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中国企业组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郭茹[1](2021)在《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十五”规划以来,中国农业企业国际化步伐不断加速。“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鼓励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凸显了国家层面支持农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决心,也昭示着农业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进程逐步深化,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也相继涌现,尤其是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为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带来了众多难题。然而,已有农业企业“走出去”研究关注了东南亚、中亚等地区,但是少有研究针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中东欧国家是当前全球重要的新兴市场,同时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必经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区域支点。尽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拥有良好的农业合作历史与现实基础,为农业企业进入中东欧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针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开展的研究相对不足,无法为农业企业面向该地区制定“走出去”战略决策提供有效支持。因此,基于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的系统扫描,研究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依据动态能力理论、制度理论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针对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开展研究。通过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多维度的量化分析,构建了基于环境扫描视角的战略决策矩阵,以期为农业企业制定与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相契合的“走出去”战略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引。首先,本研究应用关键词聚类分析与密度分析法全面梳理了环境扫描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以及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的相关研究文献。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应用系统分析法回顾了农业企业进入中东欧市场的发展历程,应用大数据分析法剖析了中国农业企业发展与“走出去”现状,并从农业资源禀赋、农业投入现状、农业生产现状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发展状况。研究发现,目前缺少对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开展的针对性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现状;(2)中国农业企业选择中东欧国家“走出去”的潜在机遇;(3)中国农业企业选择中东欧国家“走出去”的潜在市场规模;(4)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可行的“走出去”战略。其次,依据焦豪等(2021)提出环境具有复杂性、模糊性与动态性特征,本研究将环境扫描过程分为市场环境分析、多维距离分析与合作潜力分析这三个阶段。上述三个阶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阶段的研究都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呈现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本研究选取2009年至2018年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的面板数据,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进行全面评价。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制度距离与资源互补性指标构建多维距离评价体系,通过回归分析讨论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中制度距离与资源互补性对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在应用Arc GIS软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与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经济规模动态性对双方农业合作潜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东欧国家在环境扫描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第一,在市场环境整体水平上,中东欧北部三国具有显着优势,其次为中东欧腹地四国,最后为中东欧南部九国。第二,在经济资源互补性上,中东欧腹地四国与中国经济资源互补性最强,其次为中东欧南部九国,最后为中东欧北部三国。第三,在技术资源互补性上,中东欧北部三国与中国技术资源互补性最小,其次为中东欧腹地四国,最后为中东欧南部九国。第四,在农业合作潜力方面,中东欧腹地四国与中国农业合作潜力最大,其次为中东欧南部九国,最后为中东欧北部三国。最后,基于环境扫描视角,从市场环境、多维距离、合作潜力三个构面入手,构建了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矩阵,分析了不同板块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环境现状、“走出去”机遇与挑战,面向农业企业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走出去”战略建议。通过矩阵分析,本研究提出中国农业企业在进入中东欧市场时,可以将中东欧腹地四国作为核心要塞,采取积极进取的“走出去”战略;将中东欧北部三国作为技术高地,采取创新合作的“走出去”战略;将中东欧南部九国作为自然资源平台,采取稳健进入的“走出去”战略。本研究将环境扫描应用于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领域,从识别和评估机遇(Sensing),以及捕捉机遇和获取价值(Sizing)角度丰富了动态能力理论的微观基础。同时,为我国农业企业提升“走出去”战略决策能力,抓住中东欧市场潜在机遇提供科研支持。主要贡献和创新点包括:第一,本研究是国内首次针对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开展的研究。现有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决策的研究更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为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决策研究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主体,也丰富了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的本土化研究。第二,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包括市场环境分析、多维距离分析、合作潜力分析三个阶段的环境扫描框架,并对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基于环境扫描视角针对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开展的研究较少,这一框架与维度丰富了中国农业企业环境扫描研究的视角与思路。第三,本研究以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作为切入点,帮助中国农业企业搭建了基于环境扫描制定面向该地区“走出去”战略决策的实践路径。现有农业企业“走出去”研究更多关注东南亚、中亚等地区,本研究填补了现有研究中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的空白。第四,本研究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农业企业“走出去”面对中东欧市场大量非结构化环境信息的分析方法。应用多源信息融合的环境扫描方法可以提升农业企业环境扫描效果,为农业企业面向该地区“走出去”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王一帆[2](2021)在《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反恐斗争已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通过采取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反恐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恐怖主义风险最高的中国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安全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但是,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仍在境外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土耳其已成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大本营和避难中心。“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煽动反华舆论,筹措发展资源,扩大组织规模,集中训练恐怖活动人员,遥控指挥实施恐怖袭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在土耳其,使中国无法从根源上铲除这一“毒瘤”。因此,与土耳其推进和深化反恐合作,对中国进一步开展反恐斗争和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限制“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活动与发展,中国与土耳其开展的反恐合作已启动多年,但是取得的成效不佳,缺乏实质化进展,亟需在多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和推进反恐合作的共识也在逐步深化。因此,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论述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与土耳其开展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和深化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具体对策。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详细梳理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共经历了起源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入阶段。总结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具有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进程阶段性、立场反复性、合作复杂性和目标长期性。第三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深入剖析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与土耳其以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推进反恐合作具有的可行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伊斯兰国”和“东突”等恐怖主义发展因素,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以及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等双方利益因素,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等国际力量因素。第六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对策,包括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等内容。
张玲潇[3](2021)在《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战略传播角度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中国高铁产业自诞生以来12年间(2008—2019)开展的战略传播活动,试图从共识性与认同视角,考察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于建构产业认同和实现产业利益的价值。本文试图回答三个基本问题:1)高铁产业诞生以来开展了哪些战略传播活动,有什么特征?2)高铁产业战略传播与产业认同建构的关系如何?3)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在提升高铁品牌形象,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以及促进国内外受众对产业的理解与认同方面有哪些效果?本文主体部分有十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一章,对相关概念、理论和文献进行综述。第二章至第五章,关注于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战略传播活动,从战略传播背景、运行机制、传播手段、传播内容四个方面展开。第二章是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国内外背景回顾;第三章是对以铁道部为主导的战略传播运行机制的研究;第四章是对高铁产业早期阶段以报纸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和借力国际会议、展览等形式的组织传播的研究;第五章是从主题设置、叙事方式、表现形式等三个方面对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战略传播内容进行分析。第六章至第九章,关注于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战略传播。其中第六章聚焦高铁“走出去”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价值分析。第七章对“走出去”阶段的高铁多主体联动传播和多层级利益相关群体对话合作机制进行研究;第八章对政府和企业层面的高铁外交公关,与利益相关群体对话的组织传播和引导国内外舆论的大众传播三种战略传播手段进行了梳理;第九章对高铁战略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做了深入探究,这个阶段传播善用第三方视角讲故事,主题更贴近受众,话语方式也更吸引人。第十章,借鉴建构主义学派的国家间集体认同的形成与转化理论,分析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于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及未来改进策略。结语,对中国高铁产业早期阶段和“走出去”阶段两个时期的战略传播实践进行回顾,得出战略传播是增进国内外受众对产业的理解与认同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和多学科理论交叉运用的方法。在深度挖掘、收集、整理高铁诞生十余年以来的相关史实基础上,对不同时期大众传播媒体关于高铁的报道,以及高铁产业通过官方网站及社交媒体等发布的新闻文本,分别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入解读。同时,结合深度访谈法,选取高铁企业宣传部门负责人、轨道交通领域高校学者和高铁工程师等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得研究所需要的一手资料,并运用多学科理论深入分析和总结高铁不同时期传播活动的战略性特征,对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历史进行整体勾画。本文创新点有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性。以往关于高铁产业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理论视角进行的,而从战略传播角度关注高铁产业的比较少见,本文用战略传播理论考察高铁产业的发展历程,是对前人研究的较好补充。第二,论文对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历史进行了整体勾画,分析并总结了其不同时期传播活动的战略性特征,并借用多学科理论对原始文献和调查材料进行了多角度分析与解读。论文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第三,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学派的认同建构理论对高铁产业的战略传播实践进行分析,从认同视角考察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探究战略传播与认同建构的逻辑关系,对现有理论进行拓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在社会急剧转型、世界经济低迷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多重背景下,高铁产业正面临着国内认同和国际认同的双重建构任务。在认同的建构中,信息的传播是核心和关键,通过信息传播和互动交流,有利于实现受众态度转变和行为转化。高铁产业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多元传播主体、整合各种传播手段和渠道,针对国内外受众开展的战略传播活动是实现高铁产业国内和国际认同的有效方式,同时对于产业利益的最终实现和国家整体形象的提升都有积极促进作用。
郑国强[4](2021)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力市场扭曲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为劳动力配置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两个方面。作为要素市场中的关键要素,劳动力是连接其他生产要素的重要纽带,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依附于劳动力本身,资本、土地和数据等要素需要通过劳动力才能实现激活和运转,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必然对整个要素市场的配置和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并把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价格反应灵活作为今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深化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此背景下,探究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通过对有关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总结,归纳出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和政策引致性因素,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理论机理;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从中归纳出不同阶段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变化特征,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历史逻辑;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度,并基于省级宏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制度性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现实因素。其次,基于城市、企业以及个人三个层面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有序概率模型等计量方法,从生产率效应、创新效应以及创业效应等角度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再次,基于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模型等计量方法,从居民阶层认同和幸福感两个角度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相关建议。基于上述思路,本文的具体研究框架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阐明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同时对论文中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创新点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在理论基础方面,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理论机理进行梳理:(1)马克思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劳动力流动配置理论和劳动力工资理论。(2)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论述。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整理,本文对劳动力市场扭曲产生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和政策引致性因素进行了总结。(2)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主要包括有关劳动力市场扭曲“生产率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以及“就业创业效应”的文献。(3)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主要包括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社会阶层影响的文献。第三章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和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梳理,探究了相关政策要点以及劳动力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的时序变迁。其次,采用生产函数法和市场化指数法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区域特征和变化趋势。最后,从政府经济赶超行为与增长目标管理、官员晋升激励、户籍制度以及工会双重职能定位等视角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特殊制度性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宏观省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章是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首先,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生产率效应。采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城市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其次,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创新效应。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创新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从个体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第五章是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以居民阶层认同的变化衡量社会阶层变迁,以居民幸福感间接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并从这两个角度对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进行了考察。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阶层认同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第六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相关对策建议。
聂世坤[5](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曹瑶[6](2021)在《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以实现自身国际化战略。在双边领导人的有力引领下,中国与东盟新四国投资合作关系稳步发展。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东盟新四国外资主要来源国。由于对外开放时间短、国内政治不稳定和工业基础弱等原因,东盟新四国地区基础设施质量极其低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东盟新四国国内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已严重制约这些国家经济贸易发展,同时,本国资金和技术的匮乏使得东盟新四国目前无法仅依靠自身力量完善本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基建企业具备的资金与技术优势恰好弥补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的不足。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促进东盟新四国工业发展、改善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状况,同时有利于中国开展国际优势产能合作、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加深中国与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符合双方经济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有益于实现中国与东盟新四国互利共赢。本文以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为研究对象。第一章为引言部分。第二章首先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以及海外投资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接着阐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以及垄断优势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在本文中的具体运用。第三章分析了中国选择东盟新四国基建行业进行投资的政治动因、经济动因以及其他动因。第四章为现状分析,当前中国在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现状表现为投资总额增长、投资行业集中以及投资主体单一。第五章为问题分析,本章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将中国在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得出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建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投资问题主要包括资金问题、跨国投资相关人才缺失、未考虑利益相关方诉求等内部问题以及东盟新四国政治风险较大、地缘政治局面复杂等外部问题。第六章为策略研究,针对当前存在的具体问题,从政府、行业及企业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企业对东盟新四国基建投资的对策。
王一超[7](2021)在《中概股上市公司跨境会计监管问题研究 ——以瑞幸咖啡为例》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资本市场日趋自由化,为了满足本国企业对跨国资本的需求,许多国家纷纷打开国门。中国企业也顺势而为,不仅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以及进行跨国并购等各种资本运作,部分企业还选择到境外证券市场上市融资。中概股上市公司在增强境外市场活力及公司自身融资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跨境会计监管的复杂程度,研究中概股上市公司会计监管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对保障国际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和促进中概股上市公司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20年4月“爆雷”的瑞幸咖啡事件暴露出跨境会计监管面临的新难题,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再次凸显。本文以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为例,主要运用归纳法、文献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对中概股上市公司跨境会计监管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对中概股上市的动因和面临的主要监管环境进行分析;继之,考虑到中概股上市公司中在美上市的数量众多,出现问题较为频繁,且在政治、经济体制上与中国差异大,因此从理论上分析在美上市中概股公司跨境会计监管的难题,以及由于这些难题未能妥善解决带来的后果;再结合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案例,剖析该案例所暴露的跨境会计监管问题,并对中美会计监管机构采取的措施进行评价;最后,基于瑞幸咖啡案例,提出进一步完善中概股上市公司跨境会计监管的具体对策措施和建议。研究发现,虽然表面上看瑞幸咖啡事件只是一场源于公司内部治理缺陷的资本运作,然而,中概股公司造假问题层出不穷,表明这不仅仅是中概股上市公司创始人或高管团队自身商业伦理与道德存在问题,也与公司所在国与上市地证券监管机构对跨境上市公司会计问题协调与合作不够有关。因此,对中概股上市公司一方面必须加强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监管,另一方面也应大力加强双方监管部门的协调。同时,从瑞幸咖啡事件可以看出,域外管辖范围和审计底稿查阅问题是跨境会计监管冲突的直接表现形式,然而其核心问题仍是主权原则问题。针对上述结论,本文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监管、资本市场监督、中概股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等层面提出跨境会计监管的改进建议:(1)完善国内会计监管法律,提高政府监管机构的会计监管效率;(2)协调境内外监管部门,建立国际会计监管合作机制;(3)加强会计中介机构行业自律,发挥其辅助作用,及时发现中概股上市公司隐蔽性、复杂性的风险点;(4)适度引进做空机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监督作用;(5)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加强公司内部监督,建立风险预防和应对机制。近两年随着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持续打击,赴美上市公司面临新的监管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概股上市公司跨境会计监管问题,尤其是针对中概股上市公司跨境会计监管合作问题展开研究,得出的结论更能够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希望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中美会计监管冲突解决及中美会计监管合作提供可能的思路,同时也为日后中国企业赴境外上市提供一定的参考。
周红芳[8](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段涛[9](2020)在《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风险管理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深度地参与到国际经济发展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席在出访中亚、东南亚国家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尤以央企居多,如中铁、中交、中建等,在世界范围内承接了许多重大工程。幕墙工程是海外建设工程的重要类型,而我国作为幕墙行业大国,企业从承接中国企业为总包的幕墙项目,到承接外国建筑企业为总包的幕墙工程,在国际幕墙工程市场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论文以马来西亚古晋喜来登酒店幕墙工程项目为例,探讨了幕墙工程项目的风险管理。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第二部分风险管理相关理论综述。概述了风险的概念、特点,风险管理的内容、目标、特点、意义,海外工程项目定义及特点,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特征、步骤,海外工程项目风险评价方法。第三部分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风险识别。介绍了项目的背景、风险特征以及风险因素确定原则,识别了酒店幕墙海外工程项目中的七类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环境风险、技术风险、自然风险、合同法律风险、公共关系风险。第四部分为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风险评价。以分级的方式确定了海外幕墙工程项目的风险因素,包括国际政治、进出口政策、国内政治、债务风险、汇率波动、贸易纠纷、宗教文化差异、语言交流障碍、技术差异、新功能需求、基础设施环境、运输条件影响、基础风险、突发事件、法律差异、合同纠纷、损害公众利益、纠纷处理不当、社会公众误解等十九个二级风险,通过层次分析法对风险因素权重赋值,通过模糊综合法得出关键风险因素。第五部分为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管理策略,从投标、进场准备、施工实施、竣工验收、结算阶段、维修质保六个阶段提出对策。第六部分,结论展望。整理研究中的不足,对未来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展望。
戴孟瑶[10](2020)在《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优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JL地铁运营公司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为利于其自身不断壮大发展,在行业中脱颖而出,实现成为城市交通最具服务影响力人文地铁的梦想,除企业硬实力需不断地加强,企业文化作为软实力更要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不断优化并发挥效能。JL地铁运营公司成立至今已有十七年,从最初的小规模公司发展至如今上万人,年营业额过亿的大型国企。纵观其发展历程,企业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伴随文化建设的同时,不断升高的离职率、日益激增的员工负面情绪、老员工渐渐表现出倚老卖老等外在现象,无不暗示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一定问题,本文旨在发现问题及成因,并对文化建设进行优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简单阐述了此次企业文化建设优化研究的背景、目的以及意义,介绍了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通过文献检索法分别介绍了国内外企业文化理论、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优化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企业建设优化相关理论基础,介绍了JL地铁运营公司与其企业文化的概况。并以企业文化研究和优化的相关理论为依据,通过以企业文化四象限模型与企业文化OCQ模型为基础,设计企业文化现实、期望类型以及企业文化四层问题两种调查问卷,对JL地铁运营公司现有企业文化建设现状进行全方位的评估诊断。通过数据分析,进一步得出了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的期望类型是部落式、现实类型是制度规范式;得出企业文化的物质、行为、制度与精神四层的各方面情况以及四层中各自的突出问题分别为企业创新力不足、领导作用发挥不到位、企业不够民主、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以及企业文化贯彻落实不到位从而作用未曾发挥到位等问题。对此笔者通过进行对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深入访谈,分析总结后得出问题背后成因为:创新制度支持与贯彻不足、外部环境与领导自身因素、以人为本原则贯彻不到位、核心文化创造与建设不足、子文化发展不均、思想认识存在误区等成因;然后结合企业文化创新理论、“K”理论、人本管理理论、“解冻、变革、再冻结”等企业文化建设优化模型理论,分别提出建立企业创新机制、打造优秀领导干部队伍、以人为本实施人才战略、更新符合公司战略的核心文化体系以及落地与执行优化策略等针对性地对策;最后提出采用领导、组织及流程、制度、资源及党建五方面保障措施。通过研究,笔者一方面加深了对本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对症下药地提出相应对策及保障措施,让企业文化更加完善,能够更好地落地,从而让企业获得长足的强劲动力,助力企业发展。本文即丰富了轨道交通行业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素材,也在调查问卷的方法上进行了创新设计,但对企业文化的研究仍需深入,后续将不断加强对企业文化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不断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力度与广度,不断探索更富有新时代新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与优化方案。另此文只略涉猎党建保障企业文化落地与外部视角的企业文化研究,后续将在深入加强党建与企业文化融合共促以及企业外部视角下对企业文化建设优化两个方面加以研究。
二、当前中国企业组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前中国企业组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目标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2.1.1 动态能力理论 |
2.1.2 制度理论 |
2.1.3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
2.1.4 核心概念界定 |
2.2 文献综述 |
2.2.1 环境扫描对战略决策影响研究 |
2.2.2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相关研究 |
2.2.3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相关研究 |
2.3 研究评述 |
2.4 本章小结 |
3 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概况 |
3.1 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发展历程 |
3.1.1 初步探索阶段 |
3.1.2 巩固发展阶段 |
3.1.3 全面深化阶段 |
3.2 中国农业企业发展及“走出去”现状 |
3.2.1 中国农业企业发展现状 |
3.2.2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现状 |
3.3 中国农业发展现状 |
3.3.1 中国农业资源禀赋 |
3.3.2 中国农业生产现状 |
3.3.3 中国农业投入现状 |
3.4 中东欧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
3.4.1 中东欧国家农业资源禀赋 |
3.4.2 中东欧国家农业生产现状 |
3.4.3 中东欧国家农业投入现状 |
3.5 本章小结 |
4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评价 |
4.1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1.1 评价指标选取 |
4.1.2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
4.2 市场环境评价对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影响分析 |
4.2.1 政治环境 |
4.2.2 经济环境 |
4.2.3 社会文化环境 |
4.2.4 技术环境 |
4.3 数据选取与模型构建 |
4.3.1 BP神经网络模型选择依据 |
4.3.2 数据选取与标准化处理 |
4.3.3 样本集指标权重与期望输出值的确定 |
4.3.4 BP神经网络模型建立与训练 |
4.4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评价结果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基于市场环境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多维距离分析 |
5.1 多维距离内涵 |
5.2 多维距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5.2.1 评价指标选取 |
5.2.2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
5.3 多维距离对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作用机制分析 |
5.3.1 政治制度距离 |
5.3.2 社会文化制度距离 |
5.3.3 经济资源互补性 |
5.3.4 技术资源互补性 |
5.4 多维距离对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影响分析 |
5.4.1 多维距离评价方法 |
5.4.2 变量选取 |
5.4.3 理论模型 |
5.4.4 实证检验 |
5.5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多维距离评价结果分析 |
5.5.1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多维距离评价结果 |
5.5.2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资源互补性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基于多维距离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潜力测度 |
6.1 农业合作潜力内涵 |
6.2 农业合作潜力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6.2.1 评价指标选取 |
6.2.2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
6.3 农业合作潜力测度模型构建 |
6.3.1 理论模型 |
6.3.2 数据处理 |
6.4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潜力测度结果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7 基于环境扫描视角的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 |
7.1 基于环境扫描视角构建战略矩阵模型 |
7.1.1 三维战略矩阵模型可行性 |
7.1.2 三维战略矩阵模型决策逻辑 |
7.2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矩阵模型分析 |
7.2.1 数据处理 |
7.2.2 战略矩阵模型结果分析 |
7.3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扫描结果综合分析 |
7.3.1 中东欧腹地四国——核心要塞 |
7.3.2 中东欧北部三国——技术高地 |
7.3.3 中东欧南部九国——自然资源平台 |
7.4 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建议 |
7.4.1 中东欧腹地四国——积极进取战略 |
7.4.2 中东欧北部三国——创新合作战略 |
7.4.3 中东欧南部九国——稳健进入战略 |
7.5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启示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1.1 关于土耳其的研究现状 |
1.3.1.2 关于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1.3.1.3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研究现状 |
1.3.1.4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2.1 在土耳其外交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 |
1.3.2.2 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方面 |
1.3.2.3 在地区和全球反恐合作方面 |
1.3.2.4 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跨学科研究法 |
1.4.3 学术访谈法 |
1.5 相关理论 |
1.5.1 合作论 |
1.5.2 国家利益论 |
1.5.3 国家安全理论 |
1.6 研究框架 |
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 |
2.1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 |
2.1.1 起源阶段 |
2.1.2 探索阶段 |
2.1.3 发展阶段 |
2.1.4 深入阶段 |
2.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发展特征 |
2.2.1 进程阶段性 |
2.2.2 立场反复性 |
2.2.3 合作复杂性 |
2.2.4 目标长期性 |
3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 |
3.1 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
3.1.1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 |
3.1.2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要求 |
3.1.3 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3.1.4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选择 |
3.1.5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保障 |
3.1.6 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本出路 |
3.2 开展反恐合作对土耳其的战略价值 |
3.2.1 强化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基础 |
3.2.2 深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关键前提 |
3.2.2.1 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
3.2.2.2 土耳其与中国贸易不平衡加剧 |
3.2.3 维护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全稳定的有效手段 |
3.2.4 改善国际形象和提升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
4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 |
4.1 国际环境 |
4.1.1 中东地区力量格局转变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战略契机 |
4.1.2 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平台保障 |
4.1.3 世界各国的反恐立场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舆论支持 |
4.2 国内环境 |
4.2.1 中国境内恐怖主义风险显着降低 |
4.2.1.1 预防打击恐怖主义 |
4.2.1.2 开展去极端化治理 |
4.2.1.3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4.2.2 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趋势日益明显 |
4.2.2.1 以更加积极自主的态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 |
4.2.2.2 以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强化亚太区域的合作 |
4.2.3 中国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多领域的合作 |
4.2.3.1 经济领域合作 |
4.2.3.2 人文领域合作 |
4.2.3.3 其他领域合作 |
5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 |
5.1 恐怖主义发展因素 |
5.1.1 “伊斯兰国”的发展变化 |
5.1.1.1 调整武装活动策略,改变恐怖袭击方式 |
5.1.1.2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寻求多方势力合作 |
5.1.1.3 积极开展跨国“圣战”,策划实施“回流”渗透 |
5.1.2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变化 |
5.1.2.1 以土耳其为政治和发展中心 |
5.1.2.2 以土耳其为指挥和活动中心 |
5.2 双方利益因素 |
5.2.1 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 |
5.2.2 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 |
5.2.3 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 |
5.3 国际力量因素 |
5.3.1 美国因素 |
5.3.1.1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 |
5.3.1.2 美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5.3.2 欧盟因素 |
5.3.2.1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 |
5.3.2.2 欧盟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6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 |
6.1 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 |
6.1.1 坚持打击恐怖主义 |
6.1.2 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
6.1.3 坚持反对反恐“双重标准” |
6.2 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 |
6.2.1 加强反恐问题磋商交流机制建设 |
6.2.2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价值 |
6.2.3 争取第三方国家对反恐合作的支持 |
6.3 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 |
6.3.1 强化反恐情报交流共享 |
6.3.2 协调开展网络信息监管 |
6.3.3 探索反恐怖融资合作渠道 |
6.3.4 促进去极端化治理交流 |
6.3.5 推动引渡合作取得新进展 |
6.4 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 |
6.4.1 持续增进政治互信 |
6.4.2 破解经济合作瓶颈 |
6.4.3 丰富人文交流形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研究成果 |
致谢 |
(3)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方法及思路 |
第一章 概念、理论与相关文献综述 |
第—节 概念界定 |
一、高铁与高铁产业 |
二、战略传播 |
第二节 战略传播理论探讨 |
一、战略传播机制的整体性与协同性 |
二、战略传播内容彰显软实力 |
三、战略传播手段多样与整合 |
四、战略传播受众具有针对性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一、高铁产业的多面向研究 |
二、国家和企业层面的战略传播研究 |
三、企业声誉管理、品牌形象等相关研究 |
第二章 中国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发展背景 |
第—节 中国高铁诞生前的国内铁路发展现状 |
第二节 中国高铁发展相关问题的论争与博弈 |
一、关于高铁建设时间的论争 |
二、关于高铁建设技术的论争 |
三、关于高铁建设路线的论争 |
第三节 中国高铁在挫折中负重前行 |
第三章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机制 |
第—节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组织架构 |
一、高度集中的全行业整体协同体制 |
二、高度集中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运行机制 |
一、铁道部主导的战略传播议程设置机制 |
二、新媒体环境下产业内部舆情处置机制 |
第四章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手段 |
第一节 大众传播与意见领袖二次传播 |
第二节 借力国际会议和展览扩大影响力 |
第三节 与各种国际组织互动交流 |
第五章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内容 |
第一节 主题设置:官方主导议题 |
一、中国高铁建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应 |
二、中国高铁建设的国际影响 |
三、中国高铁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成就 |
四、高铁建设中争议问题的回应 |
第二节 叙事方式:官方叙事、以我为主 |
一、叙事宏大、秀成就 |
二、借媒体采访传达高铁产业观点 |
第三节 表现形式:相对传统与单一 |
一、话语风格体现“优越感” |
二、视觉符号略显”单一化” |
第六章 中国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发展背景 |
第一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国内背景 |
第二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国际环境 |
第三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的战略优势分析 |
第七章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机制 |
第一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组织架构 |
一、企业主导与多主体合作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 |
二、多主体合作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运行机制 |
一、顶层设计下的多主体联动机制 |
二、多层级的利益相关群体对话合作机制 |
第八章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手段 |
第一节 致力于关系建立的人际传播 |
一、国家领导人的高铁外交 |
二、企业领导的高铁公关 |
第二节 与各团体和机构对话的组织传播 |
一、参加或主办各种国际展览、展会 |
二、与各种国际组织、团体开展交流 |
三、利用企业自营媒体开展传播活动 |
第三节 引导国内外舆论的大众传播 |
一、企业借力国内主流媒体外宣平台开展传播 |
二、借力国际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及本土媒体 |
第九章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内容 |
第—节 主题设置:有高度、有温度 |
一、展示企业实力,善于“借嘴说话” |
二、分享合作成果,彰显共赢理念 |
三、履行社会责任,回应国际关切 |
第二节 叙事方式:受众视角,故事呈现 |
一、主动讲故事引发情感共鸣 |
二、借第三方之口讲故事体现可信性 |
第三节 表现形式:诉诸视觉与互联网语言 |
一、视听元素多彩呈现 |
二、话语内容吸引力强 |
第十章 中国高铁产业国际认同建构 |
第—节 战略传播对于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 |
一、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认同建构 |
二、相互依存、社会互动与认同建构 |
三、第三方身份再现共同命运情景 |
四、扩大共识以形成同质性认知 |
第二节 中国高铁产业国际认同现状 |
一、中国高铁产业的朋友认同现状 |
二、中国高铁产业的竞争对手认同现状 |
第三节 中国高铁产业认同层次提升策略 |
一、朋友关系认同的建构与维系 |
二、竞争对手关系的认同转化策略 |
结语 |
一、高铁产业战略传播机制由集中到协同 |
二、高铁产业战略传播手段由单一到多元化 |
三、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内容的受众视角转向 |
四、战略传播是高铁产业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深度访谈受访者基本情况 |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4)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市场扭曲的内涵 |
1.3.2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定义 |
1.3.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表现形式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内容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2.1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 |
2.1.1 马克思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思想 |
2.1.2 马克思的劳动力流动配置理论 |
2.1.3 马克思的劳动力工资理论 |
2.2 西方经济学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 |
2.2.1 新古典学派的均衡价格工资理论与职业竞争理论 |
2.2.2 新制度学派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
2.2.3 新凯恩斯学派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局内人-局外人”理论 |
2.2.4 新剑桥学派的社会经济因素理论 |
2.2.5 激进经济学派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理论 |
2.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相关文献综述 |
2.3.1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成因 |
2.3.2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
2.3.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 |
2.3.4 文献评述 |
第3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和形成机理 |
3.1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 |
3.1.1 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发育阶段(1978-1991 年) |
3.1.2 劳动力市场的加速发展阶段(1992-2002 年) |
3.1.3 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成熟阶段(2003-2012 年) |
3.1.4 劳动力市场的深化改革阶段(2013 年至今) |
3.2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3.2.1 生产函数法 |
3.2.2 市场化指数法 |
3.3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与实证分析 |
3.3.1 形成机理分析 |
3.3.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3.3.3 实证分析 |
3.3.4 本节小结 |
第4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
4.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
4.1.1 问题的提出 |
4.1.2 理论机制分析 |
4.1.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4.1.5 本节小结 |
4.2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 |
4.2.1 问题的提出 |
4.2.2 理论机制分析 |
4.2.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4.2.5 本节小结 |
4.3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创业 |
4.3.1 问题的提出 |
4.3.2 理论机制分析 |
4.3.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3.4 实证结果分析 |
4.3.5 本节小结 |
第5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 |
5.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阶层认同 |
5.1.1 问题的提出 |
5.1.2 理论机制分析 |
5.1.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5.1.4 实证结果分析 |
5.1.5 本节小结 |
5.2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幸福感 |
5.2.1 问题的提出 |
5.2.2 理论分析 |
5.2.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5.2.5 本节小结 |
第6章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致谢 |
(5)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1.3.4 文献评述 |
1.4 论文结构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1.7 研究不足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3.1.4 层次分析法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4.3.1 动机分类 |
4.3.2 市场寻求型 |
4.3.3 避税地投资 |
4.3.4 政策激励型 |
4.3.5 制度寻求型 |
4.3.6 战略投资型 |
4.3.7 要素寻求型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4.4.1 政策优势 |
4.4.2 资本优势 |
4.4.3 技术优势 |
4.4.4 货币优势 |
4.4.5 国家优势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6.1.2 资本的分配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7.5 异质性检验 |
7.5.1 时间异质性 |
7.5.2 国家异质性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对外投资动因的研究 |
1.2.2 关于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问题的研究 |
1.2.3 关于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前景的研究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东盟新四国 |
2.1.2 基础设施 |
2.1.3 海外投资 |
2.2 理论基础 |
2.2.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2.2.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2.2.3 垄断优势理论 |
3 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动因 |
3.1 政治动因 |
3.2 经济动因 |
3.2.1 拓宽东盟新四国基建市场 |
3.2.2 带动中国基建相关原料与设备出口 |
3.2.3 促进中国与东盟新四国贸易增长 |
3.3 其他动因 |
3.3.1 东盟新四国区位优势明显 |
3.3.2 中国与东盟新四国文化差异小 |
3.3.3 东盟新四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
4 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现状 |
4.1 投资总额增加 |
4.2 投资行业集中 |
4.3 投资主体单一 |
5 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的问题 |
5.1 扎根理论介绍 |
5.2 投资问题识别 |
5.2.1 原始资料来源 |
5.2.2 理论模型构建 |
5.2.3 理论饱和性检验 |
6 促进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策略 |
6.1 政府层面 |
6.1.1 建立基础设施投资风险评估机制 |
6.1.2 完善对外基建投资监督与保障法律法规 |
6.1.3 拓宽基建融资渠道 |
6.1.4 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
6.2 行业层面 |
6.2.1 搭建双边基础设施投资信息共享平台 |
6.2.2 加强对中国基建企业投资监督 |
6.3 企业层面 |
6.3.1 重视对东盟新四国基建投资风险评估 |
6.3.2 关注当地基建利益相关方诉求 |
6.3.3 联合高校培养复合型基建人才 |
6.3.4 加深与第三方基础设施投资合作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致谢 |
(7)中概股上市公司跨境会计监管问题研究 ——以瑞幸咖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有关企业境外上市的研究 |
1.3.2 有关跨境会计监管必要性的研究 |
1.3.3 跨境会计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 |
1.3.4 有关跨境会计监管合作的研究 |
1.3.5 文献述评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 |
2 中概股上市公司跨境会计监管背景分析 |
2.1 证券市场境外上市现状 |
2.1.1 境外上市的兴起与发展 |
2.1.2 中概股公司上市现状 |
2.2 中概股公司上市动因分析 |
2.2.1 满足融资需求 |
2.2.2 提高品牌知名度 |
2.2.3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
2.3 中概股上市公司面临的主要监管环境 |
2.3.1 主要境外市场的法律体系 |
2.3.2 主要境外市场的监管模式 |
2.3.3 主要境外市场的准则制度 |
2.4 本章小结 |
3 中概股上市公司跨境会计监管面临的难题及后果 |
3.1 中概股上市公司跨境会计监管难题 |
3.1.1 主权原则冲突 |
3.1.2 监管标准界定模糊 |
3.1.3 监管方式落后 |
3.1.4 监管执行不到位 |
3.2 中概股上市公司跨境会计监管难题的后果分析 |
3.2.1 上市公司违规操作 |
3.2.2 跨境会计监管对抗 |
3.3 本章小结 |
4 中概股上市公司跨境会计监管案例分析: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 |
4.1 案例公司背景及事件梳理 |
4.1.1 瑞幸咖啡公司背景 |
4.1.2 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 |
4.2 瑞幸咖啡事件暴露的跨境会计监管问题 |
4.2.1 瑞幸咖啡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
4.2.2 境外上市的监管屏障与文化认知差异 |
4.2.3 会计师事务所对中概股公司审计风险防范不足 |
4.3 中美两国监管机构对瑞幸咖啡采取的会计监管措施 |
4.3.1 美国监管机构采取的主要措施 |
4.3.2 中国相关监管机构采取的主要措施 |
4.4 中美两国会计监管机构面临的问题 |
4.4.1 监管机构双边执法权未等效 |
4.4.2 审计工作底稿跨境调取困难 |
4.4.3 美国对域外高管惩戒实施无果 |
4.4.4 中国域外管辖权施行受限 |
4.5 本章小结 |
5 基于瑞幸咖啡事件的跨境会计监管改进建议 |
5.1 完善国内政府监管的立法与执法 |
5.1.1 完善国内会计监管法律 |
5.1.2 提高监管机构的会计监管效率 |
5.2 建立国际会计监管合作机制 |
5.2.1 加强各国会计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合作 |
5.2.2 促进监管标准趋同和等效 |
5.2.3 建立跨境会计监管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 |
5.3 加强会计中介机构行业自律 |
5.3.1 改进会计中介机构自身管理 |
5.3.2 强化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监管 |
5.4 适度发挥做空机制的纠偏作用 |
5.5 完善中概股上市公司内部治理 |
5.5.1 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
5.5.2 强化企业内部监督 |
5.5.3 建立风险预防和应对机制 |
5.6 本章小结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致谢 |
(8)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1.2.3 简要评价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分析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存在的不足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2.1 思想渊源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2.1.3 简要评述 |
2.2 理论基础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3.1 理论依据 |
3.2 历史依据 |
3.3 现实依据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4.1 基本概念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4.2 构成要素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4.2.3 环境因素 |
4.3 主要特点 |
4.3.1 开放性 |
4.3.2 系统性 |
4.3.3 流动性 |
4.3.4 安全性 |
4.4 建立原则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4.5 目标体系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4.6 创新活动 |
4.6.1 科学创新 |
4.6.2 技术创新 |
4.6.3 制度创新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4.7 体系运行 |
4.7.1 运行模式 |
4.7.2 运行机制 |
4.7.3 运行环境 |
4.7.4 演化路径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6.3.1 有利影响 |
6.3.2 不利影响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8.1 发展历程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8.2 创新活动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8.3.1 国际比较 |
8.3.2 总体评价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8.4.3 中国优势 |
8.4.4 应对策略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9.1 国际经验 |
9.1.1 美国经验 |
9.1.2 日本经验 |
9.1.3 德国经验 |
9.1.4 以色列经验 |
9.2 重要启示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10.1 主要结论 |
10.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9)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2 风险管理相关理论综述 |
2.1 风险概述 |
2.1.1 风险的概念 |
2.1.2 风险的特点 |
2.2 风险管理概述 |
2.2.1 风险管理的内容 |
2.2.2 风险管理的目标及特点 |
2.2.3 风险管理的意义 |
2.3 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概述 |
2.3.1 海外工程项目定义及特点 |
2.3.2 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特征 |
2.3.3 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步骤 |
2.4 海外工程项目风险评价方法 |
2.4.1 定性评价法 |
2.4.2 定量评价法 |
2.4.3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
3 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风险识别 |
3.1 项目概况 |
3.1.1 项目背景 |
3.1.2 项目风险特征 |
3.2 项目风险识别原则 |
3.3 某酒店幕墙海外工程项目风险识别结果 |
3.3.1 政治风险 |
3.3.2 经济风险 |
3.3.3 社会环境风险 |
3.3.4 技术风险 |
3.3.5 自然风险 |
3.3.6 合同法律风险 |
3.3.7 公共关系风险 |
4 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风险评价 |
4.1 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风险分析方法 |
4.1.1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
4.1.2 层次分析法的主要步骤 |
4.1.3 指标值的确定 |
4.1.4 一致性检验 |
4.1.5 指标权重的确定 |
4.1.6 计算组合权重 |
4.2 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风险因素与分级 |
4.2.1 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风险因素 |
4.2.2 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风险因素分级 |
4.3 基于模糊评价的风险管理评价 |
4.3.1 构建评价矩阵 |
4.3.2 风险因素的权重 |
4.3.3 综合评价 |
5 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管理策略 |
5.1 建筑幕墙海外工程项目风险应对措施及方案 |
5.1.1 投标阶段的风险应对 |
5.1.2 进场准备阶段的风险应对 |
5.1.3 施工实施阶段的风险应对 |
5.1.4 竣工验收阶段的风险应对 |
5.1.5 结算阶段的风险应对 |
5.1.6 维修质保期内的风险应对 |
5.2 项目风险管理实施效果 |
5.3 项目风险管理改进建议 |
5.3.1 组织措施 |
5.3.2 管理措施 |
5.3.3 合同措施 |
5.3.4 技术措施 |
5.3.5 信息化措施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1.1.1 本文的研究背景 |
1.1.2 本文的研究目的 |
1.1.3 本文的研究意义 |
1.2 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1.2.1 本文的研究内容 |
1.2.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2.3 本文的技术路线 |
1.3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 |
2.1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1 国内外企业文化理论研究 |
2.1.2 国内外企业文化建设研究 |
2.1.3 国内外企业文化优化研究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企业文化内涵 |
2.2.2 企业文化构成理论 |
2.2.3 两种企业文化测量工具 |
2.2.5 企业文化建设优化相关理论 |
第3章 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简介及企业文化建设现状 |
3.1 JL地铁运营公司简介 |
3.1.1 JL地铁运营公司的经营与发展 |
3.1.2 JL地铁运营公司组织架构 |
3.2 JL地铁运营公司基本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现状 |
3.2.1 JL地铁运营公司基本文化 |
3.2.2 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现状 |
第4章 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问题与成因分析 |
4.1 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问题 |
4.1.1 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诊断原则 |
4.1.2 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的调查问卷设计与结果数据分析 |
4.1.3 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4.2 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问题的成因分析 |
4.2.1 企业文化物质层问题成因分析——创新制度支持及贯彻不足 |
4.2.2 企业文化行为层问题成因分析——外部环境与领导自身因素 |
4.2.3 企业文化制度层问题成因分析——以人为本原则贯彻不到位 |
4.2.4 企业文化精神层问题成因分析——核心文化创造与建设不足 |
4.2.5 企业文化落地与执行问题成因分析——五大问题 |
第5章 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优化对策 |
5.1 物质文化层优化对策——建立企业创新机制 |
5.2 行为文化层优化对策——打造优秀领导干部队伍 |
5.3 制度文化层优化对策——以人为本实施人才战略 |
5.4 精神文化层优化对策——更新符合战略的核心文化体系 |
5.5 企业文化建设实务优化对策——落地与执行优化策略 |
第6章 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优化对策的实施保障 |
6.1 组织保障 |
6.2 制度保障 |
6.3 资源保障 |
6.4 党建保障 |
第7章 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优化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附录 A |
附录 B |
附录 C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当前中国企业组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D]. 郭茹.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D]. 王一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3]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D]. 张玲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D]. 郑国强.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6]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研究[D]. 曹瑶. 河北经贸大学, 2021(12)
- [7]中概股上市公司跨境会计监管问题研究 ——以瑞幸咖啡为例[D]. 王一超. 河北经贸大学, 2021(12)
- [8]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9]某海外酒店项目幕墙工程风险管理研究[D]. 段涛.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2)
- [10]JL地铁运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优化研究[D]. 戴孟瑶.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