2.3 农业供给侧改革政策的梳理 |
2.3.1 为什么要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 |
2.3.2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发展历程 |
2.3.3 棉花生产领域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 |
第3章 我国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背景分析 |
3.1 我国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的客观环境 |
3.1.1 我国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的宏观环境 |
3.1.2 国内棉花生产领域面临的挑战 |
3.2 中国棉花库存现状及成本变动 |
3.2.1 中国棉花生产库存现状分析 |
3.2.2 中国棉花生产成本变动分析 |
3.3 新疆棉花生产现状及成本变动 |
3.3.1 新疆棉花生产现状分析 |
3.3.2 新疆棉花生产成本变动分析 |
第4章 供给侧改革对新疆棉花生产布局的影响分析 |
4.1 新疆棉花生产布局现状 |
4.2 新疆棉花生产各地州比较优势分析 |
4.2.1 新疆棉花区域生产的比较优势测算及分析 |
4.2.2 新疆各区域生产棉花与主要粮果的比较优势测算及分析 |
4.3 新疆棉花生产次宜棉区退出情况分析 |
4.3.1 实地调研中植棉农户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 |
4.3.2 新疆棉花生产布局变迁的理论分析与假设 |
4.3.3 模型的构建与选择 |
4.3.4 变量选择与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供给侧改革对新疆植棉农户种植行为的影响分析 |
5.1 样本选择及农户生产基本情况 |
5.2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对植棉农户种植规模调整意愿的影响分析 |
5.2.1 模型构建 |
5.2.2 计量结果与分析解释 |
5.3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下植棉农户机械化生产行为分析 |
5.3.1 模型构建 |
5.3.2 计量分析结果与解释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供给侧改革下不同类型农户棉花生产效率分析 |
6.1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下植棉农户的效率现状分析 |
6.1.1 不同类型植棉农户的单位面积土地产出率分析 |
6.1.2 不同类型植棉农户的单位面积物质资料投入分析 |
6.1.3 不同类型植棉农户的机械作业率分析 |
6.1.4 不同类型植棉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分析 |
6.2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不同规模植棉农户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选择 |
6.2.2 模型结果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对新疆棉花品质的影响分析 |
7.1 新疆棉花品质变化及现状 |
7.1.1 新疆棉花颜色级变化及现状 |
7.1.2 新疆棉花轧工质量变化及现状 |
7.1.3 新疆棉花马克隆值变化及现状 |
7.1.4 新疆棉花断裂比强度变化及现状 |
7.1.5 新疆棉花长度与长度整齐度变化及现状 |
7.2 新疆棉花品质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7.2.1 自然环境对新疆棉花品质的影响 |
7.2.2 生产环节对新疆棉花品质的影响 |
7.2.3 交售加工方式对棉花品质的影响 |
7.2.4 组织结构对棉花质量的影响 |
7.3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对新疆棉花品质变化的影响 |
7.3.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7.3.2 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前新疆与各省份棉花品质对比分析 |
7.3.3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下新疆与各省棉花品质对比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供给侧视角下新疆棉花生产发展路径分析 |
8.1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成效及挑战 |
8.1.1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成效 |
8.1.2 新疆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面临的挑战 |
8.2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新疆棉花生产发展路径分析 |
8.2.1 集约化发展推进新疆棉花生产合理布局,优化区域生产结构 |
8.2.2 完善补贴发放机制,保障农户基本收益 |
8.2.3 推动新疆棉花生产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8.2.4 鼓励棉花生产适度规模经营,降低农户生产成本 |
8.2.5 促进棉花生产标准化和市场化,提高棉花品质以满足市场需求 |
8.2.6 创新农业经营方式,促进产业融合,补齐农业生产短板 |
8.2.7 推动新疆棉花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综合竞争力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主要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关于2017年棉花种植意向的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介 |
(9)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8.4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9.3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10.4 本章小结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11.1 主要结论 |
11.2 政策建议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致谢 |
个人简介 |
(10)上海第二次工业改组与工业结构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价值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价值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一、关于"工业改组"与"经济改组"的相关研究 |
二、关于各地的工业改组研究 |
三、关于上海工业发展的经济思想研究 |
四、关于工业改组的相关理论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与实施方案 |
三、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第二次工业改组的工作准备 |
第一节 上海新工业方针的提出 |
一、上海工业发展新定位 |
二、中央以及上海市委政策的调整 |
三、上海工业发展新需求 |
第二节 第一次工业改组始末 |
一、第一次工业改组概况 |
二、第一次工业改组的遗留问题及其影响 |
第二章 第二次工业改组的实施 |
第一节 第二次工业改组概述 |
一、改组形式 |
二、第二次工业改组的转折 |
第二节 重点工业局以及专业公司的工业改组 |
一、机电工业局 |
二、纺织工业局 |
三、轻工业局 |
四、冶金工业局 |
五、化学工业局 |
第三节 工业改组的工作方法 |
一、工业改组的步骤 |
二、工业改组中的企业管理 |
三、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人员安排 |
第三章 第二次工业改组中的管理体制变迁 |
第一节 行政组织形式 |
一、中央权力的下放 |
二、工业局-专业公司-工厂三级管理体制 |
三、"串管"、""联管""与""统管""的基层企业管理 |
第二节 平行部门的协同合作 |
一、国际贸易与工业改组的"联调" |
二、商业局对工业改组的"协调" |
三、财政局对工业改组的"降温" |
第三节 工业管理体制 |
一、企业管理体制 |
二、大中小企业关系 |
第四章 第二次工业改组的影响 |
第一节 工业布局调整 |
一、旧工业布局的局限 |
二、卫星城、工业区的设立 |
三、行政区划调整 |
第二节 向高精尖起飞 |
一、以高精尖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战略 |
二、高精尖规划的主要成果 |
三、企业的扩建与新建 |
第三节 第二次工业改组的不足 |
一、生产方向问题 |
二、改组过程问题 |
三、街道工厂以及自发户问题 |
四、公共关系紧张 |
结语 |
附录 |
附录一 1956年卫生工程业经改规划(草案) |
附录二 上海市制笔业工业改组记录 |
附录三 经济改组计划表 |
附录四 公私合营源鑫中心吸收新城厂工作计划 |
附录五 自行并厂调查报告 |
附录六 上海市仪器仪表工业公司为请求批准生产改组的报告 |
附录七 各工业局要求商品生产排队表 |
附录八 经济改组中有关问题的初步意见 |
附录九 上海市机电工业局关于局、公司、工厂三级组织职权划分 |
附录十 上海市机电工业局关于中小型工厂管理问题的初步意见(草稿)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1999年11月份农机总产值及主要产品产量产销存完成情况汇总表(论文参考文献)
- [1]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管理体系研究[D]. 刘惠瑾. 山西大学, 2021
- [2]统计工作队伍建设与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1949-1956)[D]. 高毓薇.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3]浠水县十月村乡镇企业的变迁(1978-2004)[D]. 张梦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4]湘潭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D]. 黄晓月. 湘潭大学, 2019(02)
- [5]人民公社初期一个生产大队的“财政史”[J]. 张海荣.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2018(01)
- [6]江苏小麦生产效益分析与增效途经[D]. 李鹏飞.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3)
- [7]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1949-至今) ——以河南省尉氏县为例[D]. 刘英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8]新疆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与发展路径研究[D]. 于雅雯. 新疆农业大学, 2018(05)
- [9]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10]上海第二次工业改组与工业结构调整[D]. 胡晓亮.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