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论文文献综述）
李建盛[1]（2021）在《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一个诠释学问题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诗》无达诂"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诠释学命题,多数论者结合和根据哲学诠释学或接受理论对它进行比较和阐释,特别突出强调"《诗》无达诂"的理解开放性和差异性维度,但忽视了这个命题的其他诠释学含义,存在着盲目对应比较、简单优劣评价以及随用意挪用的现象。这个命题包含丰富深刻的内容,可以做更深入全面的阐释;不能单纯从经学转变的历史考察"《诗》无达诂"的应用性经学阐释向"诗无达诂"的审美性诗学阐释的转变,而必须重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文本自觉和本体诗学的发展在这个转变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古代诠释学命题与现代诠释学理解既有某种"暗合"之处,也有诸多显着的差异,我们既要深入理解"《诗》无达诂"的中国阐释传统,也要完整地把握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逻辑,才能在差异性的中西比较阐释中实现某种诠释学的"视域融合"。
李会康[2]（2020）在《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文中认为本文从人文阐释体系的构建角度入手探讨董仲舒的经学阐释,说明董论中阐释载体与“大一统”的人文体系形成和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言说义理同安置各人文元素的节文场域如何对应,以对这一体系所试图揭示的“适宜”传承和探索路径进行描述。目的是为了揭示一些习以为常的经学阐释元素和理念的由来,以及在董仲舒所构建经学体系初期的形态。传统认为董仲舒作为“儒者宗”,使得景、武间儒家接替黄老之学而开始成为经学构建的主导学术流派是不证自明的史实。基于这一史实,本文借董仲舒“推阴阳”这种广阔的学术视角,对经学作为人文核心同自然的联系进行了深度发掘。“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天人感应”的体察方式并非董仲舒向壁虚构,“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人文阐释理念也不是汉初《春秋》学者突发奇想。这些理念同公羊学派所倡导“大一统”一样,都是人文传统自上代诗乐教化以来不断嬗递的结果。董仲舒的经学阐释不仅葆有了历代嬗递中的人文元素,也为其在当世人文实践中铺就了作用理路,实现了“乐”《诗》《春秋》等人文要素的转生。从今见可靠资料看,董仲舒是最早有意识对中介天地和人文的儒学领域进行整体系统化的大儒。在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经学阐释体系时,本文详细回顾了董仲舒所关注的“乐”、《诗》、《春秋》等形态。以董仲舒认定的物理、人情为入路,结合相关史实,梳理了“乐”在人文体系中浮现的过程。“乐”何以在董仲舒拟构的经学体系中占据基理位置,成为“六艺之科”得以在经学体系中安置的文化根基,是本文试图了解董仲舒经学阐释体系的入路。对“乐”文化所衍生的“乐语”及随后落成《诗》的具体形态和文化角色进行关注,可使董仲舒论中各“六艺之科”的经学意义更加明确。通过描述宗周教《诗》、儒门用《诗》同汉初诂《诗》的联系,可进而阐明“赋《诗》断章”同“《诗》无达诂”之间的深刻文化渊源。通过祭祀中“乐”同“言辞”的联系,可重新审视契刻符号同“语音”的结合在人文阐释中的历史性意义。进而可说明“文辞”为主要形态的《春秋》在接替诗乐的过程中如何保留“大一统”理念,并继承“鬼”“神”原始概念而生成“三统”“三世”的成熟义理。在汉初的文化建构中,陆贾、贾谊对《谷梁》《左传》阐释立场的偏用,已体现了《春秋》学所蕴含义理在人文构建中的巨大作用。至董仲舒时,《诗三百》作为训诂的直接担当,已经基本促成了新时代文辞意义的替新;同时,《十九章》的着成,使得《诗三百》成为完全脱离“音乐”的文辞体系,《春秋》之学作为人文阐释担当已成为时代必然。董仲舒作为《公羊》大师,充分发挥文辞的义理之长,对《春秋》这一义理场域进行了分化和再建构,使“无达辞”的阐释有了合理的去向,《春秋》也成为一个既在理论上自足,又同现世人文相通的阐释场域。“适宜”在人文中的积累明确产生了“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理论基础。
范小娟[3]（2019）在《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指出在西方文论界,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具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在中国“旅行”的30年间,国内的译介呈现了由隐到显的动态过程。从最初被“遮蔽”到经典地位的确立,多个维度的考评都映证了其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国内对布鲁姆的身份归属问题存在多重阐释。本文并不试图将其划入某一特定学派,而主张将其理论界定为修正主义批评理论。本文从布鲁姆理论在中国文论界影响最大的三个观点,即他的大文学观、误读理论和经典观入手,考察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布鲁姆文学观是一种大文学观,其在国内遭遇困境,但仍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误读理论在国内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同,产生了变异的诸种形式,形成“中国化”的误读理论;以审美和精英主义为立场的经典观在国内形成了顺向阐释与逆向思考的双向并行,实现了中国文论的扩充,并对外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延伸性影响。以上理论在中国的不同境遇源于深层次的文化动因。一方面,这是接受者根据中国本土语境的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环境使学界回避或排斥布鲁姆以宗教、理论、文学的同质互渗为基础的大文学观,而误读理论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契合、经典观背后的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相通则是促成两者经久不衰的深层动因。另外,接受主体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也主导着接受的程度。误读理论、经典观与国内学者“前理解”中传统文论与批评的积淀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沟通,理论的相通或趋同促成了视域的融合。而大文学观的跨学科性与其中渗透的宗教背景远远超越了学界的“期待视野”,大文学观的“受阻”势所必然。统观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可以检视整个西方文论接受中的“得”与“失”。从根本上说,对布鲁姆的接受是以建设中国文论为宗旨的,这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阶段和诉求相关。在这一语境下,国内接受布鲁姆的全过程都显现了本土意识的在场:接受中的多元化阐释是对文本“召唤结构”的填补,也是对布鲁姆“本土化”的建构,体现了接受者与文本积极的交互作用。因此,现有的大部分接受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布鲁姆在中国的接受仍然存在着某种错位。表现为研究趋于定型化简单化、普遍主义倾向、现实针对性的缺乏等。针对诸种错位,应当通过强化批判意识、西方文论的“还原与语境化”等现实策略实现理论的修正与重构,引导接受者以理性平等的姿态、以对话沟通为目的进行接受和研究,形成良性并有益于中国文论的接受活动。
张晶,刘璇[4]（2019）在《中西文学接受思想的异曲同工——“诗无达诂”说与接受美学理论的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董仲舒"诗无达诂"的诗学阐释理念是他在解释《诗》《春秋》的实践中总结出的重要诗学命题。"诗无达诂"一说常常被视为一种审美接受差异,这在无形之中与西方接受美学观点有了不谋而合之处。西方接受美学是在汲取了阐释学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打破了此前将文学研究的重心集中到作家或者作品本身的局限,强调文学活动的整体性与动态性。对"诗无达诂"说与西方接受美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两种文学接受思想的本质差异与通约之处,并实现两者跨越自身文化体系的沟通与交流。
李有光[5]（2017）在《中国诗学“从变”与“从义”阐释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从解释学的视域看,董仲舒的"从变从义"论可以说是中国诗学合法诠释实践的指导思想,正如他的"《诗》无达诂"话语经常被作为中国诗学多元解释论的总纲一样。始自汉儒或美或刺的比附说《诗》在中国诗学解释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自宋开启怀疑《诗序》政教说《诗》之合理性,倡导"以《诗》解《诗》"而不是"以《序》解《诗》"以来,董氏的"从变从义"阐释思想就一直在既不"离《诗》",亦不"执《诗》"的诗歌解释实践中被贯彻和坐实。
李有光[6]（2016）在《不离《诗》 亦不执《诗》——中国诗学“合法诠释”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宋开启怀疑《诗序》政教说《诗》之合理、有效性以来,历代都有学者不断发起对汉儒任意穿凿之诠释方法的批评。而且,对过度诠释《诗经》的警惕之心也推延至一般的诗歌文本,这使得董仲舒的"从变从义"论能够在普通的诗歌理解与阐释中被具体坐实。换言之,过于"从变",就极易穿凿附会而失之妄;但过于"从义",又会因胶柱鼓瑟而失之固。明乎此,在对诗歌文本的合法诠释过程中,中国诗学就会更加坚持"从变"和"从义"的辩证统一、相互制衡的关系。
杨曼[7]（2016）在《“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理论之比较》文中指出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家的重要代表,他针对《诗》学研究提出了“《诗》无达诂”的解经原则,由于这一原则触及到文学释义活动的本质规律,于是在后世文人的不断深化发展下渐渐演化为“诗无达诂”说,成为我国释义理论的重要命题之一。伽达默尔作为西方诠释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其阐释理论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对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学诠释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在内涵方面存在着很多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根植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中,分别承载着各自特殊的文化心理,又表现出一定的相异性。文章首先在全面梳理及分析“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学两大释义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探究这两种理论关于读者与文本阐述的共通之处;其次深入挖掘二者在理论内涵实质、文本意义生成方式及追求目标方面的差异性;最后在二者差异性的基础上从哲学、思维、文化等方面探析造成差异的本质原因。对“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理论的比较分析,一方面,有助于以伽达默尔阐释理论体系为参照重建我国释义诗学;另一方面,在比较的基础上彰显我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以弥补伽达默尔乃至西方释义理论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李有光[8]（2012）在《“《诗》无达诂”及其出生时域和场域探赜》文中研究指明既然由于文献缺损而导致无法准确定论,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诗》无达诂"的出生时域上将问题复杂化。重要的是"诗无达诂"的真实意蕴和理论取向,以及生成这一话语的前代积淀和后代影响。因此,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我们姑且将董仲舒定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总结者和提出者,而将先秦时期的相关理论和活动作为董氏思想的前理解史,将后代的不同称引和表述作为该命题的效果史。此外,《诗》作为文学的身份和特质在后代的渐次张显,中国古代《诗经》学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诗学以《诗》论诗的悠久传统,所有这些都注定了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从经学场域到文学场域的转变。
刘明华,张金梅[9]（2012）在《“《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文中研究表明"《春秋》无达辞"和"《诗》无达诂"都源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精华第五》。从董氏提出"《诗》无达诂"的思想和《春秋繁露》27处征引《诗经》说事的实际来看,其核心思想却是由《春秋》"微言大义"衍生的,并与其有着十分密切的通约性。"断章取义"是"《春秋》无通义"和"《诗》无达诂"的思想渊源;"从变从义"是"《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的阐释准则;而"察外见内"与"以意逆志"则在释义方式上使"《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相互融通。
张广奎,李燕霞[10]（2010）在《“诗无达诂”的艾柯诠释学思考》文中认为在中国传统的文艺鉴赏中,人们常用"诗无达诂"的原则来看待审美的差异问题。因此,如何准确把握作品的这种开放性也就成了诠释者永恒的追求。通过中国传统的"诗无达诂"诠释学理论与西方诠释学家艾柯关于"开放的作品"的印证,以威廉·布莱克《天真的预言》中译本为例,探讨了"诗无达诂"诠释论的开放性对诗歌鉴赏与翻译的意义。
二、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1）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一个诠释学问题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一、“《诗》无达诂”的诠释学维度 |
| 二、从“《诗》无达诂”的应用性理解到“诗无达诂”的诗学阐释 |
| 三、“《诗》无达诂”或“诗无达诂”与诠释学理解之比较 |
（2）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背景与相关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 |
| 第一章 辅乐与和乐:宗周用《诗》的本能与可能 |
| 第一节 音声之域与和乐之宜 |
| 第二节 人声的出位与人情的探进 |
| 小结 |
| 第二章 采诗与赋诗:儒门说《诗》的前奏与协奏 |
| 第一节 官学《诗》教与专对表意 |
| 第二节 子学诗教与授受说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诗赋与辞赋:楚地用《诗》的摹象与习玩 |
| 第一节 诗境的移用与共用 |
| 第二节 骚体的借位与还释 |
| 小结 |
| 第四章 失位与变位:董子阐《诗》的脱乐和史化 |
| 第一节 乐的缺位与一统的缓冲 |
| 第二节 《诗》的补位与新乐的酝酿 |
| 小结 |
| 第五章 替生与共生:“乐语”与“文辞”的交接 |
| 第一节 祀典的生成与“春秋”的实践 |
| 第二节 “五行”替“乐”与《春秋》接《诗》 |
| 小结 |
| 第六章 《春秋》学的义理与“无达辞”的节文 |
| 第一节 《谷梁》《左氏》的立场与《春秋》为用 |
| 第二节 董仲舒用《公羊》及其对《春秋》阐释场域的建构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3）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思路、方法与难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拟突破的难点 |
| 1.3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 |
| 1.3.1 接受反应文论概述 |
| 1.3.2 “旅行中的理论” |
| 2 布鲁姆在中国的译介与文化定位 |
| 2.1 布鲁姆在中国的译介 |
| 2.1.1 译介的动态过程 |
| 2.1.2 译者的评论 |
| 2.2 布鲁姆在中国的文化地位 |
| 2.2.1 布鲁姆在中国的影响 |
| 2.2.2 经典地位的确立 |
| 2.3 布鲁姆在中国的多重身份阐释 |
| 2.3.1 主流:耶鲁学派的一员大将 |
| 2.3.2 自我定义:美国式犹太知识分子 |
| 2.3.3 其他多元身份的界定与争论 |
| 2.3.4 “影响的焦虑”症患者——修正主义文学批评 |
| 3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的接受困境 |
| 3.1 布鲁姆的文学观念 |
| 3.1.1 大文学观——宗教、理论与文学同质 |
| 3.1.2 犹太宗教观对文学的渗透——卡巴拉主义和诺斯替精神 |
| 3.2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遭遇困境 |
| 3.2.1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受阻” |
| 3.2.2 少数学者对布鲁姆大文学观的关注与认同 |
| 3.3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遇冷”的原因解析 |
| 4 布鲁姆误读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反思 |
| 4.1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 |
| 4.1.1 影响—误读理论的主旨 |
| 4.1.2 创造性误读:六个修正比 |
| 4.1.3 布鲁姆对误读理论的修正 |
| 4.2 误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4.2.1 中国学界对误读理论的认同及“误读” |
| 4.2.2 误读理论在中国发生的变异 |
| 4.3 中国接受误读理论的文化语境 |
| 4.3.1 理论相通导致的视域融合 |
| 4.3.2 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相契合 |
| 5 布鲁姆经典观与中国当代文论的交汇 |
| 5.1 布鲁姆的经典观 |
| 5.1.1 审美立场:对审美性文学的坚守和扞卫 |
| 5.1.2 精英主义立场——关于“强者”的理论 |
| 5.1.3 经典的中心:莎士比亚 |
| 5.2 布鲁姆经典观在中国的境遇 |
| 5.2.1 中国学界对经典观的顺向阐释 |
| 5.2.2 中国学界对经典观的逆向思考 |
| 5.2.3 布鲁姆经典观影响之下中国文论的扩充 |
| 5.2.4 布鲁姆经典观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延伸性影响 |
| 5.3 中国接受经典观的文化动因 |
| 5.3.1 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承袭性与相通性 |
| 5.3.2 理论趋同 |
| 6 中国当代文论在布鲁姆理论接受中的在场与错位 |
| 6.1 本土意识的在场 |
| 6.1.1 中国文论界的期待视野:建设中国文论 |
| 6.1.2 本土意识贯穿接受的全过程 |
| 6.2 接受中的错位及现实策略 |
| 6.2.1 接受中的错位 |
| 6.2.2 应对的现实策略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中西文学接受思想的异曲同工——“诗无达诂”说与接受美学理论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一、董仲舒“《诗》无达诂”思想的提出及其审美接受历程 |
| (一) “《诗》无达诂”与“《诗》无通古” |
| (二) 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的转化 |
| 二、“诗无达诂”说与接受美学理论的异质性 |
| (一) 解经方法与文学理论 |
| (二) 接受者的权利与限制 |
| 三、“诗无达诂”说与接受美学理论的可通约性 |
| (一) 作品与读者的互动 |
| (二) 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现象 |
| 四、瑕瑜互见中的互相阐释 |
| 结语 |
（5）中国诗学“从变”与“从义”阐释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6）不离《诗》 亦不执《诗》——中国诗学“合法诠释”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7）“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理论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一章“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理论 |
| 第一节“诗无达诂”说 |
| 一、“从变” |
| 二、“从义” |
| 第二节 伽达默尔阐释理论 |
| 一、“前见” |
| 二、“效果历史” |
| 三、“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
| 第二章“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理论的异同 |
| 第一节“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理论的共通性 |
| 一、文本的开放性与动态性 |
| 二、读者的历史性与主体性 |
| 三、文本与读者的相互关系 |
| 第二节“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理论的差异性 |
| 一、从变从义与填补空位：内涵实质相异 |
| 二、循环发展与线性发展：生成方式相异 |
| 三、道德伦理与本真意义：追求目标相异 |
| 第三章“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理论产生差异的原因 |
| 第一节 认识论差异 |
| 第二节 思维方式差异 |
| 第三节 人本观念差异 |
| 第四节 哲学追求差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8）“《诗》无达诂”及其出生时域和场域探赜（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9）“《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断章取义”:“《春秋》无通义”与“《诗》无达诂” |
| 二、“从变从义”:微言大义与定向阐释 |
| 三、释义方式:“察外见内”与“以意逆志” |
（10）“诗无达诂”的艾柯诠释学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诗无达诂”探源 |
| 二、诗无达诂与诠释学的默契 |
| (一)艾柯诠释学与开放的作品 |
| (二)“诗无达诂”的诠释学意义 |
| (三)诠释与诗歌鉴赏 |
| 三、结语 |
四、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论文参考文献）
- [1]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一个诠释学问题的探讨[J]. 李建盛.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D]. 李会康.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5)
- [3]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范小娟. 浙江大学, 2019(07)
- [4]中西文学接受思想的异曲同工——“诗无达诂”说与接受美学理论的比较[J]. 张晶,刘璇. 学习与探索, 2019(02)
- [5]中国诗学“从变”与“从义”阐释思想研究[J]. 李有光. 河南社会科学, 2017(09)
- [6]不离《诗》 亦不执《诗》——中国诗学“合法诠释”思想研究[J]. 李有光. 华中学术, 2016(04)
- [7]“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理论之比较[D]. 杨曼. 云南师范大学, 2016(02)
- [8]“《诗》无达诂”及其出生时域和场域探赜[J]. 李有光.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1)
- [9]“《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J]. 刘明华,张金梅. 社会科学战线, 2012(01)
- [10]“诗无达诂”的艾柯诠释学思考[J]. 张广奎,李燕霞.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6)