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朝第一任出洋钦差是个美国人（论文文献综述）
黄秋硕[1]（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指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张斌[2]（2018）在《袁世凯与清末政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主导或参与了清末几乎每一项重大决策的大臣,袁世凯对清末政局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文化教育方面,袁世凯曾设立新机构培养官吏和学生,后来又废除科举制度,推行近代化的教育体制。在政治领域,袁世凯对清末新政贡献极大;曾以一己之力推行君主立宪,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后来在丁未政潮中打击清流派,使得官场更加腐败;南北和谈期间逼迫清帝退位,使得国家得以统一在共和的旗帜下。在军队现代化方面,袁世凯通过小站练兵打造出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职业军队,后来更是通过军务处影响了全国的新军编练。袁世凯在文化教育、政治改革和军队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在政治领域的斗争也造成了清末政局的剧烈动荡。袁世凯对清末政局的影响可见一斑。
边笑非[3]（2018）在《1909-1911年的袁世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袁世凯是清末民初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经历曲折又波澜壮阔。该文从袁世凯开缺回籍前的北京政局入手,概述清廷中央的人事变动,并着重对比袁世凯与慈禧太后、庆亲王奕匡、摄政王载沣、军机大臣张之洞之间的关系。从广阔的视野上,去论述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复杂关系,尤其在北京的中枢机构,袁氏的亲信基本上渗透到各个中央部门。在华北、东北的广大地区,袁氏的亲信把持着东三省、华北地区以及北京的军事防务,特别是他一手创办的北洋新军更是忠心耿耿地追随其后。新上任的摄政王载沣面对家仇和袁世凯权力的威胁不得不采取措施,将他开缺回籍。袁氏开缺回籍,该文论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从保护自我、保护北洋系的利益出发,投靠慈禧太后,客观上导致光绪帝被囚瀛台,以致戊戌变法失败。而载沣正是光绪帝同父异母的兄弟,此为家仇,载沣不可不报。二是从权力争夺的角度来说,袁世凯在清末官制改革中,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表面上推举庆亲王奕匡担任总理内阁大臣,实际上自己在背后操纵实权,这样便引起以载沣为首的满洲贵族的憎恨,他们从加强皇权的角度出发对袁世凯进行反击。综合以上两方面,袁世凯最终在1909年初被开缺回籍。该文在论述1909-1911年袁氏开缺回籍到东山再起这段历史时,从袁氏开缺回籍定居彰德洹上村开始,简要介绍养寿园的建筑格局、袁氏的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袁氏诗词等;再探讨袁世凯与兴办实业和家乡公益事业的关系;特别是他隐居洹上村三年的书信联系。这三年的书信联系从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袁世凯的洹上岁月,也从他为人处世、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化解政敌的各个方面理顺袁氏开缺回籍之初并没有东山再起的打算,只是为了自身安全考虑的正常表现。袁氏这三年虽然主观上没有流露出山的打算,但客观上,他的做法为自己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政治关注。袁世凯这样一个乱世枭雄,毕竟生来不甘寂寞,历史恰恰也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起义爆发之后,袁氏起初应诏但未出山,给外界的印象是:“不行不止,亦行亦止”,表面上看似消极应对清廷的起用命令,但实际上袁氏作为一位有着丰富军旅经验的统帅,深知打胜仗需要各方面的因素配合,需要募兵、筹饷、赈灾、统一指挥权等等。在武昌起义爆发的这段时间内,他积极与清廷中央和地方联络,一方面要取信清廷,另一方面要及时应对湖北的革命党。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袁氏东山再起是蓄谋已久,处心积虑。这样的观点是欠妥的,也是对袁氏的妖魔化。我们不能以历史的结果强加臆测袁氏的动机,把他描述成事事都有不良动机,步步都在算计的政治投机者。在这一时期,袁氏与清廷就出山问题讨价还价是基于作战需要募兵、筹饷、选任将领、赈灾、统一军权这些实际的物质和政治保障做出的反应,而封建帝制绝不容许臣子拥有不被节制的权力,这是政治的矛盾,也是人性使然。历史的发展方向不是被某一方力量牵引,而是多种合力的结果,袁氏出山自然也不例外。袁氏从开缺回籍到东山再起,之所以有常人不能有的人生经历,除了武昌起义爆发这样一个绝佳的历史机遇外,该文提到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外部因素,有利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各界包括西方列强对袁氏的支持。社会各界对袁氏的支持主要源自于北洋集团代表的“军权”,资产阶级立宪派代表的“绅权”,西方列强代表的“洋权”,以及复杂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为基础的有利政治局面。二是袁氏的个人才能。袁世凯是清末乱世枭雄,在清末政坛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官二代子弟,不通过科举正途一步一步走到清廷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位子,除了历史给予他的机遇外,还有他卓越的个人能力和政治业绩。个人能力体现在他喜好结交,广结姻亲,敢于担当,重视声誉。政绩上,他守土有责,经营北洋,兴办实业,禁烟禁毒,重视教育,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为自己也赢得了良好声誉。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因素,最终让袁世凯东山再起。
展忠宇[4]（2014）在《王之春的中外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九世纪后半期,世界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蒸汽机和电气的广泛应用,使西方世界的生产力呈几何倍的增长。在此背景下,西方列强加快向东方的殖民扩张步伐。在远东,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成功跻身强国之列,也迫不及待地把触手伸向比邻而居的中国。中华民族的腐朽落后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表露无疑,随着列强势力的不断深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列强环伺的局面,一些开明的士大夫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并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王之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早年投身军中,以文人掌武事,其才干受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吏的赏识,对于国内事务有自己的独到的主张；游历和出使过日、俄、德、英、法等多个国家,参与多次外交交涉活动,在中外关系方面有着深刻的认识。本文拟从王之春这一人物着手深入研究。第一部分,详细介绍王之春生平,并简述其主要着作及其地位。第二部分,详细介绍王之春的外交活动。本章将王之春的外交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中法战争阶段和甲午中日战争阶段。中法战争阶段,主要描述了王之春参与“密谋南洋”行动和中越边界划分谈判的经过；而甲午中日战争阶段,主要描述了王之春为联俄制日出使俄国,以及后来游历英、德、法三国的经过,并在法国实施外交保台。第三部分,介绍王之春对晚清中外关系的认识,分别从对中西关系和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认识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节重点从王之春对基督教的看法、王之春的外交观、王之春对中国与俄、英、法、美、德等国关系的认识和王之春对鸦片战争相关问题的研究等方面阐述王之春对中西关系的认识；第二节重点从王之春对中国与日俄关系的认识和对属国关系的认识两方面来论述。第四部分,记述王之春的洋务思想,分别从王之春洋务思想的形成和内容来展开论述。而本章重点阐述其洋务思想的内容,分别从西学中源论、强国思想、求富思想、教育思想、保民思想五个方面进行。第五部分,对历史上的王之春进行客观评价,分别从思想意识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评价王之春。
杨春君[5]（2014）在《钦差与清代政治变迁（1644-1850）》文中研究说明与有国家编制的官员相对,钦差是受皇帝差遣对皇帝负责处理事务的临时性官员。钦差起源很早,钦差的产生先于有国家编制的官员。在明清以前,常用使指代钦差。从明代始,“钦差”一词得到广泛使用,清代沿袭之。同明代一样,清代的钦差可以分为固定性钦差和临时性钦差两种。二者之间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是二者都是差遣官。清代各朝实录对临时性钦差的记载,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皇帝派遣钦差到各地处理事务,并不是只有钦差几人,而是一个钦差使团。钦差使团包括钦差、钦差的随带司员,以及钦差和随员的家人,还有巡捕官。钦差由皇帝选派,而随带司员多由钦差挑选,巡捕官由督抚选派,服务于钦差。钦差多由京官担任,钦差的选择有一定的范围限制。清代的科道官担任钦差有特殊的含义,满汉关系也影响了钦差的选择。清代派遣钦差,是为了处理某些具体的事务,或事关重大,非督抚等地方官所能处理,或皇帝在某些事件上不再信任地方官,另选派官员即钦差办理,或督抚奏请派遣钦差协助处理某些事务。某些事务本应派遣钦差处理,却未派钦差,或新任官员办理,毋庸回护,或信息交流不畅,或顾忌派遣钦差造成的不良后果。与本职品级相同官员相比,钦差的权力较大些,其政治地位也要高些。钦差到地方处理事务,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地方事务中。除了钦差办理皇帝交付的使命外,钦差还办理与使命紧密相关之事务。与使命无关之事务,钦差也可参与,如奏报雨雪、收成情形；对于钦差遇到的地方紧急事务,钦差可参与也可不参与。钦差到地方处理事务,与地方官存在三种合作模式,双方之间有合作也有冲突。为了使钦差顺利地处理事务,充分发挥钦差的作用,钦差在办理事务中遵守一定的规章,如保密、廉洁办差和回避。同有编制的官员一样,对钦差也有奖励和惩罚。在钦差出差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定并未得到完全遵守。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钦差在清朝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钦差经常处理的事务有审理案件、赈济灾害和河工。钦差关防在雍正年间形成,钦差关防多用于办理军务。钦差阅兵制度在乾隆年间形成。钦差的本职品级发生了变化,本职品级得到提高。多次出差的人数不断增加,“身家不清白”的钦差逐渐减少,钦差续办的事件不断增多。在众多的钦差中存在的亲缘关系也逐步显现。钦差在清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派遣钦差,解决了诸多问题,激励和震慑官员。虽然派遣了众多钦差,但钦差并没有挽回清朝衰败的总趋势。清朝的政治制度和钦差个人的局限,限制了钦差作用的发挥。在清人看来,地方行政依靠督抚等地方官而非钦差,钦差只能是地方行政的必要补充。
施慧玲[6]（2014）在《晚清小说中的革命问题》文中认为本文试图结合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从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角度，纵观整个晚清时期的小说，从晚清小说的文本解读中了解晚清社会维新与革命的具体情况。本文分为四章，从晚清小说中的真假革命、革命者和革命理想等方面，对清末民初部分涉及到立宪和革命的题材的小说进行了梳理。这部分小说中不乏对新党的污蔑之辞，但也有对立宪和革命党人身上所存在问题的客观描述，更有对中国前途的探索。本文重点了解当传统道德再不能规范人性时，立宪党和革命党在探索国家出路时存在的一些问题。
黄松平[7]（2014）在《晚清军事文化变迁与军事技术进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世界军事史,军事文化是军事变革和军事技术进步的深层因素。一定意义上讲,军事文化的先进性决定军事技术进步的科学性;军事技术发展的滞后性,其原因又多出于军事文化的滞后性。中国是火药的故乡,然而未能成为火器技术革命的领跑者,传统军事文化固有缺陷的拖累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近代以来,西方军事强国凭借坚船利炮打开封闭帝国的大门,驱赶着踯躅而行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晚清军事文化也因此步入由传统向近代变迁的漫长历程。本文通过对晚清军事文化的深入分析,发现其在外在环境、思维方式、价值指向、战略方针等方面都有深刻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烙印,并形成影响晚清军事文化的相对稳定的次级文化因素。论文援引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指出中西军事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军事文化模式,它们差距之大,甚至存在完全对立的社会价值观。然而,西方先进武器在中西军事文化孰优孰劣的争执中充当了最后的断语,中国军事文化被迫走上了跟踪模仿西方军事文化的漫长道路,并在军事环境文化、军事价值文化、军事思维文化和军事战略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显着变迁,这些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变迁分别对军事技术的主体结构、军事技术的发展方式、军事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军事技术的发展策略的嬗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晚清军事技术进步的成就与局限皆与这些嬗变息息相关。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和军事技术进步对于处于民族复兴时代的中国而言,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本文的研究能为培育先进军事文化和制定国防科技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启示和理论支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我国军事技术的整体水平,找准军事技术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正确判断赶超军事发达国家的时间。
甘德政（KAM DE ZHENG）[8]（2013）在《中英（英中）关系与马来亚华人的身份认同 ——以宗教与侨务为视角》文中提出宗教具有形成“身份认同”和具备政治动员的重要作用。与西方历史语境之下的“宗教与认同政治”不同的是,古代中国拥有另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特话语体系。“大一统”、“圣教”以及“华夷之辨”,是认识“中国式的宗教与认同政治”的重要意识形态概念。从文明演进的视角来看,中华文明从儒家经典中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开始,在政治实践中逐渐发展到帝制时代的“天朝体系”,并成为长期稳定的东亚国际秩序和规范。然而,自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冲击并取代“天朝体系”以来,民族国家范式主导了东亚国际秩序,而东南亚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模式。英属马来亚处在五大文明（儒家、西方、印度、佛教、伊斯兰）的交汇之处,自古以来就不断受到各种外力的影响,最终形成了当地多元文化的特色。自华南先民带着“大一统”意识形态下南洋开始,这些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演变,就无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势力的冲击。中英两大势力在马来亚的博弈过程,对当地的“认同政治”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塑造了当今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面貌。马来人和华人对“国家建构”的不同认知,导致马来西亚迄今仍面对诸多政治上的认同问题,并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的“中马（马中）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晚清官员在南洋地区所留下的“信仰遗产”,是当今中国政府可加以善用来对海外华人信众进行公共外交的重要文化资源。然而,东南亚华人自冷战以来就受到西方势力进行长期“文化冷战”的影响,普遍上仍对中国大陆的宗教政策抱着某种程度的负面观感。因此,在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强调“信仰中国”叙事,将宗教与侨务工作进行有机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软实力。“侨务”和“公共外交”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一直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本来这两者是分别针对不同的受众,即侨务是针对海外华侨华人,而公共外交是针对外国民众。近年来出现“侨务公共外交”的新概念,其实是顺应了海外华侨华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改变趋势。目前国内有关“侨务公共外交”的研究尚少,而且这些文章多数集中讨论中国官方与海外华侨华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宗教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宗教因素在侨务公共外交方面缺席的问题,并为国际新形势之下的侨务工作提供政策导向。
罗艳艳[9]（2012）在《晚清及民国初期山东籍海外侨民研究》文中认为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迅速瓦解，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中国市场，大量物美价廉的西方商品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小农商品，大批小手工业者破产，被迫走出国门。而当时的山东人民由于战乱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连年的自然灾害、严重的匪患以及人口膨胀造成的人口土地失衡更让山东人雪上加霜。老百姓生活极度贫困，痛苦不堪。山东人被迫远离家乡，出国谋生。他们有的是做苦力、有的是经商、有的是留学，虽然选择的道路不同，但是他们在国外的境遇却都与祖国的政策、国力息息相关。由于地理优势，韩国、朝鲜、日本是山东人民自愿出国的理想之地，他们到达异国之后，凭借着他们的勤劳和勇敢从零工、伙计做起，开设商号、饭铺、绸缎庄等，不仅解决了自身的生活问题，还依据他们团结合作的精神为其他华侨争取利益，在当地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因此，本文重点在是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背景下，介绍山东籍侨民在日本、朝鲜、俄国、美国以及南洋的具体生活，以及他们不同的生活命运。本文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为清末民初时期的华侨政策。一个国家的侨民状况往往与这个国家的侨民政策密不可分，它关系着侨民在外的境遇、受尊重程度甚至生命安全程度。因此，在第一章中笔者尽可能详细的介绍了清末民初的华侨政策及其变化，以便更好的理解海外侨民境遇的变化；第二章为晚清时期的山东籍侨民。该章具体的介绍了晚清时期山东籍华侨在朝鲜、日本、南非、俄国等国国家的具体情况，包括当时他们所从事的工种、待遇、具体人数以及发展状况等；第三章则为民国时期的山东籍侨民。同样包括了日本、朝鲜的山东籍华工、留学生以及华商。但该章重点论述了一战时期山东籍华工在欧洲的具体生活，包括它在山东的招募情况、在法工作情形、华工的待遇与工作以及华工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另外，在文章的最后，笔者还附注了两篇附录，一篇为当时人描写山东华工的文章，一篇则为山东籍华工在欧战牺牲人的姓名，借此纪念那些在欧战中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普通山东人。纵观清末民初时期的山东籍华侨，无论是华商、留学生还是华工，也无论是他们在世界的哪个国家，都以勤劳、勇敢、诚信、好学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他们也许是由于生活所迫远离家乡、也许是因为追求更好的生活奔赴异国，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他们给所在国带去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繁荣，更有精神上的给养。山东籍华侨还有着浓厚的爱国情结，他们在外打拼出一片天地之后往往会回国投资开设工厂，引进先进设备与技术，对山东近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是勤劳勇敢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他们永远都应受到世人的尊敬。
彭宁[10]（2012）在《晚清中韩渔业纠纷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和朝鲜半岛海陆相通，沿海人民以渔业为重要生计。山东和辽宁沿海区域人民经常到朝鲜半岛境内海域渔猎，自古习以为常。但是到了近代，尤其是在日本与韩国签订通渔章程，对双方渔业活动进行规范后，中国和朝鲜的渔业往来也受到官方的关注，双方开始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对渔业活动进行规范并与对方进行交涉，“一波三折”的交涉过程为更具体的展现晚清中朝外交面貌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切入口。渔业活动之所以产生纠纷，缘于双方未对各自的渔业范围、渔业活动规则进行协商确定，因而渔业纠纷集中表现在清政府和朝鲜、韩国政府关于《通渔章程》签订与否的交涉。1882-1894年，袁世凯主持朝鲜事务，在这一问题上，他借鉴了日本与朝鲜签订通渔章程的教训，拒绝签订，态度十分强硬；1899-1905年，中国和韩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通渔章程的签订愈发必要，几任驻韩公使均主张迅速签订；1906-1910年，驻韩总领事马廷亮根据韩国境内渔业冲突日益严重的实际情况，主张迅速签订，但是国内山东等地非常反对，主张搁议此事，认为如若与韩国政府签订通渔章程，势必引发中日渔业冲突，导致中国海权丧失。《中朝通渔章程》历经十数年，终未得以签订，其交涉过程正如清末中韩两国外交发展形势，由传统的宗藩关系走入近代的外交体制，步履维艰，既有宗藩关系根深蒂固的影响，更有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尤其是日本步步加深侵略，都给两国正常的外交往来增添了重重障碍。
二、清朝第一任出洋钦差是个美国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朝第一任出洋钦差是个美国人（论文提纲范文）
（1）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2）袁世凯与清末政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1.传记和专着 |
| 2.期刊论文 |
| 一、袁世凯与清末文化教育 |
| (一)课吏馆与校士馆 |
| (二)创办山东大学堂 |
| (三)废科举与推行新式教育 |
| 1.废除科举 |
| 2.推行新式教育 |
| 二、袁世凯与清末的政治与改革 |
| (一)预备立宪与官制改革 |
| 1.推动预备立宪 |
| 2.促进官制改革 |
| (二)直隶新政与天津自治 |
| 1.创办巡警 |
| 2.法制改革 |
| 3.天津自治 |
| (三)丁未政潮 |
| 1.丁未政潮由来 |
| 2.袁世凯对政潮的应对 |
| 3.政潮的影响 |
| (四)南北和谈 |
| 1.袁世凯复出前对时局的认识 |
| 2.正式谈判前的较量 |
| 3.清帝退位 |
| 三、袁世凯与军队现代化 |
| (一)小站练兵与新建陆军 |
| 1.练兵呼声的出现 |
| 2.获得练兵权 |
| 3.新建陆军的训练 |
| 4.小站班底 |
| (二)北洋军与练兵处 |
| 1.庚子后北洋军的扩编与训练 |
| 2.设立练兵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1909-1911年的袁世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资料综述与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袁世凯开缺回籍前的北京政局 |
| 第一节 清廷中央人事的变动 |
| 一 清廷中央人事变动的简述 |
| 二 清廷重要人物关系的概述 |
| 第二节 清廷北洋军事的发展 |
| 一 北洋军队的发展 |
| 二 北洋袍泽的关系 |
| 第三章 袁世凯开缺回籍的原因及影响 |
| 第一节 开缺回籍原因 |
| 一 戊戌政变中的抉择 |
| 二 丙午官制改革中的利益争夺 |
| 第二节 开缺后的影响 |
| 第四章 袁世凯蛰居彰德期间的活动 |
| 第一节 罢官之后的家庭生活 |
| 一 构建姻亲关系 |
| 二 教育子女传承家风 |
| 三 蛰居作诗显露心志 |
| 第二节 兴办实业和公益事业凝聚北洋力量 |
| 一 建设启新洋灰厂 |
| 二 兴办京师自来水公司 |
| 三 经营百泉名胜 |
| 第三节 由蛰居书信探究袁氏的社会活动 |
| 一 罢官之初 闭门求安 |
| 二 广泛联系洞悉时局 |
| 三 化解政敌结成同盟 |
| 第五章 袁世凯东山再起的机遇及条件 |
| 第一节 东山再起的历史机遇 |
| 一 应召未出山 |
| 二 出山的过程 |
| 第二节 东山再起的基本条件 |
| 一 外因：有利的政治局面 |
| 二 内因：卓越的个人才能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王之春的中外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 选题缘由及其理论意义 |
| 1. 选题缘由 |
| 2. 选题理论意义 |
| (二)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
| 1.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
| 2. 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
| (三) 重点、难点、创新点 |
| 1. 重点 |
| 2. 难点 |
| 3. 创新点 |
| 一、王之春生平及其着述 |
| (一) 王之春生平 |
| (二) 王之春着述 |
| 二、王之春的外交活动 |
| (一) 中法战争阶段 |
| 1. 战时阶段——密谋南洋 |
| 2. 中法角力——中越边界划分 |
| (二) 甲午中日战争阶段 |
| 1. 出使俄、英、法、德 |
| 2. 法国外交“保台” |
| 三、王之春对清代中外关系的认识 |
| (一) 对清代中西关系的认识 |
| 1. 王之春对天主教的看法 |
| 2. 王之春的外交观 |
| 3. 王之春对中国与俄、英、法、美、德等国关系的认识 |
| 4. 王之春对鸦片战争相关问题的研究 |
| (二) 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认识 |
| 四、王之春的洋务思想 |
| (一) 王之春洋务思想的形成 |
| (二) 王之春洋务思想的内容 |
| 1. 西学中源论 |
| 2. 强国思想 |
| 3. 求富思想 |
| 4. 教育思想 |
| 5. 保民思想 |
| 五、王之春思想评析 |
| (一) 历史进步性 |
| 1. 积极学习西方 |
| 2. 爱国主义精神 |
| 3. 思想的兼容并包 |
| (二) 历史局限性 |
| 1. 坚持“以夷制夷” |
| 2. 对农民运动的仇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5）钦差与清代政治变迁（1644-18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问题意识 |
| 四、研究设想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代钦差的源流与清代的钦差 |
| 第一节 明代以前的“使” |
| 第二节 明代钦差的出现 |
| 一、明代对“钦差”一词的使用 |
| 二、明代的钦差 |
| 第三节 清代的钦差 |
| 一、清代的钦差 |
| 二、清代钦差的分类 |
| 三、《清实录》对钦差的记载 |
| 第四节 对钦差的各种称呼 |
| 第二章 钦差使团 |
| 第一节 钦差 |
| 一、钦差人数 |
| 二、钦差人选 |
| 三、钦差赴任的途径 |
| 四、续派钦差 |
| 第二节 科道官：“特殊”的钦差 |
| 第三节 满汉关系与钦差 |
| 第四节 钦差随员 |
| 一、随带司员的选择 |
| 二、随带司员的职责 |
| 三、钦差随带司员的升迁 |
| 四、嘉道时期对随带司员的管理 |
| 第五节 钦差及其随员的外围人员 |
| 一、家人 |
| 二、听命于钦差的地方官员 |
| 第三章 中央与地方关系视野下的钦差 |
| 第一节 派遣钦差的原因 |
| 一、案情重大 |
| 二、皇帝不信任地方官 |
| 三、地方官奏请派钦差,协助办理相关事宜 |
| 四、派遣钦差,表明皇帝的某种态度 |
| 第二节 不派钦差的原因 |
| 一、后任查办前任,毋庸回护 |
| 二、信息交流不畅通 |
| 三、不派钦差的实际考虑 |
| 第三节 钦差的权力 |
| 第四节 钦差参与地方事务 |
| 一、与钦差所办事务有关者 |
| 二、与钦差所办事务无关者 |
| 第五节 钦差和地方官的合作与冲突 |
| 一、钦差和地方官合作 |
| 二、钦差和地方官的冲突与矛盾化解 |
| 第四章 钦差办差的相关规定 |
| 第一节 保密 |
| 一、需要保密的事件 |
| 二、保密方式 |
| 三、保密与泄密 |
| 四、钦差秘密查访地方官 |
| 五、钦差和珅等查办李侍尧案中的保密问题 |
| 第二节 办差之供应 |
| 一、地方官对钦差的供应 |
| 二、钦差对地方官馈送的态度 |
| 三、地方官对钦差勒索的态度 |
| 四、清代对地方官馈送钦差的管理 |
| 五、供应钦差与地方负担之关系 |
| 第三节 钦差与回避制度 |
| 一、钦差与回避制度 |
| 二、嘉道时期钦差回避制度的窒碍难行 |
| 第四节 对钦差的奖惩 |
| 一、对钦差的奖励 |
| 二、对钦差的惩罚 |
| 第五章 清代钦差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钦差办差的内容 |
| 一、审理案件 |
| 二、查勘灾情、赈济灾害 |
| 三、办理河工 |
| 第二节 钦差关防的形成与流变 |
| 一、钦差关防的形成历程 |
| 二、钦差关防的管理 |
| 三、钦差关防的用途(以钦差大臣关防为例) |
| 第三节 钦差阅兵制度的形成与流变 |
| 一、乾隆九年之前的钦差阅兵 |
| 二、乾隆九年讷亲南巡阅兵与清代钦差阅兵制度的成立 |
| 三、钦差阅兵制度的不足 |
| 第四节 清代钦差出差的几个阶段性变化 |
| 一、钦差本职品级的变化 |
| 二、多次出差者人数的变化 |
| 三、“身家不清白”的钦差 |
| 四、钦差中的亲缘关系 |
| 五、续办事件 |
| 第六章 钦差与清代政治生活 |
| 第一节 钦差的作用 |
| 一、解决地方的某些具体问题 |
| 二、激励与震慑 |
| 三、钦差并没有阻止清朝的衰落 |
| 第二节 对钦差的评价 |
| 一、钦差本身的局限 |
| 二、地方行政依靠督抚而非钦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晚清小说中的革命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晚清小说中革命问题的概述 |
| 第一节 晚清小说中革命问题的发生 |
| 第二节 晚清小说中革命问题的特点 |
| 第二章 晚清小说中的假革命 |
| 第一节 晚清小说中的革命与投机 |
| 第二节 “新党”之习气 |
| 第三章 革命者和革命理想 |
| 第一节 晚清小说中的“女豪杰” |
| 第二节 晚清时期的“中国梦” |
| 第四章 真革命和假革命并存 |
| 第一节 晚清小说中的康梁问题 |
| 第二节 家庭革命与旧道德的崩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7）晚清军事文化变迁与军事技术进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军事文化领域的研究 |
| 1.3.2 军事技术哲学和军事技术史领域的研究 |
| 1.3.3 晚清史和中国近代化领域的研究 |
| 1.3.4 晚清军事近代化和军事技术近代化领域的研究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文化与军事文化 |
| 1.4.2 文化变迁与军事文化变迁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晚清军事环境文化变迁与军事技术主体结构的嬗变 |
| 2.1 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军事环境文化 |
| 2.2 晚清军事环境文化由重文轻武向重武轻文的变迁 |
| 2.2.1 清朝重文轻武传统的延续及其严重后果 |
| 2.2.2 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与军事环境文化变迁的契机 |
| 2.2.3 湘淮军的崛起与晚清军人社会地位的凸显 |
| 2.2.4 尚武思潮的兴起与重文轻武的矫枉过正 |
| 2.3 军事技术主体结构嬗变为军事技术进步提供智力支持 |
| 2.3.1 军事技术个体主体与晚清军事技术近代化的发轫 |
| 2.3.2 军事技术集团主体与近代军事工业的肇始 |
| 2.3.3 军事技术社会主体与晚清军事技术的深入发展 |
| 第三章 晚清军事思维文化变迁与军事技术发展方式的转型 |
| 3.1 鸦片战争前保守自大的军事思维文化 |
| 3.2 晚清军事思维文化由保守自大向有限开放的变迁 |
| 3.2.1 林则徐军事领域有限开放的积极探索 |
| 3.2.2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系统开放思维 |
| 3.2.3“中体西用”与晚清军事思维文化变迁的理论基础 |
| 3.3 军事技术发展方式由自力更进向跟踪模仿的转型 |
| 3.3.1 鸦片战争期间以岭南为中心的军事技术跟踪模仿 |
| 3.3.2 曾国藩：由自力更进向跟踪模仿的艰难转折 |
| 3.3.3 李鸿章：军事技术跟踪模仿的坚定践行者 |
| 3.3.4 有限开放后军事文化交流人员与晚清军事技术进步 |
| 3.3.5 跟踪模仿方式下武器装备质量的相对落后 |
| 第四章 晚清军事价值文化变迁与军事技术发展水平的改观 |
| 4.1 重道轻器的中国传统军事价值文化 |
| 4.2 晚清军事价值文化由重道轻器向重器轻道的变迁 |
| 4.2.1 西方坚船利炮震慑下重道轻器价值观的重新审视 |
| 4.2.2 内忧外患与军事技术重要价值的彰显 |
| 4.2.3 甲午战败与重道轻器价值观念的颠覆 |
| 4.3 军事技术的发展水平由陈旧简陋到单骑突进 |
| 4.3.1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军事技术的陈旧简陋概况 |
| 4.3.2 重器轻道观念下军事技术的优先发展 |
| 4.3.3 军事理论、军事战略发展的相形见绌 |
| 第五章 晚清军事战略文化变迁与军事技术发展策略的调整 |
| 5.1 重陆轻海的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文化 |
| 5.2 晚清军事战略文化由重陆轻海向海陆兼顾的变迁 |
| 5.2.1 禁海政策与清朝重陆轻海的变本加厉 |
| 5.2.2 近代海防意识的觉醒与海防战略地位的提升 |
| 5.2.3 攻防不对称律与晚清海防战略的反思 |
| 5.3 军事技术发展策略由差异发展到统筹发展 |
| 5.3.1 军事技术差异发展策略导致的水师装备的衰退 |
| 5.3.2 陆海兼顾战略下海军装备的跨越式发展 |
| 5.3.3 清末海军军事技术人才力量的成长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军事文化：影响军事变革与军事技术进步的深层因素 |
| 6.2 军事技术进步应在跟踪模仿与首创之间保持恰当的张力 |
| 6.3 军事技术自觉：推进军事变革和军事技术进步的基础 |
| 6.4 中国军事技术现代化之梦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8）中英（英中）关系与马来亚华人的身份认同 ——以宗教与侨务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分析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新视角 |
| 六、主要的概念与界定 |
| 七、论文结构 |
| 注释 |
| 第一章 宗教与认同政治 |
| 第一节 “现代性”语境之下的宗教与认同政治 |
| 第二节 “大一统”、“圣教”、“华夷之辨”：中国式的宗教与认同政治 |
| 第三节 东西方“民族主义”的不同思想来源 |
| 第四节 对“大一统”的“霸权意识”的批判 |
| 本章结语 |
| 注释 |
| 第二章 “大一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种观念在南洋的碰撞 |
| 第一节 “天朝弃民”：早期下南洋的华人先民 |
| 第二节 民间“圣教”在海外的实践：早期南洋的“认同政治”模式 |
| 第三节 当“耶稣”遇上“孔子”：基督教传教士来到南洋 |
| 本章结语 |
| 注释 |
| 第三章 大英帝国对马来亚华人的统治 |
| 第一节 大英帝国对华人秘密会党的镇压：大清官员看不到“刁民”的原因 |
| 第二节 “东方化”：早期英殖民官员眼中的华人秘密会党 |
| 第三节 “分化”和“驯化”：英国人的“分而治之” |
| 第四节 华人被资本主义“异化”：中英政府在海峡殖民地的博弈产物 |
| 本章结语 |
| 注释 |
| 第四章 晚清政府对马来亚华人的“圣教” |
| 第一节 “圣教南暨”：大清帝国收复“信仰失地”的最后努力 |
| 第二节 海珠屿大伯公：从“反清复明”的会党老大到“一品顶戴花翎” |
| 第三节 槟城极乐寺：妙莲住持“奉旨回山,护国佑民” |
| 第四节 槟城平章公所的关帝匾额：李鸿章附片的“遗泽” |
| 第五节 新加坡天后庙的匾额：曙海祥云、波靖南溟 |
| 第六节 尊孔运动与中文教育：“圣教南暨”留存至今的“活化石” |
| 第七节 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萌芽：清廷、保皇党和革命党的博弈产物 |
| 第八节 南洋华侨对大清政府的物质回馈：从“信仰”角度探讨 |
| 本章结语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英在南洋的博弈对后世“认同政治”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民党的“革命遗产”：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终极固化剂 |
| 第二节 马来民族主义的萌芽：英殖民者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
| 第三节 二战前后的重大事件对“马来亚认同”的冲击 |
| 第四节 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的认同问题 |
| 本章结语 |
| 注释 |
| 结语 |
| 注释 |
| 附录 |
| 参考书目及文献 |
| 后记 |
（9）晚清及民国初期山东籍海外侨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论文选题的由来 |
| （一） 选题的原因 |
| （二） 选题简介 |
| （三） 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 着作 |
| （二） 学术论文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时期的侨民政策 |
| 一、清朝初中期的华侨政策 |
| （一） 清初的海禁以及对华侨的敌视政策 |
| （二） 清朝中期的转变 |
| 二、晚清时期的华侨政策 |
| 三、民国时期的华侨政策 |
| 第二章 晚清时期的山东籍华侨 |
| 一、晚清时期的山东籍海外华工 |
| （一） 背景探析 |
| （二） 在俄国的山东籍华工 |
| （三） 南非华工 |
| 二、晚清时期的山东籍华商 |
| （一） 在朝鲜的山东籍华商 |
| （二） 在日本的山东籍华商 |
| 三、晚清时期山东籍留学生 |
| （一） 晚清时期山东籍赴日留学生 |
| （二） 赴美留学生 |
| （三） 欧洲留学生 |
| 第三章 民国初期的山东籍海外侨民 |
| 一、一战时期的山东华工 |
| （一） 参战背景 |
| （二） 华工在山东的招募情况 |
| （三） 华工在法工作情形 |
| （四） 华工的待遇 |
| （五） 华工的贡献 |
| （六） 欧战华工苏连元 |
| 二、民初时期山东籍华商 |
| （一） 民初朝鲜鲁商 |
| （二） 旅韩侨领秦裕光 |
| （三） 民初日本鲁商 |
| （四） 旅日鲁商丛良弼 |
| （五） 民初南洋鲁商 |
| 结语 |
| 附录一：外人眼中的鲁商——节选于王统照的《旅欧散记》 |
| 附录二：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段回忆 |
| 附录三：一战英招山东籍华工死亡名录（1917-1920）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致谢 |
（10）晚清中韩渔业纠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二章 《中朝通渔章程》缘起 |
| 第一节 中朝渔民通渔情况 |
| 第二节 前车之鉴：日朝渔案 |
| 第三章 1882-1894 袁世凯时期的交涉 |
| 第一节 妥善处理中朝渔案 |
| 第二节 批驳日本野心，拒绝签订《通渔章程》 |
| 第四章 1899-1905 短暂的平等外交时期的交涉 |
| 第五章 1906-1910 中日关系框架下的中韩交涉 |
| 第一节 远洋渔业团勒捐事件 |
| 第二节 《中韩通渔章程》的最后结果 |
| 第六章 结论及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清朝第一任出洋钦差是个美国人（论文参考文献）
- [1]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2]袁世凯与清末政局研究[D]. 张斌. 青岛大学, 2018(12)
- [3]1909-1911年的袁世凯研究[D]. 边笑非. 郑州大学, 2018(11)
- [4]王之春的中外关系研究[D]. 展忠宇.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5]钦差与清代政治变迁（1644-1850）[D]. 杨春君. 南开大学, 2014(04)
- [6]晚清小说中的革命问题[D]. 施慧玲. 苏州大学, 2014(11)
- [7]晚清军事文化变迁与军事技术进步[D]. 黄松平.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4(12)
- [8]中英（英中）关系与马来亚华人的身份认同 ——以宗教与侨务为视角[D]. 甘德政（KAM DE ZHENG）. 复旦大学, 2013(02)
- [9]晚清及民国初期山东籍海外侨民研究[D]. 罗艳艳. 山东师范大学, 2012(08)
- [10]晚清中韩渔业纠纷研究[D]. 彭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